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与时代:沉浮身不由己

2017-07-02 08:19赵健雄
中国画画刊 2017年5期
关键词:黄道周王铎傅山

文/赵健雄

去年秋天,浙江美术馆闭关整休三个月后,首展傅山,雅评不断;今年秋天,同样的展期,又推出王铎,尚未开展就一片叫好之声。

展览当然可以规划,更得看因缘,尤其几百年前古人的个展,不是说办就能办的。

此次王铎作品展,观者如云,不少外地乃至国外赶来的。

明末清初,倪元璐、黄道周、王铎鼎足而立,时人并称“书坛三株树”,至于“晚明五大家”,则还要加上傅山与张瑞图。

以上几位,用当下说法,称作大师当无疑义。

尤其王铎,被吴昌硕赞为:文安健笔蟠蛟璃,有明书法推第一。这也是此次展览名为“健笔蟠龙”的由来。

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这样评价王铎:一生吃着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结果居然能得其正传,矫正赵孟、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说是书学界的中兴之主。

林散之认为:觉斯(王铎)书法出于大王,而浸淫李北海,自唐怀素后第一人,然尽变右军之书法,而独辟门户,纵横挥霍,不主故常。

启功则言:觉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

马一浮

梅贻琦

陈寅恪

胡适

能得近现代书法名家如此大赞何等不易。但几百年来,王铎名气事实上不那么大,也并非没有道理。与他个人遭际、命运相关,更有时代气氛和主流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和其他几位书家比较,由传统道德观之,王铎可以说是最没骨气的。

就对旧朝的忠贞而言,倪元璐与黄道周最为坚执,本来倪已深知朝政不可为,绝意仕途。崇祯十五年(1642)闻清兵入至北京,当朝求救兵于天下,元璐毅然尽鬻家产以征兵,募得死士数百人,驰赴北京,被拜为户部尚书。两年后,李自成陷京城之日,元璐整衣冠拜阙,大书几上曰:“以死谢国,乃分内之事。死后勿葬,必暴我尸于外,聊表内心之哀痛。”遂南向坐,取帛自缢而死。

已然归隐的黄道周也在隆武元年(1645)募众数千人及粮草,出福建仙霞关,抗击清兵。几个月后在向婺源进发时遇伏,被送至南京狱中,清廷派洪承畴劝降,黄道周写下这样一副对联:“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将史可法与洪承畴对比。洪羞愧难当,上疏请求免黄死刑,清廷不准。

黄于隆武二年三月五日(1646年4月20日)就义,至东华门刑场,向南方再拜,撕裂衣服,咬破手指,留血书遗家人:“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临刑前大呼:“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最后头已断而身“兀立不仆”,死后,人们从他的衣服里发现“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

傅山在鼎革之后,坚持反清二十余年,曾因参与南明王朝派来山西的总兵宋谦密谋策划起义,被清军捕获下狱,几经严讯,备极拷掠,抗词不屈,绝食9日,抱定必死决心,终于获释。

出狱后,反清之心不改。隐居于城郊僻壤,自谓侨公,寓意明亡之后,自己已无国无家,只是到处做客罢了。康熙二年(1663),结识参加南明政权的顾炎武,两人抗清志趣相投,结为同志,自此过从甚密。他们商定组织票号,作为反清的经济机构。

晚年他主要从事著述,成为在野思想文化界的领袖和代表之一,并以73岁高龄,绝食七日,拒绝参加清廷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所举办的博学鸿词科考,又在皇帝恩准免试、授封“内阁中书”之职时凛然拒绝,毫不客气,仍自称为遗民,表现了“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气节。

与这些同人的事迹相比,王铎可谓乏善可陈。

早年(1622)即与倪元璐、黄道周同时通过殿试被赐进士的他,由于种种主观与客观的原因,在改朝换代之际,于人生道路上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1645年,清兵破了南京城,身兼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荫中书舍人的王铎在洪武门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在雨中跪迎来者,降了清。

顺治三年(1646)正月,王铎被命明史副总裁。三年后,授礼部左侍郎,充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又加太子太保。再过两年,晋为少保。

梁漱溟

潘天寿

他内心感受一定是复杂的。这才会有死时遗嘱:用布素殓,垄上无得封树。

此后两三百年间,反清复明一直是汉族士人及民众埋在心头的夙愿,直至辛亥革命,仍成为党人动员群众的主要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其作用与力量有甚于国体改革的承诺。

这么一种时代背景下,不要说汉人看不起王铎这样的降臣,就是满人也看不起。

乾隆称帝后,朝廷借敕编《四库全书》之际,查毁了王铎的全部书刊,并将他列入《贰臣传》。此种做法,也反映出他生前遭遇的某种处境。

书法与上面所说这些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自内而言,心情变化会影响笔墨变化,从外来说,其时作品即便送人,恐怕也没人要啊。这怎么可能不影响书法史上的地位?

如今辛亥革命也过去百年了,清朝统治被推翻后,满人在大陆的影响不止日益淡薄,有时甚至让人感觉几近消失,(当然只是表象,其实满人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为中华文化的建设出力与贡献,但我们已然不会为譬如启功的满人身份有什么特别想法。)

或许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才能避开至少减弱种种其他因素而回到艺术本身上来,关注王铎对书法的创造和取得的成就。

那么多人来看展览是有道理的,浙江美术馆的网上简介中说:“王铎(1592—1652),字觉斯,又字觉之,号嵩樵、石樵、十樵、痴樵、雪山。明万历二十年生于河南孟津双槐里。顺治九年病逝故里,谥文安。王铎于诗文书画皆有成就,尤以书法见长,有《拟山园帖》《琅华馆帖》及诸多诗文书画传世。

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他有‘神笔王铎’之誉,他以其独特的书风和书学成就,确立了在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他与黄道周、倪元璐、傅山等书家一道,提倡取法高古,开展复兴书坛的活动,一扫明末书坛因循守旧之气,开创了明末清初大写意书风格局。”

这些简略的文字里,看不出明清之际的血雨腥风,那段“留发不留头”的历史仿佛并不存在。而眼前展览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个称得上大师的书家,其种种特别努力。即便“铎每日写一万字,自订字课,一日临贴,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五十年终日而不缀止。”这一条,有几人能做到?

说到大师与时代的关系,浮现与失落往往都身不由己。今天已没什么人对满汉关系还会予以格外关注,至于那些当年在清朝做官的汉人,譬如曾国潘,一般而言,也不再遭到特别的蔑视乃至仇恨了。

由此人们想起王铎,觉得不妨以书法说书法,毕竟那是一位了不得的艺术家啊!

这个展览,十年前很难期许;四十年前若痴人说梦;再早些日子如此作为既不可能更无疑把自己往斗鬼台上送。如今居然也就开了,时代真是奇怪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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