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粤海关志》看清代前中期琼州府属口岸在全粤海关中之地位

何绪军

(暨南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32)

从《粤海关志》看清代前中期琼州府属口岸在全粤海关中之地位

何绪军

(暨南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32)

《粤海关志》中记载了清前中期广东下属各府沿海口岸的诸多相关史料，其中记载清朝在琼州府共设置10个正税之口，占据正税之口总数的1/3。为这10口岸配备的吏役也较多，仅次于潮州府吏役设置，且各类吏役俸禄普遍高出其它府属口岸。同时政府对琼州府属各口岸的额征银也很看重，征银总额位居全粤第三，海口总正税口每年额征银占所有征税口岸第三位，政府在广州还曾一度设立专管琼州府贸易的“海南行”。这一系列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琼州府属各口岸在全粤乃至全国海关中地位的重要性。而政府的一系列措施与琼州府各港口的贸易发展历史以及琼州府本身的地缘优势有着密切关系。

《粤海关志》；清前中期；琼州府；口岸

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国家达到空前的统一与繁荣，“今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无论满汉人等，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清]《清朝通志》卷93《食货略十三》，王云五主编 ：《万有文库》(第二集)，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7294页。二十三年(1684)开海禁，“令福建、广东沿海民人，许用五百石以下船只出海贸易，地方官登记人数，船头烙号，给发印票，防汛官验放拨船。”*[清]《清文献通考》卷33《市籴二》，王云五主编 ：《万有文库》(第二集)，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155页。二十四年“从疆吏之请，设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清]魏源 ：《海国图志》卷78《筹海总论二》，清光绪二年(1876年)，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第1页。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海关的开始。至此,清初的海禁宣告结束,中国的海外贸易进人了一个开海设关管理的新时期,一直延续到道光二十年(1842),此间长达156年。

在清前中期的中西方贸易中，双方贸易的贸易方式和贸易目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掠夺、谋害及经常诉诸武力,为欧洲国家与中国开始贸易的特色”，*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北京 ：科技出版社，2016年,第126页。而清朝一直以天朝上国的身份自居。乾隆二十年(1755)发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船长洪任辉驾船直抵天津的事件,清政府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宣布撤销宁波、泉州、松江三海关的贸易。“外洋不准赴浙贸易定制，归并粤东一港。”*[清]《清续文献通考》卷57《市籴考二》，王云五主编 ：《万有文库》(第二集)，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127页。从此, 宁波、泉州、松江三海关的贸易被撤销，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集中在广东口岸进行。而这也是以往人们所认为的“标志着全面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时代的开始”,而且认为粤海关下辖的诸港口自此成为独一无二的进出口贸易港口。*黄启臣 ：《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第153页。

清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罢废其余三关,中国与南洋地区的通商仍可照样在闽海关进行,前往日本的中国商船仍照样经江、浙两海关发帆出洋。只是由于在整个清代的对外贸易中,与西洋的贸易占着极大的比重,因而粤海关的地位也就显得格外的重要。*戴和 ：《清代粤海关税收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61页。粤海关税收的增长,使得它在清代财政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清代的财政收入,以地丁、盐课和关税为大端,而粤海关的税收在清代的关税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税收额在各关中首屈一指,并遥遥居上,特别是乾隆末年之后,各关税收有渐趋萎缩之势,而粤海关反而迅猛提高。*戴和 ：《清代粤海关税收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66页。

清朝关税所得“解交部库,以供京营兵晌及一切经费等项之用……京师为四方之本,库贮备庶政之需……若任听外省自行指拨,则都中入库之项渐少,而岁支各款，在在所需,又将何项应用？”*[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15《奏课二》，袁钟仁点校,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3页。仁宗皇帝也深感“关税为国用攸关”，*[清]《清续文献通考》卷29《征榷考一》，王云五主编 ：《万有文库》(第二集)，1936年，第7810页。由此可见清代中央对关税的重视和依赖程度。有着巨额关税收入的粤海关在清代财政中起着重大作用，而粤海关下辖各口岸的税收对于地方和中央财政的运转更是毋庸赘言。

