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 婚恋观 生死观
——对比分析《江城子》和《忆亡妻》

汪定辉 张正勇

（1.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2.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云南临沧 677000）

存在主义 婚恋观 生死观
——对比分析《江城子》和《忆亡妻》

汪定辉1张正勇2

（1.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2.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云南临沧 677000）

文章对比分析苏轼的《江城子》与弥尔顿的《忆亡妻》在创作手法、表现手法以及主题上的差异，并探析作品中所反应的中西文化之间，尤其是在对自我存在，对婚姻以及对生死的意识观念上所存在的差异。两部作品反应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的自我存在意识、婚姻观以及人生生死观有着极大的差异。

《忆亡妻》；《江城子》；存在主义；婚恋观；生死观

国内外不少学者对苏轼及弥尔顿两位诗人加以研究，但他们多注重于研究“不同的人物形象描写，不同的情感基调以及意象选择”[1]。然而，在各自的《江城子》和《忆亡妻》的文字下面，却隐含着两种不同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这两种文化背景下，人们有不同的自我存在认识观念、婚恋观以及生死观。

一、被爱vs.爱：自我存在意识之异

虽然《江城子》与《忆亡妻》都是表达诗人对亡妻的哀悼，但是，从作品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者对自我存在的认识是不同的，这主要体现在爱情与婚姻中所处的爱与被爱两种不同的位置。《江城子》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意象，如千里孤坟、尘满面、鬓如霜、小轩窗、泪千行、明月夜、短松冈，这些意象表现的是一种凄凉、孤独的意境，诗人的情感清晰地表现出来。此外，诗人还大量使用了表示时间和距离的词，如十年、千里、千行、年年等。“十年、年年”体现了诗人对亡妻的深深思念，“千里、千行”体现了诗人的孤独，诗中，诗人借用大量的意象，通过夸张和比喻的修辞手法来营造一种极为悲凉的意境，旨在抒发自己的孤独感。这种对自我感觉的强调暗示了一种缺失——爱的缺失。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中，男性是处于主体地位的，而爱情中与婚姻男性之于女性就是一种“被动关系”。也就是说，男性处于被爱的位置，东汉班昭所著的《女戒》以及《妇行》等女训书就足以证明这种关系的存在。女性作为客体的存在，就是为了关爱、扶持与陪伴男性这一主体。在与妻子的关系中，他处于被爱、被关心和被陪伴的位置。一旦客体缺失，这种被爱、被关心、以及被陪伴的位置也将不存在，因此主体（他本人）内心就会产生一种无法抚平的伤痛之情。在某种意义上，这体现了一种强调自我主体身份的需求。

《忆亡妻》同样也使用了意象，但凄凉和孤独的情感就少了许多。诗歌前几行：

我仿佛看见了我那圣洁的亡妻，

好像从坟墓回来的阿尔雪斯蒂,

由约夫的伟大儿子送还她丈夫，

从死亡中被抢救出来，苍白而无力。

我的阿尔雪斯蒂已经洗净了产褥的污点，

按照古法规净化，保持无瑕的白璧。[2](P206)

诗人所用到的意象便是“坟墓，产褥的污点”，这两个意象表明妻子的死以及造成妻子死亡的原因是生产。通过这两个意象和典故，诗人旨在说明妻子生产时遭受了苦难，梦中复活的她仍然那么虚弱和无力；然而妻子已经被洗礼，她又是那么的纯洁。诗的前半部分表明诗人“亡妻”的死因和她的纯洁。由此可以看出，弥尔顿“趋向于禁欲、古典、理性的阴性诗”[3](P49)。弥尔顿在以“叙述”的方式来疼爱虚弱的妻子，以“赞扬”的方式来思念纯洁的妻子。通过大量的对客体的叙述以及描写，作者有意将这个客体（被描述者、死者）前景化和“主体化”，而这种方式所反映的是一种“他者-自我”的平衡的联接关系：一方面强调平等，另一方面强调无法割舍的连接状态。

