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疆，20世纪50年代开始

裔兆宏

一

援疆，一个时代的特殊命题。

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切处于百废待兴之时，共和国的领袖们就将密切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新疆这片热土。

1949年，中国版图上面积最大的省份新疆和平解放。1952年2月，毛泽东以富有感染力的语气告诉驻疆官兵：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1954年10月7日，遵照中央军委总参电令，十万大军“化剑为犁”，就地转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尽管毛泽东生前未到过新疆，但却十分关心新疆问题。他多次在北京接见新疆各界代表，并强调指出：在新疆，第一，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

新中国的第一次援疆大潮，始于王震将军的提议。

当时，虽未有“援疆”之说，但新中国第一次举全国之力的援疆壮举，却始于那个特殊的年代。

1950年的初秋，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下了一道命令，让二军六师的政委、同为湖南人的熊晃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让他带一个招聘团回湖南，招一些十七八岁以上、未婚、有文化的女青年来新疆。他又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大力协助。

黄克诚、王首道对此十分支持，把左宗棠当年在长沙屯兵扎营的营盘街的一栋楼房拨出来，作为招聘团的办事处。还在《新湖南报》上刊登招聘消息，动员女青年参军。宣传说，女青年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

那是一个充满激情、崇拜军人的岁月。

消息一出，立刻引起轰动。许多湘妹子纷纷闻讯而来，营盘街一时间成了长沙最热闹的去处。

多年以后，熊晃的夫人回忆说：“那些个细妹子（长沙话对小姑娘的称呼）报名好踊跃啊。一些年龄太小的、个头太矮的、没有初中文凭的，（招聘团）都不收。她们就围在报名的地方不肯走，天天有人在那里哭鼻子。”

曾湘兰，就是八千进疆的湖南女兵之一。

像她这样来到新疆的女兵有很多，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到1952年，仅湖南就有约八千名女兵进疆，称之为“八千湘女上天山”。

同为湘女的戴庆媛说：“我们湖南人是跟一些当官的结婚的。男的大十几岁的也有。”她的老伴李安堂倒是只比她大八岁，而且两人还算“组织牵线，自由恋爱”。

1958年，戴庆媛生下第一个孩子。兵团规定，每十年可以休一次探亲假。

“八千湘女”大多是知识女性，怀有对新时代的憧憬和建设新中国的激情。当组织上给她们介绍对象时，她们一时未准备好，未必是因为对象本人不好，而是因为她们还没有爱过。

“湘女多情”这句话，说的就是湖南女子用情之深、之烈。戈壁上的爱情是时代的大爱融合着个人的小爱。

在当时情景下，动员内地女青年入伍援疆，是固边安邦的需要。

1949年9月，国民党驻疆部队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0月，王震将军率部挺进新疆。

1952年2月，毛泽东主席下令：“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

新疆历史的转折就此开始！

十万大军铸剑为犁，在寸草不生的沙漠、戈壁、盐碱滩、沼泽地，开荒种地，屯垦戍边。

恶劣的自然条件，军人们并不怕，他们怕的是没有家。军垦战士大多是30岁左右的单身汉。

一次，王震将军在石河子开大会，他讲完话之后，问大家有什么意见。

一个战士马上起立敬礼，说：“报告首长，我有意见——现在新疆解放了，您让我们开荒种地守边防，没得说。不过等我们老了，您能不能在天山上修个大庙，让我们当和尚去？”

王震心里明白：“没有老婆安不了心，没有儿子扎不了根。”清代，他的湖南老前辈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也搞过屯垦戍边，就因为将士们没有在新疆安家，结果“一代而终”！

怎么能解决驻疆官兵的婚姻问题？怎么能让兵团战士们安心屯垦戍边？

新疆人口总共才400多万，汉族人口只有30万左右。

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当时汉族战士一般不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女性通婚。

这点儿汉族人口，怎么才能解决这么多光棍汉的婚姻呢？

组织内地女青年来新疆工作，扎根边疆，有助于稳定军心，倒不失为一种选择。

庆幸的是，基于“战友之情”的婚姻，也给不少湘女带来了幸福。

曾湘兰养育了三儿两女。三个儿子都在新疆的边防部队工作，两个女儿在乌鲁木齐工作。曾湘兰已做了曾祖母，一家四代扎根边疆。

她和其他湘女一样，是当之无愧的“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她们孕育了儿孙，还孕育了一种独特的人文精神：爱、宽容、大义和坚韧。

