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廉洁自律从政实践的理论思考

熊 飞

（韶关学院 文学院， 广东 韶关 512005）

张九龄廉洁自律从政实践的理论思考

熊 飞

（韶关学院 文学院， 广东 韶关 512005）

唐代名相张九龄为官执政贤明正直、廉洁自律，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从灵魂深处彻底解决了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

张九龄；从政；廉洁自律

韶关历史名人张九龄是我国唐朝一位“动为苍生谋”的有才华、有胆识的政治家，是继宰相张说之后辅佐唐玄宗续写“开元之治”的贤相之一。张九龄在朝为官，一贯贤明正直、廉洁自律，特别是为相期间，表现尤为突出。

宋代大文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很注意对历史人物的政治品评。如他对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以来至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被贬之前“所用之相”，就曾作过一个很经典的评价，他说：“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紘、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1］1454司马光所说的韩休、张九龄“尚直”，是说韩休和张九龄两人为人为官能够尚直守正，坚持原则，不惟上，不徇情；执政平允，恪守正道，不偏私，不阿党。

张九龄作为一个封建官僚，他立身朝廷，办事执政敢于直言，敢于坚持原则，而不是像有些昏官贪官那样惟上司之命是从。如他任拾遗之官时，就敢于向宰相姚崇上书，劝其“远谄躁，进纯厚”、“任人当才”，无溺缘情［1］1425。他做中书舍人，也曾当面劝中书令（首相）张说“勿私公器”，并且劝他选官用人当以“德望为先，劳旧次焉”，而不要“颠倒衣裳”，以免招来众人的“讥谤”［2］3098。张九龄为相期间，敢于坚持原则的精神表现得更加突出。如他力谏玄宗勿官河西节度牛仙客尚书及赐实封［3］4428，又曾力劝玄宗李隆基勿用张守珪、李林甫作宰相［1］［1453］，力谏唐玄宗不要宽待败军之将安禄山，以免留下后患，但此事遭到玄宗的否决，以至最终酿成安史之乱［3］4430。这些，都足以证明张九龄的贤明正直。要知道，在当时，宰相是张九龄最高的上司官，皇帝则是他的“君”和“天”。如果说，宰相可以让他丢官，那么，皇帝就可以让他丢命，甚至株连他的“九族”。但是，作为封建知识分子的张九龄，他立朝为政办事，心中只有国家朝廷、只有苍生百姓，只有原则道义。所以，他并没有因为姚崇是上司官，李隆基是君主，而放弃自己为官执政的原则。以上这些事例，都清楚地表明，张九龄为官执政所独具的“尚直守正”的品格。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张九龄为官执政只守正，不惟上，这与我们今天某些唯上司之意是遵，不敢在上司面前道半个“不”字的领导者，有天壤之别！

大家知道，我国自古就是一个人情味特别浓厚的国度。有人曾对中国人和西方人作过一个比较，说当“情”与“法”相矛盾时，西方人绝大多数选择重法弃情，但中国人却往往可能选择重情弃法。严格地说，讲人情其本身并没有大错。但如果中国的为官执政者都重情弃法，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张九龄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是一个很讲感情的人，他身上也有浓厚的人情味；但封建知识分子张九龄的法治观念却很强，他的“尚直守正” 的个性品格中还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不徇私情”，因为他对徇情枉法深恶痛绝。如他在当拾遗官时，就曾给宰相姚崇上书说：“任人当才，为政大体；与之共理，无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无用人之鉴，其所以失，溺在缘情之举。”［4］854这篇上书所谈的核心问题，就是识人用人与“缘情”的关系。张九龄认为，“任人当才”是领导者为官执政的根本，如果领导者“溺在缘情”，则有可能因此而丧失鉴别人才的能力。张九龄在对姚令公为政之失进行总结后指出，令公之所以不能做到唯才是举，就是因为“溺在缘情。”换句话说，姚令公之所以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不是他没有知人之明，而是暂时被“情”蒙蔽了自己的双眼。