就简短的文字信息可以看出：两位作者对自我情感的认识不同。《江城子》所反应的是主体在男女关系中处于“被爱”的位置，它强调的是男性对自我主体身份需求意识。而《忆亡妻》中所反应的是主体在男女关系着中处于“爱”的位置，它强调的是男性对自我与他者平衡关系的需求意识。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而言，前者强调自我的主体身份需求，而后者强调自我的平衡状态的需求。

二、隐忍的爱vs.外显的爱：婚恋观之异

两部作品写的都是诗人的梦境，但是“梦”亦有不同。《江城子》是诗人妻坐在梳妆台前梳妆打扮的梦，梦中二人相逢的场景却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其中隐含了夫妻二人诸多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复杂的情感。从诗中可以看出妻子“正梳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关于妻子外貌、品性以及其生前的事迹的描写。在传统的中国文化里，尤其是在婚姻关系中，男性将女性视为私人财产的一部分，妻女属于隐私部分，是被保护而不外露的。因此，即便妻子已不在人世，作者也不会将与妻子有关的一切过于外露，而是将其当作个人敏感信息的一部分有意隐藏起来。即使对亡妻有着难以言表的深深思念，诗人也不会在诗中过多地描写有关亡妻生前的信息：一是出于对死者的尊敬，二是出于对自我情感的压制。同时，这也体现了作者对亡妻隐忍的爱，这种爱不外显，而是深藏在个人内心深处。

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忆亡妻》中诗人的梦却是关于亡妻的点点滴滴。诗人先介绍妻子的死因，妻子是多么的虚弱，多么的纯洁；之后，又在诗的后半部分大力赞扬妻子。

因此，我也好像重新得到一度的光明，

毫无阻碍地、清楚地看见她在天堂里，

全身雪白的衣裳，跟她的心地一样纯洁，

她脸上罩着薄纱，但在我幻想的眼里，

她身上清晰地放射出爱、善和娇媚，

再也没有别的脸，比这叫人更加喜悦。[2](P207)

诗人的赞美之词：光明、天堂、白裳、纯洁、爱、善和娇媚等词都用在了梦中妻子的身上。整首诗中，诗人先介绍妻子死因，后又大力赞扬妻子的外貌是多么的美，她的品性是多么的好。亡妻的外貌美，内在美，亡妻的纯洁与伟大都在诗中得以描述。与《江城子》所反映的婚恋观截然相反，《忆亡妻》反映了诗人旨在通过对妻子的描写和赞美来表达自己深切的思念。这种外显的爱体现了一种强大的精神上的空间关系，女性和男性都拥有足够的自由，可以得到来自对方以及外界的认可和赞美。在传统的西方婚恋中，虽然女性同样也摆脱不了被当作男性财产的命运，但是由于不同的文化差异，男性在不断地面对来自女性对自由的诉求，因而，就婚恋意识而言，西方男性的占有欲相对薄弱。

在两个不同的梦境中，《江城子》向作者展示了一个“小轩窗，正梳妆”的妻子；而《忆亡妻》却描写了一个因生产而去世的美丽、善良、伟大和纯洁的妻子。两个梦的差异在于两者对梦中妻子的形象的描述不同，前者重点在于妻子的打扮，诗人虽在“悼亡妻”，但却对其信息有所保留，不做过多描述，一方面是为了遵循传统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是在无意识地维护自已的男性主导权力。然而，后者几乎将所有的诗句都用于描述梦中妻子。在西方诗歌中，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便出现大量的对女性或爱人的赞美诗。其次，受宗教思想的影响，西方诗人也会注重女性的“纯洁”，要赞扬她，首先得描述她的纯洁、她的美。两种不同的爱的方式反应了中西两种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不同的婚恋观。

