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茧”而出
——记新华社著名记者郭玲春

□ 文/张金凤

·优秀新华人·

脱“茧”而出
——记新华社著名记者郭玲春

□ 文/张金凤

编者按 2016年11月7日是新华社成立85周年纪念日。《中国记者》从2016年第11期起开设专栏，陆续推介一些在党的新闻工作中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新华社名编辑、名记者。本期推介的是郭玲春同志。

郭玲春，1940年出生，新华社著名“会议记者”，先后任编辑、记者、主编等职，1992年4月，52岁的郭玲春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任记者，1997年香港回归后，回到北京，2000年退休。她采写的《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摘取了1982年中国第四届好新闻一等奖，《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京开幕》《沈从文告别亲友读者》《水晶球的折光——电影〈芙蓉镇〉获奖及其他》《向著名记者子冈告别》《一代名医张孝骞》等会议新闻接连在全国获奖，或获得社会各界认可与赞扬。

也许大家还记得，一篇“破格”的讣闻《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摘取了1982年中国第四届好新闻一等奖的桂冠。这篇使读者潸然泪下、也令新闻界同仁拍案赞叹的会议新闻的报道者，便是有“会议记者”之称的郭玲春，之后她又以《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京开幕》等会议新闻接二连三在全国获奖。她的作品被新闻界认可的同时，也得到了当事人或家属的认可：《沈从文告别亲友读者》让文化部部长王蒙感动；《水晶球的折光——电影〈芙蓉镇〉获奖及其他》让导演谢晋感慨；《向著名记者子冈告别》得到子冈子女的认同，《一代名医张孝骞》被钱学森推荐……

一、“半路出家”做记者

郭玲春是福建闽侯人，1940年出生于上海，7岁时跟着大姐到其任教的上海唐山路小学（后改为提篮桥区中心小学）读书，在那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小学时光。初中，郭玲春进入“钱业中学”（现在的“新中中学”）学习，但由于功课不好，加上毕业那年国家教育精兵简政，她没有考上高中，之后“自学”的一年是“值得留恋的日子”，这一年她几乎每天都去上海图书馆，并在那里迷上了读剧本，而爱看书的习惯也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年后，郭玲春考入“洋泾中学”，仍旧是数理化差，作文好，郭玲春说：“我从小的作文，就有细节，还有联想，好像比我后来写的新闻稿件可读性还强些”。1959年，郭玲春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在大学期间接受了郭绍虞、周谷城、朱东润、章培恒、赵景琛等名家名师的教导，她说：“我不能记住老师的每一句话，也没有消化老师的每一个提示，但是其中的精髓或许是潜移默化的，融入了我的血液中，成为我的一笔财富。”在大学期间，郭玲春还加入了由中国话剧先驱洪深开创的复旦话剧团，虽然她是跑龙套的，但也随着剧团几乎观摩了当时上海所有的大型剧目，为她打开了另一扇看世界的窗，毕业时完成了《夏衍剧作初探》的论文。5年的大学，让她结识了一帮好友，学会了独立思考。

郭玲春1964年大学毕业后到文化部电影剧本创作研究室工作，但工作两年并没有搞一天研究，也没有写一个剧本，而是蹲在山西搞“四清”，两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随着文化部的大批下放干部，一起来到天津静海团泊洼五七干校，当了小卖部里的一名售货员。1971年11月5日，郭玲春跟着专业归口的丈夫一同调入新华社，“半路出家”当上了记者，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阶段。

在新华社，郭玲春先后任编辑、记者、主编等职，并被评为高级记者，1992年4月，52岁的郭玲春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任记者，1997年香港回归后，回到北京，2000年她是在满60岁的那天便退下来了，有人曾告诉她，快要调整工资了，不妨再拖些日子，她却不以为然，“该退时就要退下来，把位置留给年轻人不是更好？”，退休后，她成为了一个且行且思，漫游世界的旅行者。