海关的管理，关系着清政府的财税来源与海防安全，因此急需一部海关专志与通史对海关政策制度加以研究，为加强对海关的管理提供参考。梁廷枏的《粤海关志》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应运而生。*陈恩维 ：《梁廷枏<粤海关志>及其海关史研究》，《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72页。《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粤海关志》评价为 ：“是书资料来源于官方档案文献，其中有大量统计资料……是书为中国古代第一部海关专志，史料详实，颇具价值。”*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纂委员会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政书类)，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37页。

现据《粤海关志》中所载关于琼州府所属各口岸海关设置、官员设置及俸禄情况、额征税收等几个方面的资料，分析其在全粤海关之地位。

一、海关设置中所见之地位

清代前中期在广东地区所设海关分为正税之口、稽查之口还有挂号之口。其中正税之口三十有一，琼州府就占据了10个，而琼州府共设有10个海关，意思是琼州府所有海关均为正税海关。*[清]梁廷枏 ：《粤海关志》卷5(口岸一)，袁钟仁点校,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3页。正税海关相比之于稽查和挂号之口而言，其权利更大且地位也更为重要。“正税之口”、“挂号之口”、“稽查之口”三种口岸，其中挂号与正税两种口岸分别提供报关登记、填写税单与收受关税的功能，因此合成为“收税口岸”。“稽查之口”仅负责船只、货物出入的稽查，不执行报税、收税任务。

清代海关还依照行政上的隶属关系而区分成“总口”与“小口”两大类。粤海关的七十五个子口，依据其地理位置所在，划分为七组，每组各由一个“总口”来统辖管理。所有的小口，各自隶属于附近的总口。其收支情况，由各总口造册汇报监督，并将存银汇解粤海关关库。琼州的总口设在海口。*陈国栋 ：《清代前期的粤海关与十三行》，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1页。琼州府其余九个正税之口，分别是铺前口、清澜口、沙荖口、乐会口、万州口、儋州口、北黎口、陵水口、崖州口。在各总口中，海口总口所辖海岸线最长，广州与该岛之间的贸易十分频繁，在清代前期的较早阶段，广州城还曾设有数家专门办理琼州贸易的“海南行”*[清]梁廷枏 ：《粤海关志》卷25《行商》，第496页。乾隆初年，洋行有二十家，而会城有“海南行”。至二十五年，洋商立“公行”，专办夷船货税，谓之“外洋行”，别设“本港行”，专管暹罗贡使及贸易纳饷之事，又改“海南行”为“福潮行”，输本省潮州及福建人民诸货税，是为“外洋行”与本港、福潮分办之始。。

全粤沿海地区共设置正税之口三十有一，而琼州占据近1/3席，由此可见琼州府各港口在全粤各港口中的地位是较为重要的。

二、官员设置及俸禄情况所见之地位

《粤海关志》中关于府属各海关的官员设置情况及其俸禄都有很详细的记载。其中琼州府十正税口，总口设立委员一名，由琼州府同知兼领。书吏 ：琼州总口一名。柜书 ：琼州总口二名。口书 ：铺前口、儋州口、陵水口、乐会口、崖州口、北黎口各一名。巡役 ：儋州口、陵水口、乐会口、崖州口、清澜口、沙荖口各一名，琼州总口二名。水手 ：万州口二名，北黎口、清澜口各三名，崖州口、沙荖口各四名，铺前口、儋州口、陵水口各五名，乐会口六名(设官一篇载乐会口为五名水手，经费一篇则载乐会口水手为六名，此处做六名计)，琼州总口十名。火夫 ：铺前口、儋州口、陵水口、乐会口、万州口、崖州口、北黎口各一名，琼州总口内外厨子、伙夫四名。*[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7《设官》，袁钟仁点校，第120-128页。且所设各口岸官员有定期的轮换制度，“凡守口吏役，一年更换”。合计琼州府各海关口岸共设置大小吏役76名。

笔者根据《粤海关志》统计了清前中期粤海关下府属各口岸的设官情况，详细情况如下 ：

清前中期粤海关下府属各口设官情况

由上表，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出，在粤海关所辖的各海关口岸中，广州府所辖口岸的设官数量在整个粤海关设官中所占比重最大，占到了43%。其次是潮州府，占18%，潮州府处于闽粤交接地带，且又可沟通台湾，不论是内地贸易还是海外贸易都比较繁盛，故设官也相对较多。琼州府设官总数排第三，占16%，稍次于潮州府，但远远超出惠州府(占9%)、雷廉州府(占6%)以及高州府(占8%)。

