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与东北亚权力格局的变迁

在讲求利益的国际政治中，有“弱国无外交”之说法。但在国际关系史上，以小搏大的事例却比比皆是，不胜枚举。[1]二战结束后，受惠于美苏冷战的对抗、联合国的一国一票制度及新媒体产业发达等原因，小国获得参与国际外交舞台的权力，也让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得不拉拢这些小国，与之合作，方能保住国际外交舞台的控制权，甚至有时小国举措得当，反制大国。冷战结束后，现今国际社会由两极格局转向由诸个国家组成的多边外交关系，并随着全球化的实现，陆续衍生如环境保护、国际贸易、核扩散、反恐战争等全球性的问题，使这些国家各自因其关心的议题而组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互相合作又互相对抗，无形中提升了小国的影响力，使国际社会成为权力平衡的均势局面。诸小国虽力不如人，却可联合起来，用投票掣肘大国的行动，或利用媒体的广泛影响，向国际社会声讨大国的不正行为，而大国必须与小国合作，或交换利益，否则很容易失去了国际局势的操控权。[2]

朝鲜燕行时节出使北京的旅程路线

相对于现代国际法秩序体系的小国外交之优势，过去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天下秩序”中，小国外交只能说是自保之道，并采取事大主义，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献表输诚，换取中国的政治支持与经济资源。在传统“天下秩序”中，中国最重视也最长久的属国，乃掌控朝鲜半岛的新罗、高丽、朝鲜等政权。本文以14?20世纪朝鲜王朝外交政策与中朝宗藩关系的变化，说明小国外交在传统“天下秩序”体系中的优势与困境，并探讨传统“天下秩序”体系崩溃后，朝鲜半岛的南北韩政权如何应对日、俄、中、美等国的干预，进而分析小国外交在全球化国际体系内的发展问题及其亚洲权力格局之变化。

14?19世纪前期中朝宗藩关系的发展

11?14世纪，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面对中国辽、宋、金、元政权的军事压力，不得不接受其册封，成为中国的属国。其中以蒙古人统治的元帝国，控制高丽最甚，高丽君臣敢怒不敢言，屡思摆脱。元明易代以后，高丽内部形成亲明、亲元的两股势力，并先后接受明朝与北元的册封，形成“两端外交”之局。随后，明太祖要求高丽归还铁岭以北的土地，高丽不愿归还这些新征服的土地，决定对明朝开战，出兵辽东。没想到高丽负责领兵的将领李成桂竟调转军队，返回高丽首都开城，并标榜亲明事大的口号，放逐辛禑王与亲元势力，又暗杀郑梦周等人，逼恭让王禅位，自立为王，遣使赴明，希望得到明朝的册封。[3]

为了证明易姓革命的正当性，李成桂推动儒教政治，宣扬“亲明事大”的外交政策，并遣使献表，请明太祖朱元璋赐新国号，希望与明帝国建立宗藩关系。明太祖朱元璋定其国号为朝鲜，期盼朝鲜能像箕子屏藩周王室一样，屏护明帝国，如此一来确定了朝鲜王朝的正当性，也确立了明帝国与朝鲜王朝的君臣名分与宗藩关系。[4]因此，朝鲜视明帝国为上国，向明朝皇帝朝觐进贡，执以臣下之礼。然而，这不代表朝鲜完全视中国为天下的中心，仍保有以本国为中心的天下观，[5]但因李成桂以“华夷之辨”与“亲明事大”，作为自己发动兵变的大义名分，使朝鲜王朝的政权正当性基础紧紧与明帝国绑在一起。[6]

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派兵20万，渡海攻击朝鲜。日军所到之处无不披靡，朝鲜宣祖李昖向明朝请援。[7]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考虑明朝国防安全，“是朝鲜为我中国必不可失之藩篱也”，[8]决定出兵援朝，并投入很大的兵力、物力，支持朝鲜军队绝地反攻。直到1598年9月丰臣秀吉突然病逝，德川家康掌握实权，日军仓促撤退。[9]至此，朝鲜国土完全收复。明、日、朝三国在朝鲜半岛的战争，没有人是最后赢家。七年抗倭战争的军费支出，让明朝元气大伤，也让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崩溃，德川家康得以夺权，更严重破坏朝鲜经济，无法恢复元气，尤其是朝鲜宣祖李昖大失民心，只好分出部分王权给王世子光海君，让朝鲜党争问题更加尖锐。

