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白到对话:领导理念的路径演变

2017-06-30 05:14
中外企业文化 2017年7期
关键词:领导者公民领导

21 世纪不仅是信息化时代,同时也宣告对话时代的来临。作为当代哲学思潮和时代精神的反映,对话已经成为人们解决问题、达成目的的有效策略。作为一种新的领导理念,对话体现出的是主体之间平等、民主、合作的关系。对话理念既是对“独白式”传统领导理念的解构,又是对现代领导理念的重构。与传统的“独白式”领导理念不同,对话理念具有平等性、互动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公民参与、团结与协作、民主化是实现领导理念由独白到对话的现实选择。

传统的领导方式体现出了一种独白式的领导理念,它强调人治,以领导者为核心和主导,领导者的角色更多的是控制与命令,广大的被领导者只能追随或服从领导者,被领导者缺乏自主性和创造性。现代领导理念则凸显和张扬居于多数的被领导者的地位和作用,强调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和谐、平等和互动,注重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对话。领导理念从独白到对话不只是一种言说方式的转变,而更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革,是现代性的超越。作为对话理论的奠基人,巴赫金强调思想只有同他人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易言之意义的生成是在主体与主体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人的生命提升和自我发展也就是与自我对话、与他人对话、与世界对话的过程,“对话”体现出主体之间平等、民主、合作的意义存在。超越语言学的视界,还可以发现对话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的社会和文化的意义。“对话”投射到领导活动领域,形成了一种新的领导理念和领导方式,究其本质而言,“对话式”领导理念体现了对话主体双方在平等互动基础上的自我建构,是对“独白式”传统领导理念的解构,这对改进党和政府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促进领导理念的现代化具有积极和现实的意义。

独白——传统政治文化视阈下的领导理念

独白常在哲学中使用,往往与权威和独断联系在一起。独白的语境下,人与人之间是命令与服从、上级与下级、主动与被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独白表示一种单向的命令或演讲,讲话者一般处于权威地位,听话者处于被支配和被控制的位置,很少有反馈信息的机会,造成“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盲从局面。独白赋予人听的权利,却剥夺说的权利。在领导实践过程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可比作领导实践活动的两极,两极的间距是灵活的,领导者的价值理念决定了间距的大小。官僚科层制的领导模式具有等级森严、严格服从和非人格化的特点,领导与民众、下属之间呈现出独白式关系。

独白式领导理念指导下的领导实践,少数杰出人物(英雄)在社会和组织中拥有职位、掌握权力,他们确立目标、发号施令、掌握环境,而广大人民群众的能力、个性、作用则很难凸显出来。这种官僚制独白体现的是精英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只有单向度的语言霸权,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对话根本不存在。官僚制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权力控制关系,基于这种关系之上的官僚制结构使公共对话交流之间的张力被严重遮蔽。政府常常以行政计划替代公众意愿,以精英设计替代公众参与,忽视公众的需求和偏好,公众的影响较为有限;同时,由于缺乏协商合作,忽视下属的主体参与,既无法通过授权来增强下属的责任感和自信心,也难以及时感受到公众利益需求的变化。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代表人物福克斯和米勒就明确指出:“在官僚机构中,鲁莽时候行动的领域要被合理组织的行动领域所取代。对等级指挥程序的服从取代了与他人的移情关系……在独白式的沟通中,没有任何来回,没有从言语上努力界定问题并且觉得应该就此问题采取什么措施。”

不可否认,在传统社会背景之下,社会发展相对缓慢,整个社会呈现出封闭的状态,人们整体素质不高,这种独白式的领导理念,英雄主义领导方式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然而在知识经济背景之下,社会发展迅速,领导活动涉及的因素越来越多,领导已不是领导者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工作,只靠少数领导者的力量是难以推动社会和组织的发展和进步。与此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和员工的素质和能力在不断提升,越来越有能力参与到社会和组织的建设之中,承担社会和组织发展的责任。组织和社会的发展也只有通过群众的力量才会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和能量,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一种新的、旨在通过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和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以推动社会和组织发展的对话式领导理念应运而生。

