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给文学以活灵活现生命
——看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演出话剧《白鹿原》

李龙吟

《白鹿原》是中国小说中的扛鼎之作。虽然这部小说从面世那天起就没停止过争议，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小说不但一直没有被人们遗忘，反而越来越显示其生命力。十年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由这部小说改编的话剧。去年，又有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问世。2015年末，陕西人民艺术剧院也上演了由小说《白鹿原》改编的话剧，三天演出，在西安一票难求。3月，又在京津两地连演八场，深受欢迎。

《白鹿原》是一部非常厚重的小说。这部小说包含的思想内容用博大精深来形容并不过分，当年就有人称这部小说是“开天辟地”。我不是文学评论家，在这里就不再跟着掺和了 。但是我可以有我自己看这部小说的感受，我的感受是多重的，评述这部小说不是我这篇戏剧评论的本意，我只能谈一点深刻的感受：《白鹿原》把家法、宗法、国法搅在一起，白家、鹿家两家都有严格的家法，两家的家法联合在一起就是宗法，生活在白鹿原的人，不管姓什么，都得按宗法办事，宗法统治着白鹿原，白、鹿两家在明示的宗法下暗中斗法，斗的就是哪家是白鹿原的真正的统治者。白、鹿两家的后代走出白鹿原，走出白鹿原的白、鹿两家后代要参与革命，要参与管理国家政权。然而，这些祖辈生活在西北农村的农民的后代，家法、宗法已经深深地烙在他们的脑海中，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是家法式的，他们参与政权的管理是宗法式的。用家法、宗法代替国法，是这个故事悲剧的根源，他们在白鹿原上斗，在更大的天地里还是在斗，斗的还是谁来掌权，谁统治谁。有着顽固宗法观念的农民革命的行为就是破坏，管理国家的理念就是动用家法。这一切看上去可笑，实际上可悲，结果是荒唐。白、鹿两家从家族争斗，进入到国家争斗，斗来斗去，两败俱伤。

这就是我理解的陈忠实先生在《白鹿原》要表达的思想之一。我不认为我理解的绝对正确，但是我可以这样理解。

把这样的文学作品改成戏剧，剧本改编者一定有自己的主观诉求，导演一定有自己的戏剧解释。最后展现在舞台上的戏剧作品成功不成功，还是看观众记住了些什么，看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是不是成为让观众在舞台上看到的活生生的人。

话剧《白鹿原》的编剧是孟冰。孟冰是编剧大家，十年前北京人艺那一版就是林兆华请孟冰写的。三年前，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找到孟冰，希望他为陕西人艺再改《白鹿原》。孟冰欣然从命。我们看到的陕西人艺版《白鹿原》和北京人艺版《白鹿原》确有不同。最大的不同是：陕西人艺版《白鹿原》的舞台场景更像一个宗法森严的旧中国社会底层，剧中的人物，更像塬上人。白、鹿两家的争斗，在冠冕堂皇的外表下，实则更加隐晦和激烈。我觉得小说《白鹿原》中的文字，在舞台上活起来了。

戏剧本来就是活动的艺术，是活人演活人给活人看。然而，对观众这些活人来说，舞台上的人是不是能让他相信的活人，则要靠演员这些活人的功力，靠一出戏的整体实力。陕西人艺这台《白鹿原》导演是胡宗琪。这是一位有才华的老导演，他对小说《白鹿原》的理解是深刻而准确的，他和话剧编剧孟冰的戏剧观念是默契的，他对戏剧艺术的表现手法掌握是纯熟的。陕西人艺这版《白鹿原》在导演的统一艺术构思下，艺术呈现是完整的，是高水准的。

首先，这部戏中群众演员的呈现是中国戏剧舞台上少见的。这部戏中的群众演员非常像古希腊戏剧中的歌队。而歌队曾经是古希腊戏剧中最重要的表现手段。伟大的哲学家尼采曾经说过：“在古希腊戏剧中，除了歌队，没有别的。”歌队在古希腊戏剧中起着抒情、阐述、强化、推进等重要的作用，曾经是戏剧中不可替代的成分，后来随着戏剧的发展，歌队几乎消失了，而歌队所起的作用从来没有消失，只不过被其它形式所代替了。把近50万字的小说改编成不超过4万字的话剧，用歌队这种形式来穿插说明是最好的形式，而这种穿插说明又不能是生硬的、和戏中人物脱离的。在胡宗琪导演的艺术处理下，塬上的农民群众，用古希腊歌队的形式参与表演，他们本身是白、鹿两家的亲属，一会儿又变成剧情的说明者，而且是“群口”的表演，一句接一句，像是村里老娘们儿在“嚼老婆舌”，又像是旁观者在议论，对于剧情的推进大有好处，对于没有看过小说的观众理解剧情大有好处。当舞台上出现教堂，一群唱诗班的修女站在台上唱着“赞美诗”时，我真是觉得美爆了。这是歌队，又是群众演员，又是剧情的说明者。我还没有见过中国戏剧舞台上，借鉴古希腊戏剧中的歌队借鉴得这样完美。这种戏剧艺术的表现是非常成功的。

