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路径与政策

李娟伟,刚翠翠

(1.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西安 710119；2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西安 710127)



·经济理论与实践探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路径与政策

李娟伟1,刚翠翠2

(1.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西安 710119；2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西安 710127)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宏观经济的热点问题之一。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从经济增长效率、经济结构优化、经济稳定性等多个角度促进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升，但受新要素供给不足、产能结构、资本市场要素错配、政府干预等供给侧结构性约束，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升提出了严峻挑战。所以，需要从优化政府职能、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建立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和金融市场等角度出发，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实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发展目标。

供给侧改革；经济增长质量；要素错配；政府干预

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基于经济“新常态”背景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各地政府和学界纷纷围绕什么是供给侧改革、如何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在初步形成共识的基础上，2016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各级政府要在“十三五”期间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促进经济长期平稳增长。这为政府今后五年在经济领域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但是，和以往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规模和数量有所不同，此次《“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以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显然，在“十三五”开局之际，对于各级政府而言，要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首先，应该厘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其次，需要明确当前供给侧层面究竟存在哪些因素制约着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水平的提高；最后，究竟应该采取哪些有效路径和保障措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发展目标。本文正是基于上述问题考虑，试图基于现有理论分析，结合中国新常态经济现实与历史数据观察，探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机理，为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增长质量改善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逻辑机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过去持续多年的需求管理不同，主要是基于当前经济结构性减速约束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而提出的。由于在新常态经济背景下，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土地以及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依靠投资和外贸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可持续，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方式，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为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增添持续动力。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在追求经济总量增长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效率得到提升，经济结构得到优化，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逐步下降，人民福利水平得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持续下降以及国民经济素质不断改善[1]。显然，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将从多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质量。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改变要素投入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资本、劳动、自然资源、创新和制度是影响产出的基本投入要素，但是依据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受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资本等传统投入要素往往对经济增长仅具有短期效应，而无长期影响。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人口、资源、投资等传统投入要素的增长红利已经消失，依靠追加资本和资源等传统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不可持续，尤其是在资源环境代价上升、投资需求不足的条件下，需要将生产要素的投入从传统要素转向创新和制度供给方面，这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即通过提高创新和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长期的动力支持。新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作为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对经济增长效率提高有重要推动作用。同样，制度因素在新制度学派看来，在社会中更具有基础性作用，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2]。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增加创新和制度因素的供给，通过转变生产投入要素的结构，提高经济增长效率，进而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提供物质基础。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优化国民经济结构。国民经济结构优化是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重要标志之一，经济结构是否平衡不仅关系到生产资料在不同部门分配的合理性，而且也关系到生产部门与消费部门之间及其内部之间的协调性，是一国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条件。马克思在再生产理论中强调，生产部门和消费部门之间必须满足一定的平衡关系才能实现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部门之间生产的相对过剩是引起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当前国民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部分产业产能过剩，现代产业又未能有效发展，和居民需求结构升级相脱节，不仅浪费了大量资源，也加剧了国民经济内需和外需之间的失衡。所以，需要通过“去产能、去库存”等方式，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升级，调节产业发展与需求结构的平衡，优化国民经济结构，为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创造条件。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深化政府与金融领域改革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稳健的经济增长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内容之一，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主要从产出、就业以及价格三个方面进行判断。经济波动幅度的加大，不仅造成生产要素的错配，也会增加经济主体决策的不确定性，加剧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在新常态背景下，随着经济增速快速下滑，资本市场资产价格波动剧烈，加之就业需求显著不足，经济增长的波动性明显加大，给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一方面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简化政府审批程序，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强化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引导作用，保障经济增长始终朝国家战略目标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要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强化对金融市场监管，通过“去杠杆”提高金融服务质量，降低金融市场运行风险，为实体经济发展和宏观金融稳定提供保障，从而有效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提供软环境支撑。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完善收入分配体制改善经济增长的福利分配。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高低与收入分配直接相关，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否惠及所有公民，居民收入分配条件是否得到改善，不仅影响消费需求的增长，也是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新常态背景下，收入分配差距依然存在，居民消费需求长期不足，尤其是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加剧了地区和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衡，进一步约束了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有研究指出，受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影响，中国总消费损失水平明显增加[3]，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随之下降[4]。因此，在此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明确指出要“补短板”，尤其是弥补当前收入分配制度的短板，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医疗保障等制度体系，提高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进而改善居民福利分配水平，使全社会成员都能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水平的提升。