除开设官数量情况之外，《粤海关志》还记录了琼州府所设吏役的俸禄情况，很多同样身份的吏役俸禄彼此之间却有差异，有的差额甚至达到了两倍之多。

如 ：琼州总口书吏，月支俸三十两，其中大关书吏每名支银是四十两，而俸禄最少书吏月支银为二十五两。*[清]梁廷枏 ：《粤海关志》卷16《经费》，袁钟仁点校，第330页。

琼州总口柜书，每名月支银八两三钱三分三厘，是为各总口中最高。最低的为澳门总口仅三两一月，其差额两倍之多。*[清]梁廷枏 ：《粤海关志》卷16《经费》，袁钟仁点校，第331页。

琼州各口口书，月支银六两，同样是为粤海关所辖各口最高，最低为东炮台口三两四钱。*[清]梁廷枏 ：《粤海关志》卷16《经费》，袁钟仁点校，第331页。差额近两倍。

琼州各口巡役，月支银三两六钱，而粤海关所辖各口中巡役的俸禄最高为四两，最低为三两。*[清]梁廷枏 ：《粤海关志》卷16《经费》，袁钟仁点校，第331-332页。

火夫中，琼州总口内外厨子、伙夫四名，琼州其余各口则月支银五钱。粤海关所辖其余各口火夫俸禄，最高为澳门总口，月支银一两。最低为雷州口，月支银二钱。*[清]梁廷枏 ：《粤海关志》卷16《经费》，袁钟仁点校，第333页。

粤海关在琼州府沿岸各口设置的官员数量之多，占粤省所辖各府第二位；再次是琼州府各口岸吏役俸禄也较之它处为高，有的甚或差距两倍之多，由此可看出琼州府所辖各口岸在全粤海关中所占之地位是很高的。

三、税收征收所见之地位

《粤海关志》还记载了琼州府进出口贸易各类货物征税情况以及所属各口每年征银情况。资料提及了琼州所产各物在征税方面均是征收较重的几类，如燕窝这样的稀有之物，每100斤估银780两*[清]梁廷枏 ：《粤海关志》卷9《税则二》，袁钟仁点校，第196页。，是为当时的征税比较高一类货物。藤丝每百斤征银3两。*[清]梁廷枏 ：《粤海关志》卷9《税则二》，袁钟仁点校，第198页。锦、丝，是需要大量劳动时间的产品，政府规定的税也是相对较重的，“各色锦、纱，每百斤税二两二钱”。即使是土绵、土纱每百斤也收税一两八钱。其余如牛皮每百斤收税二钱*[清]梁廷枏 ：《粤海关志》卷9《税则二》，袁钟仁点校，第179页。，槟榔每斤估银4分*[清]梁廷枏 ：《粤海关志》卷9《税则二》，袁钟仁点校，第200页。。除开琼州府所产之物被征收重税之外，另各口岸所设每年额征银数量也是比较高的。

根据《粤海关志》记载了粤海关下属各口每年额征银情况，并绘制了相关统计图，如下 ：*[清]梁廷枏 ：《粤海关志》卷9《税则三》，袁钟仁点校，第211-214页。

粤海关下属各口额征银情况琼属各口广属各口惠属各口潮属各口高属各口雷廉属各口690040002857971005990023800系列1额征银(单位：两)700006000050000400003000020000100000

由图中数据可知，琼州府所辖各口额征银每年合计23，800两，居全粤海关第三位，仅次于潮州府属各口岸额征银总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便是，琼州府辖10个征税口岸，而潮州府所辖为17个征税口岸，同等数目的口岸情况下，琼州府额征银是更重的。粤海关所辖各口岸中额征银最多的为澳门正税总口，每年约征银29，600两，其次为江门正税口，每年征银14，300两，再次便是海口正税总口，每年额征银12，700两，在粤海关所有有额征银标准的56各口岸中，排第三位。因此综合比较而言，琼属海口正税总口以及琼属其余各正税口每年额征银在整个粤海关的额征银中所占比重较大，其所对应的经济地位也是较为重要的。