1608年，光海君李珲即位，致力与日本恢复交邻关系，并与努尔哈赤等女真部落互市通商，让朝鲜军民休养生息。但努尔哈赤建立金国，等于挑战明朝权威。明朝要求朝鲜出兵，共同讨伐金国。为了不被拖入明金两国的冲突之中，光海君实行“两端外交”，欲在明朝与金国之间游走、渔利。[10]然而，这一政策不但得罪了明朝与金国，也让光海君声名狼藉，遭到朝鲜士人的声讨，[11]所以西人党发动政变，罢黜光海君，拥立绫阳君李倧，史称“仁祖反正”。[12]由此可知，“事大”本为朝鲜的自我保护手段，但从光海君“两端外交”的失败，可知朝鲜事大主义趋于理念化，竟无视明、金、朝三方关系，不但埋下两次虏乱的隐患，也埋下了后来200年朋党政治的恶果。

为了证明政变篡位是拨乱反正之举，仁祖李倧全盘否定“两端外交”政策，还刻意向明朝示好，使金国决心攻击朝鲜，避免腹背受敌，遂埋下后来“丁卯虏乱”与“丙子虏乱”的隐患。[13]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清。借朝鲜未遣使来贺、等于破盟为由，皇太极亲征朝鲜，一路势如破竹，甚至攻下江华岛，仁祖李倧只好投降，与清国缔结三田渡之盟，承认清国的宗主权，王世子与大君入质清国，并与明朝断绝往来，不得私通明朝，否则清国将行废黜、改立质子。[14]

朝鲜投降清国后，朝鲜各党派的事大政策出现分歧，分成尊崇明朝与接受现况的两种意见，呈现出“名分”与“现实”的冲突，而这样的价值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朝鲜王朝后期的政治文化。[15]朝鮮王朝的正当性基础乃明朝皇帝的册封。仁祖李倧弃明投清之举，让朝鲜王朝的政治定位与自我认同变得混亂。所以，朝鲜表面上尊崇清国，但私下仍潜通明朝，清国也一直提防朝鲜，屡命其出兵助饷。[16]直到清军入关后，清政府不再需要朝鲜作为补给基地，逐渐放宽对朝鲜监督，朝鲜君臣才能重新建构朝鲜的正当性基础，强化与前明的精神纽带。[17]

1649年，朝鲜孝宗即位，并因其在清国八年的质子经验，怨恨清国，积极谋划反清北伐的事业。清政府却探查到朝鲜君臣的北伐计划，遣使责问孝宗，孝宗只好作罢，郁郁寡欢，壮志未酬而薨。继位的显宗、肃宗同样不敢反抗清帝国，并在康熙皇帝收回台湾后，意识到“反清复明”已是不可能的任务，再加上后来继位的朝鲜国王多困于朝鲜两班贵族的党争冲突与经济特权，[18]所以在政治上更加靠拢清帝国，使中朝两国很快重回宗藩关系的正常发展轨道上。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的中朝宗藩关系实不同于明代中朝宗藩关系，最明显的差异在于朝鲜只认同清帝国是“大国”，而非“天朝”，[19]并视清帝国为“猾夏蛮夷”，[20]在文化上否定清政权的合法性，自視为“小中华”。由此可知，朝鲜虽在政治上接受清帝国，但其事大政策却是政治与文化各自分立，“一边事之以上国，一边畜之以夷狄”，[21]形成朝鲜对华观的两重性。

朝鲜自主之梦与中日俄英美的五国竞逐

1863年，朝鲜哲宗李昪薨逝，由兴宣君第二子李熙入嗣翼宗，是为高宗。兴宣君李昰应封为“大院君”，代为理政。为了打破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治，大院君倚重弱势派系、李氏宗亲与武官们，并撤废全国书院，限制两班特权，增加财政收入，稍稍缓解了朝鲜军政之弊。[22]为了加强王权，大院君强力推行“卫正斥邪”政策，大肆搜捕东学党与天主教信徒，并坚持锁国，拒绝开港，还成功击退法国、美国船舰，更在全国各地立下“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的斥和碑，以示其锁国决心。由此可知，大院君的“卫正斥邪”与锁国政策实为一体两面，即巩固朝鲜原有的“事大交邻体制”，确保朝鲜自主之权力。[23]然而，高宗亲政后，不满大院君专断独裁，欲夺回王权，遂反对“卫正斥邪”政策，并重用王妃闵氏一族，暗中削弱大院君的权势。

