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的外溢效应比较研究*

兰国辉，陈亚树，吴梓林，缪佳颖

(1.安徽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2.澳门科技大学 商学院，澳门 氹仔 999078)

0　引言

近年来，伴随我国煤炭行业“黄金十年”的结束，越来越多的煤炭企业坠入“黑金诅咒”困局(在建矿井停工、煤炭大量积压、煤矿大幅裁员、银行贷款无望)，矿工生活负担、心理压力持续加重[1]。在此背景下，如何加强矿工安全行为、缓解矿工心理压力、提升矿工生活质量已成急需解决的问题。“工作-生活”关系研究表明，“工作-生活”作为个体两个重要领域是相互影响的，个体的工作经历必然影响其日常生活行为，即个体在工作中历经的行为、技能、情感和价值观等对其日常生活领域将产生重要影响[2-3]。安全氛围作为矿工工作历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穿越组织边界对矿工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即外溢效应。Ragins(2012)通过对员工所在社区氛围对其工作安全行为的影响研究证实了员工所在社区氛围对员工工作行为存在外溢效应[4]；Dawson(2013)通过比较不同氛围对员工情感、行为的不同影响证实了员工所处不同角色对其生活行为的影响[5]；Naveh(2014)通过广泛调研证实员工工作历经的应急措施对员工生活风险意识的外溢效应[6]；林忠(2015)从人与环境匹配视角构建工作对家庭的增益模型和家庭对工作的增益模型[7]；张宁俊(2015)从“角色累积-个体心理-跨界增益-角色投入”视角构造员工的“工作-生活”增益模型[8]。

上述研究表明，关于“工作-生活”关系的研究尚处于发展期，将矿工历经的工作安全氛围与其生活行为影响结合起来研究更是煤矿安全管理的前沿阶段，针对煤矿企业这方面“软管理”研究资料极为有限，此领域尚存在较大空白。本文将根据社会整合理论和外溢效应的内涵，结合当前我国煤炭企业特征和矿工生活、心理特点，深入挖掘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外溢路径及各路径效用大小，比较不同社会整合动机调节下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行为外溢效应提升作用的区别，着重剖析不同动机下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的积极外溢效应，努力降低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的消极外溢效应，从而为“新常态”下提高矿工生活质量、强化矿工安全心理、降低煤矿安全风险构建新的途径与方法。

1　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1.1　理论基础

1.1.1社会影响理论

社会影响理论(Social Influence Theory)是社会心理学中关于个体行为或态度变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社会学家Kdman(1974)提出，是指当个体受外界因素影响或诱导时自身态度、观念或行为发生变化的过程[9]。由于影响力源头相对重要性、预期效果相对重要性以及诱导行为相对优先级对每位个体的影响不同，因此其对个体行为动机也不同。本文在认真梳理动机理论的研究结论，结合我国煤矿工人的行为特征，将动机理论划分为顺从动机(视受影响改变为手段，仅表面附和但内心不接受)、认同动机(视受影响改变为“新方法”，“新方法”与原有行为独立或并存)和内化动机(自发对有价值的影响而改变，“新方法”与原有行为互相交融)3种，3种动机可并存也可独立[10]。

1.1.2煤矿安全氛围

煤矿安全氛围通常指矿工在煤矿企业工作中历经的交互与实践感知，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对安全遵守、安全参与、安全重视等形成的较稳定的评价[11]。本文认真梳理并分析国内外专家关于煤矿安全氛围的研究，结合“新常态”下我国煤炭行业实际状况，采用层次聚类分析方法反复对煤矿安全氛围因素层进行聚合、分裂，构造层次聚类最优解，从而有效寻找煤矿安全氛围各因素的“自然属性”以确定其层次[12]。本文通过运用SPSS17.0的“Analyze→Classify→Hierarchical Cluster”功能对煤矿安全氛围甄别的测量因子进行聚类分析，确定各影响因子层次，最终确定煤矿安全氛围主要包含安全教育培训、作业环境、安全机制与章程、安全重视与监督、应急体系与能力、安全参与、组织与管理方式7种影响因素。

1.1.3外溢效应

工作氛围对员工生活行为的溢出影响研究由社会学家Rosabeth Kanter(1977)首次正式提出，是指员工在工作中历经的组织氛围从组织领域转移到生活领域，通常将转移因素间的相互受益和互惠称为积极外溢，将转移因素间的相互冲突和干扰称为消积外溢[13]。安全氛围作为组织氛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同样穿越组织边界自觉或不自觉地作用于员工生活行为。本文认真梳理关于外溢效应的研究基础上，结合煤矿安全氛围的特征，将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的外溢效应划分为价值观外溢、行为外溢和技能外溢，3种外溢方式可并存可独立[14]。

