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工业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
——基于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戴天仕 张嘉桀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工业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
——基于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戴天仕 张嘉桀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是否促进了民族县经济增长，是否提高了其财政自生能力？其中影响机制怎样，工业企业在此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有待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使用1998-2010年中国县级面板数据分析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对民族县工业发展、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探讨其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使民族县经济增长率显著上升了大约3个百分点；(2)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突出表现在政策实施的初期，刺激作用在后续年份仍然保持着较强的效果；(3)转移支付通过大力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来刺激经济增长，使重工业企业增加值和就业人数的增速显著上升。最后是完善落后区域转移支付政策的相关启示。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 民族县工业发展； 县域经济； 异质性影响

一 引 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典型的区域内大融合和区域间竞争发展态势，区域间失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问题也变得日益严峻。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不断增加的发展差异是不容忽视的，它可能成为阻碍经济增长、激发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为此，中央政府通过增加对民族地区的资金投入,促进民族地区发展,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相关研究发现，均等化转移支付缩小了地区间公共支出上的差异(毛捷等，2011)[1]。但也有文献强调，在面临财政资金不足问题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仅能维持其基本运转(李丹和刘小川，2014)[2]，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高度依赖转移支付(刘怡和胡祖铨，2013)[3]。在此背景下，经济增长对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均等化转移支付作为平衡地区财政收支能力和减少公共服务差距的重要手段，它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部分文献发现，均等化转移支付并未能有效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马拴友和于红霞，2003[4]；何文和安虎森，2013[5]；彭定贇和王磊，2013[6])。从绝对收敛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依然低于发达地区。但是，在理论上，转移支付对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则尚无定论(刘生龙等，2009[7]；刘瑞明和赵仁杰，2015[8])，换而言之，均等化转移支付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明确的。一方面，均等化转移支付可能提升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吸引发达地区经济活动向当地转移(毛捷等，2011)[1]。但另一方面，也有文献强调，均等化转移支付将挫伤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降低经济效率(Inman，1988[9]；Siin，2002[10])。各地方政府容易对转移支付产生依赖，甚至有患上“荷兰病”的倾向。因此，科学评估具体转移支付政策对目标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补助政策，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配套措施，它旨在缩小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在财政和公共服务上的差距。这类均等性转移支付对落后地区县级政府的财政状况有着重要影响。在“老少边穷”四类落后地区中，民族地区获得了最多的转移支付。2000-2015年，中央财政向民族地区累计下达了转移支付补助3955亿元*资料来源：财政部网站，《中央财政2015年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http://www.gov.cn/xinwen/2015-12/07/content_5020833.html。。然而，还没有文献严谨地评估如此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对目标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是否促进了目标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否提高了目标地区的财政自生能力？如果实现了经济增长，影响机制又是怎样的？工业企业在此过程中又发挥着怎样的角色？这些问题还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为此，本文使用1998-2010年县级统计数据，尝试从实证角度分析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同时将工业企业数据整合到县级面板数据中，进一步探讨转移支付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在分析方法上，本文试图使用政策评估中常用的识别策略(倍差法)估计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民族地区的范围早已确定，这使得2000年开始的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具有一定的自然实验性质，为本文使用倍差法考察政策效果提供了理想的观测平台。

本文研究发现，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有效地刺激了目标区域的经济增长。整体而言，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使民族县经济增长率显著上升了大约3个百分点。从企业层面来看，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是通过大力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来刺激经济增长的，重工业企业增加值和就业人数的增速显著加快。本文不仅验证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且定量识别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和工业企业的影响程度，为制定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了启示。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有如下贡献：首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并探讨了以往文献较少涉及的经济增速对人均转移支付金额的敏感程度。其次，现有文献大多使用省级或地级财政数据，本文把关注重心放在经济发展水平特别落后的西部县域层面。这是因为，在中国主要由县级政府向广大民众提供基础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物品, 其财政状况直接影响民众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和经济福利。最后，使用详尽的企业数据考察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具体影响，弥补了均等化转移支付影响经济增长机制方面的不足。

