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釉里红的红色诱惑

阮富春

封建帝王对颜色的专制统治，洪武帝朱元璋时期体现得极为明显。釉里红瓷器有着皇家血统，南京明故宫遗址、南京郊区王公贵族墓、北京四中、景德镇明代御器厂遗址等地出土的大量洪武瓷以釉里红为大宗，印证了六百多年前朱元璋对红色的执著追求。

从原始陶器的红、白、灰、黑、绿等颜色开始，到早期瓷器的“南青北白”，到唐代三彩、宋代八大名窑，再到元明清时期的颜色釉、彩绘瓷，中国陶瓷数千年追寻着颜色之美。历代统治阶层对颜色的专制和特殊的审美嗜好，对瓷器的釉彩变化影响深远，如宋代单色釉瓷器的文人化倾向，元代红、紫、蓝、白色的民族性嗜好。明清时期统治者对颜色的控制、限制，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大到建筑小到服饰器用条例繁复，而洪武帝朱元璋正是奠基者。

学术指引收藏是理想的状态，但近二十余年，收藏市场倒逼学术研究的现象时有发生。就洪武釉里红瓷器而言，这一现象极为明显——早在1984年4月，洪武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在伦敦的成交价就高达40余万英镑；1986年11月，赵从衍旧藏的两件洪武釉里红大盘在香港的成交价均超过千万港币，此后洪武釉里红瓷器的价格屡创新高。可资比较的是，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86年中国大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973元，城乡居民消费水平496元。

洪武釉里红稀少的存世量，市场上高昂的交易价格，中外公私收藏机构、收藏投资者持续不断的追捧，显然需要学术研究对此有一个清晰的梳理。文献与考古出土实物相结合，是陶瓷研究的两项重要证据，洪武釉里红瓷器不乏出土、传世实物，唯文献缺乏，洪武瓷普遍无款，导致朱元璋的专制统治与釉里红烧制的关系缺少直接证据，长期缺乏专门研究，使非常显性的问题变得莫衷一是。

“朱”“红”与洪武颜色专制

元代景德镇创烧的红釉、釉里红（唐代长沙窑曾出现少量含铜料的高温红釉陶瓷），到洪武朝放扬光大，但是釉里红之红始终未呈现出纯正的色相，传世品、出土品多数呈现灰、暗之色，显然烧制时温度不够。到永乐时期，红釉、釉里红的色相才达到纯正，惟传世品鲜见。

灰暗的红色并未影响洪武釉里红瓷器的市场价格，品相完整之器动辄数百万上千万元，吸引着人们对其神秘色彩的好奇探究。要想理解洪武釉里红内蕴之义，有必要从朱元璋说起。

《明史》卷一《太祖一》记载，朱元璋“母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1]文中显然附会成分较多，但对红色、火的着力描写，寓意深刻。元至正十二年（1352）闰三月初一，当了三年和尚的朱重八因与红巾军中的“发小”汤和有往来，被人官府告发，不得已投向濠州红巾军郭子兴部[2]。这应该是朱重八与红色发生亲密关系之始。

红巾军起于元顺帝末年，北方地区以韩山童、刘福通等为首领的义军打红旗，头扎红色头巾，反抗元朝暴政，有“红巾”“红军”“红巾军”之称，又因有焚香仪式的明教、弥勒教、白莲教等民间组织参与，亦有“香军”之称。红巾军起义很快在南方地区也得到响应。加入红巾军的朱重八改名元璋，字国瑞，得郭子仪信任。郭子仪死后逐渐成为红巾军的重要领袖，并最终统一了南北方红巾军。

现代历史学家吴晗认为，朱元璋1368年建立的政权国号“大明”，源于由波斯人摩尼（Mani，216-277）所创摩尼教（Manichaeism）。摩尼教崇拜光明，周武则天延载元年（694）传入中国后称明教[3]。明即光明，元末明教宣傳明王降世，能带领人们摆脱压迫和贫穷。义军领袖韩山童被义军推为明王，死后其子韩林儿被推为小明王。小明王死后，朱元璋建立明朝，依刘基所提，定“国号大明，承林儿小明号也”。日、月为明，朱元璋部下不少出自明教，显然朱暗示自己是明王降世，当皇帝也是顺应天理民情。明教崇拜光明，红色是主要色调。

红色代表喜庆、吉祥，年节庆祝，多以红色为主调，延续至今。以五行推定朝代所属，可追溯至传说中的黄帝时期，汉代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载黄帝统治时“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唐代司马贞《索隐》释为“炎帝火，黄帝土代之，即‘黄龙地螾见是也。螾，土精。”[4]元代统治者重视红色，宫廷建筑以“朱砂涂壁，红重脂胭”，红釉瓷器成为祭祀、陈设赏玩之物。《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简称《元典章》）规定民间禁用的九种颜色中，五种与红色相关[5]。元代七品以下官服不许近红色，官服按品级分紫罗服、绯罗服、绿罗服三大等级，且规定“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百姓只准着深暗色服装，“不得用赫黄色，甚至不许使用各种鲜明色彩”。元代皇宫建筑以红色为主，宫门为红色，而百姓大门则不许用红色。