□ 左图为20世纪80年代初，郭玲春与巴金在巴金家中的客厅合影。

□ 右图为1991年春天，郭玲春（右）在杭州灵隐寺“中国作协创作之家”的院子里采访巴金。

二、“出了格”的“会议新闻”

由于郭玲春数次以会议新闻获全国好新闻奖，同行们都戏称她为“会议记者”，而她自己也声称，做会议记者是她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因此她也被那“精致得如同圣诞卡的请柬或草草印就的一纸通知”挟进各式大小会场之中。

郭玲春的会议报道范围很广，有展览会、颁奖会、座谈会、纪念会、新闻发布会、追悼会、庆功会……报道的会议也有大有小，小到几个人参加的小型讨论会，大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大大小小的会议报道中，郭玲春凭借自己深厚的文字功底和孜孜不倦、探索创新的精神，在写作中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格，创造了审美感极强的“郭体”会议报道形式。

她注重会议报道的导语，导语是一条新闻抓住读者的关键，导语更是一篇文章的灵魂。在《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中，我们会被那由“特写”到“全景”的摄影式导语所吸引、感染：由鲜花、翠柏推出金山的一生既生动又感人；“耸立在人民心中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碑上，又刻下了一个名字郁达夫”是《纪念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遇难四十周年》的导语，用形象的比喻将读者带入正文中。在郭玲春写的作品中，还有设问式导语，如《全国舞台美术展览在北京开幕》的导语；对比式导语，如《简化手续 以文会友》的导语；也有评论式、描写式导语等。郭玲春对报道的结构也精心安排。一篇报道，尤其是被人们视为最乏味的会议报道，要想抓住读者，光有导语的精彩有时也不够，同样需要结构上的巧妙安排。

郭玲春的消息总是力求突破，不被模式所束缚，她把文学的写作方式揉进会议报道中，使会议报道更加灵活。《琼岛呼唤作家艺术家》虽然只是一个新闻发布会的报道，却融入了散文的气息，文章明快清新，同时也衬托出新闻本身的真实与淳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的消息中，作者则当起了导游，她一一向读者介绍馆中的布局、藏书等情况，行文中比喻等手法的应用，使整篇文章浑然一体，让读者阅后回味无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京开幕》的新闻也摆脱了以往的固定框架，有一股新意在里面。

郭玲春的会议新闻报道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有文学味道，富于感情，她新颖的写法给新闻写作带来了一股春风。郭玲春很多时候把“我”写进新闻里，常常在新闻里“不加掩饰地表露自己的倾向”，[1]“我”从会场内到会场外，发表见解与评论，“我”的登堂入室增加了新闻的文学味道。她的《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嵌入了散文的特征，打破了以前追悼会的刻板风格，使人耳目一新，也成为众多新闻报道模仿的对象。

郭玲春会议报道的成功与她细致的观察、深入的采访是分不开的，她每次参加会议，表面上轻轻松松，实则全身警戒，眼观六路，更得耳听八方。在回忆起第一次见到沈从文时，她说：“沈老带着湖南的乡音在发言，他当时讲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他两只厚实的手在搓弄，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那件旧毛衣袖口有点破了，一根毛线从袖口拖下来，更衬托这位老作家朴实的性格。”可见她的观察入微；她注重采访，在谈到写《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时，她说接到任务后她就“跑到了金山同志所在的戏剧学院，翻阅了几百份悼念他的唁电”，“又看了许多介绍金山同志的文章，还问过一位访问过金山的记者”，她还采访了从大庆赶来送别的工人，可见她采访的深入。

