历史中的革命与救赎
——《历史哲学论纲》中的“新天使”与本雅明

葛行路 罗松涛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100875)

历史中的革命与救赎
——《历史哲学论纲》中的“新天使”与本雅明

葛行路 罗松涛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100875)

本雅明在西方知识界一直身份暧昧，其身上最突出的矛盾便是神学和马克思主义，其遗著《历史哲学论纲》中“新天使”这一著名意象则是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通过将救赎概念接入历史唯物主义，本雅明弥合了现实与革命间的断裂，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也达成了弥赛亚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双重身份的统一。应当将本雅明看作欧洲旧式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所占据的全部立场都是为了捍卫他所认同的那种生活。

本雅明；弥赛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革命；救赎

本雅明一直是西语世界最富争议的作者之一。1955年阿多诺和朔勒姆合作编辑并出版了本雅明的两卷本《文集》，1968年，阿伦特编辑了《启迪》文选，这是本雅明的文集第一次以英文形式面世。在这之后，生前籍籍无名的本雅明在死后于西方声名鹊起，身后之名似乎是那些无法归类的作者的命运，关于他的身后之名，阿伦特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他博学多闻，但不是学者；他所涉题目包括文本和诠释，但不是语文学家，他不甚倾心宗教却热衷于神学及文本至上的神学诠释方式，但他不是神学家，对《圣经》也无偏好；他天生是作家，但他最大的雄心是写一部完全由引语组成的著作；他是第一个翻译普鲁斯特和圣约翰帕斯的德国人，此前还译了波德莱尔的《巴黎景致》，但他绝不是翻译家；他写书评，写论述在世和过世作家的文章，但他绝不是文学批评家；他写了一部论德国巴洛克戏剧的著作，留下一部未完成的19世纪法国的浩大研究，但他不是历史学家，不是文学或别的什么史家。我将力求说明他诗意的思考，但他既不是诗人也不是哲学家”[1]23-24。

本雅明究竟是谁？他的身份暧昧不清，他在他的多重写作经验中犹疑不定，他身上矛盾重重，而他身上最引人争议的两个身份则是神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生前的好友朔勒姆认为他身上有一种“对某类精神事物的献身意念，仿佛一个受困于另一世界的抄经者，动身跋涉苦寻他的经文”，在本雅明作品中时常表现出来的那种神学思想，让朔勒姆相信他是一位放逐凡间的神学家；他后期思想中的辩证法的转向则被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敏锐地捕捉到，因此阿多诺用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去框架本雅明写作中的游移与暧昧，他声称本雅明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把他安置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圣殿中。神学家？马克思主义者？这似乎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然而它们何以在本雅明身上达成统一？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对本雅明的研究一直是西语世界的热门。与本雅明复杂的身份烙印相对应的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以朔勒姆为代表的犹太思想家着重从犹太教神学出发阐释本雅明的思想，而已阿多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则注重对本雅明思想的世俗化解释，将本雅明的理论带回到唯物主义哲学的视野中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本雅明也进入了我国学界研究的视野中，在美学、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多个领域都已有显著的研究成果。本文着重关注本雅明的“身份”，试图通过对本雅明在1940年写作的最后一部著作《历史哲学论纲》的分析，围绕其中“新天使”的意象，着力探讨本雅明式的历史唯物主义，梳理其与弥赛亚主义的关系，并尝试对本雅明神学家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双重矛盾身份做出解释。

一、革命的新天使

《历史哲学论纲》一书是本雅明的遗著，共分18节，是本雅明历史哲学的集中体现，他在《论纲》中对历史主义进行了批判，并对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做出了修正，在第9节中，他对新天使的那段描述颇负盛名：

“保罗·克利的《新天使》画的是一个天使看上去正要从他入神地注视的事物旁离去。他凝视着前方，他的嘴微张，他的翅膀展开了。人们就是这样描绘历史天使的。他的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堆积着尸骸，将它们抛弃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它猛烈地吹击着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无法把它们收拢。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1]270