战国齐人邹衍的五行学说，认为天地有五行，人类社会遵循五德（即五行之德）更替。历代帝王建国，均沿袭五德之说。南属火，配红色，朱元璋取明代运属“火德”之说，这当是洪武尚红的基础。其次，朱，赤也，即朱红、朱砂之色。有学者认为，朱姓之朱，为大红色。[6]朱元璋子辈命名以五行木—火—土—金—水轮回旋转为序，确定其名字的偏旁部首，可见朱元璋尚红是可信的。

据《明史·舆服志》载，洪武朝对房舍的使用颜色有明确规定，皇室、亲王、寺观庵院可用红色，一品官员的房屋、门窗不许使用朱红油漆，僧道自己居住的房子、家具不许僭用红色。服色方面，洪武朝文武官员朝服以赤为尊，玄、黄、紫为皇家专用，此后诸朝有所变化，但红色基调未变，还对各阶层服色有明确、细致的规定。洪武二十六年出台的“器用之禁”规定了官民按等级不用使用的器物的质地、纹饰、颜色有别等等[7]，“木器不许用朱红及抹金、描金、雕琢龙凤文。庶民，酒注锡，酒盏银，余用瓷、漆。百官，床面、屏风、隔子，杂色漆饰，不许雕刻龙文，并金饰朱漆。军官、军士，弓矢黑漆，弓袋、箭囊，不许用朱漆描金装饰。”事实上，从历史文献可看出，朱元璋效法元代，很多律法、典章取自《元典章》，尚红之风与元代尚红关系密切[8]。

南京明故宫遗址、景德镇御器厂遗址出土有洪武釉里红瓷片，南京郊区王公贵族墓出土有洪武釉里红完整器。北京四中出土的釉里红瓷片，应该是永乐以后宫廷用瓷的碎片埋葬地。王公贵族墓出土的釉里红完整器应是宫廷赏赐之物，1995年南京明故宫明初社稷坛遗址出土过一件明洪武白釉“赏赐”梅瓶（图一），还见有一件“赏赐”款瓷片（图二），可视为洪武宫廷赏赐瓷器的标本。1960年江苏省南京市中华门外郎宅山明永乐五年（1407）宋琥墓中出土一件洪武釉里红松竹梅纹带盖梅瓶[9]（图三），此瓶应是宫廷赏赐物。宋琥之父宋晟为明初大将，字景阳，年轻时随父宋朝用追随朱元璋，洪武、永乐朝受重用。宋氏家族墓出土的数百件瓷器多为白釉、青釉、青花瓷，釉里红瓷器仅发现两件梅瓶，另一件不带盖者（图四）出自宋铉夫人墓。

综合考古出土资料及传世品情况看，洪武瓷以釉里红器数量较多。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宫旧藏洪武瓷62件，釉里红占50件，青花器仅12件[10]。可以推断，洪武朝的官方用瓷或者说是宫廷用瓷釉里红器占相当大的比例。洪武一朝景德镇窑、龙泉窑、钧窑等传统名窑仍在烧造民间日用瓷，元代盛行的青白釉、青釉等品种仍是民间用瓷的主要品种，但是釉里红应该是官方限制民间使用的品种，应与民窑瓷器区别开。

洪武釉里红瓷器的烧制情况

洪武朝景德镇御窑厂设立的准确时间，至今没有定论，但从出土实物的类型比较看，洪武时期景德镇肯定生产了大量宫廷用瓷。《大明会典》卷二○一记载：“洪武二年定，祭器皆用瓷。”[11]若無宫廷用瓷之需，何来“祭器皆用瓷”之说。《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二记载：“洪武二年五月，丁亥，礼部奏：按《礼记·郊特牲》日：‘效之祭也，器用陶匏，瓦器尚质故也。……今祭祀用瓷已合古意，惟盘、盂之属，与古之簠、簋、登、豆制异，今拟凡祭器皆用瓷，其式仿古之簠、簋、豆、登，惟笾以竹韶。从之。”[12]洪武朝祭祀用瓷还对颜色作了规定，其中“日坛赤色”[13]指日坛祭祀用红色瓷器，并且明确指定了由饶州府（景德镇）烧造。

“日坛赤色”指的可能是洪武高温红釉瓷。考古出土有红釉印花云龙纹碗残片，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明洪武红釉云龙壶（图五）、明洪武宝石红暗龙高足碗[14]（图六），明洪武红釉印花龙纹盘[15]（图七），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日本安宅均藏有红釉印花云龙纹碗，红釉发色纯正鲜艳，精美绝伦，符合祭祀所用，可列为洪武红釉瓷器的代表器物。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红釉瓷器在明初窑址、墓葬中出土数量有限，传世品也不多。

洪武“赤色”瓷是否包括釉里红有待研究。实物证据是，釉里红瓷是洪武瓷器的主要品种，包括器形较大的陈设用瓷，以及圆器类的生活用瓷。陈设所用釉里红瓷常见大罐、大盘、梅瓶、玉壶春瓶、玉壶春执壶、军持等；生活用瓷器形丰富，以各式盘、碗、杯、盏托等为代表。洪武传世瓷器延续元瓷粗犷豪放之风，不仅器形壮硕大气，工艺粗放，画风大枝大叶，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

