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那么爱他，也许还夹杂着恨吧

印朋

中国足球不缺爱，但爱得让人窒息，球迷不仅操心球员在场上踢得好不好，还操心球员在场下搞不搞女人；中国足球不缺恨，但恨得有些莫名其妙，主队踢好了骂客队，客队踢好了骂主队，如果主客队踢得激烈了，就骂裁判员。球员踢好了是上帝，踢臭了是狗屎，可是胜败转瞬，狗屎可以成为上帝，而上帝也可成为狗屎。这种过山车般的感情宣泄，恰恰就是当今中国足球的球迷文化。

圣徒化与污名化之间

中国男足在德黑兰0：1不敌伊朗队，没有延续力克韩国队的神奇。这本是一场没有新意的失败，也是一场没有扭转出线局势的失利，但是这场比赛在赛后仍然不乏谈资。比如，头球解围失误导致国足丢球的姜至鹏，他的麻烦不止于导致国足输掉比赛，更在于他的前妻“恰好”在这场关键比赛结束不久发布了一篇檄文，讨伐了姜至鹏的“出轨史”。

于是，刚刚盛赞国足克韩而不好意思再骂国足输球的媒体和球迷，转而把口水都倾泻在了一个离婚男人身上。至于——姜至鹏有没有婚内出轨、有没有花1300万元养小三、有没有搞女人、有没有抛弃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原配，这和他在球场上头球解围失误、国足输给伊朗队，有半毛钱关系吗？

有意思的是，姜至鹏本人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关于与张之悦女士婚姻前后的声明》，文章最后称，“我想对关注此事的球迷说一声对不起”。姜至鹏就算要道歉，对象也应该是他的前妻张之悦及其娘家，而不是吃瓜看热闹的球迷。可惜，姜至鹏把“对不起”留给了球迷，把“感谢”留给了前妻。

职业足球比赛，尤其是高级别职业足球比赛，其性质已经超越足球运动的游戏属性，而跃入公共议题的范围，具有了社会属性。谁都无法忽略，当一个城市的某个场所（足球场）聚集了五万人之众的时段，那么在足球比赛的90分钟之内，没有第二个公共事件可以超过这场比赛的重要性。

所以，球员之所谓“公众人物”，不是因为他是“星”，而是因为他是每周一次至两次的公共事件的新闻制造者和呈现者。想必，如果有球员会想到一场比赛有如此之多的部门和参与者为其服务，那么但凡有点良心和责任感的人，都会为了这座城市而好好踢球，珍惜自己在镜头和报纸上的形象。

可惜的是：球员的自我公共意识，还停留在场外私人事务的危机公关，还没有进化到其意识到自己在场上的竞技表现对球迷和多部门的努力负有责任；球迷的大众公共意识，还停留在球场内谩骂表现不佳的球员和裁判，还没有进化到主动成为比赛氛围的制造者和参与者。

于是，球员和球迷，便开始了极端于圣徒化与污名化之间的游戏。一方面，球员讨好和讨巧于作为整体的球迷，而傲慢对待作为个体的球迷；另一方面，球迷崇拜于作为个体的某位球星，却鄙视作为整体的中国足球。

理念让球队与球迷万众一心

皇家马德里队球迷遍布世界，靠的不仅仅是赢球，而是一种“马德里主义”美学和中央集权式意识形态；巴塞罗那队球迷遍布世界，靠的也不仅仅是各种冠军，而是一种不屈反抗的民族精神和绚烂繁复的美学观点。

假如一位球迷仅仅出于地域原因而支持乃至死忠于某支球队，那么这种爱来得既单纯也单薄。打个比方，鲁能泰山队和绿地申花队的球迷，如果其差别仅仅在于想让自己的主队赢，那么从本质上说，山东球迷和上海球迷沒有什么不同。喊“必胜”和喊“拿伊做脱”是一种心情，而骂“傻X”和骂“赤佬”处于同一个水平。假如一个山东人在上海工作生活、或者一个上海人在山东工作生活，那么出于狭隘的地域色彩，他又该支持谁呢？

也许，我们的足球文化到了一种亟需自我反思的节点。即，我们需要自问“我是谁”，“什么才是具有山东风格和山东气派的足球理念”，“我需要用什么足球战术呈现出我们的山东风格和山东气派”，等等。

想清楚这些问题，俱乐部聘请教练员就不会盲目和跟风，球队的技战术打法才有传承和创新，球迷与球队的美学追求就会趋同——如此，才能做到高层次踢球和看球，即我们不单单要赢，而且要用自己的美学和风格去赢。山东队可以海纳百川，可以有容乃大，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但是我们需要把各种人才纳入到山东足球美学和足球哲学的体系内，甚至包括外教在内。

摆脱“人治”的初级阶段是制度，而摆脱“人治”的高级阶段是理念。当俱乐部的人员更迭了，球队的球员流动了，11个球员凑齐在场上，踢的是一样的足球，这既是“人治”也是“超人而治”，或者说是“无为而治”。

只有从教练到球员认同并且践行山东足球哲学和美学理念，球迷才会真正发自内心知道——站在场上的那11个人如同是我自己站在那里，他们的输赢与荣辱，事关我自己的成败与尊严。否则，球迷永远倾向于去批评教练和球员，永远喜欢胜利大于球队本身。

留一片热土和净土给孩子

只要走入球场，几万人其实都是一个身份——球迷。但是，具体观察来看，球迷内部的职业属性、性格特征和阶层分布又有趋同现象。假如一部分社会职业和社会阶层在球场中永远缺席，那么这个球迷群体是完整的吗？试问一个稍显残忍和无奈的问题——球场观众席也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吗？

很难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很难定义“劣币”与“良币”。

但是，从侧面角度来看，或许可以窥探一二——现场6万个座席之中、现场3万名观众之内，有多少儿童和少年作为球迷前来观战，又有多少家长携孩子前来看球？如果身为父母，你愿意带着孩子或者同意孩子去现场看球吗？恐怕在家都不敢当着孩子的面说半个脏字，又有多少家长肯让孩子浸淫在充满侮辱性语言的环境中，并且长达90分钟？

如果我们的足球文化，在很多家长眼中成为负能量事件的高发地、成为负能量人群的聚集地，那么即便国家层面支持足球发展、即便资本涌入足球产业、即便接触足球的机会更多，又会有多少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负能量”的一员，又会有多少家长愿意让孩子跟着一些球迷学着骂人学着歇斯底里？

当年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外，一位国安球迷父亲把儿子驮在肩上，叮嘱儿子不要乱扔垃圾，没想到临区而坐的父子俩，在比赛过程中紧密跟着全场节奏一起高声喊“傻X”。那位父亲可能教给儿子保护环境，但是他没有教给儿子“尊重”。

如果足球场成为恶的传承地，那么足球本身已经丧失了其存在的道德合理性。场上的那22名球员，还有那可怜的3位裁判，不因你花钱买了球票而欠你什么，可以随意被球迷侮辱。

别以为球场里作恶，走出场外时你便获得重生。无论你是否穿着球迷服，你，永远都是你。任何颜色的队服，都无法为作恶者洗礼。也许球场的镜鉴作用就在于，假如一位球迷用恶的方式去谴责一位作恶的球员，那么这位球迷已经与球员一同沦陷和迷失于绿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