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近代贵州现代化建设历程中的“拦路虎”

邱丙亮 苏 亚

（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贵阳 550025）

鸦片：近代贵州现代化建设历程中的“拦路虎”

邱丙亮 苏 亚

（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贵阳 550025）

近代贵州是烟毒滋生和泛滥的重灾区之一，由此而引发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社会问题，如政府非正常化鸦片政策的实施、社会财富和人力资源的大量消耗、堕落烟文化的形成以及社会长期的动乱不安等，这一切都对此时贵州的现代化建设极为不利。可以说，鸦片是引发这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此时贵州现代建设能够正常有序地开展，禁绝鸦片，势在必行。

近代贵州；鸦片；现代化；拦路虎

近代贵州大地已然被烟毒所笼罩，烟毒的泛滥，不仅为贵州地方各路军阀势力推行鸦片政策来竞相争夺丰厚的烟税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与此同时还无情的消耗着贵州本已捉襟见肘的社会财富，甚至形成了一种以“吸烟为荣”的堕落烟文化氛围，最终导致该区人民体力衰弱、经济枯竭、政局动荡不安以及社会分裂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成为近代贵州现代化建设中最大的一只“拦路虎”。

一、政府“非常态化”的鸦片税收政策

贵州自明朝建省以来，由于恶劣自然生态环境的限制，农业生产条件令人堪忧，故以贫困落后著称于世。民国前夕，贵州主要靠其他省份的协饷资助来维持该省工作的正常开展。然辛亥革命后，由于清王朝的覆灭，贵州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为此，贵州地方各路军阀在取得贵州的统治权后如出一辙的都把鸦片税收视为其弥补财政收入、维持反动统治的新工具。

（一）军费的浪费。贵州位于我国西南部，云贵高原的东侧，在地理位置上来看，实乃中央政府之弱管控地带。加之辛亥革命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动乱割据的状态，此时的贵州更自然成为被遗弃的“三不管地带”，各路地方军阀势力为了争夺贵州的统治权打的是热火朝天，一方势力在取得贵州统治权后更是急需扩充军队来维护其极不牢固的反动统治。整体来看，贵州在“1911年有新式军队4000人，地方团队10000人，总共14000人；1915年有新式军队12000人，地方团队10000人，总共22000人；1917年有新式军队20000人，地方团队10000人，总共30000人；1922年有新式军队30000人，地方团队10000人，总共40000人；1925年有新式军队30000人，地方团队10000人，总共40000人；1929年有新式军队30000人，地方团队10000人，总共40000人。”[1](P64)不难看出，近代贵州由于地方军阀混战的需要，新式军队的人数在不断地攀升，军费的开支自然也是水涨船高，“1911年，贵州的军费开支为1130000元，1916年为1520000元，1918年为1930000元,1919年为3600000元，1925年为2600000元，1932年为8640000元。”[1](P65)在这个中断协饷援助的贫困省份，怎样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自然是依赖于丰厚的鸦片税收。仅以1928年禁烟罚金为例，“周西成主政贵州的三年内仅凭禁烟罚金就入账550万元。”[2](P250)禁烟罚金如此可观，那作为烟税的收入必然是一个天文数字了，1935年鸦片税收占全省财政收入的65%。[3](P150)然这些由鸦片税收所形成的巨额资本却消耗在无任何意义的军费开支上而未拿来用于地方的经济建设，着实令人痛心。

（二）滋生官员的贪污腐败。鸦片由于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而成为贵州山区烟农们竞相种植的对象，自然也成为贵州各级官员任意苛派的对象。清末时期，在鸦片税的征收名目上就有烟苗税、查禁税、烟厘金、吸食捐、烟馆捐等10几种，可谓是名目繁多。到了民国时期，针对鸦片增收的税种有增无减，贵州地方各路军阀势力在不同的主政时期对鸦片税的征收巧立名目，新增税目如懒人捐、寒衣捐、禁烟罚金等。与此同时，不管是在上层的军阀头目还是在下层的地方官员都将烟税视为其敛财的重要途径，“如20世纪30年代，贞丰县长公然指使乡镇长强令农民种植鸦片，并规定农民按每亩50元预交保证金，收获时鸦片按官三民七分成。桐梓县长梅重光，则在县城开办烟膏店，将搜刮的鸦片制成烟膏后，批发零售给烟馆和烟民。”[4](P4)可见，鸦片是滋生各级官员贪污腐败的根源，各级官员都想在鸦片税征收的过程中分一杯羹。在此过程中，各级官吏都暗中做着开分流的勾当，“每逢农村种鸦片后或收割之时，更是地方官吏营私舞弊、敲诈勒索农民钱财的绝好机会。”[5](P56)然搜刮来的财富自然不敢明目张胆的消费，更谈不上拿来用于投资地方经济建设，大部分都成为个人暗中贪图享乐的资本。

