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姑屯事件后的东三省

蒋廷黻（1895—1965），历史学家、外交家，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等职务，其著作《中国近代史》是国内近代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

所有上过国际关系课的学生都知道我国东三省是远东的风暴中心。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有许多学生是来自东北各省的。何廉博士和朱偰都对山东河北农民移居东北以及东北地区的国际贸易问题感到极大兴趣。地质学家曾经估计过东北地区的煤铁资源，指出：中国如果要成为工业化国家，一定要依靠东北的矿藏。因此，南开校长张伯苓于1928年夏发起一次东北研究旅行。皇姑屯事件（大元帅张作霖被日本地雷炸死）后不久，我们到沈阳。因此，政治情况很紧张。事实上，东北正陷于极深的危机中，其严重情形远超过我们当时的想象。张作霖控制东北约二十年，他没有读过书，但所有见过他的人都称赞他精力充沛，聪明过人。不管怎么说，事实上，他左右的人都很能干，均有行政天才。当时中国任何地方的经济情况，都不如张作霖统治下的东北。

在沈阳，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一般人都称他为“少帅”，在接待我们时表示非常悲痛，他当时打吗啡，身体瘦弱，面色苍白，精神紧张。从沈阳我们乘火车到吉林，吉林位于松花江畔。吉林人的笑貌、温柔和美丽令我们想起了江浙。在日本压迫下，从吉林至朝鲜东北角正修筑一条铁路。我们和一群测量工程人员到东部六十里以外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中国广袤的土地，茂密的森林。有人小声告诉我日本的阴谋计划。那里有恐吓，也有仇恨。

我们从吉林再到长春，住在山本旅社。日本已经控制了那里。翌晨我们赴哈尔滨。哈尔滨是中国东部铁路干线上的大都市。那里有宽阔的广场、圆环、笔直的大马路，一看就知道这是受了俄国的影响。哈尔滨的工商业均甚发达，另一方面也有政治阴谋和卖淫。那儿有中俄合璧的奢侈；有俄国歌剧，美国爵士乐和中国的胡琴。

布尔塞维克在俄国革命后，中国收回一半中东铁路。其他如沿途的地方政府机构，沿途的电信机构，路边的狭长地区等沙皇从清廷手中窃夺的权益也已经收回。为了控制并管理最近收回的权益，中国政府成立了所谓哈尔滨特区。1928年的行政长官是张焕相将军。他是东北地区中国最重要领袖之一。张有一个野心，要将哈尔滨变成一个纯中国都市。他利用中东铁路的利润创办了好多所中小学，校舍都是中国宫殿式的，他计划将分散的哈尔滨工科、商科、法科等学院合并成一所最具规模的大学。他建立一座孔庙，其外观之壮丽要超过俄国的教堂。在张氏治理下，哈尔滨特区已经向所有的外国居民收税，甚至包括了日本人。当初日本人根据治外法权拒绝缴纳。张氏定期公布税单，说明何人缴税何人不缴。此举，引起各国人对日本人的不满。最后，日本人也只好让步，缴纳税款了。

说到缴税事，我曾和美国驻哈尔滨领事汉生先生（我想应该是叫汉生）谈过。我问他要美国居民向中国政府纳税有无困难。他说，因为哈尔滨的美国居民要有更好的街道，更好的电讯设施，更好的卫生环境以及更多的安全防护，因此，没有理由不缴税。事实上，总领事汉生已使美国侨民在哈尔滨起了示范作用。