当时，日本推行明治维新，内政外交为之一变。日本对马藩按惯例向朝鲜通告日本王政复古之事，但朝鲜却因日本书契不符合过去文书定式，竟拒绝受理。日本君臣感觉受辱，愤然商讨“征韩论”的可行性。[24]为此，日本派出军舰探查朝鲜海岸，并炮击江华岛，要求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确定朝鲜为自主之邦，间接否定中朝宗藩关系的正当性，埋下破坏中朝宗藩关系的潜在威胁。[25]除了日本强行缔约外，朝鲜北边还有俄国虎视眈眈，而英国为了对抗俄国，也有北上朝鲜之虞，朝鲜只能依靠清帝国。由于伊犁危机，清帝国注意到俄国的威胁，决定由防日转为联日抗俄，所以才有黄遵宪“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的《朝鲜策略》。[26]《朝鲜策略》的基调虽是亲中联日美，却引发朝鲜儒生们的抗议，而日本对朝鲜的威胁也日益严重，逐渐引起中国的戒心。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朝鲜乱兵火烧日本公使馆，遂在《济物浦条约》允许日本在使馆驻军的权力，给了日本干预朝鲜的机会。为了稳定朝鲜政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支持闵氏戚族执政，软禁大院君，并希望朝鲜与美国签订商约，借以引入美国势力，避免日本独占朝鲜，制衡俄国南下之忧，还可以让欧美列强互相牵制，达成均势状态，中朝宗藩关系也可以相对强化，逐渐扩大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因此，在李鸿章示意下，朝鲜全面开放门户，未料却让朝鲜沦为欧美列强竞争的肥肉。[27]

江华岛事件

朝鲜开国后，清政府发现“属邦自主”的宗藩惯例，无法得到欧美各国的认同，并与《国际法》的“属国外交限制权”互相矛盾，让朝鲜外交成为传统天下秩序与国际法秩序原理并存的“两截体制”。为了解决“两截体制”衍生的种种问题，北洋大臣李鸿章欲改变宗藩体制的惯例，将“宗藩关系”实体化，让日本、欧美各国承认中朝宗藩关系的合理性，达到列强均势、保护朝鲜的目的。[28]但事与愿违，中国越想加强中朝宗藩关系，反而让朝鲜越倾向自主，试图脱离宗藩体制。再加上欧美各国传入的新式知识，使年轻官员如金玉均、洪英植、朴永孝等人主张联日排中，挣脱清帝国对朝鲜的控制，于是这些人趁着中法战争之际，发起“甲申政变”，杀死事大派重要人物如闵台镐等人，另组新政府，并径自宣布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29]在清军反击下，“甲申政变”很快被平息，事大派重夺政权，金玉均等人亡命日本。

金玉均等人发动政变的原因，主要受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的煽动，使朝鲜国内反日情绪大涨，中日关系极为紧张，日本不得不采取“军事退却、外交进攻”的政策。[30]为了稳定朝鲜政局，李鸿章同意释回大院君李昰应，[31]牵制闵氏戚族，提升事大党的力量。[32]以朝鲜王妃闵妃为首的闵氏戚族担心大院君报复，又担心中日冲突将危害朝鲜利益，所以接受朝鲜总海关税务司兼外交顾问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llendorff）“联俄拒清”的建议，遣人与俄国秘密谈判陆路通商问题，初步确定了《第一次朝俄密约》的基本内容。[33]清政府很快得到朝鲜准备联俄的风声，问责朝鲜政府。为了掩人耳目，穆麟德代为穿针引线，与俄国驻日公使戴维道夫（Davidov）于1885年2月14日在东京秘密签订《第一次朝俄密约》。[34]朝鲜求俄国保护、签订密约的消息很快引起列强的警觉。

由于《第一次朝俄密约》的刺激，李鸿章决定加强控制朝鲜内政外交，避免朝鲜投向俄国怀抱。日本、英国亦深感不安。日本担心俄国趁机侵夺朝鲜，届时日本将丧失控制东北亚的门户之钥;英国则担心俄国远东舰队悄然南下印度洋，使英国在阿富汗的军队陷入被俄军南北夹杀的窘境，于是派船舰强行占领朝鲜的巨文岛（Port Hamilton），防止俄国远东舰队南下支援，是为“巨文岛事件”。[35]日本对英俄两国在东北亚的冲突相当焦虑，担心俄国乘势夺取朝鲜，但“甲申政变”让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大减，遂以默认中朝宗藩关系为前提，鼓动北洋大臣李鸿章控制朝鲜的内政外交。[36]由此可知，“巨文岛事件”是围绕朝鲜各种矛盾更加激化的标志，象征朝鲜已成为东亚国际政治斗争的漩涡。为了阻止朝鲜与俄国私下联系，李鸿章几乎全盘接受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的建议，如斥退穆麟德、重用金弘集与金允植，并任命袁世凯担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37]加强控制朝鲜内政外交，将松散的宗藩关系转成《国际法》承认的宗属关系。

