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体制与军工实践
——兵工署第二十一厂运行模式考察

2017-10-15 11:17杨向昆
华大史学研究 2017年1期
关键词:重庆

杨向昆

抗日战争爆发后,军事工业的兴衰对于抗战的胜败至关重要,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工业近代化的重要时期。因此,抗战时期军事工业问题是抗日战争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军事工业研究主要集中在军事工业内迁、外国军事援助、军事工业组织、财产损失、军工人物与个案研究等方面[注]抗战时期军事工业研究成果较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清末至民国的兵器工业》,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8年;陆大钺主编:《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年;王国强:《中国兵工制造业发展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曾祥颖:《中国近代兵工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王安中:《国民政府军事工业研究》,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年;乔伟:《克虏伯与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天津:天津出版社,2001年;李嘉谷:《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贷款与军火物资援助》,《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黄立人:《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工业科技》,《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陆大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兵器工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戚厚杰、奚霞:《抗战中重庆兵器工业基地的形成及其意义》,《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黄立人:《抗日战争时期工厂内迁的考察》,《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之上,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兵工署第二十一厂(以下简称21厂)为对象,重点研究该厂在与战时体制互动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运行模式,希望由此以点及面,贴近当时当地的实态,动态地呈现战时军事工业在坚持抗战的同时寻求生存和发展的具体路径,以探究后发展国家军事工业的成长机制。

1928年6月15日,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宣言:“中国之统一,因全国人民奋斗与牺牲,正告完成。”[注]《时局关系重要文件汇存》,《国闻周报》1928年6月24日,第5卷第24期。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权,成为新的全国性政权。遵照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议[注]1928年8月8日至15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议通过《整理军事案》中要求:“军政军令,必须绝对统一。军队之组织更需十分完备……破除旧日一切以地方为依据,以个人为中心之制度及习惯,中央军事系统及组织如另图。”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538页。,为统一政令军令,整军建军,11月21日,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行政院军政部条例》,规定行政院下设军政部,管辖陆、海、航空、兵工、军需各署。在此之前的11月6日,国民政府任命军政部政务次长张群兼任兵工署署长,并于11月11日在南京杨将军巷正式成立兵工署,为统理全国军工及一切有关军工建设事宜之最高管理机构,这标志着中国的军事工业开始逐步纳入国家的统一管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一、战时体制的形成及其内容

国民政府对军事工业的整顿刚刚开始,“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短短4个月零18天,东北三省全部沦为日本殖民地。紧接着日本军队又于1932年1月28日突然进攻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事变之后,曾短暂迁都洛阳的国民政府在1932年3月1日至6日召开的四届二中全会中,“讨论了上海战事,决定对日方针,并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41页。。这表明局势的发展使国民政府意识到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需要早做打算。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在忙于“围剿”共产党。“蒋介石于1932年在庐山召开‘剿匪’会议,7月对鄂豫皖、湘鄂西两处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同年12月,又调集50万之众大肆进攻中央苏区。”[注]吴斯伟:《俞大维与国民政府的兵工建设(1933—1945)》,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6页。鉴于此,国民政府确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规定“攘外”即反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安内”即平定反蒋势力和“剿共”[注]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八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2页。。这是战时体制形成的第一阶段,此时虽然开始制定对日政策,但工作重心却在“剿共”。

(一)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到“抗战建国”纲领

在蒋介石如火如荼围剿共产党的时候,日本正在一步一步蚕食中国,“1933年2月进犯我长城诸口,1935年11月策动‘华北特殊化’,企以冀、晋、察、绥、鲁制造第二伪国”[注]王国强:《中国兵工制造业发展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第93页。。面对危局,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四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以冯玉祥等二十人联名提出的‘救亡大计案’,其主要内容为:(一)切实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二)大赦政治犯;(三)精诚团结;(四)充实军备;(五)注意防灾救灾等七项”[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261页。。接着在1935年年底召开的国民政府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宣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287页。同时表示和平、牺牲到了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以这两次会议为契机,国民政府逐步开始调整对日政策,工作中心有转移的趋势,这是战时体制形成的第二个阶段。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国防会议组织调理》,决定成立国防会议,蒋介石在会议上作了《外交的限度与组织国防会议之意义》的报告。后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联共抗日”的主张。这标志着国民政府已经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为抵抗日本的侵略积极准备,这是战时体制形成的第三个阶段。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更好地动员全国各方面力量进行抗战,制定各种方针、政策和纲领,国民政府于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注]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有20个,主要包括:《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对于军事报告之决议案》、《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战时土地政策草案》、《确定文化政策草案》、《工业政策实施大要案》、《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案》等。。蒋介石指出:“吾人此次抗战,固在救亡,尤在使建国大业不致中断。且建国大业,必非俟抗战胜利之后重行开始,乃在抗战之中,为不断的进行,吾人必须于抗战之中,集中全国之人力物力,以同赴一的,深植建国之基础,然后抗战胜利之时,即创建国大业告成之日。”[注]蒋纬国:《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二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第9页。至此确立了我国的战时体制。

(二)“抗战建国”纲领内容

这种战时体制在政治上表现为从这次会议开始,国民政府确立总裁制,建立起了集中化和一体化的战时集权政治体制,以便于国家权力在战时高度集中,达到快速、高效的目的。经济上主要表现为实行统制经济,依靠行政法律等强制手段,直接干预或管制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以满足战时需求。《抗战救国纲领》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484页。这成为战时制定各项经济政策的基本依据。军事上主要表现为改组国防最高会议。国防最高会议相当于抗战司令部,其与军事、外交、财政、经济、交通等有密切的协作,其主要职权是“决定国防方针、国防经费、国家总动员以及其他与国防相关的重要事项”[注]赵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51页。。在战略上蒋介石提出持久抗战的思想,指出:我国抗战之一贯方针(一)持久抗战——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抗战决心;(二)全面战争——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全局;(三)争取主动——我能处处立于主动地位,然后可以打击其速决之企图。生活上主要表现为提倡节俭,蒋介石勉励全国党政人员欲求贯彻抗战建国之目的,端赖全国上下共懔忧患,交相惕励,痛革豪华之生活,奋发刻苦之精神,厉行节约,长养国力,乃足重开艰难之前路,完成救国之事功。思想上主要表现为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为国民在精神上之共同目标”[注]蒋纬国:《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二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第12页。。这种战时体制的确立对军事工业在战时的调整和发展影响很大。

