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空间的研究进展:理论视角与研究主题

2017-08-16 16:42赵永琪陶伟
世界地理研究 2017年4期
关键词:社会转型研究进展权力

赵永琪 陶伟

权力空间的研究进展:

理论视角与研究主题

赵永琪1, 陶 伟2

(1.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广州 510641;2.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摘 要: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对我国的权力运行体系进行全面深入的重新部署,权力空间治理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改革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人文地理学领域,“权力”及“权力空间”的相关研究已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了解和总结西方有关权力和权力空间的研究对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期间的相关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对权力的内涵及其特性进行详细阐述的基础上,梳理了西方社会对权力空间的理论研究视角,总结了权力空间的核心主题:①权力空间的物质想象;②权力空间的建构与重构;③权力空间与话语、身份及政治的关系;④特殊群体的权力空间。最后比较了中西方在权力空间研究中的差异,期望为国内提供参考和启示。

关键词:权力;权力空间;社会转型;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K901.2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和发展调节模式发生了剧烈重构,权力及权力空间也随之发生转变,如经济结构的调整,市场的力量在国家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随之而来的是各类经济特区等地方权力的产生和特殊经济空间的形成。与此同时,伴随着互联网等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公民权力意识的普遍提高,社会冲突事件更易引起大范围的关注,如城中村强拆、抗拆等事件。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对权力及权力空间的形成、发展以及运作等问题做进一步探讨。权力是西方地理学中一个重要的人文概念[1]。对权力空间的讨论,大到国家边界,小到居民日常生活,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各个领域均有涉及和探讨。随着我国社会向市民化社会转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居民对权力的诉求和对权力的表达正在逐渐提高,政府对权力的管制也正在逐渐放开。在这场变革中权力空间的演变将是关系到我国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西方人文地理学对权力空间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都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文献成果。虽然我国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但仍然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1 权力的多层次性与尺度性

西方学界对权力的论述,在诸多学科领域均有提及,尤其在政治学的研究中最为广泛。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动物”。在人性发轫之初,伴随着父权家长制管理格局形成的同时权力便被生产出来。但权力并非为政治学所独有,它已广泛地渗透到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等诸多领域[2]。在早期的社会学、政治学研究中,权力一直都被看作是一种“支配—压抑”机制。如Russel提出权力就是一种支配力,是“行使有意图的控制”[3]。Jordan认为权力是一种“支配、控制甚至是压迫”的关系状态[4]。Lukes也提出权力是一方控制另一方并使其顺从的所有形式[5]。此外,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权力是“一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各单位履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遍化能力”,起到保证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交往媒介”的作用[6]。而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权力研究则认为,权力不仅仅是社会控制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生产的工具,他更多强调的是在非零和博弈的情况下为各行动者创造出的权力,并以共同合作来实现集体目标,而不仅仅强调权力一方对其他行动者的支配和控制[7-8]。因此,总的来说,权力体现了不同主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表现为权力主体对权力客体的约束,其运行模式存在明显的差异化,但同时它又是一个调和资源、排除差异、凝聚共识以实现集体认同的社会生产过程。权力的本质不是差异化的关系,而是立足差异以实现集体整合,建立社会秩序的动态过程。

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中,权力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原因在于权力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在不同的层面发挥着作用。权力资源是社会行动者借以合作或竞争的基础[9],同时也是权力运作的基础,它的流动引发了权力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权力的层次性具体体现在权威、合法性、资金、信息、组织基础等各个方面的资源,如政府的权威决定了政策方向或授权给其他团体的权力;组织的合法性体现在是否具有民意基础或能否代表某一政策领域内的利益相关者;资金代表组织的财政能力;而信息中的权力是指制定政策所需的各项信息与获取信息的能力;组织基础则包含人力资本、專业技术、土地和设备等[2]。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权力资源也在不断发展演进,并以合作或竞争的方式在不同权力组织之间流动。现代社会权力组织的地位往往取决于在权力互动过程中所占据权力资源的多寡。拥有较多权力资源的组织甚至能够主导政策的制定过程,掌控政策实施的关键环节。同时,在权力的博弈中,除了政府部门,还包括其他私营部门等第三部门。由于没有任何行动者能单独依靠自身的资源解决所有问题,他们之间必然存在权力的依赖关系[10]。从而权力的层次性也体现在权力依赖的各个层面,具体来看,集体行动的组织必须依赖其他组织的资源来实现发展,而为了达成各种目的,各组织必须交换资源并形成共同的目标,然后在游戏规则框架内,由组织互动形成的支配性联盟运用种种策略来控制资源的交换过程,最终的交易结果也不仅仅取决于参与各方的资源,还取决于游戏规则和交易的整体环境。因此,由于权力资源的多样性,社会权力秩序的最终建立必须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商、谈判或交换[2]。由此可见,权力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机制,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它已经逐渐被各种社会关系建构为一种社会存在,同时,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也已经远远超出权力控制的范畴,在整个过程中,其他的社会空间形态也会被建构成权力。