沈鸿烈将军当时成立一个船队，在松花江上行驶。他有一个造船厂，能够造船和修船，由一位留美工程师主其事。

在哈尔滨，我们透过一位南开校友的介绍，见到当地的商业领袖。他们都是暴发户。商会会长是一个身体魁梧的山东人，他当年由山东到东北做苦力，现在他已有八千万元的财产。我们去参观修筑铁路工程，铁路起于松花江北岸，正对着哈尔滨，向北方修筑。负责修筑的人是谁，如今已不复记忆，但他那股热诚干劲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我们问他铁路的经费来源时，他说，这条路是靠他自己建筑的。他解释说，当初他只得到很少的一笔款子，利用这笔钱他先修了二十里，开始营运后，载运大豆，业绩非常好。农人们大批移居北方，开垦了更多的土地，也生产了更多的大豆。事实上，这些人都相当地明了，铁路什么时候要延长了，要延长到什么地方，于是他们就将大豆储存在那儿，待铁路延長到那里，就交给铁路局托运。铁路延长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从哈尔滨我们到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黑省教育厅长是南开毕业生。经过他的介绍，我们会见了许多政府官员。和在哈尔滨一样，一般所谈的都是经济发展，特别是修筑铁路的伟大计划。

归途，我们换了一条新铁路，该路横贯黑龙江省西部。我们看到一望无垠的大地，几乎是没有人烟。到了一个地方，我仔细请教一位省府秘书：“谁保护我们？土地是谁的？”他说：“这些地都是万福麟将军的。”他用手指一下火车两旁的土地。过了半小时我又问他同一个问题，他的答案也是相同的。那天晚上，我们住在铁路旁的一个小镇上。我看到镇上有电灯，这当然令我吃惊不止。店主告诉我电灯厂是万将军建立的。“好啊！”我说，“如果像你们这样的小镇万将军都设法供电，他一定是个大大的好人。”“是的，是的，但是他不论我们需要不需要，每家都收电费，而且收费的标准也是他自己定的。”店主回答说。这实在是一种发展经济的新方法。

东北研究旅行中，我发现很多地方都用上述的方法筹办地方事业。大豆出口是由政府银行统筹办理的，事实上，政府银行起先就是张作霖的私人企业，后来成为张少帅的私人企业。酒厂、典当业以及面粉厂等都是如此的。表面上是公开的，私底下张大帅和他的部下是将东北的财富进了他们的私囊。不过，东北人民的生活却较中国其他各地的老百姓好得多，这不仅是地方政府比别处好，也是因为东北是一个新开发的富庶地区。

我们听说老帅的得力助手是杨宇霆。据说他负责东北的开发和东北的外交事务。因此，我希望有机会和杨谈谈。出乎意料的，居然没有人愿意居中介绍。有一天，有人示意我，如果我真想见杨，只要直接打电话到杨的家中即可。我很怀疑，因为我想像他那样地位的人物不会那样容易就见到。但当我离开沈阳的前一日，因为还有余暇，我想打一次电话也无害处。早餐过后，我立即打电话。杨的秘书告诉我杨即刻就可以接见我。时间是七点多钟。这么早就接见客人，他确是个不凡的人。endprint

我出示名片后，杨立刻接见我。我们谈了一个小时，他问我都参观过什么地方。我把参观的大致情形告诉他，他说明当时正在发展中的许多企业其背后的真正目的。他对东北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主要是在交通方面。他想建立两条铁路干线，都是以葫芦岛为终点。其一，建于东北的东北部，在沈阳穿过南满铁路，经过吉林省会永吉，延伸至吉林省的东北角。另一条是从葫芦岛一直向北，沿蒙古边境及整个黑龙江省。此一计划，据杨解释，不仅可以开发北满，而且可以鼓励日本步中国之后尘，进入俄国的势力范围。困难是在南满。因为新路线中有一条是与南满路平行的，而另一条路要在沈阳穿过南满路。杨进一步指出：“在筑路初期，这些铁路表面上看是南满的支线。过些时，我们就日以继夜地建立某些连接路线，把许多支线连接到一起，成为一条独立的干线。”

我告诉他，据我了解日本人对铁路管理很有效率，我担心中国铁路不能和他们竞争。他一点都不担心。他说他可能降低运费，并可用增加地税的方法来弥补亏损。东北铁路所运的货物主要的是大豆，如果对农民的运费降低，再征收较高的地税是相当公平的。再说，他可以以出口大豆的收入来弥补，因为大豆出口是政府统筹办理的。

