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银行：战争中的金融对决

吴越

在山东，北海银行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作为曾经的省级银行，它是人民银行的三大前身之一。在革命战争年代，它由小到大、由农村到城市，其全部活动具有“战时金融”和“地方金融”的特点。它发行的纸币，抗战时期是山东根据地的主币，解放战争时期成为山东解放区乃至华北、华中解放区的本位币。

早期：“大鸿昌”里的抗日银行

在莱州，一提起“北海银行”，上了岁数的老人都知道。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日伪“联合准备银行”的“联银券”充斥市场，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币值急剧下跌，奸商巨富乘机滥发票券，大发国难财。

1938年3月8日，中共掖县县委举行武装起义。在总指挥郑耀南的率领下攻克了县城，枪毙汉奸县长刘子容，组建“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成立了山东最早的抗日民主政府“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财经委员会。

曾任青岛中鲁银行经理的张玉田，因受青岛金融挤兑风潮和七七事变的影响歇业回家，郑耀南去看望他。张玉田说：“你们举抗日大业，正是用人之际，可惜我只会干银行管票子，不能为你们尽心效力。”郑耀南说：“现在我们缺的就是干银行管票子的人才。”

张玉田当场答应帮助筹办银行，并应邀担任行长。他们先请人设计绘制出票面图案，然后到青岛托人镌成铜版。由于敌人戒备森严，张玉田把铜版装在一个金属箱子里，再将箱子缝焊起来，用铁链拴在船底，几经周折带回掖县，再托人到天津购买奇缺的印票用的道林纸。后又经张玉田多次到青岛等地搞印模机、钢版及吸纳有经验的工人后，印钞筹备工作基本完成，并于1938年10月印出了第一批的纸币。

当时，北海银行总行设在掖县城内大十字口南路西“大鸿昌”，下设蓬莱、黄县两处分行。

在那个年代，由于惯匪、伪军经常卷土重来，北海银行先后随军多次转移。

1938年10月，伪匪张宗援、刘桂堂侵入胶东地区，银行随军转移。当时行长张玉田因事不在银行，秘书来不及向他请示，就率领员工雇了两辆大车，把最重要的票版、账簿等资财装载起来，出了城门同大部队汇合。工作人员白天坐船到海上，晚上再回到陆地，朝出夜归一直过了半个多月，后经研究决定暂时疏散隐藏。后来，抗日民主政府撤出蓬莱、黄县、掖县，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和胶东特委的领导机关转移到莱阳城北与招远交界的张格庄。

至此，早期的北海银行暂时停业。

后来，张玉田投靠驻在莱阳境内的国民党山东省第八区第三旅旅长赵保原。不知是因为这段经历还是帮助中共创建北海银行，抗战胜利后，他被当时的青岛市长李先良枪杀，其命运令人惋惜。

鼎盛时期：从农村到城市

1940年8月，北海银行总行在鲁中地区的临沂县青驼寺（今属山东沂南县）成立，由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财政处长艾楚南兼任行长，洒海秋参与北海银行总行的创建工作，从1941年4月以后一直担任北海银行副行长。

1941年，山东分局提出“建立独立的银行业务，使银行成为调剂金融、巩固法币、投资生产的经济命脉的中心系统”。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决定“建立独立的北海银行系统”，“并在各地建立北海银行分行、办事处与银行网。”这时，北海银行总行机构建置已基本健全，内设营业、会计、发行、出纳等科，共有工作人员50余人，印钞厂有印刷机4台、打码机3台，印刷面额分别为1元、2元、5元、10元北海币。

1941年7月，冀鲁边分行成立，陆续印制发行加盖“冀鲁边”的北海银行币。1942年2月，在莒南筹建滨海印钞厂，9月滨海办事处改为滨海分行，陆续发行加盖“滨海”的北海银行币。1944年7月，成立鲁南分行，鲁南区初期不印制钞票，所发行的钞票是从滨海分行调来的。1944年冬，在平邑县的天宝山区建立了鲁南印钞厂，开始印制发行加盖“鲁南”的北海银行币。这一时期总行发行的山东版北海银行币及各分行发行的北海银行币均仅限各区域流通使用。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是北海银行发展的鼎盛时期，各印钞厂也得以发展壮大，主要工作也由农村转移至城市。

