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性质透视
—— 兼论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

◎王立娟 戴艳军

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性质透视
—— 兼论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

◎王立娟 戴艳军

马克思主义认为交往与生产是人类活动的两种基本实践形式，交往实践的常态形式是“在场交往”，“缺场交往”是特例性实践选择。随着交往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化信息革命深入，使交往形态发生了社会结构性的转变，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成为常态；“缺场交往”具有“非场所”、“脱域化”与“流动空间”的属性，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阐释交往的物质生产基础网络化转型，主体间性关系拓展，精神交往形态与信息符号中介的场域化。

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交往理论

网络化社会交往新形态——“缺场交往”的兴起，使交往的思维方式、路径选择、经验传递与认同效用等层面区别于传统在场交往，体现网络化社会交往自性特点。在实践性质上，从交往的基础性、主体性、形态性、中介性等方面重塑交往关系，形成具有鲜明空间特点与实践特质的交往新形态。坚持唯物实践主义科学全面阐释“缺场交往”本质，反思“缺场交往”异化风险，在实践上引导“缺场交往”和谐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马克思交往观对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具有理论阐释力与实践引领力。

一、缺场交往的基础：物质生产交往转型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观，认为交往与生产是人类实践的两种基本形式，二者呈现出以交往为前提，生产起决定作用交互发展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同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1]，“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2]，揭示了交往与生产是交互关系。马克思交往理论认为生产实践活动必须在社会交往的条件下得以完成，这是生产的前提，但生产决定着交往的具体形式与现实需求，生产对交往产生决定性作用。

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作为特定实践形式，其形成、发展的基础是物质性生产与交往现代转型发展的结果，是网络化社会生产进步与交往形态拓展的体现。

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的出现主要是生产力科技化，生产结构全球化与生产关系调整化所影响。一方面劳动力主体从客体化的物理性劳动活动中解放出来，在时间与空间上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劳动力主体的学习、创新具有了实现基础，知识创新型劳动力成为网络化社会的引领力量，特征是大尺度空间上的知识共享、经验传递与创新合作，使得“缺场交往”成为知识创新型劳动力现实的交往形态选择与发展前提。

另一方面，网络化社会的劳动科技素养提升，促使劳动力主体的知识性、思维性与反思性能力增强，劳动力主体对于“缺场交往”的理解、参与以及操作具有了意识与行为的可行性，成为“缺场交往”的素养基础；劳动工具科技化、网络信息化与智能化，正是劳动工具网络科技化的普及，使得“缺场交往”主体的交往工具与交往能力得到系统性满足，进而促成社会交往中 “缺场交往”的实现。特别是信息革命以后，生产第一、二产业的网络化、信息化、少人化成为趋势，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对象化服务成为主要的生产活动，人与物的劳动对象关系缩减，人与人的服务对象关系拓展，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广，非体力劳务性的网络化服务更促进了这一进程，不仅形成“缺场交往”的生产基础，而且“缺场交往”促进生产力的提升，形成新的生产形态，如互联网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生产进步。生产结构全球化打破了资源配置、资本流动、分工合作与生产消费的时空限制，“缺场”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具有了“在场”的实际意义。全球化使得“缺场交往”具有了生成发展的时空机制与生产、交往空间结构化互嵌的可能，强化了“缺场交往”的总体性意义。马克思认为交往的现实性就是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核心，生产关系决定交往关系。网络化社会生产关系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与阶级关系总体不变下，呈现出核心生产资料个体主体化、生产主体交往关系平等契约化的新特点。现代社会的法治性与契约性，促成生产与交往的形式表现为法治契约关系，尤其是互联网发展中的身份平等、资源共享、价值合作、传递经验与民主参与的实践准则与价值精神，有力地塑造着生产关系的形态，生产关系不再是单一维护客体化的剩余价值实现，而是对象主体化剩余价值的追求。实践上网络化社会生产关系注重对主体的自由创新性、经验传递共享性、分工合作自建性的激发与维护，如以谷歌、小米等网络科技公司形成的新型劳资关系，这种生产关系转变决定了在社会交往关系上要具有开放性、全球性、流动性与主体性的鲜明特征。