正因为张九龄对“徇情”这个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因此，在走上领导岗位之后，就特别警惕“徇情”的问题。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唐玄宗的内宠武惠妃企图谋陷太子李瑛，就跟张九龄打招呼，张九龄坚执不从。武惠妃又秘密派遣宦官牛贵儿亲自到张九龄家，当面告诉张九龄说：“有废必有兴，张公若在外为援，你就可以长期做宰相。”［3］4429他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就是：如果你张九龄胆敢不遵，宰相的位子就不保了。张九龄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升迁得失，他只是觉得，太子废立之事关系重大，事关大唐的兴衰存亡。所以一听牛贵儿的话，马上怒火中烧。一边大声怒叱着将牛贵儿赶出家门，一边匆忙赶到朝廷，找到玄宗，将武惠妃想私行废立之事向玄宗作了汇报。唐玄宗也为张九龄的忠贞耿直所感动［3］4429。玄宗最宠爱的妃子让张九龄为自己办事，作为宰相的张九龄非但不“徇情”领旨，反而以“内幄”干预外事而怒斥之。这说明了什么呢？这只能说明，作为封建官僚的张九龄，办事执政，心中只恪守一个“正”字。歪门邪道的事情，任何人想让他干逼他办他都坚决不干。在当下，没有谁能准确地统计出今天在位和曾经在位的各位领导者们，有谁曾为徇一己之私，办过错事、坏事、荒唐事。我们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我们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执政者，因此，我们更应当卫道守正而不徇私情。

张九龄虽然是一位封建知识分子，为什么封建士子张九龄执政能够做到廉洁自律，这是本文要深入研究的一个理论问题。

201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环境”举行第33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指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一篇大文章……要固本培元，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强党的意识、党员意识、宗旨意识，坚守真理、坚守正道、坚守原则、坚守规矩，做到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5］本人认为，习总书记指出的要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其核心内涵就是要加强对普通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最重要的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好普通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做官的问题。而在这三个问题中，“如何做人”又是根本中的根本，核心中的核心。只有当每个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都“筑牢了信仰之基、补足了精神之钙、把稳了思想之舵”，彻底解决了如何“做人”的问题，“根”就正了。人正了，做事才不会出偏差，做官才不会出问题。历史人物张九龄之所以能够做到为人为官、办事执政尚直守正，坚持原则，不惟上，不徇情，不偏私，不阿党，就因为他从思想深处彻底解决了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历来都十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自我道德体系的建构。张九龄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封建知识分子，他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自我道德体系的建构方面，具有典型性和普遍的认识价值。杜维明先生曾指出：在儒家传统中最崇高的理想人格是圣王。在这个理想背后的信念是：人必须自我修身，以成为一个为人楷模的道德导师。”［6］儒家所谓的“圣王”，就是指“圣贤”与“明王”。每一个封建士子，都把做一个“圣贤”与“明王”奉为“最崇高的理想人格”。张九龄也不例外。

《大学》是被儒家封建士子奉为圭臬的儒学经典，其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7］1673这里所言的“止于至善”，就是达到最崇高的理想人格“圣王”。怎样才能达到这个最崇高的理想人格呢？《大学》的编著者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修身”，从而达到从“格物致知”到“明明德”的跨越，治国平天下都必须从修身齐家开始。并且认为，任何人要达到这个“至善”境界，除“修身”这个根本之外，没有他途。张九龄的人生经历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张九龄深受孔孟思想影响，自幼即怀抱远大理想。即所谓“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8］2532。十三岁那年，曾在家乡韶关当路拦住前往广州上任的刺史王方庆的驿车，与他讨论国家大事，被王方庆目为日后可行远道的“千里马”［2］3097。故张九龄遵循“学而优则仕”的古训，从此刻苦学习，20岁就取得了“乡贡进士”资格［9］16。由于自己对当时武氏政权有看法，迟迟没有赴京应试，当然也没能入仕做官。长安二年（702），刚入京考取进士，但又因主考官“受赇”事发，考试成绩作废。张九龄对武氏当局更缺乏信任，故没有及时入京重试。直到30岁，才以“才堪经邦科”及第，授官秘书省校书郎。

秘书省是唐朝朝廷的藏书之地，“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2］3097故张九龄遵循儒家“仕而优则学”的原则，利用职务之便，刻苦研读了大量朝廷藏书。这时的张九龄，实际已成为朝中公认的饱学之士，青年才俊的翘楚。五年后，应嗣鲁王李道坚之荐，应“道侔伊吕科”登第，迁官宣义郎左拾遗内供奉［9］27。此后，张九龄官越做越大，手中的权力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张说重新执政以后，力劝玄宗李隆基重文尊儒，作为当时以文进身的士子，张九龄也越来越受到时人关注。李隆基接受张说的建议，任命张说等18人为书院学士，并于开元十三年（725）夏四月丁巳，改集仙殿为集贤殿，丽正殿书院改为集贤殿书院，内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2］188。据《玉海》引《翰林盛事》，玄宗拜张说等18人为学士，并于东都上阳宫含象亭图像，玄宗还在每个学士图像下写赞辞赞述之［10］。张九龄虽然没有入选18学士之列，但张说和玄宗对他似乎都青睐有加。每次集贤诸学士集会，张九龄必然与会，并参与同玄宗、张说等人的唱和。据史载，明皇曾在勤政楼用七宝装成山座，座高七尺，召诸学士等人在此讲议经旨及时务，胜者得升此座。只有张九龄论辩风生，得升此座，众学士都从未享受过这种殊荣，因此，时论美之［11］。

