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核心价值观初探

俞悦（莆田第一中学，福建莆田351100）

《大学》核心价值观初探

俞悦
（莆田第一中学，福建莆田351100）

出于对“人化物”和“惟命不于常”的忧患意识，《大学》提出了“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核心价值观。探讨《大学》核心价值观对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是不无裨益的。

《大学》；忧患意识；核心价值观；文化基因

2014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题为《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讲话，讲话通过对《大学》八条目的分析说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传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同在这篇讲话中，习总书记指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1］可见，依据《大学》阐发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找出其“想明白了、想对了”的地方，对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是不无裨益的。因而，文章拟围绕《大学》为什么提出核心价值观，提出了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对于我们今天有何启示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大学》的忧患意识

从唐韩愈《原道》一文引《大学》修齐治平、正心诚意之说算起，一千多年来，中国人对《大学》投注了极大的热情。从中华文明史上看，朱子和王阳明对于《大学》的诠释长时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人通过阅读他们的诠释闻道、悟道以至行道。中国人对《大学》的热情甚至绵延至今，如伍庸伯（1886-1952）由于对人生意义的根本怀疑而弃官问学，终归于儒家，以至“中年以后，居恒谈《大学》不去口”，［2］如杜维明在北京大学倡导大学生读《大学》。《大学》如此独特的命运只能作如下解释：《大学》堪称中国人的精神之书，它极具代表性地体现了中华先人对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因而包含了中华民族一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关于这部精神之书，我们首先要探究的是，《大学》为什么提出其核心价值观呢？细细体味《大学》，即会发现，《大学》字里行间透着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正是出于忧患意识，《大学》对核心价值观作了探究。《大学》的忧患意识表现在对于“人化物”以及“惟命不于常”的深深忧虑上。

“人化物”是《乐记》中的说法。《乐记》与《大学》同样出自《礼记》，其中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显见，《乐记》此段充满了对于人“感于物而动”时“好恶无节”以致“人化物”，也就是“灭天理而穷人欲”，因而天下“大乱”的忧虑。所谓“人化物”，就是人在面对物时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从《大学》通篇来看，最明显表达了对于“人化物”的忧虑的是“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这句话：有仁心之人用钱财来发扬生命的价值，仁心缺失的人却是牺牲生命的价值来积聚钱财。此外，其中提到的“小人闲居为不善”，各种“不得其正”的情形，各种“辟”的情况，“一人贪戾”“辟则为天下僇”“外本内末，争民施夺”“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等，（《礼记·大学》）均表达了对于“人化物”的忧虑。因此，《大学》之“物”就是《乐记》所说的“感于物而动”中的“物”，也就是使人感而动者，《大学》通篇都涌动着对于“人化物”的忧患意识。

《大学》的忧患意识还体现在“惟命不于常”一语上。《大学》有四处引文提到了“命”，分别是“顾諟天之明命”（《尚书·太甲》）、“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诗经·大雅·文王》）、“仪监于殷，峻命不易”（《诗经·大雅·文王》）和“惟命不于常”（《尚书·康诰》）。它们涉及到商朝宰相伊尹放逐太甲到桐反思己过、周取代商等史实，反映了对天命不固定的忧虑，以及如何保持天命的思考。

总之，正是出于对“人化物”与“天命不固定”的忧患意识，《大学》提出了其核心价值观。杜维明指出：“作为精神人文主义的儒家，提出了每一个有良知理性的知识人都必须关注的四大议题：（一）个人的身体、心知、灵觉与神明如何融会贯通；（二）人与人之间如何通过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形成健康的互动；（三）人类与自然如何取得持久的和谐；（四）人心与天道如何相辅相成。”［3］（以下简称“儒家四大议题”）可以说，《大学》的忧患意识所涉及的正是“儒家四大议题”。对《大学》核心价值观的理解，特别是其中未明确解释的一些问题（如“明德”“格物”“致知”这三个概念究竟如何解释，“明德”与“亲民”有何关联，等等）的解决，都要紧扣这种忧患意识以及“儒家四大议题”才能与文本相应。

二、《大学》的核心价值观

如何方不至于出现“人化物”？如何保持天命？或者说，如何回应“儒家四大议题”？《大学》的回答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大学》之道，也正是其核心价值观。《大学》的核心价值观分而论之就是“明明德”和“亲民”，合而为一就是“止于至善”。

“明明德”是对于自己的善。面对使人感而动的“物”，面对不固定的天命，《大学》要人“明明德”，也就是彰显作为人的明德。人通过“明明德”，方能在面对“物”时“开辟道德之源，挺立道德主体”，［4］同时展现人在面对“天命”时之可以把握的方面。

