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口常三郎、池田大作教育思想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实践

2017-04-15 22:12姚朝文
关键词:池田大作亲子教育

姚朝文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池田大作思想研究所,广东佛山528000)

牧口常三郎、池田大作教育思想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实践

姚朝文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池田大作思想研究所,广东佛山528000)

池田大作是创价学会开创者牧口常三郎教育思想的继承者、发扬者和实践者。牧口的《山和人生》是日本较早尝试跨学科启发作文思路的教育演说。他在日俄战争前就提出了抵制国粹主义的告诫,对后来军国主义武人政治的崛起具有预警作用。池田大作进而提出以孩子为中心、亲子共读、亲身教育、幸福与和平的教育观念,在当今中国基础教育阶段的作文教学实践中依然具有广泛的借鉴和针砭意义。

牧口常三郎;池田大作;以孩子为中心;亲子共读;亲身教育

当代日本著名的创价教育家、国际和平主义大使、卓越的宗教家池田大作(Ikeda Daisaku,1928-)先生,是创价学会开创者牧口常三郎(英文名:Tsunesaburo Makiguchi,1871-1944) 教育思想的继承者、发扬者和实践者。他提出的以孩子为中心、亲子共读、亲身教育、幸福与和平的教育观念,在当今中国基础教育阶段的作文教学实践中依然具有广泛的借鉴和针砭意义。

一、教育的落脚点:“以孩子为中心”

牧口常三郎于1899年5月在北海道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做了题为《山和人生》的演说。这是以小学教师为对象的示范课程,相当于当今中国教育界流行的公开课。其主题是:以山为主体怎样授课才能培养孩子们的兴趣。

演说开门见山就亮明自己的教育宗旨是以德国赫尔巴特(Johann Friedfich Herbart)“多方兴趣”(Vielseitiges interesse)理论来实施教学,“培养教育目的之兴趣,要理解山所起的作用”[1]

在笔者看来,这一场演说更像一堂基础教育阶段的作文教学课,更具体地说,就是在作文教学的审题阶段里,如何让学生们扩展思路、激发多向度想象力。这显然是关于如何拓展想象力,怎样打开作文思路的思维扩展课。

牧口校长要求听讲者分别采用六种兴趣的向度,来依次分析山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经验的兴趣、思考的兴趣、审美的兴趣、同情的兴趣、社交的兴趣、宗教的兴趣。如此实施基础教育课堂,在118年后的今天看来,实属于跨学科的综合探讨学习法。这就引发了我们教育工作者的好奇心,想弄清楚一百多年前的日本先进教育思想家,究竟是怎样实施其课堂教学的。

下面引用日本学者佐藤秀夫从《牧口常三郎全集》第7卷《书记教育学论集》中引述的这次演说的课堂内容:[2]

第一,在“经验的兴趣”上,解释一下作为资源产地的山。“山麓的牧草养育着牛马,使绵羊和山羊的数量增加。因此在日本,大部分有名的牧场都在山麓。”[1]332“矿物以山的形式出现在地表。如果没有山岳,大部分有用的矿物就会深埋地底,那就难以到手。”[1]333“所有这些物质都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1]333

第二,在“思考的兴趣”上,解释一下作为学问对象的山。例如,在自然科学里,“如果没有山岳,热带地区就会变成沙漠,寒带地区就会变成冰川,温带地区就会变成沼泽。因此,山可以说是水源,也是土质的调整者,气候的调节者”[1]334等。

第三,在“审美的兴趣”上,解释一下作为艺术主题的山。就是说,以山为主题,画家怎么描绘,诗人怎么用诗去咏叹。“实际上,山点缀了大地,装饰了土地,宛如大自然为了满足人类的眼睛,处处准备了美丽的风景。”[1]339

第四,在“同情的兴趣”上,解释一下作为人格形成的山。“山能够使人的情感变得和谐,启发人心,可以说是从天上来的老师。被山爱护着的国民在凝望山的时候,犹如孩子凝望父母一样。还有谁不爱山呢?”[3]

第五,在“社会的兴趣”上,解释一下作为社会形成起点的山。“和山承受的命运一起体验的这种情感,最终走向被山保护着的社会全体。强烈的爱国心之所以都在多山的国家,实际上就是这个原因。”[3]341……