曾湘兰说：“我们湖南人，和左宗棠、王震流着同样的血。左宗棠‘抬棺西征，不收复新疆，就死在新疆。王震将军在乌鲁木齐对我们说：‘湖湘弟子满天山，这还不够，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我们湖南女兵做到了。这就是湖南人，这就是湖湘文化。”

除了湖南，还有陕西、甘肃、山东、上海等地，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女兵进疆运动。

女兵们的到来，为驻疆部队官兵成家立业、扎根边疆做出了贡献，也由此拉开了内地省市大力支边的序幕。

可以说，这一车又一车的女兵是伟大的“戈壁母亲”，也是新中国第一代的“援疆人”。

二

1950年1月，驻疆解放军发扬南泥湾精神，在天山南北掀起了大生产运动。他们在人迹罕至的戈壁荒滩，在野獸横行的雪山深谷开荒造田、兴修水利、植树铺路、盖房建场。当年，全军开荒6.41万公顷，播种5.57万公顷，创办军垦农场13个。

1951年至1952年，驻疆解放军节衣缩食，筹集资金，创办了新疆第一批大中型现代工业。1952年年底，按照党中央的批示，部队创办的19个大中型工矿企业，无私移交新疆省政府管理，为新疆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党中央高度重视吸收内地的专家人才，参加新疆的农业、畜牧、水利、地质、冶金等各方面的建设。

留学生刘明环，曾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过热电专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开办的一家纺织厂，因受苛政挤压，濒临破产。王震将军数次登门拜访，说服刘明环随部队进疆，任命他为兵团军工部长。这一举措，不仅让刘明环深受感动，也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备受鼓舞。

很短时间内，加入解放军第一兵团的知识分子竟有万余人。到新疆不久，王震就聚集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其中有国内著名农学家徐治、水利专家王鹤亭、钢铁专家余铭钰、地质学家王恒升、纺织专家刘钟奇等。

在新疆大建设的初期，王震亲手建立了八一农学院、新疆医学院等高等院校，并从北京、上海等地请来专家和教授。

新疆和兵团农业大生产的开展，水利建设的大规模进行，现代工业的开创，及各类社会改革的顺利实施……无一不倾注了内地大批知识分子的真诚付出和投入。

其后，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给新疆以强力支持：一批批知识分子、大批复转军人，源源不断地充实到新疆各行各业；抽调急需的教学科研人才，充实到新疆的高校和科研队伍中；动员四川、安徽、河南等地农村青壮年来新疆，充实农业生产一线。

为加快新疆发展，国家还整厂整建制地调迁一批内地工业企业进疆。

1966年5月5日，天津市南开区毛麻纺织社137名职工携带68台设备，整体搬迁至北屯，成为北屯毛纺厂的前身；新疆七一棉纺厂、新疆低压电器厂、新疆农机厂等由上海迁入，新疆第一、第二建筑公司分别由长春、天津迁入，新疆冶金建筑公司由兰州迁入，新疆电力安装公司由西安迁入……

这些人员和企业的到来，填补了新疆工业的空白，为新疆经济输入了新的血液，使新疆建设事业得以迅速发展。

三

“1966年7月1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从一个待业青年变成十万上海知青大军中的一员。”这是当年姜万富在日记里写的一段话。

姜万富是家里最小的男孩，从没离开过大上海。去新疆那年，他才17岁。启程那天，姜家每个人都哭了。

然而，亲人的眼泪，却挡不住离别时刻的到来。

上海火车北站，欢送的场景是热烈隆重的。欢快的锣鼓声、高音喇叭的乐曲声、亲人送别的叮咛哭喊声，相互交织。

随着汽笛一声长鸣，载着1900多名知青的火车，缓缓驶出。

列车途经苏州、南京停靠时，无数中学生往车窗里递慰问信：“向上海大哥哥学习，保卫边疆，建设边疆！”