四、琼州府属各口岸地位重要之原因分析

(一)琼州府所辖港口海上贸易历史由来已久。

汉代时在海南岛设置朱崖、儋耳二郡，且开始就有关于南行船只经过琼州的记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汉]班固 ：《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八下》，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1671页。

从唐代开始,海南与大陆经济的联系愈来愈密切,其主要表现就是海南己经开始将自身产品输往大陆。“崖州，珠崖郡下，土贡金、银、珠、玳瑁、高良、姜。”*[宋]宋祁、欧阳修等 ：《新唐书》卷43上志第33上《地理志》，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第1100页。“琼州，琼山郡下……土贡金。”*[宋]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43上志第33上《地理志》，第1100页。“振州，廷德郡下……土贡金五色藤盘、班布、食单。”*[宋]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43上志第33上《地理志》，第1101页。“儋州，昌化郡下……土贡金、糖、香。”*[宋]宋祁、欧阳修等 ：《新唐书》卷43上志第33上《地理志》，第11001页。《新唐书》又载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今香港屯门)，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今海南东北七洲列岛)，又南二日至象石(今海南东部大洲岛)，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宋]宋祁、欧阳修等 ：《新唐书》卷43下志第33下《地理志》，第1153页。可见除了海南岛有土贡献给中央王朝之外，南行的航海线路也经过海南岛。

入宋以后,有人总结海南与内陆贸易主要有三条航线。一是雷州到海南,从徐闻县递角场出发, “一帆济海,半日可到”。*[宋]周去非 ：《岭外代答》卷1《边帅门·琼州兼广西路安抚督监》，杨武泉校注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北京 ：中华书局，1999年，第45页。二是广州到海南,据朱初平奏章上说,广州是“外国香货及海南客旅所聚”*[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0《神宗元丰三年十二月》，北京 ：中华书局，1990年，第7522页。之地。三是泉州到海南，两地商船往来也无需多少时日,如宋时泉州船舶“或正月发舟,五六月间回舶,若载鲜槟榔搀先,则四月至”*[宋]赵汝适 ：《诸蕃志》卷下《志物·海南条》，杨博文校释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北京 ：中华书局，1996年，第217页。。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稳定的航线不仅为海南岛与内陆的经济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也使海南成为沟通中国内陆与外国贸易一个重要的中转站。

宋代海南的海外贸易, 宋时占城国王曾派人到海南买马,得到数十匹,并凭此取得了战争胜利，次年再来买,“次年复来，人徒甚盛，吉阳军(今海南三亚)因却以无马，乃转之琼管(琼州府别称)”*[宋]周去非 ：《岭外代答》卷2《外国门·占城国》，杨武泉校注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北京 ：中华书局，1999年，第77页。。此外还有淳熙二年(1175)年秋,占城国王也派人来购马，“遣六百人，海舟三十艘，至海南买马”*[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8《兵马 ：戎器舟车》，徐规点校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 ：中华书局，2000年，第428页。。

元至元三十年(1293)九月,正式于琼州设立海南博易提举司,“税依市舶司例”*[明]宋濂等 ：《元史》卷17本纪第十七《世祖十四》，北京 ：中华书局，1976年，第374页。,，次年又置覆实司。*[明]宋濂等 ：《元史》卷18本纪第十八《成宗一》，北京 ：中华书局，1976年，第389页。

明代是海南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封建统治在岛上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明代初建制为州，后升为府，并置三州十县属之。*[清]张廷玉等 ：《明史》卷45志第21《地理六》，北京 ：中华书局，1974年，第1145页。明政府对海南有效的开发和管理,使得海南在各方面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社会经济也大大超越前代。在原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农业、手工业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棉纺织业。据正德年间《琼台志》记载,海南织成的布有葛布、焦布、麻布、兼丝、丝绸、水绸、棉布、胡椒布、丝布、鹅毛布、吉贝布、广幅布等，而被子则有素被、青被、油红被、花被、假锦被、账房被、土绸被、黎缦被、黎桶被等。还有当地独具特色的藤制、皮制工艺品。*(正德)《琼台志》第9卷《土产下》，《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 ：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无具体页码。