李鸿章的朝鲜政策虽能切中时弊，却未顾及朝鲜本身的情况，不但轻忽了闵氏戚族的能量，也忽略了朝鲜长期党派倾轧的问题，更因其主张联英拒俄，未能积极交涉“巨文岛事件”，[38]使朝鲜怀疑清政府欲以朝鲜为筹码，以飨列强。[39]尤其是释回大院君之事，等于激化朝鲜内部斗争，使朝鲜君臣不信任清政府，对中朝宗藩关系实害多利少。[40]最后，在中国长达两年的交涉下，英国同意退出巨文岛，俄国也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占领朝鲜领土”，[41]并承认中朝宗藩关系，以实现俄国在朝鲜的最大利益。[42]由此可知，“甲申政变”突显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的竞争，让朝鲜心生警惕，欲联俄制华，避免卷入中日两国的纷争，而“巨文岛事件”即代表英国对俄国插手朝鮮的抗议，暴露了清政府的实力不足，使朝鲜顿生轻视之心，甚至认为朝鲜与其指望清政府保护，还不如依靠美国更为妥当。[43]

中朝宗藩关系的存在，虽能缓解列强对朝鲜的进逼，但清政府却发现朝鲜竟暗中接触俄美等国，使清政府势必进一步干涉朝鲜内政外交，也反映出中朝宗藩关系必须走向实体化的趋势，否则将重蹈丢失琉球与越南的覆辙。然而，李鸿章的策略却弄巧成拙，反而让闵氏戚族投靠俄国，再加上商务委员袁世凯对朝鲜政府的高压政策，动辄威吓胁迫，朝鲜君臣不堪受辱，试图“引俄斥华”，遂有《第二次朝俄密约》之事。清政府对朝俄联盟之事极为重视，不惜整军备俄，也要保全朝鲜，商务委员袁世凯更大胆建议罢黜高宗，另立新王，但因李鸿章担心引发日本与俄国的联手反击，破坏朝鲜均势局面，此议遂息，而朝俄联盟与《第二次朝俄密约》也在朝俄两国双双否认下，不了了之。[44]不过，李鸿章重新调整策略，不再干涉朝鲜宫廷纷争，加强控制朝鲜经济，并延续“以夷制夷”的方针，采取联俄制日、联英制俄的政策，尽量排除俄国、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可见在日、俄、英三国互相掣肘的情况下，清政府才能勉强维持其宗主权。

经过一连串的风波后，朝鲜君臣不得不重新审视中朝宗藩关系，似乎放弃自主的意图，约束亲美、俄、日的改革派官员，但这些亲中的作为只是为了麻痹袁世凯，使其放松戒备。袁世凯不疑有他，以为朝鲜君臣已心服口服，不再存有异志。[45]殊不知，朝鲜君臣的谦恭态度，不过是假象而已。事实上，袁世凯的高压手段，让朝鲜反华意识日趋强烈，逐渐形成中朝对立的局面，并遣使赴华，指控袁世凯在朝鲜的种种劣行，试图让清政府调走袁世凯。但在李鸿章的支持下，袁世凯仍继续留任商务委员，让朝鲜君臣倍感压力。[46]朝鲜自知力量不足，却有计划地破坏事大礼仪，如朴定阳违制问题，赵大妃丧礼问题等，皆利用《国际法》挑战中朝宗藩关系的合法性，模糊了中朝两国的君臣名分，削弱清政府在朝鲜的影响力，加速了中朝宗藩关系的恶化。[47]

甲午战争后日本控制了朝鲜半岛

从朝鲜独立到日韩并合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日两国开战不久后，日本很快用武力控制朝鲜政府，强迫朝鲜废除《中朝水陆通商章程》，并缔结《日韩攻守盟约》，防范朝鲜寻求俄国保护。[48]为了彻底掌控朝鲜，日本公使大鸟圭介扶植开化党人，并起用大院君李昰应，借以驱退闵氏外戚势力。在日本的干涉下，朝鲜仿照近代国家的内阁组织，由金弘集担任总理大臣，并根据日本的建议，制定新法，先后颁布了200多条法令，称为“甲午更张”。[49]金弘集内阁的改革措施，看似推动朝鲜近代化，实则强化日本对朝鲜的控制，而大院君与开化党互相倾轧，让金弘集内阁陷入困境，无法推展政务。所谓的“甲午更张”只是纸上谈兵。[50]

在日本的压迫下，高宗李熙遣使赴华，暗中求援，希望联中制日。[51]因此，大鸟公使认为，控制朝鲜的首要之务就是切断中朝宗藩关系，借以弱化朝鲜的王权，[52]于是要求朝鲜废除一切宗藩惯例，还派遣专使，前往欧美各国，宣布朝鲜独立之事，[53]并向朝鲜高宗提议建元称帝，改易王室尊号，宣示朝鲜国王与清朝皇帝平起平坐，消除“从属中国”的名分隐喻。朝鲜君臣皆惊骇不应。随著清军节节败退，朝鲜君臣失去最后希望，只好勉强同意日本的要求，[54]于是在1895年1月7日，朝鲜高宗颁布《洪范十四条》，作为朝鲜自主的基本大法，并率李氏宗亲、文武百官誓告宗庙，向欧美各国宣告朝鲜独立。[55]