洪武瓷很少具年款，考古出土品仅发现江西玉山县出土的一件“洪武七年”铭文的青白釉罐[16]（图八），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洪武元年”龙泉窑青釉印章[17]（图九）。有学者据此推断洪武朝无御窑之说，似乎有失偏颇。自1363年打败陈友谅后，景德镇便成为朱元璋的统治区域。缺少文献、纪年官窑瓷器，并不能否定景德镇为洪武朝官方烧瓷的历史事实，如上引洪武二年、洪武九年有关祭祀用瓷的规定。

《明史》卷三二三《琉球》载：洪武“七年冬，泰期（琉球中山王察度之弟）复来贡……命刑部侍郎李浩赍赐文绮、陶铁器，且以陶器七万、铁器千就其国市马。九年夏，泰期随浩入贡，得马四十匹。浩言其国不贵纨绮，惟贵瓷器、铁釜，自是赏赉多用诸物。”[18]

《太祖洪武实录》卷105洪武九年条记载较《明史》翔实：

“四月甲申朔，刑部侍郎李浩还自琉球，市马四十匹、硫黄五千斤。国王察度遣其弟泰期从浩来朝，上表谢恩并贡方物。命赐察度及泰期等罗绮、纱帛、袭衣、鞾袜有差。浩因言：其国俗市易不贵纨绮，但贵瓷器、铁釜等物，自是赐予及市马，多用瓷器、铁釜云。”[19]

景德镇、龙泉等窑厂若无相当的产量，刑部侍郎李浩何来七万件陶（瓷）器贸易？当时赏赐外国的瓷器数量也相当大，《明史》卷三二四《占城》载：洪武“十六年（占城，今越南南部）贡象牙二百枝及方物。遣官赐以勘合、文册及织金文绮三十二、瓷器万九千。”[20]

笔者认为，之所以洪武朝少见官方下旨的烧瓷记录，以及少见年款瓷器，与朱元璋延续元代烧瓷传统有关。元朝浮梁瓷局虽然大量为宫廷烧瓷，但统治者不太重视品质的精细程度，朱元璋也就顺其自然，元瓷少见年款，他也不重视年款；再者，洪武建元后，与残元势力的战争仍持续了相当时间，建元后有更多更重要的事需要付出精力，瓷器的烧制质量也就未受到过多重视。

另外，朱元璋对物质要求相对俭朴。《明实录》卷一七六洪武十八年十一月记有“宫室器用一从朴素，饮食衣物皆用常供”之说，对1367年新修的大内宫殿也要求不用过分雕饰[21]。这应该也是洪武瓷器普遍不够精细的时代背景。

釉里红的烧制方法复杂，烧成的控制难度大，若非宫廷需要，恐怕景德镇窑厂很难投入人力、物力，出土的大量釉里红瓷，佐证了洪武朝对此可谓靡费巨帑。隆庆时景德镇窑监徐拭向穆宗上奏，建议以矾红彩代替红釉——“穆宗登极，诏发宣德间鲜红样命造，抚臣徐拭力言此土已绝，止可彩用矾红。”[22]

洪武釉里红的色相普遍偏黑灰，甚至近黑紫色，一方面是烧制工艺不足所致，但是否另有原因，还需要深入研究。前述《元典章》规定，紫色服装元时等级较高。洪武时期对服饰的颜色有明确的限定，用于确立等级，《明太祖实录》卷一三八洪武十四年七月壬子条记，当时规定玄、黄、紫为皇家专用，官吏军民之服均不许用。釉里红偏色，有近黑紫者，是否与皇家用色有关？不然，洪武一朝31年，难道景德镇窑厂真的无法突破釉里红色相纯正的难关？洪武釉里红出土资料、传世品中，也有少量釉里红色相纯正之品。

景德镇成为官方用瓷指定的窑厂，历史可远溯至元代泰定年间，明代《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建置”条载：“元泰定本路总管监陶，皆有命则供，否则止。”[23]。按照已故北京大学教授权奎山研究，泰定年间到元末，元廷派官到景德镇监陶，官办的御土窑专烧朝廷用瓷[24]。1368年朱元璋称帝后，官方用瓷多指定景德镇的办官陶厂（后改为御窑）、龙泉窑烧造[25]。明代早期位于景德镇珠山北麓的官办陶厂，应是在元代御土窑的基础上建立的，可能主要由地方官管理，这点从1990年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出土的“官匣”字样匣钵[26]（图十）和铁料书“赵万初”铭板瓦（图十一）可证实，板瓦铭文“寿字三号，人匠王士名，浇油凡道名，风火方南，作头潘成，甲首吴昌秀，监工浮梁县丞赵万初，监造提举周成，下连都”，赵万初于洪武二年开始任浮梁县丞[27]。2002-2004年在珠山北麓还出土有“局用”“局”款白釉碗残片[28]（图十二）。到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年），陶厂改称御窑厂，督陶官由朝廷“钦命中官一员，特董烧造”[29]。