下文内容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的政策背景；第四部分是理论分析和实证模型；第五部分是数据和变量的描述；第六部分为回归结果及其分析；最后是结论。

二 文献综述

2000年开始推进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实施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区域发展战略。它的影响范围包括云南、四川、贵州、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西藏、重庆、内蒙古和广西等12个省区。已有文献从整体上分析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结果发现，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西部地区的资本积累，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确(刘生龙等，2009[7]；刘瑞明和赵仁杰，2015[8])。刘生龙等(2009)[7]通过1987-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发现西部大开发使西部地区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增加了1.5个百分点。刘瑞明和赵仁杰(2015)[8]使用1994-2012年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西部大开发没能有效推动西部地区GDP及人均GDP快速增长。

为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开展，中央财政于2000年开始实施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补助，目的是增强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保障能力。当前针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的研究主要采用案例分析方法。雷振扬等(2008)[11]通过对8个民族自治区的财政状况进行考察后，认为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提升了民族地区的财力。张筱风(2003)[12]以西藏自治区为例，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进行分析，探讨了其运行状况。毛捷等(2011)[1]进行了与本文较为相关的研究，使用1993-2003年省县两级数据探讨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对目标区域财政的影响，发现转移支付政策显著提升了民族地区的公共支出水平，优化了其财政支出结构。但是，少有文献系统评估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对目标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长远而言，经济增长比提升公共支出、优化财政结构更有意义。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区域财政收入的基础，只有充足的财政收入才能持续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在“老少边穷”四类落后地区中，民族地区获得了最多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然而，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获得的关注与其巨大规模不成正比。在鲜有文献关注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的同时，大量文献探讨了针对贫困县的扶贫开发政策。Park等(2002)[13]对第一轮扶贫计划的研究显示，贫困县人均收入增长率在1985-1992年每年大约增长2.28个百分点。Meng(2013)[14]对八七扶贫计划的研究也显示，扶贫计划令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了将近38%。张彬斌(2013)[15]对新时期扶贫政策的研究表明，在整体水平上，贫困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没有得到显著提升。与以上关于贫困县的研究文献不同，本文的分析重点是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对民族县工业发展、经济增长的影响。当然，为了增加结论的稳健性，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贫困县政策的影响。

综上所述，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规模巨大，但目前缺乏系统而深入地分析其对目标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文献。本文尝试利用1998-2010年的县级面板数据，评估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增进人们对转移支付政策的理解，为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三 政策背景

为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进一步促进民族地区科学发展，国务院决定从2000年起专门设立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补助，以增强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保障能力，缩小少数民族地区与其它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对象包括西部大开发覆盖的8个民族省区和非民族省区的8个民族自治州*资料来源：《中央对地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办法》，财预〔2010〕448号。。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规模巨大，并一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速度。据统计，2000年已安排25.53 亿元用于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补助,占当年一般转移支付的40.55%(王玉玲，2008[16]；雷振扬和成艾华，2009[17])。2000-2015年，中央财政累计下达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总额为3955亿元，支付金额从2000年的20亿元上升到2015年的582亿元，年均增长25.2%。这在针对“老少边穷”地区的转移支付中，位列第一*数据来源：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12/07/c_1117384251.htm。。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补助的资金来源和分配规则明确。政策的资金来源包括两个部分(魏后凯等，2012)[18]：第一部分是专项补助。中央政府于2000年专项增加对民族地区政策性转移支付10亿元，之后每年按照上年中央分享的增值税收入增长率递增；第二部分是增值税返还。对8个民族省区及非民族省区的8个民族自治州的增值税收入，采用环比办法，将每年增值税收入比上年增长部分的80%转移支付给民族地区。