二、鸦片削弱为近代贵州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集资和物质供应能力

（一）鸦片消耗大量社会财富的同时还造成资本向贪图享乐的方向分流。鸦片能够在短短几十年吞噬近代贵州大量的社会财富自然是与其特殊的省情有关，总得来看，与其庞大的烟民人数是密不可分的，“据谢根海、孟慰苍估计：城乡平均10人中有1人吸食鸦片，按当时全省人口1000万计，则有烟民100万人。”[6](P34)而这仅是对晚清时期贵州烟民的粗略估算，在烟毒泛滥更加严重的民国时期，烟民数量在这个基础上只会有增无减。在人数如此巨大的烟民消费群体中，一位烟民每日在鸦片上的资金消耗甚至超出了自身每天生存口粮的开支。《贵州通志》记述：“农夫化为瘾民，尤以栽种之故，未种之先农夫既无购买鸦片之余钱，……既种之后，取携之便过于城市，不数年间，上农为下农，下农为惰农。”[7](P34)由此可见，鸦片不仅摧残劳动者的身体，更使大量社会财富在悄无声息中化为了灰烬。除此之外，鸦片在劳动者身上搜刮下来的社会财富又被部分当权者和从商者据为己有。不可否认，烟毒在贵州的泛滥成就了一些“暴发户”，以贵州商号为例，1919年贵州省开放烟禁以后，在安顺出现了经销烟土生意的“四大号”，即恒兴益、公合长、天福公，恒丰裕，其中，“恒兴益是一九二二年成立的，到一九三〇年第二届账期结算时，仅八年时间，其资金就由四十万元积累至一百万元以上。八年中每年付出的股息两万余元，几个经理人提出去买田造屋，腐化享乐的部分还在外。恒丰裕一九二一年成立，一九二七年改组时六万的资金，到一九四〇年结算时即变成五百万元。”[8](P84)可见，商号在鸦片贸易中获益之厚，大都能在短时期内实现资本的数倍增长。在烟毒贸易中的实际受益者大都将财富据为己有，作为自身贪图享乐的资本，极少愿意拿来用于贵州的地方经济建设。而广大劳动人民却在烟毒的泛滥下更加的贫困，甚至有些瘾君子为了抽口鸦片不惜卖妻鬻子，家破人亡。大量的社会财富在无形中化为灰烬，剩余的有限财富又成为少数人贪图享乐的资本，社会财富如此的消耗与分配，近代贵州的现代化建设自然是步履维艰。

（二）鸦片阻碍了近代贵州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的正常发展。现代化的建设离不开各行业领域之间的物质支持，尤其是来自农业、手工业领域内实物的援助。然而，近代贵州烟毒的泛滥直接造成了该区粮食产量的骤减、大量家庭手工业的破产以及商业的畸形发展。

在农业方面，贵州山多地少，加之“鸦片是价高形小的贵重商品，农民种之胜于五谷，携带和贩运又较为方便，且获利极大，产销两利相促。”[9](P108)因此，罂粟在近代贵州的种植逐渐呈泛滥之势，罂粟的大规模种植侵占了大量的农业用地，故粮食产量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本省五谷之出产，因鸦片之影响，产量奇歉。”[4](P111)粮食的歉收，带来了粮食价格长期居高不下、粮食市场不稳定甚至是饥荒连年等社会问题，如“贵州近代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甲子乙丑年（1925年）城乡饿死成千上万的饥民即和鸦片种植有关。‘本省五谷之生产，因受鸦片之影响，产量奇欠，尤以前、旧两年（1925年）为甚，因闹成数十年来罕见之饥馑，死亡枕籍者不可胜计’。”[5](P55)