二、缺场交往的主体：主体间性关系拓展

主体性是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核心议题，马克思交往理论是在历史唯物基础上从社会实践层面，探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其中人与人的主体交往实践关系是重点，这种交往实践关系基于物质生产基础，在主体和主体之间进行物质和精神需求满足性交互活动，形成以主体平等为基础的，以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关系，即主体间性关系。

一是“缺场交往”主体具有自主体与他主体的交互属性。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由于摆脱了物理空间的束缚，弱化了社会空间的影响，突出交往的意识与行为性，依托网络的自寻搜索技术，拓展主体交往的选择性，提升主体确认的自寻性，增强人的自由实现感与主体存在感，是对主客体异化所带来主体困境的解决路径，通过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活动，实现主体性确认、共存与互动的感性获得，将单向度的自身主体感知存在拓展到个体—群体—类体映射化的主体确认，人的主体性具有自证和他证的交互主体性，人的完整性与无限性在这里得到感性实现，“缺场交往”成为网络化社会人的本体性交往实践。

二是网络化“缺场交往”的实践特质。马克思交往理论认为交往是以促进人的更好生存与实现自由为发展目标，主体生存状态与自由实现度是评判交往发展的重要标准，现代主体在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的实践中实现了生存与自由的同一。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结合了“缺场”的时空非线性延展性与网络化的去中心化虚拟性等的特点，具有开放创新的、平等参与共享的意识取向，通过网络文化、技术与缺场符号系统，在交往中介、规则与渠道上形成了具有互联网特色的物化中介形态，使交往主体在网络化“缺场交往”中感受到交往生态系统突出的共存性与表象性，实现自我选择与自我行动的可能性。在网络化交往中自由是生存的方式，生存是自由的结果，主体存在和自由同一就是网络化社会的特点。

三是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离散型的空间特质。“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是人类交往空间的两种范畴，“在场交往”时空的重合性呈现出连续性，“缺场交往”时空分离脱域效应的影响，在网络流动空间机制的作用下，呈现出“弱连续性”的发展态势，形成离散型空间特点。网络化“缺场交往”在主体与主体之间构成弱连续性、非连续性的关系谱系，通过离散化机制，把无限空间中有限的个体映射到有限的空间中去，以此提高主体交往的时空效率，这种无限与有限空间的实现，形成既有边界又广延，精确又模糊，熟悉又陌生的离散交往空间形态。网络化“缺场交往”空间具有公共性，是新形态的公共领域，这是基于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领域广延性，权力去中心化、主体互动参与、信息舆论传播的特质所决定的。“在场交往”中重要的私域性与传统公共性的影响因素，以及交往主体个体物化的差异性，如性别、年龄、财产状况与教育学历，在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中被忽略、弱化与解构，通过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人的主体类本质与行为参与性得到正强化，激发主体公共参与的交往需求与能力，形成以公共交往需求为基础的主体间关系体系，这种主体间的关系突出沟通、共识与合作，实践中以论坛、微信、微博依托即时通讯工具媒介所形成的交往空间就是实践形态。

三、缺场交往的形态：精神交往感性实践

在马克思交往理论中，基础的交往形态是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形态。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在形态上呈现精神交往形态丰富与实践形态感性化的显著特点。

精神交往形态丰富，包括物质交往精神化嵌入与精神交往内容形态拓展两方面意蕴。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的物质交往精神化，是由于依靠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撑，使物质交往网络虚拟化，结合现代社会消费符号化的特点，物质交往在“缺场”中不再固化于物质的实体性表达与使用价值性追求，更多的是以价值认同为内核，文化感知为积淀与符号体验为特质的物质表象化精神交往，如互联网金融、众筹行为与网络购物等交往主体在“缺场交往”情形下，更多地是基于传递经验、价值认同与文化偏好寻求物质交往的精神体验，物质交往选择具有了表象化精神，物质交往的精神形式得到提升，甚至形成精神独立形式；而精神交往的独立形式越发达、越丰富，就越能够能动地作用于物质交往，特别是精神交往的需求社会化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精神交往的组织性体系化发展，进而影响物质交往的内容与形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巴黎对通俗小说和喜剧的极大喜好，促使从事这些创作的劳动组织出现”[3]。