而在地理学的研究中,权力的研究与尺度的研究存在紧密的联系,尺度政治就是地理学研究权力运作的重要领域,因此,地理学的权力存在很强的尺度性。具体来看,权力的尺度性表现在权力的社会实践向度。如Neil Smith称尺度是“相互斗争的社会力量的物化”,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和父权社会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景观的一部分”被生产出来[11],是“资本运动和社会斗争妥协的产物”,是“各种特定社会活动的平台”[12]等。另如Swyngedouw指出,社会空间斗争和政治策略常常是围绕尺度问题展开的,而权力的动态平衡常常同尺度的重塑或一个全新的尺度格式塔的生产相联系[13]。由此可见,权力的建构和重构与尺度的重塑和生产密不可分,尺度本身就是权力。而尺度政治的研究也很好地体现了权力的尺度性,借鉴Moore[14]、Brenner[15]等对尺度政治的研究综述,尺度政治的实践形式可分为对移动性工具的利用、对表达手段的利用和对管治政策的利用等几种,而这些尺度政治不仅表现在宏观的社会政治行为,也表现在微观的社会运动和权力抗争过程之中[16]。一般来说,权力的尺度性表现在两个相互对立的派别中两者掌握的社会资本或权力的不均等。拥有资源或权力多的一方为强势方,拥有资源或权力少的一方则为弱势方。在权力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权力运作常表现为强势方运用自身的力量或者合理的借助外部的力量将弱势方的政治诉求限制在某个尺度内(尺度下推),并通过表达等手段使其隐性化、自然化。而弱势方则会努力冲破尺度限制,通过获取外部的支持或动员内部力量来共同对抗强势方(尺度上推),从而改变权力的对比关系,争取权益的分配[17]。在此过程中,权力的强弱变化取决于尺度的争夺,这种尺度争夺的表现形式有两种:直接斗争和动员外界支持[18]。其中动员外界的支持是常用的手段,如将尺度从地方扩大至全国乃至国际,争取更大尺度的媒体、国际社会舆论的支持来改变权力的对比[19]。这些动员往往利用网络、表达等手法实现,而当今全球化伴随着信息技术进步极大方便了这种不同尺度间的交流,从而使得对外动员的成功率日渐增加[20]。一旦获得了第三方的足够支持,弱势方就可以反制强势方从而实现权力格局的转换。综上诉述,由于权力的尺度性,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权力的建构与解构将会不断发展进行,尺度的建构意味着权力的产生,尺度空间的转换也会伴随着权力空间的运作与协商。