现有研究表明，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补助对目标地区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雷振扬和成艾华(2009)[17]认为，考虑到各项转移支付规模后，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对均衡民族地区财政能力的效果最佳，高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毛捷等(2011)[1]研究发现，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实施后的三年(2001-2003年)，民族县的人均公共支出水平比政策实施前(1999年)分别高出13.7元、16.4元和19.5元，分别占到原来的16.14%、16.9%和18.24%。

2006年起，经国务院批准，又将非民族省区及非民族自治州管辖的民族自治县纳入转移支付范围，实现了对所有少数民族地区的全覆盖(雷振扬和成艾华，2010)[19]。为专注于分析2000年开始的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的影响，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剔除了2006年起才纳入转移支付范围的民族自治县。

四 理论分析与实证模型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只涉及西部大开发地区，并且西部地区各县在各个方面的差异相对较小。因此，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转移支付补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择西部大开发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选取的政策冲击为2000年实施的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这样处理的好处在于：民族地区的划定属于中央决策，模型的内生性可以大大地降低。中央政府在确定民族地区时，是以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作为主要参考因素，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关系。事实上，民族自治区、民族自治州的范围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明确。云南、青海和贵州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已经获得了在财政上视同少数民族地区管理的地位*1980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图1显示了两组地区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一组是民族县，是转移支付的目标对象；另一组则是没有纳入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范围的普通县。可以看出，在2000年前，两个组别的经济增长率几乎保持着相同的变动趋势，民族县比普通县的增长率要低。在2000年以后，这种趋势改变了：民族县经济增长得更快。2006年后，民族县的经济增长相对放缓，但是它们与普通县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距明显小于政策实施前。可见，两个组别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政策实施后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图1 民族县与非民族县的人均GDP增长率

两个组别在政策实施之前保持着相同的变化趋势(见图1)，是使用倍差法识别政策效果的重要条件。在实证分析过程中，采用的回归模型为：

Yit=α+βDit+θXit+γi+λt+εit

(1)

其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县和年份。Yit代表某县某年的人均GDP增长率。Dit代表是否获得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补助，Dit=Di*Dt，i县属于民族地区则Di=1，否则Di=0；Dt=1表示政策实施后的年份(2000年及以后的年份)，否则Dt=0。α表示截距项，γi表示县固定效应，λt表示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干扰项。Xit是一组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增长率、第二产业比重、初始人均GDP水平(政策出台前一年的人均GDP)、初始人力资本(2000年人均受教育水平)和初始(2000年)老龄化水平。为了降低潜在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在计算标准误的时候把残差聚合到县级层面。

接下来，从企业层面分析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补助的作用机制。Boadway和Shah(2007)[20]认为，净财政收益可以引致要素流动。民族地区财政状况的改善，很可能吸引资本和劳动力流入当地，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为此，使用1998-2007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将被解释变量分别设定为企业数量的增长率、企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就业人数的增长率以及国有企业占比的变动率，在式(2)中，用Indit表示。借此从微观层面给出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补助提升当地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机制。

Indit=α+βDit+θXit+γi+λt+εit

(2)

在扩展性分析中，本文还尝试分析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具体数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Yit=α+βln(trit)+θXit+εit

(3)

式(3)中Yit代表了人均GDP增长率，ln(trit)代表人均转移支付金额的对数值，Xit代表控制变量。对其进行两种分析：一是直接分析转移支付金额对数值对于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二是参考经济增长文献的常见思路，尝试把多年数据平均成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这一扩展分析为进一步了解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提供了参考。