当人们的物质交往越来越依赖“缺场交往”的表象化、精神化，在现实社会中提供“缺场交往”的精神内容与形式的组织、平台、产品就被大量提供，如京东、淘宝与阿里巴巴等商贸网组织，大众点评网、美团为代表的评价购物平台，以及支付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物质交往在考量物质实体性的基础上，更注重以价值认同为基础精神体验，增加了精神交往的嵌入性与覆盖性。同时，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使精神交往在性质、内容、形态与渠道上，具有多元化、生态化与开放性的特点，在交往上主体更具选择性与构建性，获得主体存在感与自由度。

一方面是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有身份可匿名性、互动即时性与信息宏大碎片化的特点，交往主体的自由选择能力与选择信息对称性受到网络无限性与缺场虚拟性的影响，传统积累性经验的理性原则为传递性经验的感性原则所代替，如网络购物、交友等注重评价性、体验性、传递性，体现个体感性化经验的获得。

另一方面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在空间上，体现为意识活动空间或知觉表达空间。人们选择交往形态的动因，是满足主体自身交往需求，追求人的自由，这是根本动力，交往需求在马克思看来是作为人完整性与无限性的统一体，而感性需求是交往需求基础实践形式，感性需求决定处于对象关系中的人。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主体通过交往形式，获得感官的最大占有实现，思维逻辑趋向于感性表象化与理性现象化。个体通过感性实践形式实现生活世界的主体化回归；当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的基础群体以感性需求为主要交往需求形态时，网络上的理性技术服务主体就会提供更多地满足感性需求的实现技术，扩大感性实践的能力与范畴，通过“缺场交往”，人的感性需求得到满足，实现完整性与无限性的体验，人的交往更依赖于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的工具形态，这就是微博、微信等感性即时通讯软件快速发展的所在。

四、缺场交往的中介：信息符号系统场域

在《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的信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交往的界定：“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这表明交往是人类主体对象关系总体性交互实践活动，在交往的实践中从感性需求到意识理性再到行为实践，从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之间关系构建，以及交往内容的物质与精神的交互都需要一定的媒介连接互动，形成一定的交往结果。交往的结果与中介是交往实践活动的基础支撑与展开媒介，对此马克思交往理论认为意识与语言是人类交往实践的结果，并且是人类交往活动的特征，“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与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5]，而“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6]，其中语言既是交往活动的结果，又是交往活动有效开展的媒介，成为交往的中介性工具，“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7]；在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中语言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在交往的现代研究中，语言哲学成为交往研究的哲学基础，普遍用语学都得到重视。

马克思交往理论中对于语言观的本体性质与功能作用呈现出唯物实践性、总体性特点。马克思认为“无论思想和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8]，语言的根源在于实践，体现为唯物实践性，这对于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中语言的本质与发展选择提供了科学阐释，“缺场交往”中的用语虽然具有独特的价值、形式与作用，但语言本质仍是社会关系的反映。马克思从主体的对象关系视角，在语言的物质性、意识性与行为性的统一的基础上，形成在生存哲学视角下唯物实践主义语言观的基本原则。新时期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在坚持唯物实践观的基础上，引入的语言哲学发展与社会学场域理论研究成果，形成以语言为中介的交往场域的理论认知。这种交往认知的新发展是基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与交往路径技术的网络化演变，导致交往群体的分化与联系，交往权利的主导与分化，交往资源的竞争与共享。形成具有竞争关系与自主化效用的实践关系体系，以符号竞争与主体策略为表现的交往场所，这就构成了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的中介场域，强调交往的博弈互动行为性，反映在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中就是信息符号系统场域化，这种语言的信息符号化与对话的场域化是交往结果与中介的网络化缺场实践形式。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5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33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1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5页。

(本文作者：鞍山师范学院讲师，大连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在读；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王鹏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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