甲午战后，清政府承认朝鲜为自主之国，象征中国力量退出朝鲜半岛，也失去了东亚的领导地位。[56]朝鲜王妃闵氏认清甲午战后的东北亚新格局，认为朝鲜必须依靠俄国，掣肘日本，于是积极拉拢俄国。[57]朝鲜的亲俄行动，[58]让日本大为紧张，决定除去闵妃。[59]新任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暗中指使日本浪人闯入景福宫，疯狂斩杀闵妃及多名宫女，称为“乙未事变”。[60]“乙未事变”引起朝鲜君臣的愤怒，也让日本受到国际舆论的指责，反日情绪日益升高，俄国驻朝公使韦贝更要求日本必须调查真相、审判罪人。为了免除日本的责任，三浦公使强迫高宗下诏罢黜闵妃，又将废后诏书照会各国公使馆，更造谣闵妃未死的谣言，彻底否认“乙未事变”的责任。[61]日本公使的行径，让朝鲜民众相当愤怒，甚至自组义兵，主张为闵妃报仇，到处攻击日军与亲日官员。[62]

俄国公使韦贝利用朝鲜反日之势，调俄兵入汉城，准备收容高宗，使俄国能混水摸鱼，趁机插足朝鲜半岛。1896年2月11日，朝鲜高宗逃出王宫，躲入俄国公使馆，是为“俄馆播迁”。[63]在俄国的保护下，高宗下令逮捕亲日派官员，亲日派官员多被杀或逃亡日本，亲俄派官员重掌大权，[64]并在独立协会的鼓动下，高宗李熙正式称帝，[65]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改年号为“光武”，向世界各国证明朝鲜是独立之国。[66]

“俄馆播迁”的发生，让俄国在朝鲜的力量大为扩张，不但打乱了日本在朝鲜的布局，朝鲜的亲日派势力几乎被连根拔除，也让日俄两国不得不正面对决，殖民竞争更趋激烈。为了不让日俄冲突尖锐化，日俄两国多次谈判，协调日俄在朝鲜的势力范围，先后签署了《小村-- 韦贝协定》、《山县-- 罗巴洛夫协定》及《西-- 罗先协定》，[67]显示日本完全摆脱了“乙未事变”造成的被动局面，并与俄国瓜分朝鲜利权，逐步培养亲日势力，进而控制朝鲜人事权、财政收支、借贷国债、架设电线等利权。

1905年日俄战争的爆发，可说是日俄两国在东北亚的决战。日本大胜俄国后，与俄国签订《朴次茅斯和约》（Treaty of Portsmouth），俄国势力退出朝鲜半岛，并承认日本拥有大韩帝国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优越地位。为了避免大韩帝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高宗李熙派遣密使，向欧美各国求援，希望各国出面斡旋，确保大韩帝国的独立。[68]对此，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建议收回大韩帝国的外交权，断其对外求援之路，避免欧美各国干预，于是强迫大韩帝国签订《第二次日韩协约》。[69]

日本特派大使伊藤博文谒见高宗时，主张大韩帝国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但仍有附庸性的独立，[70]并指出日本为了朝鲜，不惜与中国、俄国开战，才保全了大韩帝国，[71]所以大韩帝国外交权应由日本政府代理，才能巩固日韩两国的关系。伊藤博文高宗李熙请求保留遣使的形式，希望通融。[72]农商工部大臣权重显也反驳伊藤博文的说法，指出一旦接受《第二次日韩协约》，大韩帝国失去独立的名实，国家地位甚至比朝鲜时代的“属邦”还低。[73]伊藤博文无视韩国君臣的哀求，并指出大韩帝国根本没有独立的实力，必须由日本代理韩国的外交权，这样日本会保证大韩帝国的内政自治权与皇室尊严。[74]无力反抗的高宗只好忍痛签订《第二次日韩协约》，但日本并未就此满足，很快又因“海牙密使事件”，逼迫高宗退位为太上皇，由皇太子李坧即位，并要求大韩帝国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日本全面控制韩国内政外交。眼见国将不国，朝鲜志士安重根愤然刺杀朝鲜统监伊藤博文。[75]日本举国震惊，国内主张合并韩国一派占据上风，于是1910年8月22日，韩国统监寺内正毅迫使纯宗李坧签订《日韩并合条约》，正式宣告大韩帝国并入大日本帝国，并另成立朝鲜总督府，至此朝鲜半岛成为日本属地，作为侵略中国的战略基地。[76]