(三)军事工业调整方案

调整军事工业是国防战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时体制下,为了有效地推进军事工业的改革,强化与提升中国对抗日本侵略的军事力量,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1929年10月31日,行政院颁布《兵工厂组织法》,对兵工厂的性质任务和机构设置作了统一的规定:“兵工厂直隶于军政部兵工署,制造陆海空军军用各种兵器、弹药、器具及材料,兵工厂设厂长一人,综理全厂事务,如有必要可设副厂长一人,兵工厂设置总务处、审计科、工务处、审检处、技术委员会、教育委员会。”[注]《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三辑),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第231页。在此基础上,1931年7月15日行政院又颁布了《修正兵工厂组织条例》,在精简干练和绝对服从的原则下,进一步完善军事工业的组织与管理。1932年8月,参谋本部第一厅提出《兵工厂整理计划草案》,内容包括整理原有兵工厂和建设新兵工厂。1933年1月,俞大维任兵工署署长后,依据军政部拟订的《全国军事整理草案》,按国家财力与国防需要,整顿各兵工厂。同时,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也建议蒋介石“全国必须改革经济并以德国的技术和物资援助建立军事工业”[注]F.F.Liu,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p.97.。

关于生产计划方面,国民政府于1941年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国防工业战时三年计划纲要》,确定“今后三年国防计划之主要方针之一为加速促进兵工需要原料及制品之生产,以应军事需要”[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0页。。该纲要的核心是完成之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制定的《国军三年建设方案》所规划的20个军之全部编制所需的武器配备及弹药补给。

在生产管理上,军事工业为降低产品成本,建立了科学的财务管理体系,于1934年5月正式公布了《兵工会计实行规则》:“为执行《兵工会计实行规则》,兵工署又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诸如:实行查账制度,逐步统一会计规程;完成成本会计,以得精确之稽查,实行科学管理以及设备折旧之计算等。”[注]柴文官:《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兵器工业(1928—1949)》,《兵器企业管理》1992年第3期,第88页。为提高产品质量,1935年5月,兵工署制定了《废兵器处理规则》[注]曾祥颖:《中国近代兵工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148页。。1936年6月兵工署技术司制订了《验收各兵工厂成品暂行办法大纲》,规定由技术司各科派出成品验收员,长期分驻各厂负责验收该厂成品,凡未经验讫之成品,一概不得出厂。随后,军政部又陆续颁布《军政部所属各厂机器验收规则》、《军政部兵工署各厂材料运输损失核销暂行规则》、《出品质量奖暂行办法》等法令。

在人事管理和行政管理上,为了加强对军事工业工人的控制和管理,1932年1月18日,行政院颁布了《兵工厂直辖各厂工人待遇暂行简章》,规定兵工厂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招收工人必须由工厂组织考试委员会,应招工人经考试录取后方可入厂工作[注]柴文官:《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兵器工业(1928—1949)》,《兵器企业管理》1992年第3期,第87页。。1940年6月军政部颁布《军政部兵工署所属各厂暨各厂筹备处公积金支用条例》。1940年11月,军政部颁布《修正军政部兵工署直辖各厂工人待遇暂行规则》,1943年,颁布《各厂(处、会)警卫稽查组工作纲要》。

以上调整仅仅是形而上的制度层面,而实际的运行模式是在形而上的制度与实际的环境、人的价值观念、执行过程的互动中最终形成的。柯武刚认为:“制度经济学关心的是分析各种具有协调功能的规则和规则集,以及这些规则和规则集的实施对经济后果的影响。制度经济学还与制度如何在经济环境的变迁中演化有关。简言之,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生活与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注]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4页。透过制度经济学视角,战时体制下的军事工业管理运行到底如何呢?

二、兵工署第二十一厂近代科学化的运行模式

21厂前身是创办于洋务运动时期的金陵机器制造局,在南京政府成立初期已有一定规模,是国民政府主要军事工业企业之一,历经战前对军事工业的调整、内迁,战时的进一步整顿、艰难生产,战后的复员等各个阶段,是抗战时期大后方规模最大、员工最多、管理最完善的军事工业,是供给前方作战所需常规武器最主要的生产基地。因此对其进行个案考察,一定程度上能够动态展现战时军事工业运行实态。

在国民政府接管初期,金陵兵工厂运行问题颇多,充斥着“军阀式”管理。以1928年至1931年担任厂长的黄公柱[注]黄公柱担任金陵兵工厂厂长期间,虽然是外行管理兵工厂,厂纪废弛,贪污成风,工厂发展并不好但并非一无所为,其对于该厂工人经济生活方面,颇能提倡改良,自就职厂长以来,即指定政治指导员李国典、总务科长陈丽生等,积极筹办工人经济建设事宜,如工友消费合作社,及工人子弟学校与艺徒学校,又工人俱乐部、图书馆等,不遗余力。见《金陵兵工厂近况》,《军事杂事》1929年第8期,第3页。为例,其担任厂长期间,中饱私囊,任人唯亲。自厂长至不少部属,常常上班迟到,更有甚者,工厂管理层赌博之风泛滥,会计课长自以为是厂长的心腹,竟然用小皮箱装满钞票,借给同僚作为赌资,黄公柱在担任厂长的四年中,贪污款项竟达400万银圆之巨[注]郑洪泉:《李承干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38页。。这种“军阀式”的管理,使厂内的生产陷入近乎停滞的状态。“所仿制的德国马克沁重机枪及美国勃朗宁手枪,每个零件都不是按照设计图纸制造,而是由工人依照枪械式样来制作。这就导致了一枪零件只能配一枪使用,不能调换,更不能各枪互换,这对于连续发射的机关枪来说是很不利的。”[注]郑洪泉:《李承干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38页。厂内生产效率之低可想而知,以至于工人无心工作,企图另谋出路,当时整个军事工业运行状况之糟糕于此可见一斑。

在战时体制下,21厂为了革除弊病,支持抗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顿,之后其运行模式有很大的改善。