张九龄的地位越来越高，名声越来越大，在官场如何建立自己的威信，如何做人，是他此时考虑的重大问题之一。作为封建士子，儒家思想文化毫无疑问是其考虑问题的思维起点。《韩诗外传》卷六引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来宾者，诚徳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诗曰：‘王猷允塞，徐方既来。’”［12］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一语，又见《礼记,檀弓》下郑玄注［7］1313。儒家经典中，对如何修身以做到“身正”的问题有明确的回答。《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7］1673《大学》认为，“修身”首先就是要求要“正其心”，这是做到“身正”的根本，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如何“修身”，孟轲多有名言。《孟子,尽心》下曰：“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13］219孟轲认为：“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踰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13］218《孟子,告子》上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13］166孟子又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13］220孟子认为修身的学问别无它途，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放逸的善心找回来。而修身养性最好的办法是清心寡欲。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能没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但当有些欲望与做人的大义准则相左时，孟轲告诉了一个取舍的办法：“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3］164“取义”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标准。蜀主刘备临终遗诏敕其子刘禅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14］2111“多行不义，必自毙。”［15］只有从一个个小善做起，才能累积起丰硕的大德，“唯贤唯德，能服于人。”［14］2111步入官场的张九龄，就是遵循儒家的思维模式为人做官做事的。

“高节人相重，虚心世所知。”［4］85张九龄崇尚的是身正德厚、清廉自守的“高节”，他恪守儒家思想的律条，洁身自好，守身如玉。正如《孟子,滕文公》下所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13］80他得志之时，便“行天下之大道”，他遭受挫折时，仍是“独行其道”，不改初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已经在儒家思想的熔炉内，炼就了金刚不坏之身，任何外力对他都不起作用。他自己也认为：“但愿白心在，终然涅不缁。”［4］96只要自己守正卫道的“白心”不改变，在官场这个大染缸中，是怎么也染不黑的。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言：“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

今天，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的确有“湿鞋”者，党的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不少，甚至党的高级干部也有落马。根据相关媒体报导，2012至2015年，全国正厅级官员已经落马者有二三百人之多。仅广东省一地，2015年，全省检察机关已查处厅级干部52人，同比上升57.58%，为历年之最。一年内，全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2 602件3 198人，其中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 058件2 549人，渎职侵权犯罪案件544件649人，处级以上干部288人，居全国首位［16］。

由此可知，在我国现阶段，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反腐倡廉工作仍然任重道远。本人认为，张九龄的廉政思想和公正廉洁的从政实践，犹如一面明镜，至今仍有其重要的认识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本文对张九龄公正廉洁的从政实践作了简单介绍，并对张九龄之所以能够廉洁从政的原因从文化角度作了相应阐述。本人希望，通过这个特例，能对我们国家的廉政建设提供历史文化层次的理论借鉴。

［1］司马光.资治通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熊飞.张九龄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5］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N］.人民日报，2016-06-30（1）.

［6］杜维明.一阳来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144.

［7］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6.

［8］论语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98:2532.

［9］熊飞.张九龄年谱新编［M］.香港：香港教育出版社，2015.

［10］王应麟.玉海［M］.扬州：广陵书社，2007：3062.

［11］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M］.北京：中华书局，2006：13.

［12］韩诗外传笺疏［M］.成都：巴蜀书社，1996：574.

［13］朱熹.孟子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

［14］李昉，扈蒙，徐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5］春秋左传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8：1716.

［16］梁文悦.去年粤处级以上干部查办人数居全国首位［N］.南方日报，2016-01-27（1）.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on Zhang Jiuling’s Clean-fingered and Self-discipline Political Practice

XIONG Fe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oguan University, Shaoguan 512005, Guangdong, China)

In Tang Dynasty name Zhang Jiuling officer ruling wise integrity, honesty and self-discipline, investigate its reason, just because he accepted the edification of Confucianism, from the depths of the soul thoroughly solved how to behave, what kind of person do such a fundamental problem.

Zhang Jiuling; governance; clean-fingered and self-discipline

K242

A

1007-5348（2017）04-0001-04

（责任编辑：王焰安）

2017-03-02

2015韶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委托课题“张九龄廉政思想研究”（W2015012）

熊飞（1952-），男，湖北武汉人，韶关学院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古典文学、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