第六,在“宗教的兴趣”上,解释一下作为宗教象征的山,或者说作为宗教感情契机的山。“可以说日本的宗教是在山上发展起来的。不只是日本,世界的大宗教也是在山上发展起来的。”[3]345另外,生活在山上的人,“认识天,理解天,和天融为一体。他们在和天接近的同时,慢慢地知道了自然的力量广大无边。与大自然相比,自己的力量实在渺小。我们觉悟到自己被超越人类的力量支配着。”[3]346

这种教学思路在中国古代教育中就有成功的实践,宋代大文豪苏轼的读书方式就类似这种多向度思考、发散性放射状接受的方式,这种方法的实践效果特别突出,导致苏轼成为那个时代学识最广博、才华最丰硕,成果最突出的大家,他在古文(古典散文)、诗歌、宋词、政论、书法、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游记、美食、水利工程方面均有建树。苏轼把这种学习和教育方式形象地命名为“八面受敌”法。

苏轼的这种阅读方法与牧口常三郎的跨学科综合学习法的区别在于,苏轼的“八面受敌”法是以阅读者或写作者自己为中心,而牧口常三郎则强调要以学生而非教师、接受者而非创作者为中心。

池田大作继承了创价学会的开创者牧口常三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观念。牧口常三郎主张,教师要离开受人尊敬的王座,要成为指导他人登上王座的公仆。池田进一步指出,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彼此都是迈步在学问之道的同志,也可以说是前辈与后辈。最重要的是两者都要秉承民主的关系。”“教育者以贤明的指导、充满爱的鼓励,一定能大大开启生命的‘心扉’。”[4]81

池田大作一直主张“师弟不二”,认为“孩子的幸福是第一位的。孩子也是人,也有人格问题,发挥孩子们的可塑性是教师的责任。”[5]

他又认为“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启蒙教师。”“不论什么家庭,父母自身有上进心,不断学习,这样的态度就会自然地给孩子带来启发。”[6]中国古代名言“言传不如身教”,说得也是这个道理。

他与杜维明教授对话时,可谓机锋并出。他们俩都认同佛教经典所云:“库财不如身财,身财不如心财。”“家庭、学校和地区社会,都应当是把丰富的‘心财’赠给孩子们、进行人本教育的场所。”[6]19

池田先生也意识到,“人生并不是只用学校教育来培养的。”[7]要完成人的教育,途径有多种,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恰恰是学校教育分别伸向的两个领域。对于成年人来说,社会教育的痕迹会更重,限制性也更强。但是,考察人的一生,其早年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会影响到他一生的价值取向、性格操守和一生的追求。

二、教育的路径:“亲子共读”

《开创未来的教育圣业:与丹麦教育家的友情对谈》一书第四章“义务教育的现在与未来”之第一节,主题是“亲子共读”的重要性。池田大作指出:“现今日本青少年疏离书籍的情形急剧增加。从好书获得的心灵滋养是无法估量的,尤其在幼年期养成阅读的习惯意义重大。”丹麦教育家亨宁森对答道:“过去我国每个家庭普遍,都会带着二到六岁的孩子亲子共读,但近来因夫妻都就业的情形增多,家族结构改变,此传统有了很大的变化;亲子共读不仅是父母也成为幼稚园老师的责任。然而,整天诸多压力的工作结束,父母若还有时间和精力的话,仍会在家里与孩子共读。”[8]

由此笔者联想到,当今中国的父母亲们有多少人能够分享到与孩子共读童话与文学经典的亲身体验?如果说在部分城市的教师、知识分子家庭里可以分享而毫无困难的话,那么在广大乡村里的“留守儿童家庭”,文盲爷爷奶奶与失学的孙子或外孙女之间,如何才能做到池田大作与亨宁森所推崇的“亲子共读”呢?工薪阶层大多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看管,自己早出晚归去打工。这种“隔代教育”给子、孙成长中带来的后遗症已经越来越显著,这是处于低级阶段的中国偏远地区的乡村、处于中等发达阶段的中国东南部沿海城市与发达的丹麦、高度发达的日本之间,在儿童早期教育阶段的重大差别。

有鉴于此,池田大作高度赞扬大阪国际儿童文学馆名誉馆长中川正文的做法。他说:“著名绘本作家中川正文就曾称赞青妇的亲子共读运动:‘并非是单方面念给孩子听,而是妈妈出声朗读得到感动,小孩听了也才会感动。这种态度很重要。’并做结论说:‘一起成长’是亲子与故事书共同建构出来的基本‘型态’。”(《圣教新闻》2006年11月12日)