对话:作为领导理念现代化的合理定位

(一)对话的基本内涵

“对话”一词最先源于哲学界,是由德国哲学家、“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提出的。哈贝马斯(认为,只有通过人与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对话、沟通和交往,才能建立一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关系,才能摆脱束缚人性的各种枷锁,发挥人的主体性。“哈贝马斯的交谈伦理学所提出的对话式不仅是对西方传统伦理学所倡导的独白式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对儒家的独白式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的一次洗礼”。通俗地说,对话就是敢于对他人说“不”。建立对话关系,是人性获得自由的重要一步。“我不赞成你所说的,但是我以死捍衛你说话的权利。”伏尔泰的名言指出了建立对话关系的原则。

超越语言学的视界,对话作为一种全新的领导理念,其时代性与创新性正是与传统领导理念的比照才凸显出来。随着我国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日益纷繁复杂,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的需求量显著增加,过去通行的政府垄断话语权管制一切的管理方式越来越不能适应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二中全会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重要目标定位为“服务型政府”,这不仅是一种现实的政府模式与制度安排,更是一种全新的行政理念。这种全新的行政理念需要改变管制型政府下的独白理念,以对话理念取而代之。对话包含对外对话和对内对话,即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和公众的对话与政府组织内部领导者和下属之间的对话。如果说行政命令是官僚制的核心机制,那么,对话就意味着授权下的互动合作。不管是对外对话还是对内对话都需要领导者学会一种和往昔等级制度思想模式相反的运作规范,更新领导理念,转变领导方式,由英雄型的领导方式向平民化的领导方式转变,由指挥控制向平等尊重转变,由被领导者的追随服从向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转变。endprint

一言以蔽之,对话作为领导理念现代化的内在诉求需要领导者在行驶权力和组织行政的活动中,意识到领导的真正基础不是权力而是建立在“人格化”管理和“人性化”服务基础上的权威,强调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和谐、平等、互相尊重和相互促进,在领导方式的变革过程中彰显“以人为本”的领导价值观、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观念,主张变革创新的领导思维方式和民主法治的领导行为模式。

(二)对话的主要特征

平等性——平等意识是从商品经济的平等交换中孕育而生的,从而延伸到政治、法律、道德领域。中国传统政治中臣民意识浓厚,平等意识的缺失恰恰是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的必然反映。建国后,新中国承接了五四运动以来从西方输入的自由、平等、博爱意识,对本土文化进行整合、梳理。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促进和加强平等意识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舆论平台的宽松、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为领导与民众、下属之间的对话提供了技术支持。网路时代,互联网的信息与通讯技术打破了传统的等级组织结构,其技术的平等性直接催生了个体之间的平等意识与民主精神,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交往趋于平等,个体的平等意识和权利意识在网络中不断得到加强。在现实社会组织格局中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平民有了平等参与的表达机会,网民不仅可以独立平等地与政府领导人对话,不受身份、地位、财富、传统、出身等背景的限制,发表自己的观点,不用强迫或被强迫接受谁的观点,每个人的发言和表达都受到同等的尊重;而且组织中的成员也可以通过网络对组织发表意见,他可能是个持不同政见者但可以通过网络展示自我,真实地反映个人的思想,在自由的状态中实现人与人的沟通与交流。

互动性——真正的对话应当是对话双方共同处于一种积极的自由状态之中,彼此坦诚交流,共同探索,在真实、真诚中实现持久的互动。巴赫金认为立足于社会生活中的话语,必然会因现实社会的极大丰富性看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人在这种差异性对话中成为社会的人,丰富并发展了自己。对话作为一种新的领导理念,它强调领导和民众、下属间动态的信息交流,要求改变以往上对下的“统御”或下对上的“接受”,转型、创新为上下互动的“影响”,通过信息交流实现党群、干群互动、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从而达到共识、共享、共进。对话不仅使领导和民众、下属双方能分享彼此的思考、经验和知识,求得新的发现,从而有助于领导者增强思维的灵活性和广阔性,能够更好地为公众提供服务,满足其需要;也能激发下属的内在潜能,使他们能真正做到心情舒畅、不遗余力地为组织不断创造新的优良绩效。