在这一段文字中，本雅明直接使用“历史天使”作为意象，借指历史唯物主义者，将神学与历史哲学间相互嵌入。历史天使的“脸朝着过去”，在人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一场单一的灾难”，“认为是一连串事件”这无疑指的是历史主义。历史主义的历史观是一种前后连续、平滑一致的线性历史观，在历史的不同时间点中建立起因果关系，将历史视作“过去—现在—未来”的连续统一体，有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在时间中自由展开，塑造了一段从开端迈向终点的列车进程，只有少数的几个“史诗时刻”是列车中途停留的站点，而历史的整体性和丰富性在这种历史主义的建构中被碎片化，只留下一连串由碎片串成的事件。而在这种碎片化的线性构造里，一切都被删繁就简，历史中的罪恶被淡化了，留下一座座丰碑，好似列车永远向前，给人以驶向春天的幻觉，这辆列车上的人们也一起被遗忘了，他们的尸骸堆积在轨道的两旁，无人收拾。

历史主义的历史观无疑是一种胜利者的历史观，“要是我们追问历史主义信徒的移情是寄予谁的，我们就能更清晰地认识那种悲哀的本质。问题的答案是不可避免的：寄予胜利者”[1]268。历史主义的书写者们同时也是历史的统治者，他们都是他们之前的征服者们的后裔，“登上胜利宝座的人在凯旋的行列中入主这个时代，当下的统治者正从匍匐在他脚下的被征服者身上踏过。按照传统做法，战利品也由凯旋队伍携带着。这些战利品被成为文化财富”[1]268。统治者们以文化财富的名义掩盖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残暴，试图使人们相信正是靠着那些有伟大心灵和天才的人们的心血才换取到了胜利的果实，而与他们同时代的无名者的辛劳被掩盖，拿破仑固然比阿尔卑斯更高，然而身后十万法兰西士兵谁人能记？历史主义以胜利者的名义将历史编纂成一份个人传记，高举胜利的旗帜插上无名者的尸体，一切大好，人类在历史中高歌猛进，那些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野蛮实录被篡改，树立起的是座座丰碑。

被这种“进步”的历史观所压迫最深的正是无产阶级，正是那些被奴役的无名者。历史天使，也就是本雅明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所要反对的正是这一种历史观，他要对每一个胜利加以质疑，因此他看到的只是“一场灾难”，灾难的废墟上堆积无数尸骸，文明的另一面正是隐而不昭的残暴，他想要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历史天使尝试着将死者救赎。在历史主义的叙述中，以进步为名的线性进程将历史的整体性撕碎为一块块碎片，而本雅明试图通过这些碎片还原历史的整体性，这里的碎片展现出了本雅明早年受“单子论”影响的痕迹。在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中，每一个单子都是一个独立的实体，都具有表象一切事物的能力。本雅明要利用这些碎片，打破历史时间的连续整体，将历史从线性的时间进程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碎片化的历史客体作为辩证意象以赋予它生命。这样，各种历史客体被重新装配在一个星丛之中，组成一个辩证意象的全景。在这个辩证意象上，时间已经停顿，这一刹那，过去与现在的时刻在星丛中闪过，历史客体的“曾在”与“现在”交相辉映，“曾在”通过“现在”展现，在“现在”再生，每一个“现在”都被赋予了“曾在”的意义，并被“曾在”所充实。在这种辩证图景下，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曾在”与“现在”、历史与当下、前历史与后历史之间冲突、交互作用的场域，于是历史的整体性得以在这种辩证意象的图景下得以重塑，而这也正是本雅明式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本雅明也正是通过这种辩证意象的观念塑造了他的革命观。

在辩证意象观念的基础上，本雅明将革命视作历史的“急刹车”，而非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前进的火车头。革命将打破历史的常态，将原先均质统一的历史爆破，打破历史的连续统一体是革命阶级的任务，“把一个特别的时代从同质的历史进程中剥离出来，把一种特别的生活从那个时代中剥离出来，把一篇特别的作品从一生的著述中剥离出来”[1]275。他说革命正是历史在空旷天空下的跳跃，从而“伟大的革命引进了一个新的年历”[1]274，一个崭新的、每一个时刻都表征着历史的整体的辩证时代，一个无名者不再受统治者压迫的大同社会，在革命的爆破之后，终将到来。