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墟市比前代有所增加。宋元两代的墟市多设在城内,明代的墟市则多设在水陆交通方便、物资丰富的地方。海南岛墟市较多分布在岛的北部、西北部,以及岛的南部、东南部,反映了贸易的发展状况。依(正德)《琼台志》卷十二《墟市》所载,全岛约有116个墟市,这些墟市的设立,大大有利于贸易的进一步开展。

明代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数经海南岛,籍此开通了途径海南岛直达东南亚一带的交通路线。或“由福州而往,……又四十更平独猪之山(今海南万宁市东南部大洲岛)”*[明]黄省曾 ：《西洋朝贡典录》卷上《占城国第一》，谢方校注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北京 ：中华书局，2000年，第1页。或，“由漳州而往,……又取铜鼓之山(今海南文昌境内)。又经独猪之山(今海南万宁市东南部大洲岛)”*[明]黄省曾 ：《西洋朝贡典录》卷中《暹罗国第十》，谢方校注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北京 ：中华书局，2000年，第55页。。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提升了海南岛在我国对外航海中的地位,开辟了经海南达东南亚一带的交通路线,促使后来经海南的航运进一步发展,加强了海南与海外的联系。

根据(正德)《琼台志》卷五《山川》载，琼山县有港口6、澄迈县有港口4、临高县有港口6、文昌县有港口8、会同县有港口3、乐会县有港口1、儋州有港口8、昌化有港口4、万州有港口5、陵水有港口5、崖州有港口12、感恩县有港口3，合计全岛有港口65个。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卷)可知，这65个港口遍布于全岛沿海地区，它们支撑起整个琼州的港口贸易体系。

因此琼州府自汉唐以来就与内地有着密切的联系，岛内港口也逐步发展兴盛，在对外贸易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清朝琼州府属各港口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清代，琼州府沿海各港口的地位依旧十分突出，特别是在康熙年间开放海禁以及设立海关之后，琼州府属各港口与内地和海外的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后期罢废宁波、泉州、松江三海关，只余下粤海关一处，这更加凸显了琼州府属各港口在清代海外贸易中的地位。

首先是琼州府与内地的联系方面。17世纪末，欧洲人还说海南岛“虽然隶属于中国皇帝，不得云为外国，然而中国商人本身欲将此地视为异域”。这句话的涵义其实是说海南岛与大陆地区存在着类似国际贸易性质的商业活动。由于琼州的海岸线很长，而且向南前往东南亚贸易不必经过广州，管理上特别棘手，因此粤海关在此设置了十个子口，并且都是“正税之口”。*陈国栋 ：《清代前期的粤海关与十三行》，第35页。《海国闻见录》中也有对琼州府政治复杂情况的介绍，说琼州府“内山生黎岚瘴殊甚，吾人可住熟黎，而不可住生黎，生黎可住熟黎，而不可到吾地，熟黎夹介其间，以水土习宜故也，此亦海外”*[清]陈伦炯 ：《海国闻见录·天下沿海形式录》，台北 ：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85页。。琼州府地理位置上为孤立于大陆之外的岛屿，加之民风习俗与内地迥异，难免不让人产生此处是海外之地的感觉。

清政府对琼州府属各港口的重视，除其本身地理位置四周环海，是中国海防重地之外，还应该与琼州府同内地贸易关系密切有关。琼州府本身自然资源有限，尤其是供岛内居民生活所用之物数量不足，岛内所产不能满足需要。对于此，《广东新语》中多有记载，如“琼山人亦皆从事贸易，不甚力耕。禾虽三熟，而秔稌往往不给，多取盈于果瓜。家有槟榔之园，椰子之林，斯则膏腴之产，蓬荻中又多薏苡，玉粒绛珠与葛藟相绛，可以为药，为粮，而甜薯尤多，子胆云 ：海南以薯米为粮，几米之十六是也”*屈大均 ：《广东新语》卷之14《食语》，台北 ：广文书局，1978年，第776页。。传统的粮食作物产量较低，只能仰仗本地所产之薯类、椰子为食。同时本地黎族对于农耕技术掌握程度有限，“黎人性蠢……峭无平原旷野，伐树木，火之，散步谷种于灰中……踰年，灰尽，土硗瘠，不可复种，又更伐一山，岁岁如此，盖天所以制其力也。……亩无半收之田，皆下下。即上田，每亩不过五斗三，农率贪天公……妇女不知布帛，惟以经为计”*屈大均 ：《广东新语》卷之14《食语》，第780页。。琼州府地区的农耕还停留在比较原始的刀耕火种阶段，如此低水平的生产力，若不仰仗同外界尤其是同大陆内地的贸易往来，其本地社会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是难以为继的。这也成为历代仕途失意被贬谪到此地之人产生苦闷情绪的原因之一，如北宋文人苏轼谪居儋州时作有“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宋]王象之 ：《舆地纪胜》卷124《琼州》，北京 ：中华书局，1992年，第3579页。的诗句，劝勉读书人不要被海峡所阻，要积极进取。