五 数据和变量

为了详尽考察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计划的影响，降低政策变更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文章对数据做出下列安排*中央政府在2010年开始，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做出了进一步的完善，改变了原来的转移支付分配方法，谨慎起见，本文将讨论范围界定在1998-2010年间。http://wiki.mbalib.com/wiki/%E6%B0%91%E6%97%8F%E5%9C%B0%E5%8C%BA%E8%BD%AC%E7%A7%BB%E6%94%AF%E4%BB%98；http://yss.mof.gov.cn/czzxzyzf/201109/t20110902_591467.html。，使用到的数据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经济社会数据。数据来自历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和《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包含了1998-2010年，中国近2000个县，共计25997个样本。变量涵盖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的具体金额、年末总人口、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平均受教育年限、年龄结构等指标。针对各项经济指标分散在不同年鉴的情况，本文运用行政区划代码将它们统一整合到数据库中。另外，1998-2010年期间，中国的行政区划发生了多次变更。本文将历年县级数据统一调整到2007年的行政规划，并用最新一版行政区划代码国家标准(GBT2260-2007)来标识每一个县。

第二部分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原始数据以企业为单元，利用数据中的行政区划代码可以将其汇总到县级层面，逐年按县汇总企业数量、工业增加值、就业人数和国有企业比重等指标。利用行政区划代码国家标准和统计局公布的行政区划代码表*网址：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xzqhdm/。，可以将每年的行政区划代码对应到行政区划名称，以便将企业汇总数据与统计年鉴数据合并。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由国家统计局收集和维护，《中国统计年鉴》工业篇章中报告的正是其汇总数据。因此，本文使用的数据具有较高权威性和代表性。

根据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补助实施的范围，把民族县定义为8个民族省区和非民族省区的民族自治州所辖的县级行政单位。事实上，这些县级行政单位是政策资金的主要获得者*省级和市级行政单位也获得部分资金，具体金额参考1992-2007年的《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考虑到本文分析的重点是欠发达县域的经济增长，参考已有文献，分析样本剔除了市辖区。县级市的经济发展程度通常高于一般的县域水平，而本文研究的主题是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的效果，政策原意是缩小地区间的公共服务差异，原本贫穷的县级单位是主要受惠对象，因此，专注于考察县级市以外的县域经济增长，更有利于厘清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作为稳健性分析，本文报告了不删除县级市样本的回归结果。

为了避免实证结果受异常值干扰，对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产业总值、第二产业总值、总人口的数值进行了修正。具体而言，运用程序识别出异常值*异常值是指该数值与上一年和下一年的数值相比都高出5倍，或与上一年和下一年相比都低于20%。，运用插值法对其进行调整。同时参考已有文献，本文采用缩尾法进行处理(刘冲等，2014)[21]，只保留第1个百分位至第99个百分位的数据，以减少异常值的影响。

表1 描述性统计

如前文所述，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只涉及西部大开发覆盖的地区。表1给出了西部地区县域数据的描述性统计。1998-2010年，西部地区县域人均GDP增长率平均达到了10.78%。在西部地区中，获得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的县占到了72%。人口增长率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平均增长速度为0.7%。西部地区县域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巨大，第二产业占比最小值小于2%，最大值大于95%。此外，西部县域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较低并且差距较大。2000年，人均受教育水平最低的县平均受教育年限还不到1年，人均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县平均受教育年限接近9年。西部县域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不高，平均水平为5.91%。但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县已经步入老龄社会，老龄化水平已超过10%。

六 回归结果及分析

(一)基本结果

首先运用倍差法的分析框架识别转移支付补助政策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表2报告了本文的基本回归结果。

回归方程(1)，运用基本的倍差法模型进行分析，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结果发现，与对照组相比，转移支付补助使民族县经济增长率显著地上升了3.5个百分点。回归方程(2)，控制了人口增长率与产业结构。回归方程(3)，进一步控制了各县的初始状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老龄化程度。结果表明，加入控制变量并未对本文的基本结论产生影响，政策效应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数值大小基本稳定。

此外，人口增长率、第二产业占比、初始人均GDP、初始人力资本和初始老龄化率等控制变量与理论预期一致。人口增长率越高，人均GDP增长率越低；工业化进程较高的县，人均GDP增长率也较高，这都与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相吻合。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率显著负相关，与趋同理论的预期一致。初始人力资本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人力资本有效提升了经济增长速度。老龄化率的系数为负说明老龄化程度会降低县域经济增长率。