2 西方社会对权力空间研究的理论视角

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从不同的理论视角阐述了权力作为一种空间、知识、资本的社会生产与规训方式,具体总结如下:①空间生产理论视角: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偏重于从社会生产的角度研究权力空间的意义,他认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空间不仅被社会关系所支持,还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21]。因此,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空间中的移动和位置关系转变也是社会关系的再现。所以,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事实上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政治环境、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及权力关系左右着空间的形成、变迁甚至消失[22]。②权力空间理论视角:福柯的权力空间理论则致力于对空间的微观权力进行分析。他认为权力是社会关系与社会知识的集中体现,是在复杂的社会过程中生产出来的。权力可以通过毛细血管般的微观机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一个为话语所统治的社会中,人的思想、意志以及行为是通过知识来进行道德判断和规训的。因此,知识就是权力。任何人只要占据了一个生产主流话语与主流知识的位置,都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社会权力,亦可对其他的社会群体进行控制与规训[23]。而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也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空间本身就是权力的展现,所以通过社会空间的系统可以清楚地了解权力关系彼此间的影响[2]。③资本批判理论视角:大卫·哈维的资本批判理论则通过批判资本的再生产对社会空间的权力化进行研究,他认为资本空间化不仅是资本主义空间关系的重组,而且导致了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统治模式和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方式等的深层变化。同时,空间资源占有与分配的不均及空间权力与权利配置的失衡等造就了新的社会—空间不平等问题。空间生产再生产了社会—空间不平等[24-25]。而要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可行方案就是要对资本循环进行空间干预和重新分配,实现社会权力的分散化和民主化管理[26]。

3 西方人文地理学对权力空间研究的主题

权力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西方对权力的研究以及权力空间的理论探讨已经深入到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相关的研究理论也已经被整个西方学术界所公认。而地理学作为一门古老而又与时俱进的综合性学科,交叉融合运用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是其重要特质。随着对权力研究的日益重视,西方人文地理学也在不断借鉴相关的理论方法对社会空间中的权力进行探讨,进而形成了权力空间的相关研究成果。据此,通过研读相关文献,本文从研究主题的演替和发展变化的视角梳理了相关研究进展,总结发现目前对权力空间的研究集中在四个方面:①权力空间的物质想象;②权力空间的建構与重构;③权力空间与话语、身份及政治的关系;④特殊群体的权力空间。

3.1权力空间的物质想象

权力空间是物质单元和社会单元所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空间,在这个社会网络中,物质形态往往是基础性的。在福柯的研究中,就对监狱、医院、学校和工厂等物质单元的权力空间进行了剖析,这形成了地理学和建筑学研究物质单元权力空间的基础。近年来,对物质单元的权力空间研究开始向城市公共空间、地区产业空间等领域扩展,如Patricia M. Thornton分析了在北京市中心两个名义上用作公共用途的场所—天安门广场和世贸天阶购物中心,这两个地方在过去相继被中国政府塑造为市场与地方之间权力关系的转型。他认为由于这两个场所是在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过程中形成的,这些景观缺乏共同价值。因此,北京的这种权力关系转型的显著特征是国家对市场关系进行持续的调整,并且它是在市场改革的情况下市场与地方对社会制度改变需求的矛盾之间形成的。尽管它们在意图和设计上有明显的差别,但由于中国政府把购物中心作为一个关键性的城市节点来寻求建立其意识形态以及作为对维护统治具有凝聚力的社会经济主体工程,它已不仅仅是一个公共广场[27]。还有学者论证了以美国好莱坞为首的电影和娱乐经济产业作为一种权力关系、文化政治和经济网络等微观空间的作用,认为好莱坞的空间、建筑以及景观并不是一个模糊的范畴,而是真实可见的,在差的案例中好莱坞文化的社会空间代表着权力关系、社会排斥、经济与道德的交易、侵犯隐私、美国化以及文化的同质化;而在好的案例中其涉及的权力空间通常是更多的揭示而不是分析长远的瞬态和缥缈的经济指标[28]。可以看出,社会物质单元的生产对权力空间有着重要的建构作用。

但权力空间也并不仅仅只存在于物质单元,也不一定要通过物质形式来表达。权力也可以通过对特定空间的监控和规训形成固定的社会空间体验,进而存在于我们对社会空间的想象之中。Hille Koskela就探讨了日益增加的视频监控对城市空间本质的改变,通过关注公共可接触空间的监控,例如购物商场、城市街道以及公共交通等场地来评估监控是否被看作是更易获得生产安全空间的方式,进而揭示了监控下的空间如何形成以及权力结构与人的情感如何联系,最后他提出视频监控改变了权力的运作和在城市空间中情感的体验以及影响了人们对真实的概念化理解,因此监控有助于城市空间的生产[29]。建筑和场所仅仅是权力空间的组成部分,但它并不能完全体现权力空间中复杂的社会网络关系或情感体验,权力空间可以是想象中的、非实体存在的,当人们感觉自己在生活、工作、学习等各种关系以及相应的场所中被监视、控制、规训时,这种关系体验便成了一种权力空间。