作为教育工作者,笔者有幸亲身体验过多种形式的“亲子教育”。为孩子朗读诗歌、读历史故事,读《西游记》里的“大闹天宫”、“孙悟空三借芭蕉扇”,共同表演儿童剧,分角色体验童话里不同的人物、动物角色,共同感受角色的喜怒哀乐,共同在旅游中验证课本里的地理山川、江河湖海、历史名人的丰功伟绩,领略《诗经》的久远与《山海经》的浩繁……笔者将这些感受写成系列的文章发表后,又获得了教育研究的立项课题。笔者的征文作品《我们共同“成长”》赢得《广州日报》2007年8月8日“成长”杯全国征文一等奖,佛山市禅城区“十佳好父亲”荣誉称号。孩子参加的“同分享共成长,让爱流动之旅”被授予“爱心小天使”称号,孩子们将亲手做成的工艺品、书法、绘画、玩具、装饰品、航空模型现场拍卖,拍卖所得全部捐献给本市三水区“地中海贫血儿童救助中心”。孩子带回来整个活动的现场图片、录像给我们看,父母与子女共同感受“亲子体验”“亲子创造”“亲子义卖”的乐趣。那种幸福感和成就感,是置身事外的人无法深刻体会和替代的。

当然,家长平时不以权威姿态自居,不宜对孩子进行生硬的灌输,而是随着孩子的兴趣而潜移默化地诱导、激发。笔者深信,这种隐形引导而非强制灌输的教育方式,也是成功的诱因之一。总之,笔者以自身及孩子的亲切体验来夫子自道、现身说法,证明池田大作先生“亲子共读”教育思想的实践效果,至少在笔者的家庭、孩子的学校里多年的实践效果,是非常显著又十分可行的。

与池田大作对话的丹麦教育家亨宁森得出的如下结论,笔者深表认同,亨宁森认为:“听故事的时候,大家都是平等的。我想‘共读’蕴藏着结合人与人及文化的力量,在培养儿童能力上有莫大效果。”[8]62

池田大作见识广博,他提供了大历史学家汤因比成长的片段。汤因比对他的儿子回忆自己幼年读书的经历:“小学读英国史时觉得很无趣。后来因为家计关系,母亲辞掉保姆,每晚亲自带我上床、哄我入睡,并从头开始为我朗读英国史。那时我五六岁吧。”[9]“那乐趣真是无可计量”。[8]62

笔者发现,许多大作家没有接受过博士教育,可是他们都接受过家庭教育和小学教育。影响了他们终生创作成就的恰恰是童年记忆与小学教育。中国现代文学的文豪鲁迅在《故事新编》里回忆了许许多多童年生活及母亲对他的教育。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颁奖盛典的答谢致辞就是《讲故事的人》,讲的都是童年故事和小学时代的记忆对其创作的影响。笔者的作家老师魏巍、玛拉沁夫,大诗人公牧、儿童文学耆宿蒋锡金,都再三告诫笔者,童年生活、少年体验对作家一生的创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至于中学语文课本里选取的朱自清《背影》、魏巍《我的老师》、朱德《我的母亲》乃至于选入《大学语文》教材里的贾平凹《我的父亲》、梁晓声《父亲》、史铁生《我与地坛》,都体现出少年时代与父母的共同生活对他们一生的深刻影响。

三、最佳的教育方式:耳提面命、亲身教育

池田大作强调教师自身的人格磨炼。他说:“知识本身是客观的,利用讲义、传声器完全可以传授。而人格形成、人性等应当如何运用知识的价值创造问题,是要通过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接触才会自然刻印在生命中的。”[10]

这一思想不仅中肯,而且对于当代教育具有显著的针对性。电子信息革命的当代世界,不仅教育的手段越来越工具化,教育的目标和归宿也越来越出现了路径依赖,似乎不能“触电上网”就要被时代淘汰。针对这种趋势,池田大作的这一教育思想,不啻为教育观念的春雷、教育手段的清醒剂。

许多语文和英语教育的名师反复强调过,语言教育才是最本位的。适当运用多媒体手段可以强化语言教学的效果,例如,播放著名播音员的诗歌朗诵视频。但是,过多依赖多媒体的结果,往往导致视觉图像淹没了语言教学本身,造成文、史、哲、政治、心理、教育课堂变成了电影、视频课堂。远程教育、慕课,比较适合于客观性知识的大规模、多受众的传授,如果受教育者选修的是书法、绘画、音乐、武术、文学、钢琴、舞蹈等艺术性强、个性化突出的课程,尤其是到了高级阶段,特定的主观经验未必具有广泛传播性,必须师傅亲身面对徒弟耳提面命、手把手地训练、提示、体悟,纠正学生随机出现的那些不可预见到的差错,有些技巧、经验甚至“可意会而不可言传”,需要心灵与心灵的沟通与顿悟。禅宗五祖弘忍给青年时期身为仆役的六祖惠能,三更半夜里秘密传授衣钵,那种心传神授,殊非计算机远程传播所能替代,至少可以说,不能完全替代。