(一)逐步完善的组织机构

兵工署于1931年7月颁布《修正兵工厂组织条例》,金陵兵工厂根据条例,初步建立了近代科学的组织系统,设厂长一名,在厂长之下,设立了工务处、总务处、会计处和审检处四个部门。工务处设处长一人,处员、技术员、司事、司书若干人,下辖图案室、物料库、制枪厂、制药厂、器材厂、成本会计室、土木工程室等部门,主要是督率这些所属室、库、厂各职员,指导各厂从事制造,改良产品,是整个企业的中心。总务处设处长一人,下辖文书课、会计课、庶务课、购料课、医务科、军械库、警卫队、职工子弟学校等部门,主要是指导所属各部门为兵工生产服务。审检科设处长一人,处员、司事、司书各若干人,下辖材料试验室和兵器试验室,主要是负责试验和检查本厂购用的材料和出产的产品。而审计处则主要负责“审核全厂预算、决算及各处、课、库、队领款单据,报销清册即点查厂中购入物料之数量,并一切统计事项”[注]王国强:《中国兵工制造业发展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第258页。。另外“还设有副官二至四人,处理日常事务。各课、厂、室、库、校等分别设置课长、厂长、主任、库长、校长各一人,课员、厂员、司事、司书、技术员、医生等若干人”[注]江苏省文史资料编辑室编:《江苏近代兵工史略》,见《江苏文史资料》(第28辑),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88年,第66页。。此时金陵兵工厂的机构设置已初具现代化企业管理雏形,但仍有一些不尽合理之处。比如审计方面权责不明,职工福利缺乏专门机构,技术激励明显不足,产品检验机构有待加强等。不过,内迁重庆之后,21厂的组织管理系统有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在厂长之下,增设了主任秘书和秘书室。主任秘书是秘书室首长,负责管理秘书室及辅助厂长处理厂务,秘书室主要职责包括“本厂各项行政计划之翻查筹拟、本厂机要事项之处理筹拟、公文稿件之审核、出席厂中各项有关会议、厂中各部分间联系事项之办理、传达厂长命令于出差人员及各办事处及办理通讯联络等事”[注]《兵工署第二十一厂办事须知草案》,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0001000420000001,1944年8月1日。。这种设置分担了厂长的部分杂事,使厂长有更多的精力统筹全厂,适应了不断扩大的工厂及增多的业务。其次,工务处之下,专门增设总工程师室负责技术研究,使工厂能够集中力量进行出品性能和军工技术研究,促进技术创新,缩短技术转化周期,同时增设工具厂、机器厂、动力厂、砂厂、火工厂、铁厂、木厂、热处理所等为生产提供能源和材料。调整之后各厂的分工、权责更加明确,保证了生产的科学性和效率。再次,设立职工福利处,负责全厂员工的衣食住行。下设训育课负责筹划员工娱乐体育和住宿事宜,设供应课负责供应全厂员工生活必需品,设农场负责“厂区林木之栽种培植厂区园艺风景之布置培养、蔬菜之生产供应、豆腐之制作供应、牲畜之饲养供应等”[注]《兵工署第二十一厂办事须知草案》,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0001000420000001,1944年8月1日。,设立米厂负责粮食的保管、加工、分发事项。在原有医务课基础上成立本部医院、铜罐驿分诊所、黄泥湾分诊所、技工学校医务室。完善的福利制度对于抓住员工的心,调动员工的生产积极性,有很大益处。最后,设立专门的会计处,统筹全厂的财务往来,综理全厂一切会计及审核事项。会计处下分别设簿记课、成本计算课、审计课和薪金计算课。其中,成本计算课主要负责“统计及分析各种出品之成本,供给各关系部分之参考,以期减少耗费,提高工作效率,促进全厂之科学管理”[注]《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兵工会计规程草案》,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0006000510301001,1943年11月18日。。会计处最能体现一个企业的制度是否合理,与战前相比,战时的21厂会计处统筹管理,分工明确,提高了办事效率,减少了贪污腐败。

除了上述调整之外,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工厂还成立自己的汽车队,在上海、香港、海防、安宁、铜罐驿等处设立了办事处。这些调整共同构成了21厂较为科学的管理组织。

之所以战前到战时机构调整变化比较大,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爆发,中国被日本封锁,外国军事援助困难,武器的供应只能靠自己生产,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保证持久抗战,军政部强加给各军事工业生产任务;另一方面是21厂在内迁到重庆后,先后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七月接受汉阳兵工厂之步枪厂,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一月接受第二十工厂之轻机关枪厂,民国三十年(1940年)七月接受重庆武器修理所”[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沿革表》,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0006000860100012,1947年。。接受兼并这些厂之后,急需进行整合,发挥出其最高效率,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同时,国民政府在政策、资金等各方面给了军事工业极大优惠,为21厂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当然,完善的机构只是为企业的发展搭好了框架,更关键还需要看在这种框架之下的运行。

(二)有序运行的军工生产

军事工业的核心任务是生产武器装备,因此,良好的生产运行是21厂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其运行程序主要包括财务管理、材料的采购和运输、产品的制造、检验和入库等。

1.财务管理

21厂的经费收入主要分为建设经费、制造经费、代造费、技工训练班经费和其他各项收入五类。建设经费和制造经费都由兵工署拨款,是兵工厂的主要经费来源,其数额是由兵工署根据最高军事机关所核定的武器需求总量及各项武器的成本核算来制定。战前兵工署就开始在21厂试行这种成本会计制度,战时推广到了所有军事工业,以改过去弊病丛生的流水账簿和官厅四柱会计制度[注]官厅四柱会计制度是出现于唐朝中期,成熟于宋代的一种会计核算方法。利用旧管、新收、开除、见在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反映一定时期的财产增减变化并结算账目的方法。。此外,21厂还向兵工署提出了实行“军火定价制度”,“就是政府只按定价将军火产品交给工厂生产,而各厂在制造费以内的经费有比较充分的自主权”[注]郑洪泉:《李承干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21页。。经费如有盈余,“解缴兵工署20%,改良暨补充设备40%,员工福利设施20%,员工奖励20%”[注]陆大钺、唐润明编著:《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161页。。这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生产积极性,使各厂都十分重视节约生产成本。“21厂就利用这大量盈余,兴办厂里的各种设施,例如修筑防空洞,修建职工宿舍,兴办职工复习学校、职工子弟小学和中学、技工学校,建设职工文化娱乐和体育设施等。”[注]郑洪泉:《李承干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21页。这些经费根据《兵工署成本会计草案》的要求,“均应出具印领,并应用机关名义及印鉴,悉数存入国家银行,但为支付零星用款,得由主办出纳人员酌留库存现金,至多以一千元为度,其提存备付薪工、物料等款,及有特殊情形者,不在此限”[注]《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兵工会计规程草案》,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0006000510301001,1943年11月18日。。同时要求各厂要定期向兵工署报告银行存款情形。如,1941年6月21厂呈报的截至1941年5月30日的存款情形,总计存款金额有325626.11元[注]《关于具报银行存款情形致兵工署的代电》,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7-9-22~1,23,1941年6月3日。。