陶厂也好，瓷局、御窑厂也罢，不可否认的是，洪武时期景德镇有专供宫廷的官方窑厂。《明太祖实录》卷二○九载，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己未，朝廷对官民冠服、居室器用进行了制度性规定，六品以下官员、庶民酒器只能用银、锡、瓷、漆[30]。而當时瓷器的主产地是景德镇、龙泉等地。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余家栋先生指出，洪武釉里红瓷器，“主要器形有罐、碗、盘、盏托、梅瓶、玉壶春瓶、双耳瓶、三足炉和玉壶春执壶等。纹样装饰多缠枝和折枝牡丹、莲花与扁菊花。少见人物故事、动物图案。”[31]

釉里红瓷器是洪武朝最具代表性的品种，烧制量大，涵盖洪武朝大部分器形。具体到某一类，又有多种式样，以罐为例，既有大小两种，又有圆形、瓜棱之分，更有带盖无盖之别，碗、盘、瓶等亦如是，故而极难细数之。

洪武釉里红、青花属高温釉下彩，绘饰技法见有平涂、拔白、线绘三种，线绘为主流。纹饰多为植物纹饰，青花器亦多如此。常见各类花卉纹饰，以扁菊、牡丹、西番莲、梅花等为主，松竹梅、灵芝、蕉叶纹等也常见，而以龙、凤、鱼等为代表的动物纹饰，以及元代常见的庭院图等则不多见。图案装饰多见缠枝、折枝等大花大叶的技法。

洪武釉里红瓷器经典品种与行情

市场上，明清官窑瓷器已成为中国瓷器高价品的代名词，明有洪武釉里红、永宣青花、成化斗彩、嘉万五彩，清有清三代珐琅彩、粉彩、颜色釉瓷器，均是高价迭出的板块。

流通的洪武瓷主流是釉里红，其次是青花，高仿品也紧盯这两类。釉里红首推玉壶春瓶、棱口大盘、军持、瓜棱石榴尊、各式碗、棱口盏托、玉壶春执壶、盖罐、折沿盘等器形，品相一流者价格昂贵。

玉壶春瓶 2006年5月30日，香港佳士得上拍的洪武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图十三）以7852万港币成为当时明瓷第一高价。此瓶无盖，1984年4月10日在伦敦佳士得首次露面，由新加坡的谢杰立（Jack Chia）以42.12万英镑竞得，为当年最贵的东方古代艺术品。四年后，1988年5月17日香港苏富比再拍，以1705万港币成交。1997年11月5日，转到香港佳士得，该公司特别出版专册，辟专场拍卖，拍得2202万港币。这件拍场屡创高价的玉壶春瓶最初是苏格兰一对夫妇的收藏，2006年的买家是澳门永利度假村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史提芬永利（Steve Wynn），交割后赠予澳门博物馆。玉壶春瓶圆润秀美，较元代的清瘦修长更加雍容，优美的曲线具有女性之美；釉里红发色红中带紫，大气凝重；瓶腹通体绘一幅缠枝牡丹纹，四面绘四朵花卉怒放图，陪衬几朵含苞花蕾，与元代不同的是，主题纹饰大花大叶，次要纹饰的勾描简略，这也是洪武釉里红纹饰的主要风格。

釉里红玉壶春瓶源自元代，洪武制品多绘缠枝花卉纹饰，绘折枝花卉者少见，主题纹饰除牡丹、莲花、竹石芭蕉梅花、竹石牡丹菊花外，还见松竹梅岁寒三友图（图十四）、庭院花卉图、荷塘花卉图。中国区域公开发表的洪武釉里红玉壶春瓶仅二十余件，考古出土的洪武釉里红玉壶春瓶标本丰富。洪武玉壶春瓶是经典器形，青花、白釉、龙泉青釉亦不乏精品，河南博物院藏有一件洪武青花云龙纹玉壶春瓶（图十五），绘五爪猪嘴龙，但器形颇具元代遗风。拍场上，洪武青花玉壶春瓶的高价纪录达2082万港币（图十六），洪武龙泉青釉玉壶春瓶也超过200万元（图十七）。

大盘 此前，洪武釉里红的高价纪录是一件四季花卉纹折沿大盘（图十八），2004年11月17日在美国旧金山伯得富（Bonhams & Butterfield）拍得572.625万美元。此盘直径45.8厘米，釉里红发色红中偏紫，这一尺寸的大盘仅元代、洪武、嘉靖、万历时期常见。此盘内绘三层纹饰，折沿上绘缠枝如意纹，内沿绘缠枝牡丹、莲花纹，盘心主题纹饰为折枝扁菊纹，花朵均先勾后填，花朵内填色不到边，留白增加色彩对比。盘外壁绘两层纹饰，上层为主题纹饰缠枝四季花卉纹，分别以牡丹代表春季，石榴代表夏季，菊花代表秋季，山茶代表冬季；下层绘莲瓣如意云头纹。绘有此类纹饰的洪武釉里红大盘存世仅数件，美国芝加哥艺术中心藏有一件罗索·泰森（Russell Tyson）的遗赠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两件，南京博物院藏有一件。据传，此盘由美国旧金山的埃莉诺·马约尔斯购自中国，埃莉诺是美国小马快递创始人亚历山大·马约尔斯之女，1925年前曾三次到中国旅行，此盘一直被埃莉诺家族当作餐具使用。此类洪武大盘传承自元代，洪武青花、釉里红大盘式样丰富，多为棱口、圆口、折沿式，纹饰具有共同的风格，但质量参差不齐，特别是釉里红，发色相差很大。