火车开了三天四夜，终于到达新疆吐鲁番的大河沿火车站。姜万富看了一眼车窗外，心立刻凉了：“怎么这么荒凉？！”

可这个地方，离他们的目的地还有1500多公里！

第二天，他们转乘敞篷卡车，一路沙尘滚滚，颠簸着翻越天山，又走了七天才到达目的地。这是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叶城二牧场场部。

但是，知青们生活的地方还不在这里。卡车又拉着他们往昆仑山里开，走了十几公里的石头路，这才最终停了下来。

姜万富和同伴们一看，立刻傻了眼，这哪是人待的地方？这是一片连房子都没有的戈壁滩，仅有的两个“地窝子”，还是专门为迎接他们新挖的。

迎接知青的许连长，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喊道：“这是一个新连队，地没有一亩，房没有一间，路没有一条，条件很苦，委屈你们了。但是，我们的双手一定能在这片戈壁上开出良田，建成绿洲。眼下住的是‘地窝子，喝的是涝坝水（土坑里的蓄水），将来一定能住上砖房，点上电灯，用上自来水。下车吧，孩子们！”

“地窝子”里的那一夜，上海知青们没有一人睡得着。

苦闷的姜万富，拉了位战友出来散步。他们爬上一个高高的沙丘，相视无语。良久，战友脸朝东方，朝着上海的方向，大声呼喊：“喂！我在雪域——”姜万富也附和着，拖着声音：“哎！我在高原——”此时，他们似乎只有以这样的呼喊，才能纾解他们心中的忧愁。

牧场的条件是艰苦的。支边前，他们虽也是做好了吃苦准备的。但是，这里苦得“出乎意料”。他们每天劳动11个半小时，每半个月才休息一天，挖土、挑土、开垦荒地。

最初的半个月，知青们几乎没有笑容。即便如此，所有知青都以干活积极为荣。

那些日子，姜万富到20公里外的镇上，自己出钱，买了一把又薄又大的坎土曼（一种锄头）和一把大镰刀，它们让姜万富耍足了威风。

在姜万富的带动下，牧场知青们打破了日挖土方56立方米的纪录，达76立方米；打破日割苜蓿三亩二分的纪录，达三亩六分。

他说：“我就是要证明给大家看：上海青年不光能说，而且能干，我们是最棒的。”

不过，没过多久，骄傲的姜万富就冷静下来。“这里有身上疤痕累累、参加过抗战和解放战争的功臣，也有比我们早几年来的湖北、江苏、上海、浙江知青，他们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多年，现在和我们一样奋力苦干。我，一个上海待业青年，有哪一点比他们强呢？”

命运，还是垂青姜万富的。

1967年9月28日，牧场领导派人将姜万富从地里叫回来，让他去学习当卫生员。第二年，牧场送他去城里医院进修外科。

学习一年后，姜万富回到了叶城二牧场，成了这个牧场的第一个外科医生。

昆仑山上的这个高原牧场，平均海拔三千多米，气候条件恶劣，最远的牧点，姜万富去一次就要走八天。

在這里，仅有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和驴，姜万富走遍了远近数百个放牧点，成了戈壁上的“马（驴）背医生”。

而有些地方，连马和驴都过不去，他只好手脚并用爬行过去。

一次，姜万富出诊后回家，下山到一半路程时，脚下一滑摔倒了，顺着布满积雪的山坡滚了下去。坡的尽头是悬崖，一眨眼的工夫，他就滚到了崖边。

就在这危急时刻，前面正好有一块大石头，他本能地一脚蹬在石头上。人停住了，石头滚下了悬崖！

就是在这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姜万富整整坚守了43年，救人无数……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知青掀起了返城高潮。当年和姜万富一起从上海来的伙伴，很多都离开了新疆。他远在上海的姐姐、姐夫，多次来电话催他回去：“只要我们有吃喝，就有你们的。”

此时，姜万富已与一名浙江女知青结婚，并生了个女儿。他思来想去：“回城后工作没有着落，我又拖家带口，作为一个男人，哪能全家寄人篱下呢？再说，我的两个哥哥去世早，母亲年纪大，生活由三个姐姐照顾，我还要回去增加他们的负担，是个男人吗？”

