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设计教育与包豪斯

胡佳

摘要：中国从洋务运动起开始接触设计教育，直到30年代，一批接受了包豪斯理念的中外设计师回国，将中西方的现代的设计理念和教学方式带到了中国，包豪斯思想一度成为现代设计的神话。本文通过介绍包豪斯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设计的影响，旨在使人们对包豪斯思想有正确的认知。

关键词：中国 现代设计 包豪斯

一、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中国设计教育

从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官方政府首次开设了江南制造局等现代民族工业机构的同时，开始尝试工程类设计教育。1867年开设了中国第一所新式专业技术学院——求是堂艺局（即船政学堂）。之后在此学堂又开设了绘事院，培养能够绘制船图及机器图样的工程类设计人才。这类工艺教育主要以制造业为主，手工艺教育则以纺织为主。这一时期的许多高等工业学堂都开设了图画科目，并出现了初级的工业产品设计课程。尽管如此，设计、艺术或者手工艺依旧只是上述教育机构中的附属课程，并非主要培养目标。

而真正拉开中国设计教育序幕，成为近代中國最早的工艺美术国际化教育的试验场的，是成立于1864年的土山湾孤儿院。土山湾借鉴了西方手工艺行会的学徒制，按照工种来划分部门，孤儿们在这里学习木工、制鞋、成衣、雕刻、镀金、绘画、印刷、木版等，每个工坊都设有主管，他们不仅对中国文化有着全面的了解，同时也是技艺精湛的大师。如负责木工工坊的外国传教士葛承亮，带领土山湾孤儿院的木工间并与五金部合作设计制造了比利时皇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分馆的莱肯宫中式建筑，以及在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斩获甲等奖章的中国木牌楼。 随着1910～20年代，中国第一批公立或私立的现代专业艺术院校纷纷成立，并开设了图案等工艺美术课程，土山湾这类机构才慢慢没落。

20世纪中国现代教育之父，蔡元培从德国回国后便展开了一场“美育救国”的实验。蔡元培还是曾经引用了威廉·莫里斯 （willian Morris） 的思想来论述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莫里斯提倡的取消美术与工艺的隔离 ， 提倡艺术化的劳动，更接近艺术和社会应有的状态。在这场“美育救国”的试验中，中国设计艺术教育开始了真正的发端。在蔡元培的直接倡导与支持下先后成立中国最早的两所国立艺术院校，国立艺专北平国立艺专（现为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和杭州国立艺专（现为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

二、包豪斯理念在中国的传播

包豪斯（Bauhaus）是德国魏玛市的 “公立包豪斯学校”（Staatliches Bauhaus）的简称，后改称“设计学院”（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习惯上仍沿称“包豪斯”。它的成立标志着现代设计的诞生，对世界现代设计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豪斯也是世界上第一所完全为发展现代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包豪斯”一词是格罗披乌斯生造出来的，是德语Bauhaus的译音，由德语Hausbau“房屋建筑”一词倒置而成。

包豪斯自1919年成立，歷经短短的14年，1933年因为政治原因被迫关闭。包豪斯主作为一所设计学校，在设计理论上，提出了三个基本观点：①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②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③设计必须遵循自然与客观的法则来进行。这些观点对于工业设计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现代设计逐步由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即用理性的、科学的思想来代替艺术上的自我表现和浪漫主义。随着包豪斯理念的世界性传播，也影响到了遥远的中国。

（1）解放前的中国与包豪斯。在包豪斯的办学期间，早期留学欧洲的中国文化精英对包豪斯早期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以国立艺专的拥有国际化背景的教员为例，他们对包豪斯大多只是初步了解，并未进行系统研究，也没有真正的交集。他们将对于西方现代主义设计的理解与中国本土的教育结合起来，主要从图案设计入手推行相关的理念。

陈之佛早在1929年于《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现代表现派之美术工艺》 中介绍了包豪斯。1923年从日本回国后，陈之佛曾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教授兼图案科主任，将现代设计理念应用于教学中。1930年代，从欧洲留学归来的庞薰琹、雷圭元、刘既漂、王子云等，在艺专图案系任教，此外担任艺术设计教学的教师还包括了还有来自国外的设计家，如俄籍教授杜劳·西洛夫（M，Dowracheff）、薛洛夫斯基（Shelovsky），日籍教授斋藤佳三、成田虎次郎等，他们将中西方的现代的设计理念和教学方式带到了中国。