1.2　研究假设

为深入挖掘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外溢路径及其效用大小，比较不同动机调节后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行为溢出效用提升作用的区别，本文假定各前因变量、中介变量、结果变量的组成要素相互独立。根据上述分析和本文研究目的，构建假设如下：

假设1a：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行为外溢有正向影响；假设1b：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技能外溢有正向影响；假设1c：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价值观外溢有正向影响。

假设2a：加入顺从动机调节后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行为外溢、技能外溢、价值观外溢有显著提升作用；假设2b：加入认同动机调节后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行为外溢、技能外溢、价值观外溢有显著提升作用；假设2c：加入内化动机调节后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行为外溢、技能外溢、价值观外溢有显著提升作用。

2　研究样本与数据分析

2.1　问卷设计与样本采集

通过查阅和比较国内外本领域学者开发的成熟测量表，最终借鉴Naveh(2014)开发的员工“工作-家庭角色整合度”量表[15-16]、南京大学王艳(2011)开发的“组织氛围溢出方式”量表[17]以及前期研究中开发的“煤矿安全氛围”量表，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在征询本领域多名专家的意见基础上形成初始问卷，初始问卷由煤矿安全氛围(11个)、社会整合动机(6个)、生活行为习惯与观念(8个)以及被调查者基本信息(4个)4部分29个测量项组成[18]。为了尽可能保证最终问卷的有效性，对初始问卷展开调研，调研选取联系密切的淮南矿业集团潘二矿37名矿工。根据被调研矿工意见和调研收集的数据，删除负荷交叉严重和负荷低的测量项、修改表达不准确项，形成最终问卷。最终问卷由煤矿安全氛围(10个)、社会整合动机(6个)、生活行为习惯与观念(7个)以及基本信息(4个)4部分27个测量项组成，采用 Likert5 级量表法。由于文章篇幅有限，问卷具体测量表在此不予列出。

为使测量项目充分正确反映潜变量特征，根据调研实际情况，本文对淮南矿业集团谢桥煤矿(100份)、 神东能源集团大柳塔煤矿(60份)、中煤杨涧煤业(50份)和中煤担水沟煤业(50份)的260名矿工展开调研。在有关人员与部门的协助下，共收回问卷243份，通过认真严格分析，对信息填写不完整、回答明显不认真等问卷删除，最终确定有效问卷229份，问卷回收率93.46%、有效率88.08%。针对229份有效问卷统计结果表明40岁及以下矿工占71.61%，已婚矿工占72.84%，男性矿工占96.94%，中专及以上的占57.90%。

2.2　样本数据检验

为了保证上述数据测量质量和后续分析的准确性，需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信度、效度检验。信度通常是对量表测量结果的一致性、可靠性检验，一般通过Cronbach’s Alpha值进行衡量，要求其值大于0.7即视为有效；效度通常是对调查特性被有效反映程度展开检验，一般通过KMO，Bartlett球形进行衡量，要求KMO值大于0.5、Bartlett球越大越好。本文运用SPSS17.0对问卷信度、效度展开检验，结果表明问卷每一测量项 Cronbach’s Alpha值均大于0.7，问卷总体Cronbach’s值为0.887，问卷KMO值为0.763，Barlett球形对应的F值为0.000，各项指标均符合数据检验参考标准。因此，有充分理由说明收集的数据符合潜变量路径分析、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的要求，本问卷效度、信度较好。

3　研究模型与分析

3.1　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外溢影响路径的PA- LV分析

3.1.1初始路径的构建、修正与检验

根据对淮南矿业集团、神东能源集团、中煤杨涧煤业和中煤担水沟煤业调研获取的初始数据构建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行为外溢影响的协方差矩阵；以外溢效应对矿工生活行为影响包含的3个要素为内在潜变量；以煤矿安全氛围包含的7个要素为外在潜变量，运用AMOS7.0中潜变量路径分析功能，构建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行为影响外溢效应的初始路径。根据潜变量路径构建原则，需对初始路径进行检验与修正。鉴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列出初始路径及其系数，只列出初始路径修正检验值(表1)、最终路径及其作用系数表。

表1　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行为外溢影响路径修正指标检验值

注：M.I.表示修正指数， P.ar Change表示参数的改变，提供系数改变的估计值。

表2　最终模型适配度检验指数

注：PNFI简效规范拟合指数，PGFI简效拟合优度指数，NFI规范拟合指数， GFI拟合优度指数 IFI增值适配指数， CFI比较拟合指数， RMSEA近似误差均方根，RMR残差均方根。

表2显示，经过多次迭代计算，最终构建的模型适配度各项指标均达标。

3.1.2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行为外溢影响路径及其系数

根据表1路径参数修正结果和表2模型适配度最终检验值，本文列出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行为外溢影响最终作用路径及参数计算结果见表3。