埃莉诺购买洪武釉里红盘时，值中国动荡之季，古物大量流失之时。没有年款的洪武釉里红价位远不及清代粉彩瓷器。古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先生曾著文谈及洪武瓷器，早年不被认识，价格不高[32]。北京、南京、安徽、景德镇等地考古发掘的材料不断发现，使洪武瓷器的面貌逐渐清晰，受到公私收藏的重视，到20世纪80年代，洪武釉里红瓷器的价格快速高涨。1979年松冈清次郎就从拍场竞买到洪武釉里红花卉纹大罐（图十九）。1986年11月香港苏富比推出赵从衍藏瓷专拍，洪武釉里红牡丹纹大盘（图二十）为首场封面拍品，松冈清次郎以1122万港币竞得，现藏于日本松冈美术馆。另一件洪武釉里红折枝牡丹纹棱口大盘拍得1034万港币。次年5月第二场专拍中，编号225的洪武缠枝菊花纹玉壶春瓶以1122万港币成交。1989年5月香港苏富比春拍，备受注目的英国铁路局退休基金会藏品专拍中，洪武缠枝牡丹纹菊纹大碗拍到了2035万港币（图二十一）；洪武釉里红开光式山茶纹执壶拍得880万港币（图二十二），釉里红发色较暗，执壶两面缠枝莲纹间菱形开光内绘折枝山茶纹，典雅大方，类似传世品少见。

大罐 洪武时期独创的瓜棱罐，也有人称石榴尊，器形壮硕，尺寸较大，高度多在40-70厘米之间，颇吸引眼球，此类大罐考古出土实物和馆藏品有青花、釉里红两种。从北京海淀（图二十三）、江西景德镇明代御器厂遗址出土的带盖青花大罐推测，洪武这类大罐都应有盖。洪武釉里红大罐存量屈指可数，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有瓜棱罐残片、残器，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日本松冈美术馆、日东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梅泽纪念馆、香港收藏家庄绍绥先生收藏有完整的传世器物。近幾年香港苏富比、北京东正上拍过青花、釉里红器物。2016年11月11日，北京东正上拍的洪武四季花卉纹瓜棱石榴尊（图二十四）拍得2783万元。此罐无盖，器形硕大，实为少见，纹饰丰富多彩，四季花卉的绘画技法在稍晚的洪武晚期宫廷画家戴进（1388-1462）作品《蜀葵蛱蝶图》中可以找到影子，与松冈美术馆、上海博物馆（图二十五）、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二十六）藏品风格神似。天津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还分别藏有明洪武釉里红松竹梅纹罐（图二十七）。此类大罐存世稀少，由传世品、考古出土资料看，主题纹饰以折枝四季花卉、缠枝花卉、松竹梅等为主。

执壶 洪武青花、釉里红执壶在玉壶春瓶的基础上设计而来，故有玉壶春执壶之称，这一经典器形源自少数民族金银器物，永宣时期青花、白釉、青釉制作更加精美。前述以880万港币成交的洪武釉里红开光式山茶纹执壶（图二十），堪称拍场执壶代表之作。博物馆藏品中有开光、满绘纹饰两类，纹饰仍以通体会缠枝花卉者（图二十八）为主流，也有绘庭院芭蕉花卉者（图二十九）。洪武釉里红执壶的存量更稀，英国铁路基金会藏品拍后，至今未见来源清晰的私人藏品。洪武青花执壶拍场偶尔可见，2005年11月28日香港佳士得以1020万港币拍出的明洪武青花缠枝扁菊纹玉壶春执壶（图三十），到2013年10月8日港苏富比再拍时，价格涨至1804万港币。

洪武瓷器器形普遍硕大，考古出土及传世的青花、釉里红、白釉、青釉等釉彩品种的罐、瓶、盘、碗等器物，尺寸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大罐、大盘、大碗超过50厘米，20-40厘米也属常见品，极具元代大气、粗犷遗风。有学者根据伊斯兰国家绘画推断，洪武时期此类大型的大盘大碗，应该是“为满足伊斯兰世界的需要而生产的外销或赏赉瓷”。其实，元末明初人们的生活习俗胡化现象普遍，这类大型瓷器外销之外，洪武时期也应该在国内上层社会使用，或者用于赏赐。