姜万富决定不走了。妻子以离婚相威胁，他也不走。“我的医疗技术，若是放在上海，根本不值一提。叶城二牧场离城里远，牧业点的病人要是得了急症，送到城里都要一两天时间，人还没到就早没命了。但有我这样的医生在，及时把病人处理一下，就争取到了救命的时间，就能保命。”

结果，妻子带着女儿回了浙江。离婚后，“那种孤独，真难受呀”，不出诊的时候，姜万富就自己拉二胡、敲扬琴，排解忧愁。

实际上，姜万富真的很想家。他后来跟牧场诊所里的护士赵军花结了婚。赵军花出生在新疆，比他小十来岁。姜万富设法教会了她上海话。实在想家的时候，他就用上海话跟妻子聊天。

1998年，92岁的老母亲撒手人寰。可她老人家临终了，也没等到唯一在世的儿子回到上海。姜万富收到了姐姐们寄来的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装着一块黑纱。

此后，夜深人静的时候，姜万富经常流着泪，独自跪在地上，向东方磕头。

想家想了大半生，可2009年退休回上海时，60岁的姜万富老泪纵横，舍不得走。他走了，病人们怎么办？

多年来，他带过的有文凭、没文凭的医护人员，先后走了十几个。那年冬天，有个准备到这里来工作的大学生，一看周围的环境，连车都没下就走了。“B超没人了，接生也缺人了，盼望已久的X光机很快要来了，也没人会用！”

离开新疆时，姜万富流着泪说：“对不起了，乡亲们！我们的家训是：少不出家乡是废人，老不返家乡是罪人。以后的清明节，我要去拜祭父母啊！”

2009年8月，60岁的姜万富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黄浦江畔。在政府的帮助下，他们一家住进了两室一厅的新房子。

……

抛繁华而乐寂静，舍安逸而取艰难，姜万富的43年，是上海知青支边的缩影，是十万人的青春无悔。

这一次的上海青年“援疆”也是王震将军的主意。

1962年，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考察了兵团塔里木垦区后，请示国务院，提出动员上海知识青年支援兵团开发的建议。建议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和上海市委的响应。

随后，十万上海知识青年因此来到新疆，成为兵团屯垦大军的有生力量，掀起了开发塔里木的新高潮。

其实，与姜万富一样来到新疆支边的青年，远非仅是上海知识青年，20世纪60年代，我国先后有湖南、四川等十几个省市的一百多万青壮年告别家乡，投身新疆和兵团的社会主义建设。

支边的岁月里，知青们与新疆各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融为一体，无论是开发巩固边疆、建设新疆，还是加强民族团结，都做出了贡献。

四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同样牵挂新疆這片广袤的国土。

“文化大革命”期间，兵团建制被撤销，军垦事业受到破坏，也动摇了新疆稳定的根基。王震深感痛心，一再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他主张尽快恢复兵团，并向邓小平提议。

以1979年召开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为主要标志，中央对“对口支援”新疆首次有了明确表述。这次会议，对我国内地省市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中共中央第一次确定了具体对口安排，即：北京支援内蒙古，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广西、新疆，山东支援青海，上海支援云南、宁夏，全国支援西藏。

1980年9月到1981年5月，王震代表党中央，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连续四次到新疆全面考察。他强调，新疆建设的成就是各族人民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党、国家和各兄弟省、市、自治区大力支援的结果。

1981年8月，邓小平考察新疆。他到牧民家中做客，留下与牧民孩子一起骑马的历史瞬间。邓小平强调：新疆稳定是大局，不稳定一切事情都办不成。

1981年10月，党中央决定调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王恩茂到新疆工作。

离京前，邓小平就新疆工作对王恩茂做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恢复。

同年年底，中央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制。

也在这一时期，中央对“对口支援”首次有了明确法制化的表述。

1984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首次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组织和支持对口支援的法律原则。这标志着我国对口支援制度建设进入了国家基本法律层面，而且将之作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

长期以来，党和国家十分关心新疆的稳定与发展，对新疆稳定和发展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为新疆跨世纪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三个离不开”的原则，即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坚定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

1996年，为促进新疆发展，中央做出开展援疆工作的重大决策。1997年，第一批援疆干部进驻新疆，拉开了援疆工作的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