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控制成本降低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能源和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能否有效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是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表现形式。由于长期采取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中国部分地区能源过度开采，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显著增加，不仅给当地居民的健康和生活造成了严重的负外部性，也抑制了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致使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在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的新常态背景下，为实现“绿色”发展理念，就需要从“降成本”的供给侧入手，不仅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效率实现单位产出成本的下降，更重要的是在生产过程中控制单位产出能耗和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水平，降低经济产出的生态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在提高资源和环境利用效率过程中，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最终在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过程中，实现国民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6.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改善基础环境和服务质量提升国民经济素质。国民经济素质主要是指经济主体开发和利用现有资源创造国民财富的能力和条件，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保障，而优化基础设施环境、提高政府与金融等行业服务质量是提升国民经济素质的重要举措。以交通为例，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仅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同时还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5]。在内生经济增长框架下，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通过规模报酬对长期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6]，而且从长期来看，政府在公共医疗卫生等领域服务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为宏观经济繁荣创造条件，也是提高居民福利水平的基本保障[7]。另外，对于金融、保险等服务部门来讲，其发展水平越高，越能够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为技术进步和增长效率的提升提供条件[8]。正是考虑基础设施、政府与金融服务、创新能力作为国民经济素质的主要内容，所以在“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明确强调要加快完善基础设施，营造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改善国民经济素质基础，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所需的软环境和硬环境。

二、新常态背景下供给侧现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制约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供给侧层面存在的内在结构性问题也充分显现出来，并严重制约着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1.传统要素增长红利消失，创新和人力资本等新要素增长效应并未形成。经济规模的增长是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前提，但是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继续依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已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有效的动力支持。一方面，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显示，2005—2014年，全国货币工资增长率近3倍，平均增长率超过13.38%，显著高于中国同期经济增长水平；另一方面，资本的增长效应也出现了下滑趋势，从单位固定资本投资生产率(全国GDP/当期固定资产投资)来看(见图1)，单位投资形成的产出在逐年下降，而且自2009年开始，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快速下降(见图2)，显然依靠资本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也面临严峻约束。在传统要素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中国人力资本和创新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表现出较低水平，在考虑资源与环境约束的条件下，人力资本对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不仅比较小且不显著[9]。与此同时，研发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也仅有2.5%，尚处在较低水平[10]。可见，从要素的供给侧来看，增加新要素供给将是弥补传统要素红利消失、维持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途径，也是通过增长效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基本措施。

图1 单位固定资本投资生产率 图2 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产品结构与消费结构失衡导致经济结构优化升级难度加大。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发展，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对外贸易规模也从2013年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人均收入水平随之也有了显著提高，但中国产业结构在增长方式的约束下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快速升级，导致产品结构与消费结构严重失衡，进而引发能源市场供求结构失衡。由于能源需求结构的变化，导致煤炭和钢铁供给严重过剩，不仅造成了资源和能源的巨大浪费，也加大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中国能源产销比重的缺口进行分析，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煤炭和新能源明显供给过剩，过剩比例分别占到7%和2.5%，而石油和天然气明显供给不足。同时，在消费一端，人们对于消费产品的质量也提出了新要求，国内产业提供的部分产品质量已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尤其是一些生活消费品等，有条件的消费者纷纷将需求转向国外，比如苹果手机、日本马桶盖等类似的现象频发出现，不仅对国内同类产品供给提出了挑战和反思，也使扩大内需的任务更加艰巨。另外，房地产业的发展，大量房屋的闲置也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正是这些能源供应过剩、产品结构滞后、房地产供需结构等问题加大了中国经济结构优化的难度，进一步约束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3.资本市场不完善和政府干预导致经济风险加剧，降低了经济增长质量的稳定性。由于资本市场体制和监管不够完善，导致资本市场不能有效成为企业融资的平台，既造成企业创新缺乏资金支持，影响到企业创新和经营项目的实施，又导致资本市场收益无法被普通百姓所分享，资本市场分配差距扩大，内需无法有效启动。在资本市场融资渠道受阻的情况下，企业只能通过借贷达到持续经营的目标，导致杠杆率过高，经济风险进一步加剧，数据显示，2015年底中国实体经济的杠杆率已经达到239.8%，资本市场违约风险迅速攀升[11]。另一方面，政府作为重要的市场监管者，过多地干预市场经济，导致政府投资规模过大，地方和中央政府债务迅速攀升，国家审计署发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2015年末，中国政府债务规模超过26.41万亿，是2010年的2.5倍。同时，高额的财政收入进一步缩小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从财政收入增长率和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的变化趋势来看，财政收入的增长和企业利润增长率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尤其是2014年工业企业利润率出现了负增长，但税收仍增长近10%，这将直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正是资本市场和政府干预加剧了实体经济运行风险，使得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微观基础愈加薄弱。