二、政治弥赛亚主义的跳跃

本雅明通过辩证意象支撑起了他的革命论的主体，以反对进步的观念，这种进步的观念，不仅在历史中体现，也在当下，在本雅明的时代延续。进步，不仅是过去，也是现实。

这种进步首先表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之中，体现为社民党的“庸俗马克思主义”，他们为“进步”这一概念创造了超出现实的教条主义的宣传，他们描绘的“进步首先是人类自身的进步(而不仅是人的能力和知识的增进)。其次，它是一种无止境的事物，与人类无限的完美性相一致。第三，它是不可抗拒的，它自动开辟一条直线的或螺旋的进程”[1]273。社民党一方面相信历史永远向前，人类社会就像达尔文进化论下的自然界一样，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到来，陷入了一种机会主义和机械主义的历史观之中，另一方面他们又满足于以技术为主导的劳动所带来的物质满足，倡导一种“经济决定论”，一种庸俗的历史主义的观念延续下来取代了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这正是历史天使，正是本雅明所反对的。而更严重的是，在这种进步观念之下，法西斯主义有机可乘，在人类历史的紧急时刻上，德国社民党却在进步的名义下把它的崛起看作是“一种历史的常态”[1]269，这正是历史天使所看到的那一场灾难，它从历史的线性统一体中延续下来，一直延续到了本雅明的时代。到了二战正式爆发，苏德瓜分波兰，本雅明曾经寄寓了无限希望的苏联也最终背叛了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了历史这场不断衰落的进步中的同谋者，“法西斯主义的反对派曾把希望寄托在一些政治家身上，但这些政治家却卑躬屈膝，随波逐流，以背叛自己的事业承认了失败”[1]270，面对这样的历史，这样的现实，进步主义下的废墟越堆越高，透过历史当下的堕落与荒凉，本雅明的心中只有沉痛。而面对这样的历史与现实，让人不禁要问的是，本雅明所期待的那种革命真的有可能实现吗？

在本雅明所理解的革命与现实之间存在一种背反，存在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断裂，他所认识到的现实并不足以成为产生他所期待的革命的“生存的物质条件”，那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坏的年代，世界大战、大屠杀、集中营、纳粹、极权政治，在这样的现实中，本雅明所期望的推翻一切过往、重塑历史、打开未来的无限可能性的革命真的有可能发生吗？于是，本雅明在历史的当下与不可实现的革命间，引入了救赎的观念，当本雅明说“在现实中，没有哪一刻不带有自己的革命的机遇”时，与其说是对现实的分析，不如说是一种无力的宣告，宣称尽管现实中困难障碍重重，救赎依然指日可待。所谓“一种在历史空旷天空下的跳跃”，“马克思用以理解革命的辩证的跳跃”绝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辩证，也不是马克思理解革命的方式，因为对马克思来说，并不存在一种空旷的历史，历史是“每一代新人所采取的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因此是个体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2]330。而本雅明的革命观念由于缺少这种历史、现实的依凭，因此只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跳跃，他从历史的这一端直接跳跃的无产阶级革命完成的那一端，而这种跳跃何以完成，他却语焉不详。他事实上没有说出任何东西，他只是描述了这种跳跃本身，以及跳跃之后的一切，却没有教我们要如何跳跃；在这里，真正支撑本雅明的跳跃完成的东西，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希望已经用尽之处，是一种弥赛亚主义的力量，“时间的每一秒都是一道弥赛亚可能进来的窄门”，这种弥赛亚主义通过一种神学的信念被焊接到断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两段之间，但这种弥赛亚又不仅是犹太教意义上的弥赛亚，本雅明相信“过去随身带着一份时间的清单，它通过这份时间的清单而被托付给赎救。过去的人与活着的人之间有一个秘密协议。我们的到来在尘世的期待之中。同前辈一样，我们也被赋予了一点微弱的救世主的力量”[1]266，这是本雅明意义上的弥赛亚，他所关注的弥赛亚潜能完全是内在的，而不依赖于意外出现的救星。通过这种焊接，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得以在弥赛亚的概念范围内保存，无产阶级的存在得以在弥赛亚的时代范围内延续，阶级斗争也得以在弥赛亚的力量范围内被允许，革命有如弥赛亚，终将会到来，在希望耗尽之处，希望又重新产生，“在历史理性范式的废墟当中，希望作为历史的范畴在延续着自身”[3]19，无产阶级社会的拂晓与弥赛亚的降临间的界限变得“多孔”而模糊不清，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张弥赛亚的脸庞，最后的审判与人类大同一起实现，恶人受罚，善人永生，在遥远的历史的那一端，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随时可以被装配出来，即使这个社会在当下依然还没有踪影。通过这种弥赛亚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联合，“乌托邦不再被理解为对理想必然以历史神话的方式来临的信念，透过救赎的范畴，它作为时刻都可能来临的模式重新闪现出来”[3]19。救赎与革命在本雅明的历史哲学中得到统一，神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双重身份也得以在本雅明身上统一，这种统一所依靠所凭借的，与其说是一个哲学家的严谨，不如说是一个文人的情怀。