杨的结论极为精明，令我解除对日本的顾虑。早晚他们之间是要摊牌的。东北不能独自对抗日本，中央政府对他们的帮助既不能确定也不会充足。我向杨表示我的关切。他认为我的所见很对，他又继续说，东北的既定政策是避免和日本公开冲突。他的策略是不阻止日本扩大它的经济利益。他说，事实上，他让日本从他所创办的企业中去获得好处。他的目的是要比日本进步快，日本迈一步，他一定要迈两步。中国内地移民到东北的人数每年约一百万，时间对中国是有利的。东北应否是民国的一部分他认为不足重视。事实上，中央政府对东北的统治权也只是有名无实。杨不愿表示忠于南京政府，因恐此举触怒日本。在我们长谈结束时，杨说：“我知道你们关内人都以为你们自己是爱国的，而我们关外人是不爱国的。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我们和你们一样地爱国。东北是我们的；中国人一天天地多起来。日本最低限度不能反对我们在东北办教育，创立中国学校。日本最低限度不能反对我们发展农业。日本将高兴我们增加农业生产。在许多方面中日双方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不错，在某些方面，我们彼此间是有冲突的，你们关内的同胞只会摇旗呐喊，放言高论。我要提醒你们，这种举动是危险的。如要你们使东北与日本公开对抗，恐怕不待关内一兵一卒来解救我们，日本已经予我们致命的一击了。你们没有力量予我们军事援助，也不必促使我们和日本公开冲突。”杨的一篇大道理虽然令人感到不快，但却很令人感动。

当我们在东北时，沈阳谣传杨与少帅之间不睦。因为此事牵涉两位最高领导人间的内在关系，我不愿讨论此事。杨了解我对此事的关切，他自己却先谈及此事。“我知道，”他说，“大家都怀疑我在大帅去世后，要做东北首屈一指的领导人。我是亲自看汉卿长大的。我是忠于张家的。我要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的先例。我要和周公一样将来交出权力。”汉卿是少帅的号。尽管杨表示了他的忠心，但在我们晤谈后三周他被少帅给枪毙了。

杨引用周公和成王的故事来说明他与少帅间的关系，似乎是很不妥的。三千年前，有一个国王驾崩，他年少的儿子继承了王位。新王的叔叔周公摄政。据中国历史传说，周公尽忠职守。待新王成年后，周公还政于新王。这是中国熟知的一段故事。但是我想杨用此一故事来作比喻是不适当的，因为少帅张汉卿虽然被称为少帅，彼时已年满三十。他不能用周公对他侄子的方式来对待少帅那样年纪的人。此种比喻，我想，不免暴露了杨的傲慢态度。至于他对东北的中日关系的分析，我倒感到是对的、是高明的。

1928年夏，东北形势渐渐转变得对中国有利。这是毫无疑问的。山东河北的农民有很多移居到东北各省。俄国已经停止前进，尽量设法固守沙皇时代给它留下的特惠和权利。当地政府尽速建筑铁路。有些地方由日本在经费和技术方面给予支持，有些地方日本秘密或公开予以反对。葫芦岛筑港工程已经开始。东北大豆正大量出口。在国际贸易方面，东北是中国仅有的出超地区。东北当时是一片好景，人人乐观。

张作霖原系东北一名土匪。他在与北方军阀周旋过程中表现了他的绝顶聪明。他能对人用而不疑，因之，他的部下也能善尽厥责尽忠于他。但是，他的出身和他的封建政治意识使他与知识分子间产生距离。我就不大喜欢他，但我在旅途中听到一段传闻，这段传闻使我又减低了对他的反感。传闻是这样的：有一次张作霖到旅顺大连向日本作官式访问。日本人趁机向张氏夸示日本在旅大两港的成就。“看过我们日本人在旅大的成就后，”日本人说，“你们一定不想收回旅大了。”“正好相反，”张大帅回答说，“我今天看过后，就更想收回来。”从这件事看，老帅也是爱国的。