4.“软”和“硬”基础设置供给不足导致国民经济基础素质相对较低。软性基础设置主要包括制度、规制以及社会资本、文化等内容，而硬性基础设置主要包括交通、物流以及其他公共设施等，这些对于经济主体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硬性基础设置环境来看，中国在该领域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高速公路还是铁路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问题在于中国的收费公路是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直接增加了中国运输、物流行业的运输成本。而在软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卫生、医疗、教育等制度供给一直饱受诟病，其中城乡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尤为突出，以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为例，城市千人拥有床位数达到7.8，而农村千人拥有床位数仅为3.5，医疗保障等服务供给极不均衡。同样，中国城乡教育领域也存在类似问题，这些都严重影响到城乡居民的生活和健康水平，尤其是增加了农村居民在医疗、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支出，不仅直接降低了农村居民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也间接影响到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积累和收入能力的提高。不仅如此，受融资平台和创新市场的约束，提高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能力难度也进一步增加，即使当前中国在创新资金和人员投入居世界前列的情况下，创新成果转化率和创新绩效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12]。正是这些基础设施的供给不足，导致企业的运营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国民经济素质的提升空间进一步缩小，加剧了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难度。

5.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成本过高，资源环境约束形势严峻。受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发展方式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经测算以生态足迹衡量的发展环境代价在2000—2010年间年均增长速度达到6.3%，而碳足迹则在同期年均增长超过9%，生态环境已远超中国人均生态承载力,并造成严重的生态赤字，危及中国生态安全[13]。同样，从水资源利用率来看，人均废水排放量增长率虽然在缓慢下降，但人均废水排放绝对量每年都在增加，2013年已经超过50吨，说明水资源利用率在逐年下降，水资源浪费依然存在。而且从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截至2015年，中国城市人均拥有绿化面积仅有13.16平方米，而且城市之间差距较大，西部多数城市不足10平方米，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严重滞后。不仅如此，近几年受“雾霾”影响的城市和地区在逐渐增加，随着季节的变化，尤其是北方京津冀地区雾霾天数急剧上升，给各地经济和居民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有学者研究显示，仅2013年1月份的雾霾天气就给全国交通和健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30亿元[14]。可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忽略生态环境成本的长期约束，否则就会形成无望的增长，最终制约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人民生活福祉的提高。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

此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西方20世纪80年代的 “里根经济学”的供给制度改革，后者的实施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工具，尤其是通过税收制度的调整刺激企业生产进而实现经济增长，而中国为应对经济新常态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更要达到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的目标。根据当前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约束，需要通过以下路径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

1.要把转变要素投入结构和发挥新要素增长效应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内容。从宏观层面来看，由于传统要素增长红利已经消失，需要把人力资本、创新、制度等新要素引领经济增长的作用发挥出来，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化，从而达到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基本目标。从微观层面来讲，新要素投入也是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的主要途径，不仅能够节约单位产品的产出成本，同时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人力资本、创新、制度创新等领域的资金和人员投入，扩大新要素投入规模，由于这些要素不仅具有规模效应，还具有技术外溢效应，是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从而有效“补”经济增长动力的“短板”，为增长质量的改善提供物质前提。

2.要把政府职能和金融市场改革作为供给侧改革的保障机制。从前述分析来看，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是导致产能过剩、资源错配的重要因素，而金融服务行业在实现资金配置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加剧了资源错配的趋势，恶化了中国经济的杠杆效应。所以，在政府职能改革过程中，一方面应注意减少对经济运行的干预，通过税制的调整，减轻企业经营负担，激励企业进行创新；另一方面应完善政府在公共事业领域的服务职能，改善交通和信息网络，提高运输和信息传播效率，为经济主体之间交易效率的提高提供条件，使企业降低进而实现“降成本”的目标。而金融和证券服务部门则应严格按照资本市场配给原则，强化对“僵尸贷款”的资金配给约束，加快降低高风险企业和落后行业的资产负债率，加快对低效企业的“去杠杆”进程，同时减少对有增长潜力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降低企业投资风险和成本，为企业创新融资提供保障。

3.要把完善市场经济机制作为供给侧改革的基础条件。市场经济的优点在于能够利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具体来看，既可以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倒逼“僵尸企业”退出市场，将生产资源分配给具有活力的企业；又可以发挥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的调节作用，实现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供求平衡，调节产品和要素的供给过剩和不足。所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务必以市场的调节作用代替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在国内能源市场，要加快取消政府对新能源供给的管制，减少对煤电行业的补贴，通过市场机制约束能源产业“去库存”“去产能”，促进能源结构的转变和新能源的供求平衡；同时，要建立完善的技术创新和交易市场，有效分散研发机构创新风险，提高企业研发的积极性，引导技术研发和创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快速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质量，从而“补”消费者最终消费品供给的“短板”，在保障供需平衡的基础上优化经济结构的升级。