琼州府内因为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所以也产出了许多特有的可供出口和贸易的资源。其中海口总口出产槟榔、藤丝、椰子、楠木板枋、牛皮、京皮各货，铺前口、清澜口、沙荖口、乐会口、万州口、儋州口、北黎口、陵水口，崖州九口，俱与总口同。*[清]梁廷枏 ：《粤海关志》卷9《税则二》，第202页。槟榔、藤丝、椰子等都是琼州府特产，也是在当时琼州府唯一可供与外地贸易的东西。《广东新语》中也载 ：“大抵琼之利，槟榔椰为上。”*屈大均 ：《广东新语》卷27《草语》，台北 ：广文书局，1978年，第1494页。此外如燕窝菜 ：“崖州海中石岛有玳瑁山，其洞穴皆燕所巢，燕大者如鸟，啖鱼輙吐涎以备冬月，退毛之仓……是为燕窝”*屈大均 ：《广东新语》卷之14《食语》，第810页。。黎锦 ：“西洋布以来，自番舶者为真，其出于琼者或以吴绫越锦拆取色丝间以鹅毛之，绵织成人物、花鸟、诗词，名曰黎锦，浓丽可爱。”“崖州多织绵，儋州多织生丝。崖州组织绵线，如布帛状，绣人物、花鸟其上，有十金一具者名曰‘账房俗’，称儋崖二帐。”这些都应是当时琼州府各口岸所出口贸易之物，并且都是琼州府所特有的资源。本身需要与内地贸易，且也具有一定的贸易资源优势，加之地理位置重要，因此才会促使政府对琼州府沿岸各口岸的重视。

粤海关设立时期，琼州府几乎与广东省内其他各口均有贸易往来，这从各口税则便可知大概。广州府的大关 (在广东省城五仙门内) 常有贸易船装货前往琼贸易，规定收银六两，此外也有琼船前来进口货物，每船收银一两四钱。*[清]梁廷枏 ：《粤海关志》卷11《税则四》，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9页。而广州府其他税口如总巡挂号口、西炮台挂号口、东炮台挂号口 (以上三口均在南海县附城) 、黄埔挂号口 (在南海县) 、江门正税口(在新会县) 、紫泥挂号口 (在番禺县) 和虎门挂号口 (在东莞县) 等均有海南的船只或货物进出口。*[清]梁廷枏 ：《粤海关志》卷11《税则四》，第222-229页。同时海南与惠州、高州、肇庆、潮州、雷州、廉州等府也保持较密切的贸易往来。可见，琼州府已经与广东省内地形成了较广泛的贸易网络。

琼州府属各港口与大陆商品贸易，并不局限于广东省内各沿海港口，琼州与福建、江南一带也保持良好的贸易往来，同时还远达北方的天津、北京等地。其中潮州商人在海南与内陆的商贸中起了很重要的中介作用，当时潮阳达濠港南边的河渡为 “琼南、广、惠往来商船停泊之处”*[清]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34《关隘》，《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24》，上海 ：上海书店、成都 ：巴蜀书社、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第819页。；在潮阳城东的海门城，为全县门户，“为琼南、广、惠、闽、浙、苏商船往来之要口”*[清]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34《关隘》，《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24》，第820页。。琼州商船不仅在潮州进行贸易，潮商亦不断将江南的物品贩运到海南销售，然后从琼州收购特产运到北方。每年开春三四月，“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至秋季则从北方“贩棉花、色布”回广东，运送到雷、琼等府售卖，“一来一往，获息几倍，以此起家者甚多”*[清]李书吉等 ：《(嘉庆)澄海县志》卷之6《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26》，上海 ：上海书店、成都 ：巴蜀书社、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第61页。。