一出戏在一种艺术手法上表现的完美，绝对不是一个方面的优秀，而一定是整体的优秀。《白鹿原》中歌队的完美呈现，在于它和这出戏的整体表现是吻合的。《白鹿原》的舞美是高水平的。简洁而充满内涵。我进入剧场时，看到舞台上空空如也，我想这不是“光腚台”吗？难道是首场演出舞美还没准备好？戏开始了，舞台上移动出高大的古老建筑的山墙，山墙的移动形成各种舞台空间，威严而又有些阴森，在这样的空间施家法、展宗法，给观众的感觉是压抑的。在这样的舞台空间中明争暗斗，气氛是恐怖的。这就是成功的舞台空间。而不论是在白家、鹿家、朱家、祠堂，还是农会开大会，舞台的大道具其实都是“一桌两椅”，这又不能不说是舞台美术老师对中国古典戏曲美学的融会贯通的掌握。还有灯光和音响，都对剧情起着关键的推动作用，帮助剧中人物更好地表现内心的冲突和情节的进展。一句话，这出戏是“一棵菜”。

我看陕西人艺的戏不多，这次我由衷佩服陕西人艺有这样多的好演员。整台演员的表演是统一的，反映是准确的，我说的是微小的反映是准确的，而微小反映的准确一定来源于导演的整体要求，来源于演员对剧本的准确而细微的理解，来源于所有的演员在舞台真实的反映。比如小文和没有同房的媳妇只有一场戏的几次照面，尽管都不在舞台中央，舞台上的桥段也不是他们两个人的戏，可是这两个演员的碰面反映是有微小的变化的，是完全符合人物的。这在现在的舞台上，在群众演员身上是不多见的。而小文媳妇确实只是个群众演员，她都这么认真。说明这台演员对艺术，对人物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小文、黑娃、小娥三个人开会那场戏，三个人之间坐着的姿势的几次变化，是在彼此间的观察中进行的，我相信这可能不是剧本中所提示的，而是演员在导演领导下，对人物的准确分析后在排练中即兴加上的，这样细腻的人物反映，是戏剧深刻好看的重要环节。还有那个演杨排长的，只有一段戏，那个人物就出来了，真有点儿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全国第一届话剧汇演中，总政话剧团李维新在《万水千山》中扮演的那个俘虏兵，一段台词，就拿了个全国话剧汇演一等奖。所以说，在戏剧中，“只有小角色，没有小人物。”每一个人物不论大小，都可以出彩儿。当然，一部戏的主要人物能不能立得住还是最重要的，饰演白嘉轩的蒋瑞征个子不高，但一身正气，表现了腰杆子硬又有一幅柔弱心肠。饰演鹿子林的管越，开始时看上去也是个正人君子，后来显露出淫荡本性是个复杂的人物。我特别赞赏那个演白灵的小姑娘，她上场时的撒娇的夸张表现非常可爱，她要求入党时的感觉也是纯真的，后来她服从组织需要成为人妇，表现出来的悔恨也是出自内心的。这么年轻的演员，把人物层次表现得如此分明且自如，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还有其他演员都非常到位，我只是不能一一列出了。如果有一出戏中有一个演员有光彩，那一定是这个演员的个人水平高出一般，但如果说一台演员的表演都让人称道，那一定是这个剧团的整体水平高出一般。我认为这台戏反映出陕西人艺目前的艺术状态是好的，是让艺术家能够焕发出艺术青春的。我点赞。

《白鹿原》的原著是深邃的，内涵是丰富的。他对中国人“窝里斗”的揭露是不留情面的，他对底层人对革命理解的肤浅和暴力实施的揭示也是痛心疾首的。这都是陈忠实先生的对人生的深刻认识和无情鞭挞。话剧《白鹿原》保留这样的精神实质，并让这些以往的荒唐和残酷活生生地出现在舞台上，活生生地表演给观众看。这对没有看过小说的观众，对看小说还不能深刻理解的观众，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瑞典戏剧家斯特林堡说过：戏剧是穷人的“圣经”，是目不识丁的人看的插图“圣经”。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戏剧使文学形象地活起来了。他能让更多的人理解看文字时不能理解的内涵。作为戏剧人，这是责任，也是荣耀。

但是，我想说，思想深刻的东西不一定人人都喜欢。话剧《白鹿原》如果听到不同的声音不要奇怪，主创队伍要沉得住气。首先要想到这部戏确实不是天衣无缝的。比如戏的线头还是多了一些。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哪一个细节都不是可有可无的，但是，改编成戏剧，必须要有取舍，取舍的前提就是服从戏剧逻辑，放弃文学逻辑。这样才能把戏改得更好。

习总书记一再强调，艺术要有人民性。他又强调，艺术不能有高原没高峰。把有人民性的作品，带出高原，走向高峰，我看才是中国艺术家们当前最该着急的事儿。中国话剧的高峰作品是什么？喜欢话剧《白鹿原》还是不喜欢的，还是一起研究研究这事儿吧！

陕西作家群不愧为习总书记的老乡，他们的作品还真有人民性。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秦腔》，陈忠实的《白鹿原》，主要人物都是普通老百姓。而把《白鹿原》这部反映最基层老百姓的优秀文学作品改编成话剧，是不是能出现戏剧高峰呢？

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