在手工业方面，罂粟在近代贵州的泛滥，不仅与一般的粮食作物争地，而且也严重影响了该区经济作物的生长，张肖梅博士总结：“自鸦片流行以后，罂粟遍地，烟民偷懒，遂任置蚕林荒废。”[10](P12)可见，在罂粟种植的影响下，蚕丝丝绸事业可谓是一蹶不振。

从商业方面，近代贵州烟毒的泛滥，致使大量的社会游资被牢牢的局限于运用在鸦片的种、运、售、吸等环节之中，生产性消费的能力打大折扣，甚至形成了一种以鸦片为运转中心的病态性商业。可见，近代贵州大量的社会财富都被有意亦或无意地卷入进了与鸦片贸易有关的各项活动中。在此境况下，关于国计民生的商业自然被人们所冷落，贵州“从1909年至1930年，全省内出现的13家较大的近代轻工业企业，总投资只有30万元，而同一时期仅安顺专营鸦片和纱布的‘恒兴盆’等四大商号，总投资就达62万元，近代民族工商业被严重冷落。”[11](P141)

鸦片在近代贵州大地的泛滥，不仅导致该区粮食产量骤减及大量与经济作物有关的家庭手工业破产，而且还阻碍了近代民族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发展的不景气，自然削弱了其为近代贵州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物质供应能力，致使此时该区的现代化建设寸步难行。

三、鸦片营造了一种懒惰、堕落的烟文化氛围

（一）鸦片吞噬了为近代贵州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民力。近代贵州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参与，然而鸦片却吞噬了该区广大烟民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民力。染上烟瘾的人，身体素质急剧下降，只能依靠鸦片的刺激才能勉强工作，一些挑夫或者盐夫经常抱怨说：“他们吃得起鸦片，却戒不起鸦片”，因为他们一旦戒烟，就没有力气干活而失去了生存的能力。鸦片对贵州民力的摧残还可以在抗战时期征兵结果中清晰看出，贵州“烟毒普遍盛行……一般适龄壮丁虽已合格，而检验身体结果，恒在规定标准之下。”[12](P130)与此同时，民力丧失还有着另一种表现形式，即懒惰心理的泛滥。吸食鸦片的瘾君子往往因身体乏力而嗜睡，以近代云南男性瘾君子为例，“白天躺渴（瞌）睡，不做事，操作的是妇女，连客栈也由妇女召唤。城市中全无朝气，早晨八九点钟，还关著大门睡觉。”[1](P65)甚至还出现因瘾君子的懒惰而导致该区物价上涨的状况，贵州“当地人民普遍染有不良嗜好，性情极懒，工作效能低下，成本因此增高”[12](P131)。可见，近代贵州烟毒的泛滥，不仅吞噬了广大烟民的身体健康，削弱其为近代贵州建设服务的能力，而且还迫使瘾君子养成一种普遍的懒惰心理，如此境况下，怎能充分调动足够的民力来为近代贵州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鸦片败坏社会风气，与近代贵州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背道而驰。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道德礼仪在日常生活中对普通大众的规制，鸦片作为毒品自然而然成为道德鞭挞的对象。然到了近代，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土崩瓦解，社会处于急速的转型期，失范状态下的社会推动了背离主体文化的亚文化的发展。可以说，近代贵州所形成的以“吸烟为荣”的烟文化就是背离主体文化的亚文化发展的表现形式之一，如“一些烟民不以吸烟为耻，反以吸烟为荣，在烟民登记中以岳飞、曹操、赵子龙等古代英雄人物自居。”[13](P60)更有甚者将吸食鸦片看作是社会地位高以及招友待客谈生意的礼仪之道。“一般愚民视吸烟为富有者之唯一享乐，而心羡之，以致农民进城赶场，也多要进烟馆，烧上两口，认为阔气。乡间栽插青苗，收割粮食，请人帮工，三餐酒饭之后，晚间还要摆盏灯，有鸦片烧，才有人来，居然成为风气。吸食烟土甚至成为交友待客中不可缺少的礼仪，许多交易都在烟盘子上作成。”[11](P141)由上可知，此种病态烟文化麻木了广大烟民的神经，使大量瘾君子坠入自甘堕落、自我陶醉的深渊，更为可怕的是，误导数以万计的无知者步入瘾君子的后尘，长此以往而形成恶性循环之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病态烟文化也逐步消解了为近代贵州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文化功能，罗荣渠先生认为：“儒家的家族本位思想与家族伦理秩序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转换为推动家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契机。”[14](P24)这种儒家的家族本位思想与家族伦理秩序包含传统文化中的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储蓄习俗、邻里互助等等，然在烟文化肆虐下的近代贵州，上述种种精神几乎是荡然无存。试想在社会风气败坏到如此地步的贵州大地，又将在何处寻找到为近代贵州现代化建设服务所需的正功能助力？