21厂的支出“除大批材料及设备费用,按日以支票方式,由银行转账支付,尽量减少提现外,所有员工兵夫薪饷,及零星费用,采购费用,均需按月支付”[注]《关于检送每日需要现款数目及支款日期表致中央银行业务局的函(附数目、日期表)》,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7-9-7~10,1940年8月16日。。薪饷、工资和零星费用三项费用每月分五次支取,分别是每月的五日、七日、十五日、二十二日、二十九日。虽然有严格的规定,但由于受整个经济环境的影响,21厂在向银行支取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其一是现金支取困难,特别是在1942年通货膨胀,大后方经济状况不景气的情况下,银行常常不能按期支付现金。其二是兑取零钞困难,以1940年为例,21厂“每个月需要一元票约四万元,角票约五千元”[注]《关于报送第二十一工厂每月需要现款数目及支款日期表上兵工署的呈(附数目,日期表)》,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7-9-11~1,12,12~1,13,14,1940年8月16日。,需要去银行兑换零钞,无形中增加了工作量。

2.材料的采购和运输

经费到位之后,就开始准备各种材料。军事工业所需的材料来源主要包括署发、自购、托请其他机关代造或拨让三类。署发材料程序比较简单,“一般由需料部门通知材料课,填材料请发单,送交文书课呈署核发。然后根据兵工署发给的材料领发通知单及材料领发回单向领料机关领料”[注]《兵工署第二十一厂办事须知草案》,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0001000420000001,1944年8月1日。。例如警卫士兵的军服和子弹带就是署发,1939年4月21厂新增200名警卫士兵,缺乏军服和子弹。文书课向兵工署发电:“该新兵将来拨之后,所需服装等件不得不未雨绸缪,预为准备,拟总准予从给新兵二百名之夏季用单军服四百套,白衬衣裤四百套,子弹带三百八十条。”[注]《关于拟请准予发给新兵军服、衣裤、子弹带等上兵工署的呈》,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3-2-14~15-1,1939年4月28日。随后,兵工署即发电:“所请除服装另案核办外,兹准备给子弹带200条,仰派负经向本署军械司具领。”[注]《关于请派员向军械司具领子弹带给兵工署二十一工厂的指令》,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3-2-16,1939年5月23日。然后21厂派人去领取即可。

相对来说,请其他机关代造和自购程序就较为复杂。如果各厂部需要的材料须向其他机关拨让或请代造,“得通知文书课备文商洽,文书课应与购置、材料两课会稿,并由两课登记,以备日后与各该机关结算价款之参考,经常须向他处领购之料,仍由材料课汇列通知文书课备文洽办”[注]《兵工署第二十一厂办事须知草案》,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0001000420000001,1944年8月1日。。对于自购材料,首先各厂部请购物料经核准后,购置课根据材料请购单填发询价报价单,向各厂商询价,由各厂商在询价报价单填报最低价格寄还,购置课在可能范围内饬各厂商附送样品。其次,购置课根据报价同审计课填制单价比较表,批注比价结果,呈请主任秘书、厂长批核后,向质优价廉的报价商购买。最后,交易时,须签订书面合同或订购单,说明品质、规格、数量、单价、交货、付款等必需条件,以免履行合约时发生争执。

21厂需要自购或代造的材料种类繁多,战时物资极度缺乏,沿海又被日本封锁,因此军工生产最难的莫过于材料的采购。而且“战事愈久,各项材料之补充,日见困难,且难济备,尤以舶来钢料来源几濒断绝,致多需改用他种钢料试验代用,故时间常不经济,且动力供应,亦常因缺煤而大受影响”[注]李承干:《抗战中服务兵工回忆录》,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0004-00005,1947年2月12日。。鉴于此,21厂在重庆复工后,即着手布置了“一个范围甚广的采购网,最远的地域达到印度、越南、缅甸、中国香港,在境内除四川外,遍及云南、贵州、甘肃等地,采购人员均系厂里有关部门的得力领导人或职工”[注]郑洪泉:《李承干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21页。。甚至在一些重要的地方设立办事处,保障采购事项。主任秘书孙学斌即被派往香港设立办事处,负责生产和生活物资的采购工作。作业课长董黼才被派往北川、甘肃等地专门采购制作步枪枪托的核桃木木料。

采购的材料,有的会直接送货到厂里,有的则需要自己运送。“其须由自领或在各该码头货栈交货者,本厂于接到通知或提单时,将提单等件交材料课登记后,由成品库或汽车队即备车船向各处接洽提运。”[注]《兵工署第二十一厂办事须知草案》,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0001000420000001,1944年8月1日。运输过程看似简单,其实很辛苦。“关于滇缅物资运输,系派本厂主任秘书孙学斌秘书、李景韩课长等分段洽办,余忆三十年(1941年)十一月间,曾奉最高统帅蒋公手令谕知交通部以‘兵工材料,尤其子弹步机枪迫击炮材料,需用至急,目前须月运二千吨来渝,不可延误,以后尚须增加吨位,应指定专车限定日期运完’,本厂人员连夜运输,奔驰催运,觅车装载,风餐露宿,深恐贻误,且与天时疫病苦斗,置生死于度外。”[注]李承干:《抗战中服务兵工回忆录》,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0004-00005,1947年2月12日。物料运输到厂后,还需要经过严格的验收,才能入库,当领发物料时,各厂部必须持领单向材料课请领,不能多领,以够用为度,避免浪费,如果领多必须退还。

3.产品的制造、检验和入库

生产武器是军事工业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一般来说军工生产分额造、加造和代造三种。具体的生产流程如下:

首先,由作业课根据厂长核批的饬造令或其他公文填写制造命令。“本厂各制造厂所关于出品制造以厂发制造命令为根据。各厂所根据制造命令得填发‘工作命令’、‘定造单’、‘领料单’。会计处据以登记工资核算成本,无制造命令之件,视为私货,不准制造。”[注]《兵工署第二十一厂办事须知草案》,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0001000420000001,1944年8月1日。其次,各厂所收到制造命令后拟定制造日程报作业课,作业课同意后,由材料课开始准备材料。再次,各厂开始正式制造,各项制品在制造过程中,分批逐一填写在制品标记片,记载各道工作经过以及损坏等情形,随同制品移动至完成交库时,由各该成品室送经成本计算课登记后保存备查,作为登录工资之参考。同时还需逐日填写工作登记片和人事日报表。

在制造过程中和制造完成后,为了保证产品质量,避免浪费,检验伴随始终。检验分工作检验、半成品检验、成品检验、样板及验具检验四类。检验方式分为外观检验、寸度检验、重量检验、深度检验、性能检验、数量检点、包装检验、射击试验等方面,检验合格后才能缴库。入库之后,整个生产过程正式完成。