这类稀少的大型瓷器在市场上有着惊人的升值潜值，以一件洪武釉里红菊花纹棱口大盘（图三十一）为例，此盘1980年、2002年、2011年分别在伦敦、香港三次拍卖，第一次拍后被日本大阪万野美术馆购藏，2002年被瑞士玫茵堂以832.41万港币拍得，2011年4月7日在香港苏富比涨至4098万港币，至今仍是价格最高的洪武瓷盘。唯洪武青花、釉里红大盘市场奇缺，断代准确的洪武青花大盘尤甚，2008年11月中国嘉德推出洪武青花云龙纹大盘（图三十二），拍至50.4万元，此盘似未完成，盘心以青花绘如意云龙风带五爪龙纹，内壁空白，盘口沿绘卷草纹，盘外壁绘双龙纹。洪武龙泉青釉大盘（图三十三）如今价格超过百万元以上。

大碗 英国铁路局退休基金会所藏洪武釉里红缠枝牡丹纹菊纹大碗（图十九）口径达42厘米之巨，类似尺寸的大碗在中外公立博物馆中不乏收藏，但市场极稀，内地仅中国嘉德上拍过两件，其一为朱塞佩·埃斯卡纳齐（Giuseppe Eskenazi）转手的洪武釉里红如意云形缠枝牡丹菊纹大碗（图三十四），2015年秋拍以805万元成交；另一件为徐展堂所藏洪武釉里红缠枝花卉纹大碗，大小一样，2012年秋拍以287.5万元成交。

梅瓶 创烧于北宋的梅瓶典雅秀美，是中国瓷器中的经典器型，宋辽金时期梅瓶器形变化多端，高形、矮形、圆形、棱形器形丰富多彩，制作工艺、纹饰种类令人眼花缭乱，既可用于宗教，也可当作花器陈设，更是日常生活用具。明代梅瓶器形基本定型，通常是小口、短颈、丰肩、敛腹的修长瓶体，但釉彩纹饰变化则更上层楼，尤其青花梅瓶。桂林博物馆藏300余件多出自尧山明代靖江王陵及藩王宗室墓的青花梅瓶，时代跨有明一代，有11种器形、11种釉色、31种纹样，故有“梅瓶之乡，桂林一绝”之誉。洪武梅瓶独具特色，考古出土的完整器有白釉、龙泉青釉、青花、釉里红等品种，白釉梅瓶有“赏赐”字样，青花梅瓶见“春寿”字样（图三十五），釉里红梅瓶绘缠枝花纹、岁寒三友图。拍场上的洪武梅瓶屈指可数，1990年香港苏富比秋拍曾以319万港币成交一件三爪螭龙纹梅瓶。2010年10月8日香港苏富比以1466万港币拍出一件无盖釉里红花卉纹梅瓶（图三十六），釉里红发色灰暗，从上到下绘六层纹饰，独特之处在于肩部所绘缠枝花卉以红地拔白绘就，腹部主题纹饰竹石芭蕉花卉以白地勾填描绘，两种技法对比强烈。洪武青花梅瓶拍场少见，仅见日本关西近卫家族旧藏的一件元-明洪武青花孔雀纹大梅瓶（图三十七），器形、画风近元青花，腹下部三层留白似未全部画完之作，去年在北京保利春拍中拍至920万元。明初龙泉青釉梅瓶市场也偶有所见，徐展堂旧藏的明洪武/永乐龙泉青釉连盖梅瓶（图三十八），2014年10月8日现身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估900万至1200万港币，未成交。

军持 洪武釉里红还见少量军持。这种源自唐代充满异域风的器形，名称音译自梵语kundikā，唐宋元时期有青瓷、白瓷军持，定窑、德化、耀州、钧窑、龙泉、景德镇等窑系均烧造军持，器形多样，有高、矮两式，外销为主，多为佛教水器。洪武釉里红常见品为矮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缠枝牡丹纹军持，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有两件花卉纹军持。拍场上流通罕见，2008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以3392.75万港币成交的塞克勒旧藏洪武釉里红梅竹茶花纹军持（图三十九），1994年由纽约佳士得秋拍释出，1997年秋季流入香港拍场时以387万港币成交。

盏托 洪武时期常见的瓷盏托，器形始自东晋，历代各窑系均有烧造，唐宋时俗称“茶托子”，洪武时以青花、釉里红为主，考古出土资料、馆藏品丰富。名家收藏的洪武釉里红缠枝花卉纹盏托拍卖价格较高，价格堪比元青花，以仇焱之旧藏的洪武釉里红花卉纹棱口盏托（图四十）为例，1980年11月、1988年5月两度由香港苏富比拍卖，后入玫茵堂，2011年4月再拍时以482万元成交。洪武青花盏托的价格也不低，2013年10月香港苏富比上拍洪武青花缠枝菊纹折沿棱口盏托（图四十一），估80万至120万港币，拍至220万港币。过高的估价也常导致流拍，仇焱之、Matthias Komor、Myron S.Falk、玫茵堂经手的洪武青花寿菊花卉纹棱口折沿盏托（图四十二）2013年4月现身香港苏富比，估价450万至650万港币，流拍。