三、相思词vs.赞美诗：生死观之异

两部作品的结尾处都体现了主题，即对逝者的哀悼和思念。从结尾处的词句和诗行中可以看出，作者试图通过强烈的语言张力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江城子》以“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而结尾，诗人对亡妻的哀悼是“年年断肠”般的思念和悲痛，是肝肠寸断。这与诗歌前面的“十年生死两茫茫”“纵使相逢应不识”形成强烈的对比和反差。传统中国文化中，人们认为“死亡是生命的终点,人死犹如灯灭,所以面对死亡的事实只能是置身于一个睹物伤情、企盼人有朝一日返生的渴望境界里”[4](P507)。诗人通过强烈的语言张力来表明自己对亡妻的深深的爱和思念，即便是过去了十年之久，音容笑貌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巨大的变化，见面时，亡妻有可能认不出自己了；但是诗人会记得妻子，因为他年年都“断肠”般地思念着亡妻。

弥尔顿在诗中以“可是，啊！当她正要俯身抱我的时候；我醒了，她逃走了，白昼又带回我的黑夜”[2](P207）来结尾，同样也是借助强烈的语言张力来表达自己对亡妻的爱与思念。诗中前面的内容是对妻子的形象进行各种细致入微的描写，正当诗人看见温柔、善良和纯洁的妻子喜不自胜时，当妻子快要拥抱自己时，诗人却从梦中醒来。从十分喜悦而亲昵的情景猛然过渡到现实场景，从诗歌中“清楚地看见她在天堂里，正要俯身抱我”到后面的“我醒了，她逃走”，这里出现了强力的反差和对比。诗人沉浸在美梦之中，正欲与妻子相会，可梦醒了，美梦消失了。诗人的梦境里全是关于妻子美好的一切，在简短的文字中，却隐含着诗人对神圣而又纯洁的亡妻的赞美。在用赞美之词来表达自己对亡妻神圣的爱的同时，也歌颂了妻子的美德。因此，《忆亡妻》更像是一首赞美诗，它旨在赞美死者的伟大、纯洁和美丽。

尽管苏轼的词和弥尔顿的诗都以悲痛为基调，可是苏轼“悲得肝肠寸断,难以自拨”；而弥尔顿却是“悲得充满幻想,哀而不伤”[5](P93)。《江城子》中是诗人“断肠”之悲；而《忆亡妻》中却是诗人“幻想”之哀。两者的差异体现了中西方对死亡的理解不同：中国文化中，人们认为人死不能复生，因此，诗人对亲人的死亡怀有强烈的悲痛和哀伤，这种悲痛犹如肝肠寸断，而西方文化中，人们认为“生”是赎罪的过程，十分艰辛，死亡对死者而言是入天堂，是生的目的、是超脱。因此，他们对待亲人的死亡常表现出哀而不伤的情感。

结语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江城子》富于意象，男权的绝对主导地位导致诗歌中“妻子”形象的缺失；对亲人的死亡则怀有刻骨的、痛彻心扉的悲伤。而《忆亡妻》富于典故，与宗教相联系，诗中充满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与赞美，对亲人的死怀有哀而不伤的情感。前者以优美的文字和高超的创作特点来直接体现作者的强烈的情感，而后者以“赞美”为手段来表达作者的感情。虽然两部作品都以“悼亡妻”为主题，但却反映了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自我存在意识、婚恋观、以及生死观是极其不同的。

[1]黄丽萍.苏轼悼亡词《江城子》与弥尔顿《梦亡妻》艺术比较[J].佳木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92-94.

[2]弥尔顿.弥尔顿诗选[M].朱维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4]康梅林.悼亡深处见真情———苏轼《江城子》与托马斯·哈代的“爱玛组诗”比较[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7(4):503-507.

[5]谢燕红.同一主题 两样情怀——《江城子》《梦亡妻》比较谈[J].常州师专学报（社科版）,2002(3)：92-93.

[责任编辑 王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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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0438（2017）09-0062-03

2017-04-23

汪定辉（1991-），女，云南昭通人，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张正勇（1962-），男，云南临沧人，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教学。

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研究生项目）部分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