东北其他政界领袖也是爱国的。我对他们的爱国热忱绝不怀疑。中国其他各地的领袖亦复如此。中国在1928年有足够的爱国分子。问题是：单凭爱国热忱是无法阻遏一流强权侵略的。20世纪是民族爱国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人都是爱国的。所不同的是各国间工业、教育、衛生和福利事业发展的程度不同而已。

如以上述各项衡量，东北的政治措施，乃至全中国的政治措施都是不够的。军政两界的爱国分子都认为兵工厂、铁路、出超的贸易是强国的条件。但是，他们忽略了健康、受过教育、能做事的人民才是强国的基本条件。1928年的东北，即使是本身财政困难，又受到日本的干扰，地方政府在教育和保健方面还是做了很多事。扩大政府垄断的范围，增加了对工商界的一般法令规定。因此，东北人民尽管较其他地区的人生活优裕，但也感到不满。所以，东北虽云富庶，居然也出现了盗匪，甚至打进很多县城。我们走到任何地方，都要小心土匪。当我们参观吉林东部铁路修建工程时，他们告诉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要停留十分钟以上，否则就可能被土匪绑票。在哈尔滨他们不要我们出城。在四平街我们住在一个粮商家，房顶上、大门前都有荷枪实弹的哨兵。东北，正如1928年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具有繁荣社会的农业工业资源，但地方当局未能充分加以利用。endprint

参观中国各地，我们不仅用我们的耳朵和眼睛，而且要用我们追根究底的好奇心。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问：“这地方五百年前是怎样的？一千年前，两千年前，甚至更早的时期是怎么样的？这一省、这一县是如何设立的？过去曾经重要而美丽，今日是否应该如此荒凉，甚至成为废墟？这一省在一千年前为什么是伟大的？在中国各省发展方面，何以某些省份进步快，某些省份落后？何以有的省份在某一时期很进步后来又远落他省之后？”如果中国太平，交通便利，我要旅行全国，率领一群历史家、地理学家，以便在旅途中讨论中国各省历代发展情形。

无疑的，中国正致力于保存其固有的历史文化。在民族文化方面，目前的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在这方面，中国与希腊、罗马、埃及、巴比伦以及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截然不同。

原始的中国，也就是说大约三千年以前的中国，局促于黄河中部地区。中国向四方扩展的经过是一部伟大的历史故事。各地区是如何纳入中国版图的，有些已经渺不可知。就以我们湖南为例：它是什么时候成为中国一部分的？它是否因为战争才纳入中国版图的？不是的。是根据条约吗？也不是的。它是渐渐地，经过几千年的时间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其确定的时间已不可考。事实上，它是由中国其他地区的农民移往湖南溪谷地区，渐渐使溪谷地区人口稠密起来，把土著挤到山上去，才渐次形成的。湖南以外，中国还有很多其他土著地区，早已具有规模。长江两岸是旧时的楚国的地方，很早就建立了国家，国号是楚，与中国北方各国争雄。长江口一带，即今之江苏省，也早就建立国家，国号是吴。江苏以南，即今之浙江和福建，为过去之越地，也早已建立国家，与群雄争霸。

我们不妨检查一下中国的方言，就可知道。上海以北和以西的地区说的是普通话，也就是所谓的国语，广东以北和以西的地区，也说普通话。何以中国的方言只流行于东南沿海各省？据我推测：当中原人口进入沿海地区时，当地的土著人一定就已经相当开化了，无论在人数上和文明方面均占优势，于是中原古代的语言和当地土著的语言混合的结果就成为当地的方言。

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因素对中國是有利的。此一因素即居民中的种族差异不甚显著。可以说在众多的世界人口中，中国的种族意识是最薄弱的。因为在发展过程中，若干世纪以来，我们都是自己的种族和自己的种族混合。因此，中国人的种族意识淡，文化意识浓。

新星出版社

2016年8月版

责任编辑：杨英瑜

定价：58.00元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