小碗 碗、盘等常见的圆器，洪武瓷均有大小两式，大者口径超过40厘米，小者20厘米左右。小口径洪武釉里红碗、盘在拍场上出现的概率大于大碗、大盘。2012年5月，英国希腊裔收藏家尤氏（George Aristides Eumorfopoulos，1863-1939）所藏洪武釉里红缠枝牡丹莲纹碗，在香港邦瀚斯的成交价就高达542万港币。20世纪70年代日本东京茧山龙泉堂经手的洪武釉里红缠枝花卉纹墩碗（图四十三），碗内外壁所绘花卉纹饰多样，外绘缠枝花卉，内外口沿绘回纹，内壁绘折枝菊花、牡丹、茶花、石榴花，去年4月6日在香港苏富比拍至608万港币。名家经手的这种洪武釉里红碗，成交价普遍价格在百万元之上。洪武青花小碗流通量小，鲜见价超百万元者。香港市场曾出现过两件洪武白釉碗：曾经Vivian Bulkeley-Johnson上校（1968年殁）、The Mount Trust、玫茵堂收藏的洪武白釉暗花凤凰纹碗（图四十四），以242万港币成交；另一件相似的洪武白釉刻印凤凰穿云纹碗（口径21.5厘米）拍至112万港币。纹饰较精美洪武釉里红、青花小盘市场上不常见，价格也不及碗。曾经伦敦John Sparks Ltd、罗杰·琵金顿收藏的洪武釉里红缠枝牡丹纹折沿盘（图四十五），去年4月6日现身香港苏富比，估50万至70万港币，拍至175万港币。

市场流通品远不及考古出土资料丰富，但也有特例，2011年3月22日纽约苏富比推出戴润斋旧藏品专拍，其中出现一件洪武釉里红童子瓷塑（图四十六），估8万至12万美元，受到买家的争抢，竟然拍到33.85万美元。

二色釉瓷 考古出土瓷片、传世品中还发现有洪武时期的二色釉瓷器，通常器内外施两种不同的釉，少数内外施一种釉，刻、印云龙纹饰，大英博物馆、日本出光美术馆、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阿特肯斯美术馆等藏有此类高足碗、大碗、盘，市场上出现过碗与盘。2010年11月22日，一件洪武外酱釉内蓝釉印花云龙纹大碗（图四十六）在北京诚轩拍至672万元。碗内蓝釉下模印两条首尾相接的五爪龙纹，碗心刻风带如意云纹，外壁施酱釉，近底处刻变形云头仰莲纹。2009年7月12日云南典藏曾上拍一件相同纹饰风格的洪武蓝釉暗刻云龙纹盘。

洪武瓷器的市场地位

明初瓷器嘉万时就已受上层社会重视，明人王世贞（1526-1590）《觚不觚录·五七》记载，“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俱可怪也。”王世贞生活于嘉万时期[33]，其弟王世懋（1536-1588）活跃于嘉靖、隆庆年间，永宣瓷器昂贵，“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34]清代宫廷收藏重视明代官窑瓷器，对瓷器的贮藏管理精细，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黄卫文、蔡毅曾对清宫藏洪武釉里红瓷的贮藏地做过专门研究[35]。

元代青花瓷器在市场崛起以前（市场认可度、研究和收藏价值的发掘），行家习称的“明清瓷器”板块，实质上是以明瓷为主体，清瓷为辅助的格局，20世纪70-90年代末最为明显，20世纪后20年香港拍场，以赵从衍、仇焱之、胡惠春、徐展堂、葛士翘、张添根等为代表的港台收藏家藏品的释出，将明瓷的价格推至20世纪巅峰，永宣青花、成化斗彩、嘉万五彩一度成为中国名贵瓷器代表之作，如今市场上屡创高价的瓷器精品，不少曾经这些大家之手。

1997年香港回归是一个历史性节点，富远见的古董经纪人此年改变经营中国瓷器的策略：重点转向清代艺术品！朱塞佩·埃斯卡纳齐等英美艺术经纪人，大量购入清三代彩绘瓷，粉彩、珐琅彩瓷价格大幅上升。据台北《艺术新闻》杂志刊发的不完全統计，1997年埃斯卡纳齐“花了5508万港币买清代瓷器”[36]。与此同时，中国香港、台湾和内地的收藏投资人士、经纪人跟进，为21世纪初清瓷价格飙升埋下伏笔。

漂亮清瓷器形丰富，做工精细，绘画讲究，釉彩亮丽，卖相十足，对投资者极富吸引力。加之新世纪初艺术市场开始制造“天价神话”，在电视、都市报、网络等新兴媒体毫无节制的消费新闻打造之下，艺术品投资一夜暴富的神话成为人们追求财富的新途径。而就瓷器板块而言，明代及以前的瓷器经过近百年的收藏和市场化，传世品大部分沉潜在公私收藏机构和知名藏家手里，市场流通量局限、阻碍了市场的造富需求，投资者转向清代瓷器成为理所当然之事。