3.2 权力空间的建构与重构

基于建构主义认识论,西方人文地理学对权力空间的探讨日益集中于它的相对主义内涵,权力空间作为一种社会网络关系的表征,并不是一种固定和静止的空间关系,而是一个可以通过一系列社会实践在不同尺度上进行权力关系建构与重构的过程。实践的过程就是地方、行动者与空间建立联系的过程,这种过程存在社会生产之中,既有物质实体的形成,也有精神空间的塑造。如有学者通过关注以自然史为题材的电视节目研究了自然历史的媒体表征对各种地方空间的建构。认为电视播放这些由社会实体生产出来的自然历史,从拍摄的场所、生产的空间以及传播网络可以看出其建构的空间是对英帝国遗留下来的各种组织和压迫记录的再现,以及建构了目前美国媒体全球霸权的权力关系[30]。还有学者通过对书评和出版界的分析讨论了国际上英美霸权空间建构的社会认识论机制,认为建构这些权力知识系统的社会认识论机制是一种基于制度设计、语言和出版空间的权力系统,并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思维脱离英美文化范畴形成一个批判性的真实的全球空间,将很容易受到统治话语从内到外的挑战[31]。新的权力空间产生意味着新的社会空间关系的形成,而权力空间的重构则是对原有权力空间中的社会关系进行重新调整,这种改变也会引起原有权力空间的激烈反抗,权力空间的重构取决于权力空间的强弱关系,但由于社会网络关系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引起了权力空间强弱关系的不断转换,因此,权力空间的强弱是相对的和阶段性的,这也意味着权力空间的重构将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

3.3 权力空间与话语、身份及政治的关系

权力的多层次性和尺度性使得空间成为展示社会属性——知识、性别、种族、组织、国家的重要场域。在权力与知识的讨论中把话语作为空间生产的重要来源,如城市空间策略把规划文本话语塑造成为一种权威,对社会经济起主导作用,而城市空间发展要按照规划有序进行。如有学者以德国的空间规划准则为案例探讨了当前政策中的两种不同的权力框架,讨论了社会公平作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是如何在德国的空间规划政策中进行操作的,由此证明了那些看似对立的话语如何对政策实践造成影响,并通过对德国空间规划报告涉及的权力空间关系进行经验性分析,发现逐利经济主义在扩展而社会公平空间在缩减,这促进了区域竞争中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并造成了区域性经济均衡发展空间的社会公平失衡[32]。

在性别的权力空间研究上有两种基本看法,一种是把女性的首要责任是准备食物这种工作看作是对女性的固有压迫,另一种则把厨房以及与家庭有关的空间看成是对女性潜在的赋权。如Angela Meah从不同的地理环境探讨了家庭厨房的权力机制,根据世界范围内大量女性的前景化经验形成了与英美国家不同的性别、权力和家庭空间的理解,并通过围绕着家庭食物生产的场所探讨了权力的复杂性、空间分散性及其特征,此外,他还讨论了男性在家庭场所中角色的增加,特别是在北半球国家,通过评估他们婚后做饭以及其他家庭实践可能对传统性别权力空间关系理解所带来的挑战,他提出可以从家、工作以及休闲边界来进一步研究男女主体性的构成以及角色转换的重要性[33]。

在权力空间与组织上,组织是特定种族或阶级维护自身权力空间共同形成的集合,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现。如有学者通过运用领域理论解释了美国的本土组织黑豹党的权力空间发展情况,认为黑豹党通过他们的地方活动和全球战略实现了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也实现了政治发展过程中有关权力空间的转换[34]。

在身份的权力空间研究中,研究者认为权力空间的扩散会引起身份的多重性,也易造成边界的模糊和主权的异常。如Reece Jones调查了印度和孟加拉国边界地区所发生的逾越、颠覆和忽视主权权力征收的地方行为,并通过访谈和互动发现这种跨境的行为并没有被当成主权和权力的异常状态,也没有引起占主导地位的权力关系进行抵抗,研究认为在此过程中,那些以前开放的但现在被简单守卫的大部分边境区域,各种道路泛光灯和围墙的建设已经达到了高潮,但居民逐渐拒绝在空间上的政治阻力,也逐渐拒绝遵守国家在领土和身份上的二重性[35]。