据佛教入门经典《五灯会元》卷一记载,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法会上拈花示众,众生徒都不明白佛祖这是何意,只有迦叶尊者破颜微笑,心领神会.知其意旨。于是释迦佛说出了后世流传甚广的名言:“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就是堂奥之所在。笔者相信,任何学科,到了高级阶段都会“殊途同归”,宋代大理学家朱熹所云“理一分殊”,此之谓也。

我的学生写了一篇作文《应该优待我们的老师》,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要把自己最心爱的一枚勋章,作为最高奖赏,奖给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人。很多军功显赫的将军、成绩卓著的发明家、作家以及社会名流、学者都到齐了,可是,国王走到一位教了一辈子书的白发老妇人面前,恭恭敬敬把勋章奖给了她。国王十分郑重地对她说:“你是人类智慧的开拓者。专家、学者、将军、国王都是从你这里得到启蒙的,你对社会的贡献最大。”笔者在这篇作文后面的评点中写道:“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它隐含着千言万语,作者借用它形成了强有力的论据。这种论证方法,要比直接讲一些浅显的道理更有说服力。”[11]

无论是佛祖释迦牟尼、汤因比还是学生作文里的那位国王,他们都采用了亲身实践、现身说法、耳提面命、“以身证道”的方式来教育大众。可见,身边的、生活中的榜样才是力量无穷的,亲身正道、现身说法的示范效果可以胜过抽象的道理。

四、教育的使命:幸福与和平

牧口常三郎于1930-1934年出版《创价教育学体系》四卷巨著[12],终身践行其“人性教育”的思想。在军国主义横行无忌的时代,牧口常三郎反对培养武士道的少年,而主张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民众的幸福和“人格的价值创造”。被军国主义者视为异端。1943年7月,创价学会的两代会长牧口常三郎、户田城圣被捕入狱,罪名是“不敬罪与违反治安维持法”[13]。战后,池田大作为了表达民众的和平诉求,创建了公明党,却于1957年7月被冠以“违反选举”的罪名入狱。“池田的出狱之日7月17日成为(创价)学园学生永远的原点和祈誓之日”。[14]

池田认为,教育可以防止国家之间的战争和其他不幸事件的发生。“我们可以期待通过人民大众之间的信赖渠道,来防止国家之间发生可预见的不幸事态。”[4]389“学问就是普遍的世界,可以超越国界、民族、语言来进行交流。教育应该担负起培养立足于全球视野的世界公民的职责。”[4]319他在与当今世界新儒学的泰斗杜维明教授举行的《对话的文明》一书里,更加坚定地认为,这样的教育“一定会成为把‘战争与暴力的世纪’转换为‘和平与非暴力的世纪’的‘主轴’。”[6]185

他坚信:“要开拓世界和平、人类平等、精神自由之路,这是‘教育’的神圣使命。不如此则无法形成让人活得像个人的‘人性绿洲’。此外,要打破阻止此趋势之权力者,打破权力魔性,使权力、权势归属于民众,也是要仰赖‘教育’才能做到。”[15]

池田大作这种思想在多半个世纪前的牧口常三郎关于“山和人生”的演说中就体现出对日本国粹主义倾向有清醒的批判意识:

实际上山是天然的城墙的同时,也会使国家变得狭隘。在狭隘的山国中成长起来的人怎么可能具有宏大的气魄呢?如果思想狭隘,就会嫉妒他人,排斥他人,最终导致内讧。封建时期这样的风气,实际上山的影响很大。这种风气到现在仍然没有消失。这样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岛国根性。岛国根性不也体现在与外国贸易的许多共同事业上吗?那实际上是日本人的一大缺点,作为教育者,将来一定要大力纠正它。[3]342

这段演说发生在1899年,是日本军部在甲午海战中战胜清朝五年后,积极酝酿对沙俄帝国发动占领中国东北的战争之前的五年。牧口常三郎先生对国民性格洞察之深邃、胆识之过人,令人倍加钦佩。这种对国粹主义的清醒抵制,在当前剧烈变动的国际局势面前,就显得尤其有现实意义。