包容性——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时代,社会的复杂性、差异性,多元化的价值取向,要求领导者在与民众、下属对话过程中要有宽容精神,能够尊重差异。广大群众和下属由于人生经历、受教育程度不同,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性格、气质、能力等方面可能会千差万别。要把那些千差万别的下属凝聚在一起,发挥他们的积极性,领导干部除了要进行正确引导外,还应宽容待人。只要不涉及原则性的问题,领导干部就应该随时敞开胸怀,接纳一切异已的思想和人,包容不同的需求、认识、兴趣、爱好、性格、气质和过错,让每一个人的头脑都激荡起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领导者平衡好多元利益关系,在制度设计、政策安排、措施实施和与民众的对话过程中,重视不同意见的重要性,能容异己之见,对公民负责,洞察、理解和权衡他们的喜好、要求和其他利益。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应该拥有维持和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的机会,使其不会感觉被社会主流排斥,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持社会的稳定。对于一个组织而言,如果一个组织的领导文化崇尚创新和民主,那么领导者就会提倡探索和冒险,允许下属在探索中犯错误,并将错误视为学习的良机,营造一种相互切磋、平等交流、共同进步的民主讨论氛围。

领导理念由独白到对话的理路探索

基于服務型政府的角色定位,“在公共组织中,我们需要以一种符合民主理想、信任和尊重的方式相互对待以及对待公民”。“行政命令只在行政行为的纠错机制中发挥作用而不再是管理的必要手段和普遍形式;任何依据于权力的专断和独裁都失去了存在和滋生的土壤,只有民主和广泛的参与才是公共行政的基本手段”。为此,公共行政官员应当积极地为公民能够同归对话清楚地表达共同的价值观念并形成共同的公共利益观念提供舞台,应该鼓励公民采取一致的行动,而不应该仅仅通过促成妥协而简单的回应不同的利益需求,从而营造一个相互切磋、平等交流、共同进步的民主讨论平台。

公民参与——后现代社会中,公民对权利的要求日益强烈,行政人员的任务是:把人们带到“桌子旁边”,努力使公民参与计划,参与执行实现公关目标的项目,通过广泛的对话和公民参与来追求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利益,让公民参与社会性的建构政治秩序的过程,而不是力图将权威性专家式结论强加给公民。因为“满足公共需要的政策和方案是通过集体努力和协作得以最有效并且最负责任地实现的”,而且“公众参与可以促进领导者工作的有效性和决策的有效性,促进民主价值的发挥”。

“任何旨在预防和解决公共争议的措施的执行,其基础必然是拥有一个充分知情的公众群。然而,进入公民参与过程的公民代表可能只掌握较少的有关讨论问题的信息。所以,在他们能有效地参与决策之前,相关背景的教育必不可少。”政府可以通过对公民教育方案的参与以及对公民领袖的更广泛的培养,激发人们重新恢复原本应有的公民自豪感和公民责任感。“教育公民的手段和工具是丰富多彩的。管理者可以鼓励通过出版特殊的‘思考问题或者通过向读者提供回答并返回的小问卷,来协助政府教育公众。管理者还可以通过鼓励广播和电视把公共事务做成专题节目,专供公民讨论。这些手段都能起到教育公众的作用,并增强公民对公共问题的兴趣。”政府还需要健全和完善公民参与的信息交流机制促进公民话语的正当性,增强公民参与公共对话时的真诚度、自主参与度,同时投入相应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公民话语表达的渠道和平台。endprint