四、鸦片是引发社会动乱不安的根源，削弱和分散近代贵州现代化建设的合力

鸦片在近代贵州的泛滥，为各路军阀混战提供充足资本的同时还养活了大批地方黑势力，如打家劫舍的流氓土匪、固守一方的地方恶霸势力等，与此同时还将大量的瘾君子推向了抢劫、偷盗等犯罪的社会对立面。这一切都是近代贵州政治不稳定、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从而致使中央政府的政令下发该区如同废纸一般，削弱和分散了该区人民齐心协力为近代贵州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合力。

鸦片在近代贵州引发社会动乱不安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首先，鸦片为近代贵州各路军阀势力的相互混战与征伐提供资本上的援助，甚至成为其相互混战的导火索，如“1923年驻重庆的贵州军阀袁祖铭在渝成立所谓‘禁烟查辑处’，正式在重庆征收烟税，同驻重庆的四川军阀刘湘为了与之对抗，也立即成立了禁烟总处，后来刘湘联合杨森赶走了袁祖铭。”[11](P140)其次，鸦片滋养了山区流氓土匪以及地方恶霸势力，“呼啸山林的土匪，为抢劫长途贩运鸦片的‘烟帮’队伍，常常出没于交通要道，险要关口，使道路不靖，商旅裹足。”[3](P151)有些山区的恶霸势力甚至组织武装抗铲队公然与政府对抗，如“1910年农历二月普定县知县率人在城关区铲烟时，遭到当地视烟为命的几千农民的围攻，最后只得逃之夭夭。”[15](P298)最后，鸦片还将大量的瘾君子推向犯罪的深渊，引发一些列社会问题，吸食鸦片之人，往往是吃完田土吃家产，吃完家产卖妻鬻子，最后沦落街头，为了能够活命，同时也是为了能够吃上鸦片，大都走上抢劫、偷盗等犯罪之路，就如《鸦片烟赋》云：“多少大瘾之辈，此日讨米叫化与四方；无数吃烟之人，都在啼饥号寒于四境。妻财子禄，一概等若浮云；祖德宗功，大都终为画饼。”[16](P113)由此可见，鸦片是近代贵州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内在根源之一，其泛滥成灾自然引发社会的长期混乱不安，致使广大民众终日在惶惶不安中度日，此种境况下更谈不上来怎样进行现代化建设了。有学者认为，现代化在文化层面的一个重要表现为：“处世态度的现代化，是指普遍主义态度的确立，即让原则超越了私情，意味着人们在待人处世当中，完全摆脱血缘、地缘、私情、情感等因素，主要依据原则来办事。”[17](P3)然而，鸦片所引发的军阀混战、地方恶霸抗铲活动以及土匪打家劫舍等行为，大都依靠的是血缘、地缘、私情、情感等因素的主导作用，对于政府按原则办事的法律条文来说实乃致命的打击，在失去政府强有力的统一规划的情况下，近代贵州的现代化建设就如同一盘散沙。

总之，近代贵州偏安于落后的西南一角，其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本身就很脆弱，加之中央政府的弱管控，地方政府的不作为等因素而致鸦片在贵州大地横行肆虐，吞噬着该区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有限的人力、物力及财力，与此同时还毒害了该区广大人民的思想，形成了与该区现代化建设精神相违背的腐败堕落文化。可以说，鸦片是近代贵州社会经济发展肌体上一颗明显的毒瘤，它的膨胀与发展，对近代贵州的现代化建设极为不利，这也是近代贵州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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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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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0438（2017）08-0095-04

2017-03-05

邱丙亮（1989-），男，河南信阳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