在《历史哲学论纲》第9节的最后，历史的天使最终还是被风暴无可抗拒的“刮向了他背对着的那个未来”，这场风暴的名字正叫作进步。在本雅明的故事最后，本雅明没有走向革命，也没有谁来救赎他，他选择自我了结，他所谓的革命，那种对历史的爆破和急刹车，终归只是空旷天空下的一个跳跃，没有结果，也不会有结果。

1940年巴黎沦陷后，本雅明流亡到西班牙，在翻越边境时被拘留，当夜他服毒自杀。在本雅明死后第二天，边境开放，此前同行的人顺利通过，本雅明则留在那个边陲小镇，越过边界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本雅明如同保罗·克利的“新天使”，从他正凝神注视的事物旁离去，回望巴黎，回望欧洲，他看到一连串的灾难的发生，他曾试图用他的写作唤醒死者，“进步”的力量却像大风猛烈吹到他的翅膀上，他的眼前只剩直逼天际的断壁残垣，如历史上所有的时间一样，救赎已不可能。然而，他的死亡就像一个隐喻，如同他所描写的“革命”，爆破了历史的连续统一体，使弥赛亚通过时间的窄门完成“救赎”的使命，这正是一个弥赛亚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无奈，那些历史的受害者们、那些时间中的浪迹者们，借着本雅明的“爆破”通过了一个难以通过的边界，跳跃到了历史的那一端，历史仍然充满希望，而他自己则是绝望的，他停顿并静止在历史的这一头，深深地回望巴黎，回望他十九世纪的故都。

三、历史与知识分子

本雅明在空旷天空下的跳跃使得他最终区别于历史唯物主义者，对于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而言，只要现实的条件充分，历史的辩证法必然会将历史中的受压迫者们带向一个胜利的结局，但本雅明的“革命”似乎并不关心现实的物质条件。对本雅明来说，与其将历史视作是记录唯物主义的辩证运动的日志，不如将其看成是那永无止境的线性运动与突然闪现的无尽可能——“救赎”的战场，而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通过从过往的历史中抽取出全新的部分来促成这一“救赎”，这也正是本雅明意义上的革命性的历史观念。历史的革命全赖于当下，“这一当下正是末日审判的场所”[3]136，对当下的把握将改写过去，也能创造未来，也就是说，重塑历史。因此，本雅明弥赛亚式的希望并非全然无望，他将希望寄托于知识分子对于历史的重新书写，完成对历史的革命与救赎，那弥赛亚式的希望是“一种极端的清醒态度，一种揭示时刻都让我们看到新鲜事物之‘革命力量’的能力”[3]138，正是这样的清醒，使本雅明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绝望。