然而，艺术品的价格不可能只涨不跌。在不良商人、新兴媒体投资观念的炒作之下，相当一部分富裕阶层甚至艺术经纪人将艺术品当作金融性产品行销，清代瓷器、现当代书画成为首选，一轮热潮过后，动辄数千万上亿元的价格推高行情的同时，也将风险放大。2012年以降的艺术市场调整，部分原因归于经济大环境，但高风险的炒作对市场冲击更大，延续至2016年，不少投资者跳水割肉。

洪武瓷器上承元代，下启永宣，为明清官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但因纪年瓷器稀少，文献缺乏，学者谨言慎行，影响到学术研究的深入。釉里红的烧制工艺难度远高于青花，费工费时不说，成品率也较低。若从市场需求层面看，洪武朝大量烧制釉里红有违市场规律，合理的解释是出于洪武政权的需要——陈设、赏赐，或如某些学者认为的外销。我们不能因为缺乏文献，就回避探讨洪武釉里红的文化内蕴。20世纪早中期因缺少学术研究的指导，洪武瓷器未受到公私收藏机构的重视，保存下来的完整器数量稀少，再加上洪武瓷本身品种有限，市场上常见的也就是釉里红、青花、白釉、酱蓝釉、龙泉青釉等少数几种。

清三代彩瓷经过十余年来的价格狂飙，近几年已经在高位徘徊，受比价效应影响，明瓷精品行情复升，洪武瓷价格水涨船高，前车之鉴，这种现象值得警惕。艺术品的价值与价格具有自身独特的评价体系，在行情高开高走的市场背景下，更需要冷静对待，欧美艺术市场较中国市场稳健、可信度高的主因无它，就是从业者、收藏投资者认可、尊重艺术市场自身的发展规律，对虚假现象有一定的甄别能力。

[1][2]（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太祖一》，第1-2页，中华书局，1974年。

[3]吴晗著、苏双碧校订：《朱元璋传》，第19-2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

[4]（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中华书局，第6、第9页，2011年。

[5]陈高华等点校：《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二十九，《礼部二·礼制二·服色》，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

[6]刘浦江：《“五德始终”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189页。

[7]同注[1]，第6册，第1634页，《明史》卷六十七《舆服三》记载：“（洪武）三年，礼部言：‘历代异尚。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唐服饰黄，旗帜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于赤为宜。从之。”

《明史》卷六十七《舆服四》卷末记载：“公侯、一品、二品，酒注、酒盏金，余用银。三品至五品，酒注银，酒盏金，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盏银，余皆瓷、漆……”

[8]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第9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9]霍华：《南京明故宫和王公贵族墓出土元明早期陶瓷器举要》，《文物天地》2011年第4期。

[10][35]黄卫文、蔡毅：《清宫旧藏景德镇官窑明洪武瓷述略》，《文物天地》2011年第4期。

[11]熊寥、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第12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

[12]同注[11]，第13页。

[13]《大明会典》卷二百一载：“洪武九年，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造解。计各坛陈设：太羹碗一，和羹碗二，毛血盘三，著尊一，牺尊一，山罍，代簠、簋、笾、豆、瓷盘二十八，饮福瓷爵一，酒盅四十，附余各一。”熊寥、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第12页。

[14][30]耿宝昌：《明洪武瓷杂谈》，《文物天地》2011年第4期，第50页图版；第47页。

[15]张浦生：《明太祖朱元璋与元末明初景德镇洪武瓷》，《文物天地》2011年第4期，第43页图3。

[16]曹建文、程彩虹：《明代景德镇民窑瓷器的演变与特点》，《文物天地》2011年第1期。

[17][32]耿宝昌：《明洪武瓷杂谈》，《文物天地》2011年第4期，第48页。

[18]同注[1]，《明史》卷三二三，第28册，第8361页。

[19]《太祖洪武实录》卷一○五，第4页，转引自《明实录北京史料》（一），第56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

[20]同注[1]，《明史》卷三二四，第28册，第8385页。

[21]陈宝良：《明代物质生活史》，第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22][34]（明）王世懋：《二委酉谭》，熊廖、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第217页。

[23]（明）王宗沐撰、陆万垓增补：《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建置”条，熊廖、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第47页。

[24][25]权奎山：《明代洪武时期龙泉、景德镇烧造官用瓷器窑厂性质的探索》，《文物天地》2011年第4期。

[26]李一平：《景德镇珠山出土明洪武瓷叙略》，《文物天地》2011年第4期，第16页图版。

[27]炎黄艺术馆：《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图版38，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97、345页。

[28]《文物天地》2011年第4期，第19、33页图版。

[29]明崇祯十年《关中王老公祖鼎建贻休堂记》石碑文。熊寥、熊微：《中國陶瓷古籍集成》第136页。

[30]《明太祖实录》卷二○九：“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己未。诏六部都察院同翰林诸儒臣，参考历代礼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公侯伯至二品酒注、酒盏用金，余用银，……六品以下酒器许用银，庶民酒注用锡，酒盏用银，余用瓷漆。”（熊寥、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第14页）

[31]余家栋：《江西陶瓷史》，第373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33]（明）王世贞：《觚不觚录》卷五七，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36]《明代瓷器 重回瓷器收藏市场主流》，《艺术新闻》2008年第1期，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