权力空间的尺度性不断衍生可以产生不同的概念,其中与政治的联系最为紧密,在政治地理中,边界和领域作为权力空间政治化的产物在西方人文地理学中已经受到普遍关注。目前,边界研究的核心是把边界当成一个体系以及专注于我者与他者、包含与排斥这样二元对立的学术概念上,认为形成边界的过程是一种个体行动。近年来,又提出边界研究应该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视角,也要有自下而上的视角,应该关注个体边界的叙述和经历,具体去反映边界对生活在边境和跨境过渡地区的人的日常生活实践[36]。除此之外,全球化过程中政治博弈下的社会资本流动对权力空间的影响也开始引起相关学者的重视[37]。

3.4 特殊群体的权力空间

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研究社会人文现象的分支学科,对人的研究一直是其关注的重点。近年来随着社会文化地理的兴起,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群体权力空间的关注已经成为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题,例如对少数族裔、跨国移民、土著居民、同性恋等特殊群体的研究在不断增加。如Lisa Clarke和Julian Agyeman运用环境公民权的概念探讨了英国的黑人和少数族裔群体如何理解环境权力以及环境责任,为了解释黑人和少数族裔群体社区在制度上和日常生活上反映的环境问题所呈现出的身份、权力和媒介各种空间,他们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对非洲和加勒比海人聚居区以及印第安人社区少数族裔的信用问题、社会公平问题、责任推卸问题以及政府的干涉等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对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社区规划等方面的政策建议[38]。

随着全球流动性的增強,最近有学者对国际移民的跨国空间生产进行了研究,发现目前的国际移民是通过控制实践来脱离国家设定的物质边界线,国家体制内试图控制跨国关系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形成一套超越国家目前领土限制的控制机制。因此,他们指出对跨国移民的控制一个有效而又简单的国家权力日常实践比一个纯粹的被覆盖的空间领域控制更加重要[39]。对于土著居民,其权力空间一般是伴随外界对其生存空间的破坏而表征出来的。如有学者回顾了美国安然公司和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供电局签署大博电力项目的理解备忘录,项目对地方环境和当地生存空间的威胁引起了当地土著居民的极大反对并最终被政府暂停,通过对该过程中土著居民争夺自身权力空间的探讨,研究认为国家项目的实行必须考虑到新自由主义权力的多尺度性以及底层阶级反霸权的重要性[40]。

对同性恋的权力空间研究,关注的是同性恋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城市中的出现和发展,强调了同性恋身份认同本质上的城市属性,并主要探讨了组织和控制城市空间与同性恋欲望和权力表达之间的张力,尤其关注同性恋现象在不同社会语境下“公共空间”的建构[41]。

4 国内人文地理学对权力空间的研究进展

西方人文地理学对权力空间的研究是基于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制度体系情境中进行的,通过对西方相关文献的梳理分析,可以为我们在中国社会情境之下研究中国相关的权力空间给予借鉴和启示。中国有关权力空间的研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中国发展历史悠久且在五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其权力的变更与演替创造了各种社会空间,权力空间的变化与中国每个时期的发展紧密相连。国内人文地理学对权力空间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主要是对我国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权力空间的探讨,如王兴中以西安市为例,分别从城市土地利用变化与所在的行为环境之间关系的角度以及城市土地利用变化与城市内在社会权力因素的关系角度探讨了中国大城市土地利用的权力空间机制[42-43]。从2000年之后的七八年间,国内地理学对权力空间的研究进入了停滞期。2007年我国颁布实施《城乡规划法》,使我国的城乡规划形成了新的权力体系。国内地理学以及相关学科才开始重新重视权力空间的研究,主要是对新的规划管理行政体系进行权力空间分析[44],之后也出现了对其他法律实施发展后的权力空间关系进行探讨[45]。最近几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府转型对权力的下放,地理学对权力空间的研究已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在宏观层面,主要从经济全球化[46]、公共政策[47]、产业生产网络[48]以及区域重构[49]等方面对国内权力空间的变化与发展进行了关注。在中观层面,主要在城市建设与开发[50-52]、城市形态演变[53]、城市增长与反增长联盟[54-55]等方面对权力空间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在微观层面,主要是从城市街道演变[56]、规划选址[57]、民间金融[58]、公众参与[59]、地理区位[60]、就业空间[61]、摊贩治理[62]等微观领域对其中的权力空间机制与问题进行了阐述。