后冷战格局下的朝鲜半岛问题

追溯近代东亚历史的发展，可知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不只涉及中日两国的竞争与国力消长，也是传统东亚世界秩序崩溃后如何重建新秩序的缩影。在欧美帝国主义的殖民渗入下，亚洲诸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无不剧变，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及传统东亚世界秩序彻底瓦解，只好接受欧美国际法体系的条约观、主权概念及其民族国家体制。为了摆脱欧美殖民帝国的压迫，东亚诸国先后有孙文的大亚细亚主义，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亚洲等尝试，欲重建亚洲诸国新秩序，最后却以失败告终。直到今日，亚洲诸国仍在后冷战的框架内进行博弈，试着夺回话语权，或利用民族主义削弱欧美国家对本国的政经势力，却始终无法摆脱美国的影响，为亚洲诸国的安定和平埋下了隐患。

二战后的朝鲜半岛同样无法实现独立自主的目标。受到美苏冷战的影响，朝鲜半岛被划分为南北两个势力范围，各自被美国与苏联操控。正是复杂的东亚地缘政治和美苏冷战环境，再加上北朝鲜的威胁与国内政局的不稳定，韩国只能利用过去19世纪朝鲜王朝的事大主义与平衡外交的历史经验，想办法在周边国家及美苏大国的夹缝里寻求生存之道。为了防御苏联与北朝鲜的军事力量，韩国必须仰赖美国力量，与之缔结军事同盟条约。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设法培植国力，保持弹性的外交空间，尽量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避免被卷入美苏两国的冷战冲突，并在美国的压力下，利用《国际法》，尽可能维护国家利权，保持韩国各方面的独立性，避免随时被美国当作棋子牺牲的命运。

由于韩美军事同盟是建立在朝韩分裂基础之上，使韩国不得不仰赖美国的保护，而韩国经济也必须靠美国的扶持，承担驻韩美军的庞大支出。即使韩国内部斗争不断，但“亲美抗朝”的策略是韩国建立以来一直奉行的外交原则，并没有因为政府领导人的更替或韩国民众的反美运动而有所改变。苏联崩溃后，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也随之结束。北朝鲜因苏联解体与中国经济改革，一下子就失去了共产主义阵营国家的大量援助，但北朝鲜却凭借其地缘政治与核武器的优势，要求中、美、日三国让利。[77]在此过程中，中、美、日三国形成某种默契，合作解决朝鲜半岛问题。[78]从这点来看，朝鲜半岛的南北韩政权仍在二元对抗的框架内，仍未走出冷战格局。正因为北朝鲜拥核的风险，让韩美军事同盟不但没有结束，反而超出了朝鲜半岛的攻守范畴，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在美国的保护下，韩国的军事压力相对较小，积极产业升级，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变为信息高科技型产业为主的经济大国，并发挥小国外交的优势，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尤其在个别议题上，韩國不再受限于“亲美抗朝”策略，并尽可能在不冲击美韩双边关系的前提下，与日本、中国、俄罗斯进行对话，低调维护本国利益。

在南北韩互相竞争的情形下，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都不愿意看到南北韩冲突或和平统一，否则美国势力将退出亚洲，亚洲权力格局也会失去平衡。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势必完成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对周边诸国的市场、资源、土地、劳动力也会逐渐增加需求，而“一带一路”政策就是要重新定位中国未来战略发展，将中国自身发展与亚洲整体发展相联系。这样一来，中国利益之所在，必然与以美国为主的亚洲诸国秩序有所冲突，原本东亚权力格局必须重新调整，所以有东海海洋天然气资源开发之争，或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僵持不下等问题。除了资源开发与贸易谈判等“商战”之外，美国与东亚诸国军事协定的合作与对抗问题，更容易触发中国与周边诸国的长期矛盾，“萨德危机”即是一例。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积极思考小国外交的特征及其面临的种种困难，尽量维持均势局面，消除亚洲诸国的不安，获得周边国家的信任。特别是在当前多边外交新形势下，中国有必要更多倚重小国的支持，并超越民族主义，尊重亚洲诸国的文化差异，进而建构一个包容多元文化的中华文化共同体。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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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本文为浙江省社科规划“之江青年课题”《朝鲜华夷观与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研究》研究成果之一（项目号：16ZJQN031YB）。

[1] 试举一例，中国北洋政府处理欧美列强欲分裂中国领土的诡计时，北洋政府的外交官们就是根据“国际法”据理力争，舌战群雄，才得到了更多斡旋的空间，勉强保住国家利权，也让欧美帝国主义国家难以合作谋华，中国才不至陷入被瓜分殖民的悲惨下场。参见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5年版;冯明珠：《近代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从廓尔喀之役到华盛顿会议》，台北“故宫博物院”1996年版;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2] 柴田纯志：《小国とは何か？》，载《一桥研究》第11卷第2期。

[3] 范永聪：《事大与保国——元明之际的中韩关系》，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9年版。

[4] 李基白：《韩国史新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71?175页。

[5] 夫马进：《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版，第32?35页。

[6] 山内弘一：《朝鮮からみた華夷思想》，山川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8页。

[7] 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宣祖修正实录》卷6，第5页b，宣祖二十五年四月癸卯。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2，中华书局1977年版，《援朝鲜》，第963?980页。

[8] 宋应昌：《宋经略奏议二》，《明经世文编》卷402，《慎留撤酌经权疏》，第4356页。

[9] John Whitney Hall，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4 Early modern Jap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235?300.