此外在同海外的贸易中，琼州府下属各港口也占据着重要地位。清初江浙闽粤等地因耕地稀少、人口增加等原因,出现了民食不足的现象。迨至康熙末,东南沿海各地“产米不敷民食”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清政府为了解决这一严重的粮食危机,开始向海外进口大米,称之为“洋米”。故时人称“东米不足,西米济之,西米不足,洋米济之”*吴道镕 ：《粤食》，《广东文征》编印委员会编《广东文征》,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418页。。而当时“南洋凡三十余国,大抵土旷人稀,各有余米,如暹罗、柬埔寨、港口、旧港、安南、柔佛、六昆[坤]、丁家奴等八九国余米尤多”*礼部侍郎李清植为请定例鼓励国内外商人贩米来闽粤粜卖奏折，乾隆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转引自林京志 ：《乾隆年间由泰国进口大米史料选》，《历史档案》，1985年第3期，第20页。，其中尤以暹罗的大米贸易最为发达。清前中期的皇帝对中暹米谷贸易都曾有过重要批示，如康熙六十一年(1722)谕旨 ：“朕闻暹罗国米甚丰足，价亦甚贱。若于福建、广东、宁波三处，各运米十万石来此贸易，于地方有益。”*[清]梁廷枏 ：《粤海关志》卷21《贡舶一》，袁钟仁点校，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32页。雍正六年(1728)下旨 ：“嗣后暹罗运米商船来福建、广东、浙江者，请照此一体遵行，应如所请。得旨 ：‘依议，米谷不必上税，着为例。’”*[清]梁廷枏 ：《粤海关志》卷21《贡舶一》，第433页。乾隆八年(1743)又下旨 ：“嗣后凡遇外洋货船来闽、粤等省贸易，带米万石以上者，着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十分之三。”*[清]梁廷枏 ：《粤海关志》卷21《贡舶一》，第434页。中暹大米贸易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便是暹罗直接运米至琼州，以琼州为中转站向内地的转运贸易。

外文资料中也有关于中暹大米贸易的记载，其中19世纪30年代Gutzlaff(汉译为“郭实猎”或者“郭士立”等)的《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1831、1832、1833年》一书，在描述琼州与暹罗的贸易情况时就提到了琼州府的情况 ：“海南整体上是一个不毛之地……当地居民有不少从事外国贸易，而经常去东京、交趾支那、暹罗、新加坡等地。到暹罗的航途上，一定在占城、柬埔寨等海岸采办造船材料，再到曼谷时购买附属品，以便打造船只，一只沙船只要两个月就可以打造完成——帆、铁锚都由他们自己完成。然后装载货物回广东或海南岛，船与货都卖掉，利润与造船者共同分享。有时候其他船只也装载大米和制造肥料的骨类开往海南。”*Charles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and 1833,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1834，p82.(该段文字由笔者翻译。)

清前中期南方沿海同东南亚的大米贸易对缓解中国东南沿海省份米粮紧张的作用不可低估，大米的大批量进口,缓解了18世纪中国东南沿海严重的粮食危机,平抑了中国市场高昂的米价,并对当时社会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故两广总督庆复言 ：“粤省每年洋船进口,米价顿平,于民食不无小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一册)乾隆七年二月初三日(1742年3月9日)《署两广总督庆复奏覆仍准各国船只来粤贸易折》,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0页。阮元在其《揅经室续集》中谈到 “粤民多价贵在稻谷，西洋米颇贱, 曷不运连舳”*[清]阮元 ：《揅经室续集》卷6《西洋米船初到》，北京 ：中华书局，1985年，第198页。，并注:“以后凡米贵,洋米即大集,故水旱皆不饥。”*[清]阮元 ：《揅经室续集》卷6《西洋米船初到》，第198页。

