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贵州旅游供给侧改革的路径探索

龙虹佚

摘要：旅游供给侧改革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贵州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2015年贵州省旅游业创收3512.82亿元，GDP贡献率达到49.29%，支柱产业作用突出。但贵州旅游供给侧在理念、制度、产品、公共服务、人才等方面与旅游需求不匹配，应从“全域旅游”助推旅游发展理念转变、制度创新促进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旅游+”优化旅游产品供给结构、“智慧旅游”提升旅游公共服务软实力、培养创新人才等实施旅游供给侧改革，实现贵州旅游业井喷式发展。

关键词：新常态；旅游业；供给侧改革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短期驱动力逐渐减弱，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供给侧改革”。旅游业渗透性强、辐射广泛的特点决定了其助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当前“一带一路”战略在新常态经济背景下成为中国旅游发展的巨大历史机遇，旅游在未来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国际交流中承担着巧妙而特殊的作用。新常态下我国旅游业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创新三个角度呈现一下三个特点，已经步入高速换挡期、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但有待提高、旅游创新成为旅游发展的新引擎。当前进行供给侧创新的原因是由于旅游消费的升级倒逼所致，应该从旅游景区的供给、旅游管理供、旅游资源供给、旅游投资供给、旅游购物的供给这五个方面对旅游业供给侧进行改革，并把全域旅游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以旅游领域的改革推动整个供给侧改革。

对于旅游业供给侧改革的研究，学者们更多地以中国旅游业发展为研究背景，缺少对地方旅游业尤其是内陆欠发达城市旅游业供给侧改革的研究。本文从五个方面剖析了贵州旅游供给侧供需错配的问题，从微观层面提出贵州旅游供给侧改革的路径，对贵州实现旅游业井喷式发展和完成旅游扶贫攻坚战略任务具有重大意义。

一、贵州省旅游业发展概况及供需不匹配问题分析

（一）贵州省旅游业发展概况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需求的不断提升，外出旅游日益成为现代人们放松身心的选择，贵州省旅游业也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贵州旅游业发展迅速，已成为贵州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由图1可知2015年贵州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达到10502亿元，同比增长10.7%，其中旅游业实现总收入3512.82亿元，同比增长21.3%，2015年旅游总收入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已达到33.44%，旅游业对GDP的贡献率达到49.29%。2001～2015十五年期间贵州GDP年均增长基本保持在两位数的增长水平，年均增长率为11.53%；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率有较大波动，总体维持在20%以上，其中2003年因为“非典”增长速度下降到15%，在2005、2006年又迅速恢复高速增长，在2006年到达最大值54%，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增速有所回落，达到25%左右，并一直维持到2015年，在这15年期间年均增长31.75%。旅游业总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从2001年的6.69%到2015年的33.44%，平均每年上升1.78個百分点。综上所述，旅游业已经成为贵州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说到起飞阶段是工业化开始或经济发展的开端，是经济从停滞落后向增长发达过渡的重要转折点。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之于贵州，由图1可知2015年作为一个重要的临界点，贵州旅游业创收总额已经占到贵州GDP的1/3，标志着旅游业成为贵州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贵州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几年的起飞准备阶段以后，已初步具备实现经济起飞，进入持续、稳定和高速增长的阶段。旅游业的发展成为贵州能否实现经济起飞的关键，因此对贵州旅游业的供给侧改革就显得异常必要。

（二）贵州旅游供给侧供需不匹配问题分析

贵州省旅游业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十二五”期间发展最为迅速，但是同时也暴露出其存在着供需不匹配的问题。据统计资料显示，2015年来黔旅游人次高达3.7亿人次，同年来黔旅游人均消费933.5元，不足1000元，与出境旅游消费水平存在着巨大差距。这主要是由于贵州旅游供给质量、结构和效率跟不上旅游需求日益变化升级，政府管理和服务跟不上旅游业迅猛发展的形势需求所导致的，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 理念供给不足。贵州省旅游开发理念落后，开发模式以政府为主导，缺乏“齐抓共管”理念，忽视了旅游业的发展需要金融、林业、水土、文化等部门、旅游企业、当地居民等利益共同体共商共管。缺乏“顶层设计”理念，从省市到地方开发规划没有统一性，各行政区划各自为政，各林业、水土等部门各有相关产业规划，造成各旅游发展规划混乱，从根本上制约旅游协调发展。缺乏“区域联合发展”理念，贵州省与其他旅游发达省份和城市之间缺少信息、资金、技术等的交流，省份内部各区域旅游开发依然以行政区划为界，“闭门造车”式的旅游发展终不能长久。缺乏“市场导向”理念，旅游开发存在盲目性和政治化，地方政府大搞政绩工程忽视旅游市场需求和当地旅游发展条件，造成大量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要素错配。缺乏“可持续”理念，开发过程忽视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掠夺式的开发造成资源的浪费和不可恢复性。