以研制十二公分迫击炮及炮弹为例,历时八个月才最终成功,但仍需作相当大量的实弹射击以检验。这是一项庞大的工作,动员百人以上,由工厂主任、技术员、技工、射手、瞄准手、搬运夫子、警卫兵力、卡车司机等,全套人马严密地组织与分工。迫击炮弹、药包、修理工具、备份零件、马表、电话(炮位和各弹着区之间,事先架好电话线)、望远镜、各种旗帜、记录板,所需设备,一应俱全。据当时在21厂实习的雷颖回忆:“整天早出晚归,不避风吹雨打太阳晒,以不同药包、不同射角,一发一发的射击,一发一发的找弹着点,量弹着点,填弹坑,插红旗,射击时在弹着点附近沙包后面,拿着望远镜,找弹着爆炸的地点,伸头太高,怕破片打到;缩头太低,又怕看不见、找不到,时常三四个观测员都没有看到。”[注]雷颖:《造化游戏四十年:雷颖回忆录》,台北:台北研究院近代史所史料丛刊(41),1999年,第27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当时条件极其艰难,21厂的员工仍然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三)有效的生活保障

尽管生产工作是军事工业重心,但是从事生产的员工在从事工作之余还需要生活,良好的生活环境,才能使员工精力充沛,工作热情高涨,生产效率提高。因此,良好的生活秩序是促进军工生产的重要保障。就21厂来说,战时的生活保障主要包括衣食住行、工资和福利、教育、业余生活等方面。

1.员工的衣食住行

21厂是战时中国最大的军事工业,到1945年员工已经近1万人,按平均一家四口人算,员工和家属约4万人,如此庞大的人口,首要问题就是吃穿和住。按照规定:“职员本人发给军粮每日二十三市两,警卫队官佐每人每日二十五市两。”[注]《兵工署第二十一厂办事须知草案》,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0001000420000001,1944年8月1日。工人和职员每日发给的军粮量类似。同时,为了方便员工吃饭,厂里还建了一部分食堂。“除第一子弟小学校长贾逸孚建造的一次可容纳数千人进餐大食堂外,其余食堂都设置在生产或办公单位附近。”[注]郑洪泉:《李承干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其他生活必需品,厂里分定期分售、不定期分配、自由购买三种。定期分配的生活必需品,以员工携有眷属之每户为单位,通过厂里设的员工消费合作社。此外,厂里还委托一些商人在住宿区设摄影室、菜市、肉市、茶社、理发等部门。至于浴室,“最大的在第一子弟学校内,一次可容上百人使用,此外总厂办公厅大院内和别的地方也有浴室,无论职员和工人均可使用”[注]郑洪泉:《李承干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

不过,在战时由于物资紧缺,物价波动较大,员工生活还是相当艰苦。鉴于此,厂里一方面选派廉洁干练的人到四川产粮区设十几个购粮办事处,购买稻米。通过上海友人购买布匹、服装等生活用品,绕道运到重庆。另一方面利用工作之余自给自足,“工余种菜与喂猪之兴趣突高,以员工本身及眷属三数万人日食之需要,除蔬猪而外,并磨豆腐,酿酱油,乃试制干粮”。与此同时,厂里也提倡节俭,宿舍一般到晚上九点就关灯,重枪厂学徒胡学佑曾因宿舍臭虫多睡不着觉私装电灯,被贴大布告:“重枪厂枪房部学徒胡学佑在宿舍私装电灯,违反厂规……,罚工资200小时,以观后效。”[注]口述史料:《九旬老军工忆抗战》,采访对象:胡学佑,采访时间:2014年11月24日,地点:重庆市江北区五里店。

为解决日益增多的员工住宿问题,厂里先后修建了“金工村”、“宁和村”、“复兴村”、“金陵村”等十几个宿舍区。按照规定,“职员单身宿舍及工人单身宿舍均由福利处训育课负管理之责。员工眷属宿舍由各宿舍住户选举村长甲长实行自治,以福利处训育课为各村与厂联系接洽之机构”[注]《兵工署第二十一厂办事须知草案》,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0001000420000001,1944年8月1日。。员工有序的生活就以这些员工宿舍为中心天天进行着。不过也有一些员工由于宿舍没有建好或者集体宿舍不够住等原因,没有住在集体宿舍,而是单独在厂外边租房子。

2.高水准的福利与多彩的业余生活

衣、食、住等员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得到落实,医疗卫生、文化娱乐、体育运动、职工及其子女的教育等都不可忽视。就医疗卫生而言,厂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疗体系。一方面于1940年在距厂区10公里的红土地藕塘湾建金工医院供全厂员工看病之用。“设置了300张床位,由于距厂区较远,厂里不惜花费巨资架设输电线路和埋设自来水管,在医疗器材和药品的采购方面也都是采用高档的,且广为罗致后方高级医师和护理人员,还聘请了重庆市宽仁医院院长曾定夫、留学德国的医师刘夕惕等为顾问,每周来医院会诊,解决疑难病症的治疗问题。”[注]郑洪泉:《李承干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48-149页。同时鉴于有的厂区比较分散,还分别设有铜罐驿分诊所、黄泥湾分诊所、技工学校医务室等。对于员工就诊,免收一切费用,眷属则酌情收膳费。另一方面,为方便员工看病,21厂与设备比较齐全的相国寺的陆军医院和宽仁医院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给员工去这两家医院看病提供诸多便利。

健全的医疗体制基本解决了员工的看病问题,据金工医院统计,“1943年全厂门诊次数共230264次,按全厂员工兵夫连同眷属人数12000人计算,去年平均每人曾看病19次多,每日(除例假)看病的有745人,经医诊治的尚不在内。住院病人1943年共675人,其中除诊好出院的外,死亡65人,死在医院以外的尚不在内”[注]郑洪泉:《李承干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46页。。这一方面说明医院的医疗体系确实方便了员工看病,帮助员工解除了病患的折磨,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员工身体健康状况堪忧。

鉴于此,厂里很注重员工的体育锻炼与业余文化生活。首先,建设较为便利的运动休闲娱乐设施。1938年3月复工开始,厂里就着手在总办公厅附近建职工俱乐部。子弟小学对面的木厂里设有职工消费合作社,大食堂的西南建有金工篮球场,并配有灯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重庆的轰炸减少,厂里又“在步枪厂后门通向修枪厂、工具厂和技工学校的一个较为开阔的地带,修建了具有400米环形跑道和足球场的标准运动场,并在背面修建了一个可容纳数千人的露天剧场。在剧场的背面,建了一个长50米、宽25米,深水区最深处达2.3米,并有一个高跳板和两个地跳板的当时重庆最大的游泳池,后来又在游泳池外面修了一个旱冰场。大操场的西南是可供职工休憩的宁和花园与茶社”[注]郑洪泉:《李承干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46页。。