[10] 李弼媛：《光海君王權强化策限界》，载《（历史与历史教育）》第17卷。

[11] 韩明基：《光海君代大北勢力政局動向》，载《韩国史论》第20辑。

[12] 李肯翊：《燃黎室记述》卷22，景仁文化社1976年版，《仁祖朝故事本末·癸亥靖社》。

[13] 尤淑君：《“华夷之辨”与清代朝鲜的事大政策》，载《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14] 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9?169页。

[15] 李在喆：《朝鮮後期士林現實認識政局運營論》，集文堂2009年版，第24?25页。

[16] 刘家驹：《清初朝鲜潜通明朝始末》，载许倬云编《中国历史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17]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18] 李岩：《朝鲜朝中期四色党争的文化性格》，载《韩国学论文集》2013年。

[19] 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载《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

[20] 成佑曾：《茗山燕诗录·地》，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69册，第199页。

[21] 李在学：《燕山纪事·利》，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59册，第77页。

[22] 糟谷憲一：《大院君政権の権力構造——政権上層部の構成に関する分析》，载《東洋史研究》第49卷第2号。

[23] 朴宗根：《朝鮮近代における民族運動の展開——開化·東学·「衛正斥邪」思想と運動を中心として》，载《历史学研究》第452号。

[24] 石田彻：《明治初期日朝交渉における書契の問題》，载《早稻田政治经济学志》第356号。

[25] 张启雄：《“中华世界帝国”与近代中日纷争》，载《近百年中日关系论文集》，“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92年版。

[26] 杨天石：《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及其风波》，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27] 伊原泽周：《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28] 张启雄：《清末中韩宗藩关系的政策转变——从宗藩关系到宗屬关系》，载《国际中国学研究》第12辑。

[29] 李光麟：《开化党研究》，一潮阁1973年版。

[30] [34] 曹中屏：《韩国近代史（1863?1919）》，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119页，第126页。

[31] [33] 中研院近史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号902，第1509页，光绪十年十月二十八日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函。号928，第1582页，光绪十年十二月初二日总署收吉林将军函;号969，第1709页，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日总署收吉林将军希元文;号999，第1832页，光绪十一年五月十一日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

[32] 菊池谦让：《朝鮮最近外交史：大院君伝附王妃の一生》，载石坡学术研究院编《興宣大院君史料彙編》第4册，玄音社2005年版，第502-509、517-518页。

[35] 吕萍：《朝鲜巨文岛事件与清政府的对策》，载《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36] [40]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台北中研院”1970年版，第105?111页。第117、120页。

[37]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9，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李鸿章奏派同知袁世凯接办朝鲜交涉通商事宜摺》，第13a?13页b。

[38] 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5，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寄译署（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午刻）》，第3633页。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许步曾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2-202、306-310页。岡本隆司：《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黄荣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16页。

[39] 亚细亚问题研究所、旧韩国外交文书编纂委员会编：《旧韩国外交文书（英案1）》，汉城高丽大学校1965年版，卷13，号215，第130?131页;号220，第133页;号239，第140?142页;号396，第215?216页。为了支持中国拥有朝鲜的宗主权，英国不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家，故不在朝鲜设公使馆，只置领事馆，受北京英国公使馆节制。

[41] 伊藤博文编：《秘书类纂朝鲜交涉资料》，东京原书房1970年版，中卷，第175页。

[42]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0-131页。

[43] 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尹致昊日记》，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1973年版，册1，第55-56页，高宗二十一年三月初四日;第77页，高宗二十一年六月廿八日。

[44] 尤淑君：《朝俄联盟与袁世凯的废王之计》，载《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7期。

[45] [46] 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7，《寄译署（光绪十二年九月初六日）》，第3688页。卷19，第3335?3336页，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议留袁世凯驻朝。

[47] 尤淑君：《从赵太妃之薨论清政府对朝鲜的名分控制》，载《清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39?49页。

[48] 亚细亚问题研究所编：《旧韩国外交文书（清案2）》，汉城高丽大学校1965年版，卷9，号1832，第322-323页，高宗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49] [53] 首尔大学校古典刊行会编：《日省录（高宗篇）》，首尔大学校古典刊行会1972?1974年版，册31，卷409，第52a?55页b，开国五百三年甲午六月二十五日。册31，卷409，第70页a，开国五百三年甲午六月二十八日。