2. 制度供给不足。政府服务职能没有有效发挥，各部门缺乏联动性，难以统一旅游开发步调。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不够，存在监管空位。尤其是在发生欺诈游客、不正当竞争、非法虚假的旅游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时，缺乏与物价、工商、经信、公安等部门的联合监管。旅游景区多头管理，分属国土资源、住建、林业、和文化等多部门，各部门以本部门职能和利益出发，管理上存在分工不明确，推诿责任等情况，缺乏统一性，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景区收入过分依赖门票所得，打击旅游消费积极性。旅游资源开发缺乏区域合作协调发展意识，以行政界线划分旅游资源，影响了旅游项目规划的整体性、开发的可持续性、经营管理的统一性、投资的连续性。多方利益主体分配和补偿机制不科学，多发生景区当地居民围堵游客、胁迫游客等的恶劣事件，这对旅游地形象造成十分严重的影响。

3. 产品供给不足。主要体现为贵州旅游产品供给结构矛盾突出。一方面，档次低、同质化严重的粗放型旅游观光产品结构性过剩，不能适应不断升级的多样化、个性化的旅游消费市场需求，造成实质性有效需求降低。另一方面品质高、个性化的精品旅游产品供给严重不足，难以满足游客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贵州省的等级景区、星级酒店、旅行社都热衷于追求数量，忽略了旅游供给侧的质量。截至2015年，贵州省2A级旅游景区数量达118家，星级酒店达358家，旅行社达338家（见表1），而只有4家5A级景区，6家5星级酒店，相对于庞大的来黔的旅游人数来说，供给质量亟待提高。贵州旅游产品的供给还停留在“吃、住、行”上，而实现旅游收入增值的“游、购、娱”还存在大量的市场空缺，需求外溢严重。据资料显示，境外旅游购物消费占旅游总支出的50%以上，境内旅游购物消费大约占旅游总支出的 30%，而贵州省境内旅游购物消费支出比例远远低于这个水平。主要是由于贵州旅游商品的品牌培育不足，商品附加值低，顾客体验不够，新产品、新业态供不应求。

4. 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旅游公共服务范围包含旅游交通、旅游信息、安全保障等。旅游交通方面，与以散客为主的旅游市场和以自驾、自助为主的旅游方式不匹配。贵州虽然已经实现了县县通高速，但旅游绿色通道和专线旅游交通网还未成形，各景区之间通达性较弱，加之旅游景区交通引导标识还未标准化，存在指示不清、引导错误的现象。旅游集散中心和旅游停车场受季节波动大，旺季供给紧张淡季资源浪费闲置。旅游信息方面，与大众旅游时代旅游消费主体对信息的精确性、便捷性、及时性和多样化的需求不匹配。贵州虽然一直大力提倡“智慧旅游”，但大数据信息应用技术不成熟，旅游信息获取存在盲点。旅游信息存在不对称性，在旅游产品和服务交易过程中多发生欺客、宰客的违法违规现象。旅游安全保障方面，与旅游事故突发性、多样性不匹配。贵州省当前还没有标准化的行业监管体系、严格的旅游饮食安全监测、较为完善的旅游医疗救援体系，这都是贵州旅游业发展的短板。

5. 旅游人才供给不足。贵州旅游人才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动力保障，表现为队伍结构不合理、质量不优、效率不高三方面。人才供给结构方面，贵州旅游发展规划专家团队空位，旅游规划开发、经营管理、营销宣传等方面高层次人才供给紧缺，专业素养和职业技能偏低的一线旅游从业人员供给过剩。贵州旅游业人才供给质量方面，整体学历不高，多为“半路出家”，系统接受过旅游相关知识学习的专门人才不多；资格证书和高级相关职称拥有率低，从业人员专业素养、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参差不齐；精通外语的国际化旅游人才更是寥寥无几。人才供给效率方面，贵州旅游人才的培养主要是靠旅游院校，从表2可知，2010年至2014年贵州旅游高校的数量大致维持在18所左右，但没有成立专门的旅游大学从事高等旅游教育和设立旅游管理博士點，旅游管理硕士点业只有3个。缺乏政策导向，高端旅游规划、营销、管理人才引进难、留下难。

二、贵州省旅游供给侧改革路径分析

（一）用“全域旅游”助推旅游发展理念转变

全域旅游是贵州实施旅游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选择，从而实现全时、全境、全产业链上的均衡发展。2016年国家旅游局公布贵州省有遵义、安顺等11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覆盖全省地域70%以上。以示范区为典范，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全域旅游，实现贵州旅游全域化、产品创新化、市场多元化、旅游全民化。用全域旅游的发展概念，着力打造“旅游+”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实现贵州旅游业与工业、工业大产业的柔性发展，与文化、体育、养生、康体等具体产业的融合发展，与饮食、交通、酒店、大数据等配套性产业的一体化发展。强调顶层设计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前瞻性，充分整合各方资源，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融入旅游发展规划当中，创新旅游发展模式、协调区域合作和产业融合发展、绿色旅游开发方式、开放旅游发展格局、共享旅游发展成果，以新的理念引领贵州旅游供给侧改革。