其次,工厂有计划地组织各种比赛和活动。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一年一度的运动会,1939年3月1日,为了庆祝复工一周年,厂里在嘉陵江边的沙滩上举行了全厂职工田径运动会,“运动会举行了两天,300多名职工参加了11个项目的田径比赛,其中重枪厂工人李兆金是跳高冠军,成绩是1.58米,百米赛跑冠军的成绩是12秒”[注]国营四五六厂厂史编委会:《国营第四五六厂厂史(1862-1985)》,南阳:国营四五六厂厂史编委会,1988年,第82页。。从此以后每年的9月9日至11日,厂里都举行运动会,并把9月9日定为体育节。游泳比赛也是员工的经常赛事,从1942年到1948年,21厂的金工游泳队连续七年蝉联重庆市游泳比赛团体冠军。除此之外,“如属春秋佳日,则举行篮球及排球循环比赛,本厂金工篮球队亦常约外界球队作友谊练习,以资观摩,而求进步,重庆近郊风景名胜之区,如南温泉、南山、汪山、老君洞,每逢假日,亦有本厂同仁之游踪,人之嗜好,各有不同,除运动外,为适应需要,又另有平剧,象棋等消遣娱乐项目,电影亦间或放映”[注]李承干:《抗战中服务兵工回忆录》,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0004-00005,1947年2月12日。。另外,时值抗战,军事工业的员工除了努力搞好生产,支援抗战之外,“不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节衣缩食的捐出钱来,并且我们还在假期中抽出时间来,在厂方领导下去慰问抗战军人家属和附近的受伤将士”[注]克黑:《春节劳军中的国防工人》,《中国工人月刊》1940年第6期,第53页。。这不仅丰富了员工的业余生活,而且响应了国家的号召,同时也提高了员工支援抗战的热情和积极性。

对于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到补习学校、技工学校,21厂为职工及职工子弟提供了充足的学习机会。早在金陵兵工厂时期,就设立了子弟小学,校址在中华门外老君庙,由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的贾逸孚任校长,张济平为教务主任。“教室均在楼上,光线甚好,惟走廊微嫌狭小。学生上下课均齐队出入,尚属整洁。课桌椅除旧有者微嫌过高,新置各级,均属合用。”[注]程宗潮、张民权:《视察金陵兵工厂工人子弟学校报告书》,《十九年度第一学期视察报告》1930年11月14日。该校内迁到重庆后,曾一度停办,1940年7月根据《兵工署改正各厂职工子弟学校名称训令》,改为第一子弟学校,“后来随着工厂规模不断扩大,又先后增添了两所小学。一所位于宁和村故称为宁和小学;轻枪厂、迫击炮厂和工具厂迁到铜罐驿,成立21厂铜罐驿办事处后,又在那里新建了铜罐驿小学”[注]郑洪泉:《李承干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57页。。这三所小学能容纳1000人左右,基本上满足了职工的所有适龄子女。

1943年,经过多方努力,21厂的职工子弟中学——重庆市私立宁和中学终于正式成立。按照规定,“子弟中学之经常费,以在各该厂单位制造费内撙节开支为原则,校长由各单位主官兼任(必要时得聘请专任校长)。教职员由其配属单位主官遴聘(或借缺委用)呈署核定。学生免收学宿杂费,贷给文具书籍,贷给副食费”[注]《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三辑),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第1047页。。据统计,宁和中学从1943年第一届招生到1949年秋季,一共招生7期6届学生800人左右。

职工子弟的教育很重要,但是职工本身的学习也不可忽视,其主要形式就是通过技工学校培养专门人才,通过补习学校来不断提高员工的技能。艺徒补习班和工人读书班也是在金陵兵工厂时期就已经开办。“1939年2月26日,厂长办公厅发出公告:把在1929年就已有艺徒补习班及工人读书班的基础上改建为补习学校,由厂长李承干兼任校长。1940年8月13日21厂奉令筹办技工训练班;9月18日奉令将补习学校更名为技工学校……全称为:兵工署第21工厂附属兵工署第十一技工学校。实际上受兵工署和21厂的双重领导……对外化名‘士继公学’。”[注]《重庆理工大学校史》编委会:《重庆理工大学校史1940—2010》,重庆:重庆理工大学校史编委会,2010年,第6页。技工学校“设有速成技工、普通技工、高级技工和特别技工四种训练班”[注]《重庆理工大学校史》编委会:《重庆理工大学校史1940—2010》,重庆:重庆理工大学校史编委会,2010年,第7页。。经过不断的发展,“技工学校发展到具有教职员工190多人,房屋39栋,机器180多部,分设有钳工、技工、木工、铸工、锻工,德国教学部,设有印刷所,结合教学制造元车、台钻、牛头刨床等多种产品,为工厂培养了大批人才”[注]重庆市江北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北区文史资料》(第十辑),重庆:重庆市江北区政协,1995年,第79页。。

除此之外,为了协助员工业余进修培养其品德,提高其学识程度,工厂还设有补习学校,一般会选择工作以外的时间进行授课,授课内容主要包括“小学主要课程之补习,初级工业职业学校主要课程之补习,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主要课程之补习,特种学科之补习”[注]《兵工署第二十一厂办事须知草案》,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0001000420000001,1944年8月1日。。另外,补习学校还设有识字班,定期轮流教全厂不识字之工人夫役认字。这种立体化的教育体系,既为工厂培养了专门技术人才,兼顾了普工的工人夫役,也为员工的子女提供了良好的受教育机会。不仅如此,工厂还设有图书阅览室,开展多种形式的读书会,来激励员工不断学习。

三、冲击制度:奸伪破坏与员工的反抗

在整个兵工企业运行的秩序中,也存在一些不断对战时体制形成冲击的情形,主要有日本空军对重庆的大轰炸、敌伪间谍对兵工厂的破坏和工人对制度的反抗。面对这些冲击,兵工企业在不断调整中巩固整个秩序。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后,日本为了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对陪都重庆进行了残忍的无差别毁炸。21厂也在轰炸中遭受重大损失:“(一)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下午来袭,弹中步枪厂,屋瓦纷飞,损坏甚大;(二)二十九年八月九日炸死铁工一人,重伤工友及夫役七人,炸沉木船一艘,共约中弹二十枚,厂房炸倒毁坏数处;(三)同月十一日下午二时炸死泥水工一人,因墙倒被压重伤者三人。”[注]李承干:《抗战中服务兵工回忆录》,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0004-00005,1947年2月12日。这样的轰炸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才逐渐减少。从以上列举历次轰炸中,可以看出日军对重庆的无差别轰炸时刻威胁着21厂。据统计,在历次轰炸中21厂被炸殒命人员共计约20人[注]唐润明主编:《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财产损失(军工企业部分)》,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年,第126-127页。。其中年龄最大的不过48岁,最小的仅有19岁,平均年龄仅有29.75岁,这么多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日本侵略者无情地剥夺了,实在令人心惊。为了减少人员和财产损失,保证军工生产的正常进行,21厂不惜修建铜罐驿、袁家洞等隧道和防空洞,把重要的厂房和设备搬进防空洞继续进行生产。而防空也是警卫稽查组的责任之一,不过21厂的警卫队在这方面做得却不是很好,在军事委员会的检视中被批评:“军事委员会交下陪都防空检视图第一组报告略以重庆附近各工厂警卫部队以二十厂警卫六队教育训练管理较有方法,每年均有进事,该厂长陈哲生、警卫大队长黄镇中应予传令嘉奖,21厂警卫大队成绩最劣,大队长宋克谟暮气沉沉,管教无方,予记过处分等同电达查照办理。”[注]《关于转知陪都防空检视成绩以兵工署第二十工厂较好,第二十一厂最劣给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的训令》,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3-3-8,1942年11月23日。