表3显示，ε1，ε2，ε3，ε4，ε5，ε6，ε7对η1各作用路径S.E均大于0.25，临界值C.R.均大于1.965(参考标准)，独立性检验均小于0.05(参考标准)，因此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行为外溢影响通过检验，假设1a成立；ε1，ε2，ε3，ε4，ε5，ε6，ε7对η2的作用路径S.E均大于0.25，临界值C.R.均大于1.965(参考标准)，独立性检验均小于0.05(参考标准)，因此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技能外溢影响通过检验，假设1b成立；ε1，ε2，ε3，ε4，ε5，ε6，ε7对η3各作用路径S.E均大于0.25，临界值C.R.均大于1.965(参考标准)，独立性检验均小于0.05(参考标准)，因此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价值观外溢影响通过检验，假设1c成立。

表3　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行为外溢影响路径参数计算结果

注：S.E标准化系数， C.R.临界比率， P独立性检验值。

3.2　动机理论调节下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行为外溢路径回归分析

3.2.1动机理论调节下初始路径回归分析

为挖掘矿工在不同动机理论调节下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外溢效应的不同作用，本文运用SPSS 17.0对不同中介机制调节下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外溢效应进行回归分析。顺从动机下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行为外溢回归分析见表4。

表4显示，控制年龄、学历、性别、婚姻以及其他变量，加入顺从动机调节后，△R2=0.047(P=0.000)，即加入顺从动机调节后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行为溢出解释力增加4.7%，因此，充分理由说明加入顺从动机调节后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行为溢出效用更显著。

3.2.2不同动机理论调节下各路径回归分析

由于加入不同动机后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外溢影响效用回归分析过程同表4相似，鉴于文章篇幅限制，下面仅列出加入各种动机调节后外溢效应变化值，计算结果见表5。

表4　顺从动机下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行为外溢回归分析

注：A非标准化系数，α标准化系数， Sig显著性水平， VIF方差膨胀因子。

表5　各种动机下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外溢影响效用回归分析

注：R2拟合度，F回归系数， Sig显著性水平， VIF方差膨胀因子， △R2拟合度变化量，△F回归系数变化量。

表5显示，加入顺从动机调节后，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行为外溢的△R2=0.047(P=0.000)、对矿工生活技能外溢的△R2=0.039(P=0.000)，对矿工生活价值观外溢的△R2=0.057(P=0.000)，即加入顺从动机调节后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行为外溢解释力增加4.7%、对矿工生活技能外溢解释力增加3.9%、对矿工生活价值观外溢解释力增加5.7%，因此，假设2a成立。加入认同动机调节后，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行为外溢的△R2=0.068(P=0.000)、对矿工生活技能外溢的△R2=0.042(P=0.000)，对矿工生活价值观外溢的△R2=0.056(P=0.000)，即加入认同动机调节后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行为外溢解释力增加6.8%、对矿工生活技能外溢解释力增加4.2%、对矿工生活价值观外溢解释力增加5.6%，因此，假设2b成立。加入内化动机调节后，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行为外溢的△R2=0.074(P=0.000)、对矿工生活技能外溢的△R2=0.072(P=0.000)，对矿工生活价值观外溢的△R2=0.082(P=0.000)，即加入内化动机调节后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行为溢出解释力增加7.4%、对矿工生活技能外溢解释力增加7.2%、对矿工生活价值观外溢解释力增加8.2%因此，假设2c成立。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1)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存在外溢效应，即矿工在工作中所进行的安全教育培训、作业环境、安全机制与章程、安全重视与监督、应急体系与能力、安全参与以及组织与管理方式将跨越工作领域渗透到矿工生活领域，对矿工的生活行为、生活技能和生活价值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在日常管理中应重视煤矿安全氛围的构建，塑造良好的矿工工作环境与氛围。

2)在社会影响理论调节下，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外溢效应显著增强，即在顺从动机、认同动机和内化动机调节下，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行为、生活技能和生活价值观的影响解释力明显增强，因此在日产管理中应重视矿工心理培育工作，努力培育矿工健康心理，激发矿工工作动机。

3)在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行为外溢影响中，安全教育培训(ε3)对矿工生活行为(ε1)影响最大，其路径系数为0.528，安全重视与监督(ε5)对矿工生活技能(ε2)影响最小，其路径系数为0.279，因此，在对矿工进行日常管理时要加强矿工安全教育与培训，此方法在提高矿工工作技能同时也可以提升矿工生活质量。

4)在社会影响理论调节下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外溢影响中，内化动机调节下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价值观外溢解释力增加最强，增加了8.2%，顺从动机调节下煤矿安全氛围对矿工生活技能外溢解释力增加最弱，增加了3.9%，因此对矿工进行管理时应该着重培养矿工的内化动机，从而有效提升矿工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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