[50] 尤淑君：《甲午战后的中朝关系》，载《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51] [59] [64]黄玹：《梅泉野录》，收入韩国学文献硏究所编：《黄玹全集》，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8年版，下册，卷2，第158-159页。第179页。第193?195页。

[52]《外務省記録·対韩政策関係雑纂——在韩苦心録》，第30页，JACAR Ref. B03030197800，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森山茂德：《近代日韩関係史硏究：朝鮮植民地化と国際関係》，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版，第28-33页。

[54] 黄玹：《黄玹全集·梅泉野录》，下册，卷2，第150页;《外務省記録·朝鮮国王及諸大臣ニ内政改革ヲ勧告ノ件》，第8页，明治二十七年十月八日，JACAR Ref. B03050309900，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55] 首尔大学校古典刊行会编：《日省录（高宗篇）》，册31，卷415，第35页a，开国五百三年甲午十二月十七日。主上殿下改称大君主陛下，王妃殿下改称王后陛下，王世子邸下改称王太子殿下，教书改诏书，王令改敕令，笺改表。森山茂德：《近代日韩関係史硏究：朝鮮植民地化と国際関係》，第34页。

[56] 田涛编：《清朝条约全集》卷2，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11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中日马关新约。法兰克（O. Fanke）：《三国干涉还辽秘闻》，王光祈译，中华书局1929年版，第26?39页。

[57] 无何有郷主人：《今世人物评伝丛书：山县有朋》，东京民友社1896年版，第148页。

[58] 当时《汉城新报》编辑小早川秀雄指出：“日本对韩政策的失败，必然导致俄国远东政策的成功。当时的韩国被置于俄日之间，如同双龙戏珠”。小早川秀雄：《閔妃弒害記》，汉城汎文社1965年版，第30页。

[60] 《外务省记録·韩国王妃杀害一件（第一巻）》，第1、2、4、15、18?20页，Ref. B08090168000;，《韩国王妃杀害一件（第二巻）》，第43页，Ref. B08090168700，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黄玹：《黄玹全集·梅泉野录》，下册，卷2，第183?184页。

[61] “Murder of Koreas Queen”，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1895）;李玟源：《明成皇后弑害事件的真相》，载《韩国学报》（台北）2004年第18期。

[62] 韩永愚：《韩囯社会の歴史》，东京明石书店2003年版，第478?480页。

[63] 《外務省記録·各国内政関係雑纂韩国ノ部·12着任当時の状況（第二巻）》，Ref. B03050003900，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65] Andre Schmid， Korea between empires， 1895?1919，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2002， pp.72?78.

[66] 《公文雑纂（明治三十年·第十三巻）·朝鮮国々号改称ノ件ニ付本邦駐剳同国特命全権公使李夏栄ヨリ通牒ノ件·二通》，Ref. A04010035200，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公文雑纂（明治三十年·第十三巻）·朝鮮国大君主陛下皇帝ノ称号式ヲ挙行セラレ故王后陛下ヲ皇后ニ追封アリタル件》，Ref. A04010035400，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67] 《外務省記録·韩国問題に関する日露両国間協商一件/小村·ウエーバー協定山縣·ロバノフ協定》，Ref. B03041182100，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宋成有：《甲午战争后韩末改革的外力介入与韩国君臣的对应》，载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2004年第12辑，第146页

[68] 金基奭：《光武帝の主権守護外交》，海野福寿编《日韩協約と韩囯併合：朝鮮植民地支配の合法性を問う》，东京明石书店1995年版，第133?135、140?162、178?181页。

[69] [70] [71] [72] [73] [74] [76] 海野福寿编：《韩囯併合：外交史料》上册，东京不二2004年版，《伊藤特派大使、韩国大臣らと会見筆記》，第317?322页;《第二次“日韩協約”》，第326?328页。《スチーブンス外交顧問意見書》，第361页。《伊藤特派大使、韩国大臣らと会見筆記》，第318页。《伊藤特派大使内谒见始末》，第336?337页。《伊藤特派大使、韩国大臣らと会見筆記》，第320?321页。《伊藤特派大使、韩国大臣らと会見筆記》，第322页。《伊藤特派大使、韩国大臣らと会見筆記》，第322页。《韩國併合条約初案》，第718?719页;《韩國併合条約裁可予定につき通報》，第720页。

[75] 中野原雄：《安重根：日韩關係の原像》，东京亞紀书房1994年版。

[77] 沈志华：《最後の「天朝」——毛沢東·金日成時代の中国と北朝鮮》，朱建荣译，东京岩波书店2016年版。

[78] 東岡徹：《核実験「米国こそが駆り立てた張本人」北朝鮮が反発》，《朝日新闻》2016年9月11日，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J9C5W13J9CUHBI00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