至于敌伪间谍,21工厂也曾遭其破坏,“29年5月1日下午8时30分,本厂药厂厂房二栋,突起爆炸之声,当即起火,至10时许停息,药厂主任韩湘、中尉厂员王售卿、工友咸风吉三人立时殒命,并重伤三人,死者血肉模糊,肢残骨断,惨不忍睹”[注]李承干:《抗战中服务兵工回忆录》,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0004-00005,1947年2月12日。。在昆明的21厂安宁分厂也曾经险遭破坏,“查本库于17日午夜约12时半宿厨房外间库兵尚未寝熟,发觉有脚步声,正注意究系何行动,忽见有人以火柴在屋角低处向□房引火,当鸣哨报警并先上前追捕,见系短装二人跃入田角奔逃,□弋缉未获。今晨勘察其脚印行迹,显系汉奸对仓库放火无疑”[注]《关于令注意防范奸徒在材料库防火给兵工署第二十一厂安宁分厂的训令》,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3-4-1-2~1,1942年3月6日。。这次幸亏发现及时,尚未酿成大祸,事后也加强了警戒。

从这里可以看出奸伪对21厂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獗,千方百计想扰乱后方兵工生产秩序。为此,警卫队也不断加强防范,国民政府专门颁布《防止敌俘活动及瓦解敌伪势力办法》[注]《关于抄发防止敌伪活动及瓦解敌伪势力办法给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的令》(附条文),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3-31-5~6-1,1942年3月。,让兵工企业学习,严禁各属职员向外发表涉及现行职务的谈话与论文,“查军人对外发表言论,必须经最高级主管长官核准方得登载报章。又公务员个人并一律禁止,不得向新闻类发表直接关系国防之消息”[注]《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三辑),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第1099页。。同时21厂也逐步加强与周围企业、单位的合作,进行联防,当时21厂安宁分厂就曾关于联防事宜与邻近的蚕桑改进会进行协商,蚕桑改进所提出:“贵厂与敝场相距二三里,倘若有事,仅恃鸣罗恐难听得,可否彼此先以鸣枪三响为记,然后鸣罗如何。”[注]《关于报送火警及匪警之联防办法上范□□的呈》,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3-4-9,1942年6月16日。安宁分厂补充认为:“在厂内设置鸣罗人员三组,于发枪后施以鸣罗为记。”[注]《关于报送火警及匪警之联防办法上范□□的呈》,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3-4-9,1942年6月16日。这样既对鸣枪作出详细安排,同时还设置鸣锣人员,就使21厂安宁分厂与桑蚕推进会之间能够做到有效的联防。

除了日军对兵工厂的轰炸和奸伪的破坏之外,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威胁着兵工厂战时体制的运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警卫稽查制度对员工的监视过于严密,容易引起员工的不满情绪,不利于生产。据沈醉回忆:“他们采用的办法,是将整个工厂区包围起来,在交通要道设立许多稽查哨所,到处设置岗位,出入厂区的人员都得交验证件。他们对一些平日活跃的工人则暗中派人监视,同时收买一些落后工人充当他们的眼线,遇到工人们聚集时便偷听他们的谈话。”[注]沈醉:《军统内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38页。同时,警卫稽查队人员素质普遍不高,内部管理问题频发。21厂“职队第一中队列兵李为贤不守军纪,怠忽职务,且犯规狎妓,屡戒不悛,近且不假外出二日不归”[注]《关于请拘谨法办警卫队列兵李如贤致委员长行营军法处的函》,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3-2-7、8,1938年。。警卫稽查组织的玩忽职守、不适当的工作方法往往会打消工人生产的积极性,破坏工人的团结,不利于工厂的生产。

其二,工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真正的保障,使得工人被迫反抗。“按兵工署的规定,各兵工厂工人待遇每月起码工资为30元,每日六小时为一工,如工作超过所规定之限度,另外增给工资。”[注]《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三辑),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第1096页。但是实际情况却是故意压低工资,延长工作时间,而且处罚特别严重,甚至厂长在待遇上存在地域歧视、职别歧视等,这些行为都严重地损害了工人的合法权益。权益受到损害的员工一种反抗方式就是逃跑,21厂就有员工逃亡到陕北,“查近半年来,渝市各厂工人受共党诱惑,前往陕北者前后已不下50人。最近兵工业中(如武器修理所、金陵兵工厂、二十枪厂等)又有十余工人于本月十四日出发,取道川北(合川叙[遂]宁等地)前往陕北”[注]《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三辑),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第1096页。。另一种反抗方式是罢工,争取自身权利。“1939年,物价上涨,很多工人工资难以维持最低生活,强烈要求增加工资,厂方决定给一部分有眷职工每人发临时补贴10元,大部分工人却得不到。大家极为不满。因为工作是全厂职工共同干的,生活都受到物价的影响,补贴应发给每一个职工。黄致祥认为大家的看法是正确的,就带领工人向厂方交涉,因为问题拖延不决,步枪厂、药厂、重枪厂、机器厂、弹带部、砂厂等单位的工人,进行了为期四天的怠工斗争,厂方终于答应了工人的要求。”[注]国营长安机器制造厂、重庆市江北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北文史资料第七辑·长安之路》,1992年,第24页。1939年1月21厂接受了二十枪厂的轻机枪厂,就在接受前的一段时间,“前任主任李维州,允许将工人储金发还,并得现任厂主任李干臣之同意。殊李接事后,竟违背诺言,非但储金不予以发还,且为防止工人逃跑,薪金亦予扣发。全厂工人大为不满,厂内共党乘机鼓动工人,采取激烈手段对付厂方,决定先向厂方要求发还储金,如不能达到目的,第二步即进行怠工,倘怠工后厂方在一周内不能予以满意答复,则全体即行罢工”[注]《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三辑),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第1097页。。