新闻是易碎品，一篇新闻如果没有深刻的思想，那么它也就不能成为一个生命力强的作品，只有其中有深刻的内涵，才能达到常看常新的效果。郭玲春的报道中沉淀着她的思考，而不是单纯的就会议本身而报道会议，这是她报道的一个突出个性，也是使她的报道展现活力的一面。郭玲春曾经说过：对你我都一视同仁的会，需要运用记者的敏锐，调用记者对所采访领域现状的了解和思考，从冗长的介绍中截取一面，从泛泛的报告中抽出精髓。的确，从郭玲春的作品中我们不仅发现她对人生、对社会的沉重思考。她对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有自己的思考：她在《一九九八年的中国银幕》一文中，开篇就指出，虽然这一年的电影产量比较大，但“还缺乏带动中国电影奋起的‘领衔作品’”，并且在分析完状况后，向人们发出了呼吁：请注意艺术的品格；在报道扫墓的新闻时，她发出了“有今日尽孝，莫如昨日尽心”的感叹；在《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沈从文告别亲友读者》等报道里，她把带泪的思考留给了读者。郭玲春也将自己的思考、怀念之情注入到诗人萧三、画家刘继卣、记者彭子冈等人的一篇篇生动的悼文中，注入到文化、艺术等领域……

郭玲春虽被称为“会议记者”，但她也写了许多的通讯、特写、评点、随笔等文章，而且形式与内容和谐一致、写得有声有色。她的早期作品《一颗燃烧的心——访作家巴金》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做了十来年编辑的她，在回家探望父母时采访了巴金，写了这篇脍炙人口的通讯报道。文章开始从一幅巴金的肖像写起，接着介绍了他的作品和生活状况，然后才是面对面的采访，让人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巴金那颗“燃烧的心”。《〈阿诗玛〉回来了》一文开篇“山里的牡丹又开了。勤劳美丽的姑娘阿诗玛回来了。”用诗一般的语言吸引读者，文章将人们思想的变化融入到新闻中，使读者在其夹叙夹议的作品里感受社会的前进，人民思想的解放。《第六十四个配角》《一代名医张孝骞》等人物通讯都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人物的品质和精神。读者从中了解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呆板的描述。她的通讯、特写层次清晰，评论、随笔亦是如此，在《听会有感》一文中，她以“我”的口气向读者讲述了优秀新闻工作者的先进事迹，以个人来体现整体。

郭玲春的成功更在于她不仅打破了原有的会议新闻固有的模式，而且她也一次次地突破了自我。郭玲春自己曾有一个比喻：我们就像蚕吐丝，作茧自缚，而我们现在要走的第一步是挣脱它，就是解放自己。她自己正是在前进的路上一次次地实现着自己的理想，一次次超越自我，使自己紧跟时代的步伐。

三、“保持一个记者的自尊”

范长江曾经说过：“有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配做记者，新闻记者应当是社会所尊重的人物，如果在人格上有了根本缺点，就不能算做新闻记者。”[2]郭玲春说：“当记者各有难处，唯有尊重自己，方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也只有保持记者的尊严，才能有记者的发言权！” 郭玲春正是有着高尚人格、保持记者尊严的记者。她淡泊名利，当领导、同仁肯定她的成绩时，她也有一种欢喜在心间，可她思忖更多的是一些批评意见，从而更加提高自己；在许多人都想出书立传的年代，当有人想把她的作品结集出版时，她却迟迟不敢交稿，怕的是玷辱了书的神圣，这更是她谦虚的表现；当有人送钱上门时，她却怎么也不肯收，弄得别人很尴尬，但她说：“尴尬总比被别人小看好”， 甚至在她缺钱的时候怕钱“咬”了手……

郭玲春就是这样一位普通而又让人敬重的记者，她用手中的笔奉献了一篇篇优秀的作品，创造了一种新的会议新闻写作方式，创造了一种更加和谐美妙的写作境界，让我们的新闻事业增加了生机与活力，也使读者有了更美的享受，但她却说：“我没有留下传世之作，但作为新闻界的普通一兵，我收获了前辈的呵护、读者的鼓励。我知足！”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文中郭玲春的话是根据采访录音整理，经郭玲春审定）

【注释】

[1]郭玲春.郭玲春新闻作品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227.

[2]范长江.范长江新闻文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795.

编 辑 陈国权 24687113@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