团结与协作——我们的组织正处在一个合并、再造的时代,组织重大、持续的变化使我们发现,没有一个单独的领导者能够拯救这个时代。在传统科层制中,组织有着严格的分工,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界限凝固化和静态化,不得僭越。“政府垄断了公共权力,公共权力自上而下单向性使用不受社会制约,公共政策体现着领导者意志和要求,而不是公共选择过程。”新时代的境遇为我们的领导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的领导者应是授权的、有远见的、解决问题的、富有创造力的、具有团结与协作精神的领导者。这样的领导者在价值观、道德和诚信上有着明确的承诺,他们重视团结与协作,支持坦诚的互动、通过对话和协作把组织成员串联起来,让利益相关者参与有关未来的决策,以此激发增效的联系,增强组织的凝聚力。

在领导实践过程中,领导者可通过利益和授权两种途径来凝聚、团结组织,增强成员之间的协作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是人们一切活动的原始驱动力。领导者靠利益凝聚组织,易言之就是要满足下属的基本需求。当个人需求被组织满足后会选择某种行为指向目标,有利于组织决策的执行和某个特定组织目标的实现。领导者在满足下属需求的过程中要遵循恰到好处和公平两个原则。领导者只有把下属的情况、需求了然于心之后才能更好地做到“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予以满足。但这并不意味下属得到好处就一定能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所以除了恰到好处外领导者还需要保持公平。要做到公平,需要领导者做到两点,一是这种公平会让下属觉得自己的“投入”和“产出”相当,二是自己的“投入”与“产出”的比值与周围其他人的“投入”与“产出”的比值相当。领导者遵循这两个原则,才能更好的发挥利益的激励功效,协调好组织成员之间利益关系,将其团结起来,从而发挥1+1﹥2的效果。

在授权方面,领导者需要积极、科学地授权,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权力行使过程中来,从而发掘整个组织的智慧,调动整个组织中的每个成员的积极性。授权需要艺术,一是因事授权,领导事情多了需要授权于下属,事情做好了再把权力收回来。二是视能授权,下属能力多了要授权,能力差了就少授权。三是先授责,后授权。责权要一致,责权要相称。有责无权干不成事,有权无责会造成腐败。领导者通过授权使人人相信他们处在组织的中心而不是外围,人人都觉得他们在为总体努力的成功做出贡献,在这样的氛围中,组织成员无需通过层层审批就可以采取行动,实现他们的目标。得到授权的组织可以营造和保持信任,从而增强团队的一致性和凝聚力。顺应时代变化的趋势,团结与协作已成为了对话理念中重要的价值追求。

民主化——对话本身就是民主化进程的必然结果,没有民主,對话便不可能存在。只有当民主化价值取向、目标内涵在公民的内心凝固以后,才能产生巨大的能量,推动领导理念现代化进程。一个民主的国家不仅要以民主原则为基础,而且还要民主地行政,让民主渗入广大民众思想中,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努力。首先要尽快完善公共意志表达机制。民主行政要求公众意志的表达必须充分、准确而及时。对于一个民主的政府而言,从公共问题的提出、公共政策制定、公共政策执行、公共政策评估、公共政策监控、到公共政策终结这一政策系统运行的过程中,需要倾听一切人的声音,体现“一些人的对话”,因为对话的本质并不是用一种观点来驳斥另一种观点,也不是将一种观点强加于另一种观点之上,而是改变双方的观点,达到一种新的视界。因此真正的对话总是蕴涵着一种合作关系或是伙伴关系。第二,培育社会自治组织。公共问题的日趋复杂性,社会行动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使政府的不可治理性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政府不是唯一的“元话语”,而是通过政府与社会各种力量之间的互动形成“话语”的共同治理,通过社会责任的共负,让民间力量释放出来,整合民间不同领域的力量,将民间资源导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行列,形成国家建设的协作网络。第三,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行政理念,完善公务员管理机制,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改革人事制度,完善法律法规,避免公共治理的操纵性,维护公共利益的正义性,以实现公共治理的有效性。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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