隨着新文化地理学和社会文化地理学的兴起,有关权力空间的探讨成为一个重要方向。如魏伟对国内同性恋群体的权力空间进行了分析,发现当代中国同性恋社群正在不断提升社会可见度并日益扩展公共空间[41]。周尚意等分析了景观表征权力与地方文化演替的关系,认为政府协同规划师在景观表征上具有绝对的权力,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当地文化的“原真性”[63]。安宁等以凤凰古城为例探讨了文学旅游地空间重构中的权力空间变化[64]。叶超通过对《癌症楼》进行文本分析,阐释了文学文本中的权力空间意象[65]。安宁等对国外想象地理中他者的权力空间进行了研究展望[66]。向岚麟等对英美文化景观中的权力空间研究进行了梳理[67]。林俊帆等对西方食物消费中的权力空间进行了分析[68]。刘云刚等从领域的视角对国外政治地理学中的权力空间进行了解读[69]。贺小婧等运用尺度政治分析的一般框架,对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的权力空间博弈进行了分析探究[70]。

5 结论与讨论

西方人文地理学有关权力空间的研究紧跟社会人文科学的步伐,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在主题上,国外地理学者对权力空间的研究侧重于从话语、身份、情感体验等人本意义上进行探讨,尤其关注了文本空间、话语空间以及情感空间上的权力关系。国内地理学对权力空间的研究起步较晚,总体仍处于对西方理论的借鉴与运用阶段。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权力开始从中央集权向地方政府分权,也就意味着要对权力下放并对权力进行监督[71],权力空间的运作风险在不断加大。同时,权力下放的过程也是权力空间不断向居民日常生活空间扩张的过程。在这些变动中,如何保证社会权力的公平公正,保证居民自身权力不被侵犯以及各种权力诉求能够表达,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政治体制改革将要面临的挑战。人文地理学作为研究人文社会问题的一支重要力量,探讨权力空间变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并提供治理建议是学科应有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M]. Sage Publications,2006:381-382.

[2] 马学广, 王爱民, 闫小培. 权力视角下的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研究[J]. 规划师,2008,24(1):77-82.

[3] Russel B. Power: A New Social Analysis[M].Unwin Books:Sovereignty,1975.

[4] Jordan T. Cyberpower: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yberspace and the Internet[M]. London: Routled-

ge, 1999.

[5] Lukes S. Power: A Radical View(the 2nd Edition)[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5.17:6.

[6] Luhmann N. Power[M]. QuTiepeng,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5:5-20.

[7] Stone C. Urban Regimes and the Capacity to Govern: A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M].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1993,15(1):1-28.

[8] Hindess B. Discourses of Power: From Hobbes to Foucault[M]. Cambridge,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1996.

[9] Rhodes R.W. Understanding Governance: Policy networks, Governance, Reflexivity and Accountability[M]. Buckingham: Open Univ. Press,1997.

[10] Rhodes R. W. The new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J]. Political Studies,1996,44(4):652-667.

[11] Smith N. Homeless/global: scaling places[A]. In: Bird J, Curtis B,Putnam T, et. al. Mapping the futures[C]. London: Routledge,1993.87-119.

[12] Smith N. Scale. In: Johnston RJ, Gregory D, et. al.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Z]. Malden, MA: Blackwell,2000.725-726.

[13] Swyngedouw E. Globalisation or "glocalisation"? Networks,territories and rescaling[J].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4,17(1):25-48.

[14] Moore A. Rethinking scale as a geographical category: from analysis to practic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08,32(2):203-225.