从1944年8月开始，总行发行的山东版北海银行币由鲁中区扩大至鲁中区及鲁南区。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立，1945年8月，北海银行币开始在山东不分区域等价流通。1946年底，陈穆率华中银行及其印钞厂北撤山东，在中共华东局的统一领导下，华中银行与北海银行合并。

1948年10月5日起，山东的北海银行币与华北的冀南银行币、晋察冀边区币固定比价互相流通，11月16日又宣布北海银行币与华中银行币等价流通。

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颁发布告指出：“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1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

因工作的需要，北海银行继续营业。1949年1月底开始回收北海银行币，2月初停止发行北海银行币，4月北海银行进驻济南，至11月1日改称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北海银行终于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货币战：金融领域的对敌斗争

货币战是战争时期的一条特殊战线，它不像战场那样有枪声、硝烟，却同样充满了你死我活的激烈争斗。

1945年，蒋文同来到北海银行沂南办事处工作。“我们的班主任叫戴北超，广东人，每天早晨给我们讲政治课，也就是宣读刘少奇同志编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每天上午和下午学习银行的专业知识，由北海银行总行会计股长王一讲解，从开户、记账、结账、内部往来等等，边讲边学习，最后把财务报表做出来。”为期3个月的培训结束以后，他和另外两名同学被分配到了北海银行沂南办事处工作，成为了一名银行的贷款员。

蒋文同说，由于战时根据地的特殊情况，银行的工作除要开展好一般性的业务外，还要使边币成为独立的本位币，起到保护根据地的物资，与敌人争夺物资、平抑物价和促进根据地生产发展的作用，这就必须开展货币斗争。

日本人不仅在沦陷区、国统区发行伪币，而且将目光盯向根据地，大量伪造边币和法币。在国统区，虽然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些办法抵制，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且由于通货膨胀严重，致使法币日益贬值。

1940年，鲁中地区发现过两种假北海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从其占领区内向外排挤法币，并且伪造20多种法币，连同周围沦陷区的法币，大量涌入根据地。

当时根据地人口不过1000万，陡然流入几亿元法币，导致通货严重膨胀，法币币值狂跌，北海币跟着跌落，根据地物价飞涨，由法币膨胀所造成的经济危机，成为山东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巨大威胁。

山东根据地明令停用法币，禁用伪钞，采取了“阵地斗争”“比价斗争”等方式。

“1942年5月29日，中共山东分局财委会发出关于法币问题的指示：‘以北海银行票为我山东各地之本位币。自七月一日起，所有军政民间往来账目、借约契据，一律以北币计算。随着战局的变化和北海币地位的提高及市场的扩大，日伪当局伪造北币的种类和地区也不断扩大。1942年，仅五元的伪造北币就发现3种，在青岛、烟台、威海等地也发现多种伪造北币。”蒋文同老人说。

1942年12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发出《关于查禁伪造北海本币的指示》，“通过党政军民各种组织自上而下的深入动员”，以政府布告、报刊报道、会议讲解、冬学教育等形式，广泛宣传，维护北海币在政治、经济上的意义。同时要求“北海银行总行、各地分行及办事处应会同各地政权机关设立识别所”，利用政权的力量和人民的抗日觉悟严厉查禁假币。

1943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在“纸币的基本保证是物资”的思想指导下，严格控制货币发行数量，掌握重要物资，造成对外贸易的优势，根据市场规律灵活掌握北海币与伪联银券的比价，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在货币斗争中创造了光辉业绩。

据统计，从1944年1月到1945年1月，北海币发行量由2亿元增至6亿元，到抗战胜利前夕，约有7亿元北海币在市场流通，抗日根据地实现了北海币的完全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