4.要把环境规制和福利保障机制建设作为供给侧改革的约束条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要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公民基本福祉的提高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衡量指标，加强环境规制和福利保障约束能够保证供给侧改革成果被所有经济主体分享，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的。当前加强环境规制的关键仍然在于将经济行为负外部性内部化，需要控制“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污染成本，倒逼企业进行创新、调整生产方式，并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使外部性的承担者得到合理经济补偿，从而提高经济主体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的耦合性。而福利分配制度建设的难点在于消除城乡收入差距，需要通过完善教育服务体系、改革医疗保障制度、拓宽农村居民收入渠道等方式，“补”农村制度供给的“短板”，提高农村地区人均收入水平，进而拉动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提高居民消费福利水平，实现经济增长成果分享性的发展目标。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选择

为了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沿着上述路径顺利实施，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提高，各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可以选取的政策工具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依托，鼓励人口流动。要素自由流动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而人口自由流动更是解决收入差距、人力资本配置以及劳动力供求平衡的关键。所以，首先，要加强户籍管理部门的协调与沟通，降低城市和省区之间人口流动的障碍，尤其是降低农村进入城市的“隐性”门槛，为子女教育、劳动服务保障等提供便利条件，这不仅是解决城市“用工荒”的根本途径，也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福利的重要方式；其次，加大农业技术投入，提高农产品效率，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就地转移农业人口，拓宽农业人口收入渠道，为农村消费需求的扩张提供条件；最后，建立有效的技能培训制度，加强对城乡失业人员的培训，提高失业人员再就业能力，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供给。

2.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一方面，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核，要从以GDP增长为目标转向以经济增长质量为目标，把对公共服务、环境治理、居民福利等内容纳入政府考核体系之中；另一方面，严格约束政府财政收支，降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无效”补贴，尤其是对能源、石化等行业的补贴，把教育、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政府财政支出重点，有效弥补“软性”基础设施的短板；另外，要减少政府审批，消除政府行政垄断，完善市场机制建设，鼓励企业自由进入和退出市场，释放市场制度红利，为“去产能”创造条件。

3.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健全创新市场。首先，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维护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创新主体能够从创新活动中受益，从而保持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其次，建立健全创新市场，搭建创新技术交易平台，提高创新技术转化，为提高创新的增长效应提供条件；再次，要完善创新信息共享，加强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和交流，降低创新风险、分散创新成本，并保障创新成果满足市场需求，有效降低研发机构创新成本；最后，增加研发资金和人员投入，加强对研发部门的人员培训，提高研发活动人力资本供给，为成功创新提供基础。

4.完善资本市场监管，规范市场融资制度。一方面，要加快资本市场制度的完善，强化资本市场的退市制度，严格淘汰落后企业，在保障资本有效配给的过程中，使资本市场成为中小投资者投资增值的重要渠道，从而为消费结构升级和扩张提供条件；另一方面，要严格按照市场机制配置信贷资金，尤其要降低对“低效”国有企业的贷款，完善国有企业破产制度，降低国有企业“杠杆效应”。同时，要降低对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条件，通过金融业务创新，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门槛，将有限的资本配置到有效率的中小企业，为企业研发和规模扩张提供资金支持。

5.完善生态文明法制建设，推进“绿色”发展。一是加大对环境和生态方面的立法，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依据；二是执法部门要严格执法，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环境污染企业进行整顿治理，加速污染企业的技术改造；三是加强对执法部门和企业的监督，发挥非政府组织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为维护环境生态发展提供力量；四是强化对居民的生态补偿，减少污染对居民身体健康等方面造成的伤害；五是合理推进城市化进程，建立规范的城市发展规划，完善土地审批制度，强化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去库存”“补短板”，为城市建设和居民生活营造良好的氛围，实现“绿色”发展理念。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要避免以下几个误区：第一，关于“降成本”问题，经济学基本原理说明，劳动力价格、水电成本往往是刚性的，显然降低成本应该从降低企业产出的单位成本入手；第二，不能忽视需求管理政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需求结构的调整，供求平衡是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因地制宜”，不可“一刀切”，不同地区要根据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状况，采取不同措施有选择地实施“三去一补一降”。第四，要注意长期和短期问题，需求管理注重短期调整，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长期性，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长期的，所以要建立供给侧改革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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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姜新旸]

2016-10-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常态下地方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监测预警系统和政策支持体系构建研究”(15ZDA012);中央高校基本业务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一般项目(15SZYB17)；陕西省面向十三五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项目“陕西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研究”(2016ZDA06)

李娟伟(1985—)，男，陕西武功人，讲师，经济学博士，从事经济增长问题研究；刚翠翠(1987—)，男，陕西西安人，博士研究生，从事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F124.6

A

1007-4937(2017)01-005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