表2 基本回归结果

注：被解释变量为人均GDP增长率，括号内的标准误聚合在县级水平，***、**、*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二)共同趋势检验

运用倍差法识别政策效果要求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存在相同的变化趋势，否则回归结果可能含有其他冲击的影响。首先，采用反事实的方法对共同趋势进行检验，把政策时点调整到1999年，考察区间调整为1998-1999年。假定民族县人均GDP增长率在政策实施前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所以政策效应的系数应该不显著，否则可能忽略了一些潜在因素对实验组和控制组产生的影响。其次，考虑政策预期的影响。在政策实施前，如果民族县预期到能获得转移支付补助，那么处理组和控制组的趋势也会发生变化。为此，把政策实施前一年的年份哑变量与政策哑变量相乘的交互项加入到回归模型中，进一步考察政策实施前两个组别的共同趋势是否受到影响。最后，倍差法识别结果不应该包含其他政策对两个组别产生的影响。中央在增加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的同时也增加了对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的转移支付。这两个计划实施的时间与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实施的时间有重叠部分，为了防止倍差法识别到其他政策对两个组别产生的影响，本文把贫困县和革命老区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模型中。

表3报告了共同趋势检验的结果。列(1)和列(2)报告了反事实检验的结果。虚拟政策的系数明显变小且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在政策实施前民族县与普通县的经济增长率存在相同的变化趋势。列(3)和列(4)报告了预期效应的检验结果。考虑了预期效应的影响后，政策效应系数依然显著，并且Di*Year1999不显著。这说明在政策实施前一年，预期效应对两个组别的趋势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列(5)和列(6)报告了控制贫困县和革命老区的结果。控制贫困县和革命老区的影响后，民族县的系数显著为正，大小没有明显变化。这说明民族县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关键的，表2的结果没有受到同时期政策的干扰。此外，贫困县和革命老区的系数不显著且符号不稳定，这说明在控制了民族县的影响以后，贫困县和革命老区转移支付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

表3 共同趋势检验

(续上表)

变量(1)(2)(3)(4)(5)(6)初始人力资本2.6377***2.7088***(0.5058)(0.5098)初始老龄化率-0.6712-0.6873*(0.4089)(0.4080)年固定效应是是是是是是县固定效应是是是是是是样本量1544150010341102571034110257R20.42100.43750.09720.1846 0.09720.1851

注：被解释变量为人均GDP增长率，括号内的标准误聚合在县级水平，***、**、*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三)调整对照组

接下来，通过调整对照组，尝试从全国范围、非贫困县和含县级市三个维度考察本文结论的稳健性。首先，把样本范围从西部地区扩展到全国，尝试用更大的样本观察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的政策效果。其次，把样本区间压缩到西部地区的非贫困县。中央在1994年制定八七扶贫政策时，对民族地区具有倾斜政策。这项政策可能会在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实施前和实施初对实验组和控制组产生影响。最后，把县级市补充到样本当中。不少文献在考察县域经济时将县级市包含在内(宋小宁等，2015)[22]，本文尝试将县级市补充回样本中，以考察剔除县级市是否会对回归结果产生重大的影响。

调整对照组后，无论样本为全国范围、剔除贫困县还是保留了县级市，政策效应的系数保持显著为正，且系数大小基本稳定，这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同时，可以发现调整对照组以后，人口增长率、初始人均GDP和初始人力资本的系数和显著性基本没有发生改变，进一步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稳健。上述结果表明，在不同对照组的情况下，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对民族县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刺激作用。调整对照组并不会对本文结论产生实质性影响。

表4 不同对照组的回归结果

(续上表)