琼州府各港口除了在与暹罗的大米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外，还同东南亚其它地方存在着贸易往来，每年都有船只往返于琼州与东南亚沿海各地。“海南最重要的城市是琼州海峡的海口，它坐落于琼州海峡和越南的东京湾之间。这个港口以及其它数个海南岛的港口，全年都与澳门、东京湾、交趾支那、暹罗以及新加坡有着密切的交通往来。海南岛的船全年都能同东京湾以及其它几个北交趾支那的港口进行贸易，但是它们这些城市和海南南部的港口贸易却只能在季风季节进行。海南岛每年到暹罗的船只在40只左右，到交趾支那的大约在25只左右。那些船只多频繁船往来于东京湾和北交趾支那的港口，每年数量大约在50只左右。这些船的载重通常在100到150吨之间，甚至还有更小的，这些形形色色的船构成了中国与外国的贸易体系。”*Kingsbury，Parbury &Allen, The island of Hainan ,The Asiatic Journal, Vol. XXI. January to June, London ：Printed by Cox and Baylis, Great Queen Street, Lincoln’s-Inn-Fields, 1826, PP 15-16. (该段文字由笔者翻译。)关于琼州与越南的贸易，19世纪Crawfurd(克劳福特)的日记中也提到了相关情况，“在西贡，海南的船在越南的昆仑岛与暹罗之间进行贸易。”*John Crawfurd, Journal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s of Siam a Cochin China, London : Printed by S. and R. Bentley Dorset Street, Fleet Street, 1830, P307. (该段文字由笔者翻译。)

除了与东南亚的海外贸易，同时还有琼州与日本的海外贸易记录。清代设置海关以前，正保元年(1644年，相当于清顺治元年)的时候，早有商船到过日本，此后到宽文元年(1661)，也有商船去过。*[日]小叶田淳 ：《海南岛史》，张迅齐译,台北 ：学海出版社，1979年，第274页。而在海关设置以后，仍然有很多船只从琼州府沿海港口出发前往日本进行贸易。根据小叶田淳《海南岛史》里引用的《华夷变态》中关于海南与日本数十条贸易记录可知，当时在海南与日本之间仍然是存在着海上贸易的。*[日]小叶田淳:《海南岛史》，第275页。推测两地实际的贸易情况应该比文献记述的贸易更为繁多。

五、总结

琼州府地处我国南海前哨，地理位置尤为重要，且历史上就与内地和海外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明清已降，凭借优越的海陆地缘优势，在同海外的贸易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故粤海关在琼属各口均设立了具有报关登记、填写税单与收受关税的功能的正税之口，而且各口岸所设置吏役数量仅次于潮州府，占据粤海关下属各府第三位，所对应的吏役俸禄也较之其它口岸高，有的甚至高出两倍之多。再者在清政府制定的各口岸每年额征银中，琼州府各口总和也位居前列，其中海口正税总口更是在全粤海关56个征税口岸中排到了第三位。

通过对琼州府所辖各口岸级别、吏役设置的数量、吏役俸禄分配以及每年额征银数目的综合分析，可以很清晰地看出，琼州府属各口岸在整个粤海关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在清前中期的对外贸易中也充当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责任编辑 ：胡素萍)

The Status of Various Ports under Qiongzhou Prefecture in Customhouses across Guangdong in Early and Mid-Qing Dynasty as Revealed inAnnalsofCantonCustomsHouse

HE Xu-jun

(ResearchCenterforHistoryandGeography,JinanUniversity,Guangzhou510632,China)

AnnalsofCantonCustomsHousecontain much information on various ports of Guangdong in the early and mid-Qing Dynasty. The Qing government set up 10 normal tariff ports in Qiongzhou prefecture, which took up a third of all normal tariff ports across the nation. There were more tax collectors at the ten ports, only next to those under Chaozhou prefecture, and their salary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ir counterparts at other ports. Meanwhile, the tax payable for ports under Qiongzhou prefecture was higher, with its tax quantity ranking third among various ports across Guangdong and the annual normal tax of Haikou port being in the third place all over the nation; and as a result, an office was even set up in Guangzhou to take charge of trade under Qiongzhou prefecture. A series of steps taken by the Qing government somewhat exhibi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atus of various ports under Qiongzhou prefecture in customhouses of Guangdong and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ose measures by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the trad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various ports in Qiongzhou prefecture as well as the geo-advantage of Qiongzhou prefecture.

AnnalsofCantonCustomsHouse; the mid-Qing Dynasty; Qiongzhou prefecture; ports

2016-09-16

何绪军(1992-)，男，四川营山人，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

K249

A

1674-5310(2017)02-009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