20 世纪20 年代至40 年代，阿道夫· 鲁斯（Adolf Loos）、鲁道夫· 鲍立克（Rudolf Paulick）、沃尔特· 格罗皮乌斯等与包豪斯有密切联系的建筑师都曾接到过来自中国的设计委托。其中鲍立克是在中国从事实践工作最频繁的包豪斯学派建筑师。1943年鲍立克接受了圣约翰大学建筑工程系的聘任，教授城市规划与室内设计。1945年，鲍立克进入新成立的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成为委员和规划设计组的核心人员，设计了南京、无锡、杭州、镇江等多个火车站，完成了贾汪总体计划、无锡江南大学校园设计、宁波英士大学校园设计的都市计划项目。

与包豪斯的关系最直接的中国人当属黄作燊。黄作燊毕业于伦敦建筑学院，并于1939年跟随格罗皮乌斯到美国在哈佛大学的研究生院学习。1942年他返回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现为上海同济大学），根据包豪斯的理念组建了建筑系，推行包豪斯的基础课（Vorkurs）模式，课程设置涵盖基础设计、现代艺术史论和建筑绘画。不仅如此，黄作燊还受到包豪斯戏剧的影响，曾为其兄长黄佐临执导的话剧《机器人》所做的舞台设计，其形式的抽象和空间的深邃，在今天看来都不失为一个具有先锋派意味的作品。

20世纪初正值包豪斯学校成立，中国艺术设计的先驱们在留学期间对包豪斯的接触及认识是与民族使命紧密关联的，当时的包豪斯学校和中国艺术界同样受到战争及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面临着艺术家社会角色的转换以及艺术教育改革问题。而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国的先驱们从包豪斯身上所吸收的营养都和中国文化自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2）新中国时期对包豪斯的应用和误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对于西方现代设计思想的误解与接受的过程带有很深的意识形态根源。1946年，庞薰琹曾与陶行知商讨在中国筹建工艺美术学校的计划时谈到：“这所学校的环境建筑室内都由师生自己设计。一二年级为第一阶段，主要学习建筑、家具、染织、商业美术等专业的基础课，要求学生能够制作出原型。三四年级为第二阶段，学生分流到各个专业研究室，研究室分为陶瓷、工业造型、室内装饰、染织、商业美术、工艺美术史等，另设选修课如绘画、图案、雕塑、文艺理论。各个专业研究室还扩建为实验工厂，专门试制新产品，同时也能小批生产。学校还设立成品陈列室与试销部，介绍和销售师生们所制作的成品。成熟的产品则交由工厂批量生产。”庞薰琹在包豪斯模式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现实进行改良，自称为“乌托邦”的现代设计学校。直到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中国终于建成了第一所工艺美术学校——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的设计人才。

尽管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此时对包豪斯的态度并不友好，但1949 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国正像包豪斯诞生时的一战后的德国，百废待举，面临着艰巨的重建任务和物质的极度匮乏，同时考虑到民族振兴和民生问题，中国选择了正面地部分地接受包豪斯的设计方法，却规避了其创办时共生的国际主义和自由民主的理念。当时，周总理派遣庞薰琹前往苏联，袁迈前往保加利亚、雷奎元前往捷克与匈牙利，邓白前往民主德国（东德），学习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设计理念。当时在北京动工的718无线电电子元件联合工厂的厂房就是从东德引进了全部的建筑建造与生产技术。德方派遣设计师和专家为联合工厂设计了包豪斯风格的高质量厂房。这一厂房与包豪斯创始人格罗皮乌斯在1960年代设计包豪斯档案馆建筑有着非常相似的外形。