变量全国样本(1)(2)剔除贫困县样本(3)(4)含县级市样本(5)(6)初始人力资本2.0613***3.4432***2.8661***(0.4371)(0.6144)(0.4833)初始老龄化率-0.1293-1.0795*-1.0412***(0.2646)(0.5593)(0.3856)年固定效应是是是是是是县固定效应是是是是是是样本量2081820720581057581140811324R20.0910.1670 0.08800.1870 0.0990.1780

注：被解释变量为人均GDP增长率，括号内的标准误聚合在县级水平，***、**、*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四)调整窗宽范围

为了探讨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对民族县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本文尝试调整回归的窗宽范围。如图1所示，民族县的人均GDP增长率在2004和2005两年发生了较大的异常波动。因此，选定的第一个窗宽期为1998-2003年，以便考察处理组未发生异常波动前的政策效果。事实上，毛捷等(2011)[1]在研究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对县域财政支出的影响时也将分析窗口设定为1998-2003年。

其次，本文还尝试将窗宽范围设定为1998-2006年。这主要是考虑到，中央政府在2006年进一步改善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的机制。并且考虑到该窗宽范围涵盖了民族县人均GDP增长率异常波动的两年，有助于判断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表5报告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在不同时段的效果。列(1)-列(3)反映了1998-2003年的政策成效，列(4)-列(6)反映了1998-2006年的政策成效。调整窗口期后，回归结果依然显示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显著促进了民族县的经济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将窗宽范围设定为1998-2003年时，回归结果显示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使民族县的经济增长率提高了5.9个百分点(第4列)。将窗宽范围拓展到2006年，政策只能使民族县的经济增长率提高5.4个百分点(第7列)。而将窗宽进一步拓展到2010年，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就只能使民族县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3.5个百分点(表2的第4列)。系数的变化说明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对民族县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减弱。与此相关的是，随着时间推移，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占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也在逐渐下降(魏后凯等，2012)[18]。同时，可以发现调整窗宽范围以后，控制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基本没有发生改变，说明本文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表5 调整窗宽范围的回归结果

(续上表)

变量1998年至2003年(1)(2)(3)1998年至2006年(4)(5)(6)人口增长率-1.1589***-1.1214***-1.2269***-1.2078***(0.1120)(0.1109)(0.1007)(0.0998)第二产业占比0.2027***0.1836***-0.0198-0.0293(0.0638)(0.0595)(0.0553)(0.0547)初始人均GDP-0.0030***-0.0026***(0.0004)(0.0004)初始人力资本2.3222***2.4010***(0.5760)(0.5256)初始老龄化率-0.8629*-0.8429**(0.4705)(0.4280)年固定效应是是是是是是县固定效应是是是是是是样本量477247244718717471267106R20.12140.1775 0.1921 0.10680.1609 0.1714

注：被解释变量为人均GDP增长率，括号内的标准误聚合在县级水平，***、**、*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五)转移支付政策对工业发展的影响

本部分借助企业层面的数据来刻画转移支付政策对民族地区工业企业发展的影响。表6报告了转移支付补助对于工业企业的影响。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提取三类指标:(1)第一类是工业企业的发展状况，包括企业数量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和就业人数增长率；(2)第二类是工业企业的效率状况，用TFP增长率衡量；(3)第三类是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用国有企业增加值占比和劳动力占比的变化率来度量。

从列(1)-列(3)可以看出，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显著促进了民族县工业企业的发展，推进了民族县的工业化进程。具体而言，企业数量增长速度上升了15.6个百分点，企业收入增长速度提高了12.8个百分点，劳动力增长速度增加了13.9个百分点。这表明，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在提升民族县公共服务水平的同时，也改善了当地的投资环境，吸引了生产要素往当地流动，民族县因此以更快的速度积累了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

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提高生产效率至关重要。无论是用OP法测算的TFP增长率还是索洛残差法测算的TFP增长率进行衡量，都发现民族县工业企业以更快的速度提升自身的生产效率。根据表6的列(4)和列(5)，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使民族县的TFP增长率上升了超过10个百分点。