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明明德”的工夫，这些工夫也说明了“明明德”作为核心价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致知是要保持觉知，《大学》之后的六个条目均要求人保持觉知，不可懈失。在清明朗澈的觉知中，“意”之诚与不诚即得到观照。意诚则自慊（即自我满足），不诚即为自欺。但诚意非“一心”。如王阳明所说，如“饮酒便一心在饮酒上”之类，只能是“逐物”。（《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是意诚还是仅为一心，要看这一意是否为出于明德、使人日新而又得“止”之意。假如意非出于明德，一心在此意上不能使人日新又新，人由此陷入扰攘不安，便非意诚。意诚事大，在意上人易生惑、懈怠，故需要切磋、琢磨、瑟兮僩兮（即庄严、威武），以至于赫兮喧兮（即显赫、坦荡）的工夫。一言以蔽之，诚意在慎独，时时处处，特别是在闲居之时。有了意诚，便要落实此意，进一步就须出于正心。身对心有着顽强的影响，人须觉知身之“忿懥”“恐惧”“好乐”以及“忧患”等种种情形，使心不偏邪，以保证意的精诚。同时，心的本身亦时或有“不在焉”的情形，“心不在焉”，意就落实不力。可见，意诚之后心要堂堂正正。有了意诚心正，没有身动，意最终还是落实不了。而身在动时，又会因为“亲爱”“贱恶”“畏敬”以及“敖惰”之种种情形，而有失偏颇（“辟”），故身亦须修。通过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明德大明，个人的身体、心知、灵觉与神明遂得以融会贯通，同时人也能领悟到，天命虽有不固定的一面，但毕竟有可以把握的一面，这就是把握自己的明德，从明德处体悟天命，以明德面对天命。

人能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以明明德，就不至于出现“人化物”。但儒家之特色就在于，儒家认识到，明德不体现于“物”“事”之中，就会落于空虚，或者如王阳明所说临事“便要倾倒”（《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儒家不逐物也不绝物，而是要在物中明明德。《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致知在格物。”其意就是要明明德于天下，明明德于国，直至明明德于物。那么，如何明明德于物？这就要格物。格物的“格”就是《论语》中的“格”。在《论语》中，“格”字仅出现一次，《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梁漱溟认为儒家有非刑罚的态度，并且说：“毕竟刑罚这个东西是让人生去走功利的路，根本与孔家冲突。拿法律刑赏去统驭社会，实在是把人生建立在计较利害的心理上，建立在不正当的功利态度上，结果使人的心理卑陋鄙劣。”［5］从梁漱溟此说，我们可以把握儒家“格”字的意蕴。这一“格”字体现了对“民免而无耻”的反思和批判，体现了儒家对物要“通、顺、成”的态度。也就是说，儒家主张通过德治，使老百姓内心是通的，生活是顺的，生命能够成，而不是使人虽不敢为恶而实际上“心理卑陋鄙劣”。这是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恕道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仁道在治国理政上的体现。“格物”，正是“尽物之性”以参赞天地之化育（《礼记·中庸》），这便是人之辅天道。人类与自然之持久和谐，亦在这种对物的态度中得到根本保证。因为面对物，人是以明明德来通、顺、成物，是调和性的，而不是征服性的。这在《大学》“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以及“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的财富观里得到了体现。在这种财富观中，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人与万物之间所要建立的不是占有者与被占有者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总之，“格物”彰显了儒家即在物中明明德，对物“通、顺、成”的态度，这是一种用明明德来转化此生此世的态度。

“亲民”是对他人的善。通过亲民，在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里就能够健康地互动。亲民具体体现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上。关于这三个条目，其核心精神都是仁道和恕道。关于齐家，《大学》强调孝、悌、慈三个德目。孝、悌、慈的理据是“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礼记·大学》），这是仁道和恕道的另一种表达。因为家是基础性的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人的角色和位置是相对、可变的，所以要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正如人们平常所说的“你希望未来子女如何对待你，你今天也应该如何对待父母”。通过在家里的互动，人得到了基础性的道德培育。这种培育可以推广到国这个更大的关系网络，孝以事君，悌以事长，慈以使众，因而关于治国，《大学》提出了“絜矩之道”。“絜矩之道”的核心精神也是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进而，关于平天下，当然仍是奉行仁道和恕道。

“明明德”与“亲民”，合起来才是“至善”。所谓“止于至善”，一是要明辨“明明德”与“亲民”才是善，明德不明、未能亲民便是不善，二是既已明辨，便须笃行，三是要不断有进境，然不可以为有止境。这里的第三点体现了《易经》六十四卦最后两卦“既济”“未济”的精神。

综上，《大学》承载着深沉的精神追求，体现了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有效地回应了“儒家四大议题”。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总书记要求深入挖掘和阐发其“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1］已有论者指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就是中华核心价值。［6］显然，这六个核心价值理念和德目都可以从《大学》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引申出来。因此，《大学》所阐发的正是中华核心价值。

三、结语

《大学》出于忧患意识，提出了“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核心价值观。从今天来看，《大学》当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比如明显忽视了“法治”的价值。但是，其核心价值观确实标识了中华独特价值体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一面。迄今，《大学》核心价值观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我们今天所讲的“明明白白做人，干净干净做事”，“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中华一家亲”，“四海之内皆兄弟”，“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等等，都有着《大学》文化基因。从《大学》，可以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由来。

从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来看，《大学》核心价值观对于“儒家四大议题”的有效回应也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比如“格物”的思想，对于树立生态意识、解决生态危机可以提供有益启示。比如“明明德”的主张，对于纠正现代文明中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经济主义可以提供有益启发。

习总书记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了《大学》把涉及国家、社会、个人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这一特色。探讨《大学》核心价值观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不无裨益的。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71，133-164.

［2］梁漱溟.梁漱溟先生论儒佛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2.

［3］杜维明.二十一世纪的儒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4：15.［4］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49.

［5］李渊庭，阎秉华.梁漱溟先生讲孔孟［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87-88.

［6］肖群忠.仁义信和民本大同——中华核心价值“新六德”论［J］.道德与文明，2014（5）.

（责任编辑：黄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