[15] Brenner N. The limits to scale?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scalar structuration[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1,25(4):591-614.

[16] 刘云刚,王丰龙. 尺度的人文地理内涵与尺度政治—基于 1980 年代以来英语圈人文地理学的尺度研究[J]. 人文地理,2011,26(3):1-6.

[17] 刘云刚,王丰龙. 三鹿奶粉事件的尺度政治分析[J]. 地理学报, 2011,66(10):1368-1378.

[18] 胡志丁,葛岳静,徐建伟. 尺度政治视角下的地缘能源安全评价方法及应用[J]. 地理研究,2014,33(5):853-862.

[19] Flint C, Taylor P J.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locality. 5th ed.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2007:26-28.

[20] Howitt R. Scale and the other: Levinas and geography[J]. Geoforum,2002,33(3):299-313.

[21] 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2]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Blackwell Ltd,1991.

[23] Foucault M. Power/knowledge[M]. Brighton: Harvester,1980.

[24] 任洪玲. 大衛·哈维资本批判理论的思想渊源探析[J]. 时代文学,2014 (11):137-138.

[25] 任政. 资本,空间与正义批判——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研究[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6):120-129.

[26] 李春火. 大卫·哈维空间视域的资本批判理论[J]. 学术界,2010(12):142-148.

[27] Thornton P M. From liberating production to unleashing consumption: Mapping landscapes of power in Beijing[J]. Political Geography,2010,29(6):302-310.

[28] Hozic A A. Hollyworld: Space, Power, and Fantasy in the American Economy[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29] Koskela H. ‘The gaze without eyes: Video-surveillance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urban spac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00,24(2):243-265.

[30] Christophers B. Visions of nature, spaces of empire: Framing natural history programming within geometries of power[J]. Geoforum,2006,37(6):973-985.

[31] Simonsen K. Differential spaces of critical geography[J]. Geoforum,2004,35(5):525-528.

[32] Manderscheid K. Planning sustainability: Intergenerational and intragenerational justice in spatial planning strategies[J]. Antipode,2012,44(1):197-216.

[33] Meah A. Reconceptualizing power and gendered subjectivities in domestic cooking space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14,38(5):671-690.

[34] Tyner J A. “Defend the ghetto”: Space and the urban politics of the Black Panther Party[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2006,96(1):105-118.

[35] Jones R. Spaces of refusal: Rethinking sovereign power and resistance at the border[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2012,102(3):685-699.

[36] Newman D. The lines that continue to separate us: Borders in ourborderless' world[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06,30(2):143-161.

[37] Naughton L. Geographical narratives of social capital telling different stories about the socio-economy with context, space, place, power and agency[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14,38(1):3-21.

[38] Clarke L, Agyeman J. Shifting the balance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thnicity, 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 and discourses of responsibility[J]. Antipode,2011,43(5):1773-1800.

[39] Collyer M, King R. Producing transnational spac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state power[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15,39(2):185-204.

[40] Ahmed W. From Militant Particularism to Anti‐neoliberalism? The Anti‐Enron Movement in India[J]. Antipode,2012,44(4):1059-1080.

[41] 魏偉. “酷儿” 视角下的城市性和空间政治[J]. 人文地理,2011,26(1):50-55.

[42] 王兴中,刘彦随. 中国大城市土地利用变化与空间阻力关系机制[J]. 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7,13(1):10-17.

[43] 王兴中. 中国内陆大城市土地利用与社会权力因素的关系—以西安为例[J]. 地理学报,1998,65(s1):175-185.

[44] 石楠. 论城乡规划管理行政权力的责任空间范畴[J]. 城市规划,2008,2:9-15.

[45] 杨宇振.权力,资本与空问:中国城市化1908—2008年—写在《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颁布百年[J]. 城市规划学刊,2009,1:62-73.

[46] 殷洁,张京祥,罗小龙. 重申全球化时代的空间观:后现代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J]. 人文地理,2010(4):12-17.

[47] 胡娟,方可,亢德芝,等. 城市规划视野下公共决策研究[J]. 城市规划, 2012(5): 51-56.