最后，转移支付补助改善了民族县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与其它地区相比，民族县国有企业的占比下降得更快。表6的最后两列显示，从增加值的角度来看，民族县国有企业增加值比重比其他地区多下降了3.8个百分点；从就业人口来看，民族县国有企业员工占比多下降了5.0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改善了民族县的营商环境，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

总的来说，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提高了民族县工业企业规模的增长速度，促进了民族县工业企业效率提升，改善了民族县的所有制结构。

表6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对工业企业的影响

注：括号内的标准误聚合在县级水平，***、**、*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表7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对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异质性影响

(续上表)

变量重工业(1)增加值增长率(2)就业人数增长率轻工业(3)增加值增长率(4)就业人数增长率初始人力资本0.0348-0.01820.1076**0.0218(0.0451)(0.0330)(0.0481)(0.0354)初始老龄化率0.0979***0.0644***0.0779***0.0530***(0.0221)(0.0151)(0.0280)(0.0192)年固定效应是是是是县固定效应是是是是样本量5182518251465146R20.1189 0.11300.1133 0.1177

注：括号内的标准误聚合在县级水平，***、**、*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接下来，进一步探讨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对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异质性影响。参考王德文等(2004)[23]的做法，将工业企业分为两类，并具体分析转移支付政策对于不同类型企业的异质性影响。

表7报告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对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影响。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显著提升了民族县重工业的增加值增长率和就业人数增长率，但对民族县轻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和就业人数增长率没有显著影响。表7的列(1)和列(2)显示，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使民族县重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提升了16.5个百分点，使就业人数增长率提升了10.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能较大幅度地提升民族县的重工业发展。表7的后两列显示，对轻工业而言，政策效果的系数是正的，不过在统计上不显著。综上所述，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对民族县重工业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其轻工业的促进作用。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对重工业的影响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地方政府倾向于发展重工业。根据《中国工业进程化报告: 1995-2010》(陈佳贵等，2012)[24]，在“十一五”期间，大西南各省市区加大了对能源、冶金、汽车、装备等传统产业的改造投入。无独有偶，大西北地区冶金、煤化工、新能源、装备制造等企业也成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重点行业；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水平的提升对重工业尤其是采掘业非常有利。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实施后，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公共支出水平上升。各级政府在交通设施、通讯设备等方面公共支出的增加，将会改善西部民族地区与中部、东部地区的交通通信条件，有效降低包括运输成本等在内的区际贸易成本，进一步加大西部与东部、中部地区的经济联系。郑长德(2013)[25]发现在贸易成本下降、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的情况下，西部民族地区发展资源性工业具有必然性。

轻工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周学(2001)[26]从区际贸易的视角发现，西部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输出资源产品和农牧产品换回东部地区的轻工产品。在东西部贸易条件改善的情况下，东部地区的产品更容易进入民族地区，挤压了当地轻工业的发展空间；其次，采掘业的迅速发展，很可能诱发“荷兰病”的产生。西部大开发以来，采掘工业的迅速膨胀(郑长德，2013)[25]，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轻工业发展所需要的人力和资本(杨玉文，2013)[27]，降低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对轻工业发展的积极影响。

(六)扩展性分析

最后运用县级财政获得的民族地区转移支付金额数据，考察人均GDP增长率对补助金额的敏感程度。2001-2007年的《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提供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补助”的数据。可惜的是，部分根据文件规定属于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范围内的省和自治区里面的所有县都没有报告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补助的数额*比如，青海省的省市县都没有报告“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补助”的数额。但是，相应年份的《青海省统计年鉴》中明确报告了该省获得的民族地区转移支付金额。。本文认为这是由于这些地区的财政决算资料没有报告该数据，而不是这些县没有拿到转移支付资金。因此，本文分析集中于连续7年报告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补助金额的县。在所得数据中，有220个县连续7年报告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补助金额，共1540个样本。