梁思成于1945年在至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中，也力推现代主义设计理念，建议今后课程宜参照德国Prof. Walter Gropius（格罗皮乌斯）所创之Bauhaus（包豪斯）方法，着重于实际方面，以工程地为实习场，设计与实施并重，以养成负有创造力之实用人才。然而，到了1954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翻译发表一篇名为《匈牙利新建筑的问题》文章时，却体现出对包豪斯完全不同的评价。文章旨在批判以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包豪斯为代表的“新建筑”，即现代主义建筑。认为包豪斯的“为人民服务”和强调功能的理念都只是形式主义的幌子。有趣的是作为译者，时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的梁思成和林徽因这样在脚注中略带轻蔑地介绍道：“包豪斯（Bauhaus）：本世纪二十年代在德国建立的一个建筑学派，创办人是格罗皮沃斯（Gropius），是所谓“功能主义”与立体派艺术的结合，风格冷酷无味；勒可尔布西尔（Le Corbusier）：法国建筑师，主张建筑师“居住的机器”，用细柱将房子凌空架起是他最爱耍的花样”。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再出现有关包豪斯的文章和著述。

（3）改革開放后的中国设计教育与包豪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迎来了一场思想解放的浪潮。文革之后的各大重要文化杂志纷纷复刊或创刊，这些重要刊物复刊后的头几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介绍包豪斯及西方现代主义设计的文章，形成了一场关于包豪斯的大讨论。邵大箴在《西方现代美术流派简介（续）》一文中，虽然依旧鄙夷包豪斯的意识形态基础，最后还是肯定了包豪斯在艺术教育上的理念，他写道 “包豪斯重视工艺美术，在艺术教育中力求达到‘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的目标，他们还主张创造把建筑、绘画和雕刻结合为一体的综合艺术……” 。吴焕加在《外国近现代建筑史话》一文中介绍了德绍的包豪斯学校建筑，肯定了新建筑把功能作为设计的出发点，并力求使建筑的形式同所用的材料结构及功能需要协调起来。《美术》杂志在1981年08期刊登了中国最早的一篇系统介绍包豪斯与现代设计教育的文章《美术教育问题研究-包豪斯》，作者为柴常珮。文章介绍了包豪斯的教育理念和体系，充分肯定了包豪斯对于现代设计教育的意义，并附上了包豪斯宣言和教学大纲的译文。

这场对于包豪斯的大讨论，已经超越了20世纪早期中国人对于包豪斯的粗浅认识，正在为更多的人接受、了解和研究。正如庞薰琹所说：“对于包豪斯，我们应该了解它，研究它，同时也要知道，这个时代早已过去了。” 这是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对于包豪斯展开的全面研究，并逐渐上升为对包豪斯理性地批判和吸收的阶段。这一时期，经由日本发展形成的“色彩构成”、“平面构成”、“立体构成”，随着王受之、尹定邦等人的翻译和讲座，使得包豪斯的设计理念被转译成“三大构成”，并以此作为中国大多数的美术学院的基础教学模式。

随着改革开放，当代中国融入全球化商品经济中，消费文化与文化工业又成了包豪斯在中国传播的新载体，加速了作为商品符号的包豪斯神话的形成。在当代中国，包豪斯有时被媒体和大众误读为一个品牌，一种风格，一段时尚，甚至是一个人名。和众多的文化遗产一样，包豪斯在这类误读中，成为一种放在咖啡吧书架的假书皮上被消费的神话。

（4）中国美术学院与包豪斯

中国本土对于西方设计的研究长期以来局限于译介的文献和图片，造成了对西方设计史的众多误解。直到2011年03月，在杭州市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德国收藏家托斯滕·布诺汉（Torsten Br?ehan）先生的“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系统收藏”飞越重洋，落户中国美术学院。2012年03月包豪斯研究院成立。包豪斯研究院致力于通过学术研究、教育推广和产业结合的方式，激活今日中国乃至东方的创造力，并聘请艺术史家杭间教授担任研究院院长。包豪斯研究院成立之后，通过研究、教育、出版、展览等一系列的活动，推动了西方现代设计的研究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杭间，靳埭强，胡恩威，《包豪斯道路：历史、遗泽、世界与中国》，山东美术出版社，2014年9月

[2]庞薰琹，《论工艺美术和工艺美术教育》，《装饰》，1980年第1期

[3]靳埭强，杭间《中国现代设计与包豪斯》，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