创价学园始于1968年4月初创。池田大作确定的创校校训有五条:(1)要成为追求真理、创造价值的英知和热情之人;(2)要成为绝不给别人添麻烦,对自己的行动负责任之人;(3)要成为对他人亲切、彬彬有礼之人,否定暴力,重视信赖与协调之人;(4)要成为堂堂正正地陈述自己的信条,为了正义具有贯彻实行勇气之人;(5)要成为富有进取禀性的光荣的日本的领袖、世界的领袖。[16]

创价学园的校训里,特别体现出池田大作的人生与教育信仰,其关键词就是“追求真理”、“不给别人添麻烦”、对自己的行动“负责任”、否定暴力、信赖与协调、坚持正义、贯彻力行、世界领袖。池田在关西创价学园第一次入学仪式上强调,要懂得报恩而不是一味索取,抵制邪恶而非作恶,尤其“不能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不幸之上”[17]。池田大作先生不仅把这些可贵的“人性教育”理想确立在校训中,而且灌注到创价学园的校歌中。冲洋作词、川上慎一作曲的创价校歌,弘扬的主旨是为了创造社会的繁荣、民众的幸福、世界的和平、承载后代的世界。池田大作一生具有超越眼前得失利害,跨越民族、国家与集团利益的限制,舍弃小我、成就大我的宏阔胸襟与远大理想。在1968年,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占主流、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局之下,池田先生无惧极端分子暗杀威胁,以大无畏毅勇发表《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这种可贵的精神,在当代尤其需要发扬光大,不仅在中日两国的基础教育阶段,也适用于各国各种层次的教育实践。

[1]佐藤秀夫.牧口常三郎全集(第7卷):书记教育学论集[M].东京:第三文明社,1982:330.

[2]伊藤贵雄.牧口常三郎与约翰·杜威——对地理学的关注[M]//高益民.和平与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267-268.

[3]创价学会指导集编辑委员会.创价学会指导集[G].东京:圣教新闻社,1976:81.

[4]池田大作.谈教育[M].东京:第三文明社,2003:47-48.

[5]池田大作,杜维明.“对话的文明”——谈和平的希望哲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13.

[6]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汤因比、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61.

[7]汉斯·亨宁森,池田大作.开创未来的教育圣业:与丹麦教育家的友情对谈[M].刘焜辉,译.台北:正因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1:60.

[8]腊山政道.汤因比史学与现代的课题[M].东京:中央公论社,61.

[9]池田大作.创立者と共に——创立精神を学ぶ[M].东京:“创立者とともに”编辑委员会,2004:60.

[10]姚朝文.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评点(演讲卷)[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3:26.

[11]牧口常三郎.创价教育学体系(1-4卷)[M].刘焜辉,译.台北:正因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1:1.

[12]奥田真纪子.创价学园的人性教育——激发人类内在的多元可能性的人性教育理念.和平与教育[G]//高益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257.

[13]池田大作,松下幸之助.人生问答[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353.

[14]池田大作.教育指针[M].台北:正因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10.

[15]池田大作.教育の世纪へ[M].东京:第三文明社,2003:201.

[16]池田大作.随笔新人间革命(327)[M].东京:圣教新闻社,2003-05-09.

(责任编辑:刘岭峰2572756826@qq.com)

Education Thought Practice of Tsunesaburo Makiguchin and Ikeda Daisaku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Stage

YAO Chao-wen
(Ikeda Daisaku’s Thought Institution,Foshan University,Foshan 528000,China)

Ikeda Daisaku has inherited,developed and practiced education thought from Tsunesaburo Makiguchi which was founder of The Sōka Institution in Japan.He made a speech,Mountain and Life,it’s an early education address to inspire writing composition by interdisciplinary in Japan.He had warned to resist pure Japanese nationalism,which took precaution against army man control government rising up later.Next step,Ikeda Daisaku has pointed out education conception:the core of education is children themselves,reading together with parents and children,education by oneself,happiness and peace.All of these education thought has widely benefit by Chinese composition teaching practice experience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stage today.

Tsunesaburo Makiguchi;Ikeda Daisaku;the core of education is children themselves;reading together with parents and children;education by oneself

G40-09

A

1008-018X(2017)05-0079-06

2017-05-14

姚朝文(1966-),男,山东成武人,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博士,兼职博士生导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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