（二）制度创新促进旅游经济协调发展

实行旅游供给侧改革，体制机制创新是保障。改革旅游管理行政体制，提高旅游行政管理的效率，各部门树立“齐抓共管”的理念，建立各部门旅游联席会议制度。改革景区的管理体制，积极推进景区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管理权相分离，加强景区与周边乡村（社区）的统一管理。突破行政区划界线，建立良好互动区域联合发展机制，在资源、信息、经济要素等方面实现共融共享。外部建立贵与渝、桂、滇、黔、川、藏等省份联合发展机制，合力打造有品牌影响力的“西南大旅游圈”，内部建立各旅游片区之间的联系，着力提升“多彩贵州”品牌质量。改革旅游的投融资体制，创造有利的投融资大环境。利用PPP等投融资模式，积极引导和鼓励私企、民间资本与政府合作，创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资金链条。建立旅游资源动态评价机制，彻底摸清贵州省旅游资源，有效实施旅游功能划分。科学合理的分配机制，充分考虑政府、国土、文卫、企业、当地居民各利益主体，力求实现共建共享的利益分配格局。

（三）用“旅游+”优化旅游产品供给结构

旅游产品开发，关键在挖掘旅游消费者需求变量和行为偏好。国家旅游局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自助游超过85%，自驾游超过60%，在多数城市散客比超过70%，面对游客旅游方式的变化，旅游产品应“量体裁衣”，以质取胜。贵州必须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利用“旅游+资源”的模式，如“旅游+国酒”、“旅游+茶叶”、“旅游+气候”、“旅游+森林”、“旅游+温泉”等，合理构建观光、体验、深度游等旅游产品体系，突出旅游产品层次性，增加观光、度假、休闲旅游产品供给质量，着力提高乡村体验、山地探险、康体疗养、民族文化、房车野营等高端旅游产品供给效率，整体提升旅游产品有效供给。运用开放、共享式的“旅游+互联网”思维，重新配置线上线下资源，让闲置资源“活”起来，丰富旅游产品。创新旅游商品，讲求商品功能化、精品化和品牌化，打造一批带有贵州龙、海百合、苗侗文化等贵州特有符号和文化的旅游商品，提高旅游商品附加值，切实提高旅游收入。

（四）用“智慧旅游”提升旅游公共服务软实力

旅游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是旅游经济良好运行的核心保障，它的好坏直接影响游客旅游感知。旅游交通服务方面，要重点打造好“快旅慢游”的旅游交通体系，加快建设中心城市、干线公路、航空机场到重点旅游景区的外部交通网，提升景区内部交通环境，建立清晰明了的中英韩文的标准化旅游标识系統。旅游公共信息方面，贵州省应以大数据产业为着力点，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移动终端等现代科技，积极打造智慧旅游服务系统，构建综合性的现代旅游信息服务体系。游客对旅游公共信息的掌握，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旅游产品和避让旅游高峰景区和拥堵旅游线路。通过及时更新和公布旅游公共信息，解决游客、投资者对旅游地、旅游产品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旅游安全保障方面，将旅游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医疗救援、行业监管、法律保障等的责任落实到相关部门。

（五）培养创新人才助力旅游发展

在供给侧中，劳动力是最活跃的要素之一。贵州省旅游业发展正处在新的黄金增长期，人才培养也面临结构的调整、质量和效率的提升。贵州省应当要以“培育、引进、带出、转化”的人才培养思路着力打造出一支专业过硬、综合素质高的旅游资源开发规划和市场营销策划人才队伍，培育出一大批热爱民族文化和热衷于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工作的守护者，形成“政府主导、合作管理、协调发展”的旅游发展格局。设立相关的旅游咨询机构，打造旅游专家智库团队，聘请专家学者对旅游资源的挖掘、开发和整合。增加教育投入，建立多层次人才培育体系，以满足未来旅游消费需求升级对人才方面的需求。开展高校与星级酒店、旅行社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多方位引进、留住和培育旅游创新型人才。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开设旅游职业学校，提高旅游从业人员专业素养。开展长期性旅游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旅游从业者的服务水平。

要实现贵州旅游业井喷式发展，必须实施旅游供给侧改革，从旅游发展理念、制度、产品、公共服务、人才等方面着手，突破贵州旅游供需错配瓶颈，有效调整旅游供给侧结构、提升旅游供给质量和改善旅游供给效率，创新旅游业发展动力，打造新引擎，为贵州旅游大发展助力。

参考文献：

[1]魏小安.中国旅游：新常态发展论纲（下）[N].中国旅游报，2014-12-10.

[2]张广海，龚荷.我国旅游业新常态分析[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31）.

[3]张栋.旅游消费升级倒逼供给侧创新[N].中国旅游报，2016-01-8.

[4]宋海全.从五个方面加强旅游供给侧改革[N].中国旅游报，2016-03-21.

[5]厉新建，马蕾.把全域旅游作为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N].中国旅游报，2016-03-16.

[6]黄景贵.罗斯托经济起飞理论述评[J].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16）.

*本文受“贵州大学2017年研究生创新基金校级项目（研人文2017040）”、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经济学院创新基金资助。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