首先，运用年度数据考察人均转移支付金额对人均GDP增速的影响。其次，考虑到人均GDP的年度增长率容易受到一些未观测效应的影响，而时期内的平均增长率则可以较好地反映转移支付政策对于经济增速的长期影响。因此，对人均GDP增长率、人均转移支付的对数值和控制变量进行了平均化处理，利用7年均值分析政策效果。

表8 扩展性分析

注：被解释变量为人均GDP增长率，括号内的标准误聚合在县级水平，***、**、*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表8的列(1)-列(3)报告了人均转移支付对人均GDP增速的影响。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人均转移支付金额每上升100%，人均GDP增长率显著上升大约1个百分点。在控制人口增长率和滞后一期的人均GDP，以及进一步控制年度固定效应和县固定效应以后，转移支付金额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依然保持稳定且在统计上显著。表8的后两列报告了解释变量为7年均值的结果。用7年均值进行回归同样显示，人均转移支付金额上升能显著提升民族县的经济增长率。同时，回归结果显示，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滞后一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会显著抑制县域经济增长速度，这与趋同理论的预期一致。

七 结 论

现有研究认为，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在缩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财政差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研究立足于治标之后的治本之策。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是缩小区域间公共财政和公共服务差距的根本途径。通过分析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影响，不但可以厘清均等化转移支付对于目标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可以了解到转移支付政策在缩小公共服务差距的同时，是否可能通过促进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来增强自身的财政自给能力。

本文收集和整理了1998-2010年县级面板数据，运用倍差法识别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补助对县域经济发展增速的影响，并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促使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率显著提升了大约3个百分点；(2)对于民族地区而言，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实施后，当地的工业得到发展，企业数量、企业增加值和就业人数增长速度都显著上升。从实证结果来看，重工业比轻工业更能从转移支付政策中获益。(3)民族地区转移支付金额的上升能显著提高民族县的经济增长速度。具体而言，人均转移支付金额每上升100%，人均GDP增长率将显著上升大约1个百分点。

本文的政策含义有两点：一是首次从实证角度确认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可以有效提升县域经济发展速度，印证了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均衡地方财政收入，达到缓解经济发展差距拉大、打破地区收入不平衡局面的目的；二是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显著促进了重工业的发展，但对轻工业的发展没有显著影响。在当前中国经济可能出现过度重工业化的背景下，这一现象值得政策制定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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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方式]戴天仕, 张嘉桀.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 工业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基于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产经评论, 2017, 8(1): 118-133.

Transfer Payment in Ethnic Areas,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of Counties: Evidence from County-level Panel Data

DAI Tian-shi ZHANG Jia-jie

It is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systematically whether fiscal transfers for ethnic regions promote local economic growth, financial viability and its mechanism especially the role of industry enterprises in the progress. The paper evaluates the impacts of fiscal transfers for ethnic regions on local economic growth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y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1998-2010 in China.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Fiscal transfers for ethnic regions hav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comes per capita by 3 percent per year during the period. (2) The effect is prominent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and it has been remained strong in subsequent years. (3) Fiscal transfers for ethnic regions stimulate local economic growth by developing industries, especially heavy industries. The growth rate of heavy industry of industrial value added and employment growth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research provides enlightenments and guides for development of the poverty-stricken area.

transfer payment to ethnic areas;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 county economy; heterogeneity impacts

2016-10-21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有企业、资源错配与劳动收入份额研究”(项目编号：S2013040015623，主持人：戴天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镇化过程中的老龄化发展与退休政策研究”(项目编号：71503102，主持人：郭凯明)。

戴天仕，博士，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张嘉桀，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

F127.8； F812.45

A

1674-8298(2017)01-0118-16

[责任编辑：伍业锋、刘鸿燕]

10.14007/j.cnki.cjpl.2017.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