20世纪以来的一百年见证了太多的天启，不仅有本雅明时代的奥斯维辛，还有古格拉群岛，我们已经看到原子弹、核爆炸，也见证了恐怖主义、宗教仇杀，从纳粹到苏联，从广岛、越南到纽约、巴黎，这是一个厌倦了光怪陆离的末世论政治的时代，对于那种可以通过世俗政治途径从而实现千年王国的理想我们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4]3。而站在历史的那一端的本雅明，面对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崩溃感，依然以一种清醒的笔触，试图去认识并达到那种超越绝望的希望。也有些人将本雅明与后现代主义相连，认为本雅明对历史主义的进步史观的批判和爆破有如后现代式的解构，然而这并不正确。本雅明并不属于后现代，诉说他与后现代性的姻亲关系的人没有看到的正是本雅明身上那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在一个没有希望的年代，本雅明以一种悖论式的思想疾声高呼，要求改变现实，爆破时间，打破一种在进步之名下永恒的均质流淌、因果循环的线性历史，对于革命发出声嘶力竭的呼唤，对过往的一切进行审判。在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中有这样一句话，正合于用来形容本雅明，“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在现在与未来之间架设桥梁的概念；它不作许诺，不指示成功，它仍然是否定的。它要仍然忠实于那些不抱希望，已经和并还在献身于大拒绝的人们。在法西斯时代之初，本雅明曾写道：‘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里我们’。”[5]203

某种意义上，阿伦特是对的，本雅明是独一无二的，神学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只是本雅明所利用的众多方法论中的一个，他并不关心这些东西的背景，他真正关心的是他所想要实现的正义，他所真正要捍卫的是他心中的那个属于旧式文人的乌托邦式的理想。苏珊·桑塔格说，“本雅明激情满怀，但也是以反讽姿态让自己站在十字路口。对他来讲，重要的是使自己众多的‘立场’呈开放状态：神学的，超现实主义的，美学的，共产主义的，等等。一种立场更正另一种立场；这些立场他全需要。决定当然有可能打破这些立场之间的平衡，态度犹豫不决又使一切保持原位”[6]132，他将占据这些所有的“立场”，以他所理解的正义去捍卫他所认同的生活。

20世纪前半叶是一个混乱纷纭的时代，旧世界的帷幕已经落下，而新世界的曙光尚未到达，面对光怪陆离又风云变幻的现实，思想者们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寻找可供筑就新生活的材料。本雅明也拾起了一块又一块的瓦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超现实主义的，然而这些瓦砾都无力于为他建造起通达于新旧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因为，对他来说，这些瓦砾绝不仅仅是用以组织思想的片段，而正是他所梦想的那种生活的遗蜕，于是他被永远地留在了旧时代里。诚如理查德·沃林所言，“本雅明应当被看作20世纪的一个时代的错误，一个正在消失的物种，即真正的欧洲文人的最后代表，对这些真正的文人来说，哲学和文学不是简单的室内游戏，也不仅仅是关注的焦点，而就是生活的理由。”[4]2

[1]汉娜·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M].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2]郭军，曹雷雨.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3]斯台凡·摩西.历史的天使[M].梁展，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4]理查德·沃林.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M].吴勇立，张亮，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5]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6]苏珊·桑塔格.在土星的标志下[M].姚君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7]G·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M].朱刘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8]罗松涛：《论历史概念》:历史的辩证意象——兼论本雅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56-62.

Abstract：Benjamin, an ambiguous figure in western intelligentsia, exhibits in his thought his most promin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ology and Marxism. The eminent image of “new angel” in his monographThesisonthePhilosophyofHistoryis the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this contradiction. By connecting the concept of salvation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enjamin bridges the gap between reality and revolution, completes the ideal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achieves the unity of the dual identities of Messiah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ts. Benjamin is expected to be regarded as the typical of the old European intellectuals and all his stands are to defend the kind of life he agrees to.

Keywords：Benjamin; Messian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volution; salvation

(责任编辑林东明)

RevolutionandSalvationinHistory——Benjamin and “New Angel” inThesisonthePhilosophyofHistory

Ge Xinglu Luo Songtao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B507

A

1008-293X(2017)04-0022-06

10.16169/j.issn.1008-293x.s.2017.04.004

2017-04-29

葛行路(1995- )，男，浙江绍兴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2014级学生。 罗松涛(1979- )，男，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