[48] 王成,王茂军,柴箐. 城市网络地位与网络权力的关系——以中国汽车零部件交易链接网络为例[J]. 地理学报, 2016,70(12):1953-1972.

[49] 刘超群,李志刚,徐江,等. 新时期珠三角“城市区域”重构的空间分析——以跨行政边界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2010(2):31-38.

[50] 刘云刚,谢安琪,林浩曦. 基于信息权力论的智慧城市建设刍议[J]. 人文地理,2014,29(5):8-13.

[51] 包蓉,罗小龙,吉玫成,等. 解读权力变迁下的新城空间生产——以南京市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5,34(1):60-64.

[52] 吕晓东,夏南凯. 从权力视角解读城市开发秩序[J]. 规划师,2013,28(10):105-108.

[53] 冯艳,叶建伟,黄亚平. 权力关系变迁中武汉都市区簇群式空间的形成机理[J]. 城市规划,2013,1:24-30.

[54] 罗小龙,沈建法.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增长联盟和反增长联盟——以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为例[J]. 城市规划,2006,30(3):48-52.

[55] 曾文,吴启焰,张小林,等. 中国城市空间反增长联盟的新特征——基于昆明市“94 号院”的实证分析[J]. 地理科学,35(5):551-557.

[56] 刘佳燕,邓翔宇. 权力, 社会与生活空间——中国城市街道的演变和形成机制[J]. 城市规划,2012(11):78-82.

[57] 林耿. 地方认同与规划中的权力建构——基于规划选址的案例分析[J]. 城市规划,2013(5):35-41.

[58] 郭环,李世杰,周春山. 广州民间金融街空间生产动力机制研究[J]. 世界地理研究,2015,24(02):49-58.

[59] 张若冰. 公共权力的共享——澳门新城区总体规划的返璞归真[J]. 城市规划,2014(A01):75-79.

[60] 林耿. 地理区位与权力——以广州市 X 市场为例[J]. 地理研究,2011,30(9):1577-1591.

[61] 林耿. 广东省就业空间的性别化及权力特征[J]. 地理学报,2010,65(4):427-442.

[62] 黄耿志,薛德升. 1990 年以来广州市摊贩空间政治的规训机制[J]. 地理学报,2011,66(8):1063-1075.

[63] 周尚意,吴莉萍,苑伟超. 景观表征权力与地方文化演替的关系——以北京前门一大栅栏商业区景观改造为例[J]. 人文地理,2010(5):1-5.

[64] 刘晨,朱竑,安宁. 文学旅游地的社会文化建构: 以凤凰古城为例[J]. 旅游学刊,2014,29(7):68-76.

[65] 葉超,谢瑜莺. 权力的空间意象——《癌症楼》的新文化地理解读[J]. 地理科学,2015,35(12):1585-1590.

[66] 安宁,朱竑. 他者, 权力与地方建构:想象地理的研究进展与展望[J]. 人文地理,2013,28(1):20-25.

[67] 向岚麟,吕斌. 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文化景观研究进展[J]. 人文地理,2010(6):7-13.

[68] 林俊帆,林耿. 意义, 权力与再物质化:食物消费地理新进展[J]. 人文地理,2014,29(6):40-46.

[69] 刘云刚,叶清露,许晓霞. 空间, 权力与领域:领域的政治地理研究综述与展望[J]. 人文地理,2015,30(3):1-6.

[70] 贺小婧,刘云刚,葛岳静. 钓鱼岛事件的尺度政治与言论分析[J]. 世界地理研究,2015,24(3):24-33.

[71] 顾朝林. 中国城镇化中的”放权”和”地方化” ——兼论县辖镇级市的政府组织架构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J]城市与环境研究,2015,03:14-28.

Abstract: With the reformation of the political power system, the power space governa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Power"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western human geography research, "power" and "power space" has accumulated a wealth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ults. It'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to understanding and summarizing the research on the space of power and power in the West.On the basis of elaborating on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ower, this paper combs the western society 's perspective on the theory of power space and summarizes the core theme of power space:① material space of power imagination, ②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power space, ③ power space and discourse, identity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④ special groups of power space. Finally, the author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tudy of power spa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China.

Key words: power; power space; social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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