四、战时运行模式成效与影响

综上,21厂管理机构日趋完善,对于军事工业来说,检验运行模式好坏的最佳标准就是出产武器的数量、质量与效率。其次是工厂规模的扩大,人员的增多,乃至推动整个重庆的城市化。

(一)武器生产源源不断

随着兵工署对军事工业的不断调整,21厂生产武器的种类调整很大,生产情况就比较复杂[注]21厂先后将枪弹厂移交四川第一兵工厂,接受汉阳步枪长、第二十厂之轻机关枪厂、重庆华西公司轻机枪厂、第四十兵工厂、兵工署废品整理工厂,设立安宁分厂和铜罐驿分厂等。。具体如下表:

表1 抗战时期21厂产品生产情况表[注]《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三辑),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第1206-1207页。

续表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武器出品总量呈增长趋势,但某些年份和某些产品有减产现象。以马克沁重机枪为例,其产量除1941年有所下降以外,平均每年都在增长。八二黄磷弹是1939年、1941年、1943年下降最为明显,不过整体也还处于增长的趋势。

其次,在淘汰旧产品的同时,不断改进技术,研发新产品,出品种类整体增多。从表中可以看出,中正式步枪、120mm迫击炮及炮弹、破甲枪榴弹、破甲枪榴弹发射筒都是1944年以后才陆续研发出来,并批量生产以供应前方。研发新产品的同时,有些旧产品也逐步在淘汰,如汉式七九步枪,因历时三年新研发出来的中正式步枪较之有很大优点[注]中正式步枪较之汉式七九步枪而言,其优点主要有:1.枪筒部分:枪筒较短,俾在战壕内运用灵便,并可兼做马枪只用;2.照准部分:表尺上下只需以左手拇指推移即可,表尺身反面亦刻距离调整表尺距离可不收回枪身;3.保弹部分:弹仓下面设置于木托内便于肩荷,拉弹钩甚为坚牢,使用桥夹节省材料,使用尖弹或重尖弹与械枪同;4.闭销部分:除械管前端有两突起行闭销之作用外,在管后右方尚有一突起之后耳,以备保险;5.刺刀座部分:刺座本体坚实,刺刀装插牢固确实。见李承干:《抗战中服务兵工回忆录》,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0004-00005,1947年2月12日。,因此从1941年开始汉式七九步枪就在减产,到1945年不再生产。而手枪信号弹、方元形梯恩梯药包、防毒面具、滤毒罐等产品不再生产则是因为军事工业改革,实现各厂集中化生产,以避免杂而不精的现象。

最后,生产的产品以常规武器为主。从表上可以看出21厂出品的主要武器有马克沁重机枪、捷克式轻机枪、八二迫击炮及八二迫击炮弹、八二黄磷弹、黄磷手榴弹、汉式七九步枪及中正式步枪等。其中马克沁重机枪、捷克式轻机枪、中正式步枪都是当时国军步兵的标配。在这些常规武器中,21厂出品的产量在兵工署所有军事工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1939年到1944年,兵工署共生产步枪364011支,轻机枪30947挺,重机枪13950挺,八二迫击炮5141门”[注]《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三辑),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第425-428页。,而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从1939年到1944年21厂共生产步枪(包括汉式七九步枪和中正式步枪)252242支,占整个兵工企业生产总量的55.38%,生产捷克式轻机枪6933挺,占整个兵工企业生产总量的22.40%,生产马克沁重机枪13945挺,占总量的99.73%,生产八二迫击炮5817门,占总量的91.05%。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21厂在整个兵工企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良好的运行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常规武器。

(二)对重庆城市化的影响

抗战全面爆发后,以21厂为代表的一大批军事工业集中到重庆地区,快速地推进了重庆的城市化进程。首先,加快了城市产业结构的改变,近代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在整个工业结构中比重不断上升。“兵工行业,是一项十分重要又需要繁杂工艺的产业,枪、炮弹等军械的生产,不仅需要大量的煤、铁、钢、铜、硝酸等工业原料和化学产品,而且需要有充裕的电力、水利和先进的机器设备。”[注]陆大钺、唐润明编著:《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262页。因此,在21厂周围分布着第十兵工厂、顺昌铁工厂、三北造船厂、富裕钢铁厂、万声记锅炉厂、达生铸炼厂、复顺渝机器厂、鸿昌机器厂、中国无线电业公司、天原化工厂、天盛耐酸陶器厂、龙章造纸厂、天利氮气厂、天厨味精厂等一大批工业企业。工业区的集中,使江北区很快以大石坝、观音桥、华新街、溉澜溪等为中心形成了几个街区,江北区的经济中心由江北城逐渐转移到观音桥一带。工业化带动了其商业的发展,使江北区由以农业为主转变为以工业为主、以商业为辅的经济结构。

其次,工业化推动了江北区大批农业用地变为工业用地,乡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人口素质不断提高。抗战之前的整个重庆市的人口不过二三十万,但是到1945年,重庆市人口就突破一百万,“江北区所属的第九区48875人,第十区77141人,第十六区33234人[注]江北区于1939年由原来的重庆市第五区分为第九、第十两区,1941又增设第十六区。,总计159250人”[注]《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武汉大学图书馆馆藏,1946年,第13页。。这快速增加的人口,大部分都进入了聚集在江北区的工业企业中,仅21厂员工人数就从1937年的2834人,增加到了1945年的9449人。同时工厂良好的秩序对员工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员工子弟幼儿园、小学、中学、技工学校到职工的艺徒补习班、读书会等,不断地提高员工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这些人才的培养,为战后重庆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人才资源。另外,以21厂为代表实行的成本会计制度、流水线作业,体现出的企业家精神和专业化的生产组织形式也改变了过去传统的管理方式,这种工业文明不断地渗透到农村地区,推动了重庆全方位的城市化。

不过,重庆战时的城市化毕竟是因内迁而推动,非自身发展之结果,而且在战时的体制下,各项发展都以服务战争为目的,加之资金、原料短缺,重庆在加快城市化的同时,也存在不少的问题。“抗战期间,人口突增,国库支绌,因而一切设施,因陋就简,勉应急需,既乏通盘之发展筹措,遑论配合之计划实施,以致酿成现在之畸形状态。”[注]《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武汉大学图书馆馆藏,1946年,第3页。而战后复员,不少内迁重庆的工厂又重新迁回原地,使重庆的城市化大打折扣。

(三)不足之处

战时运行模式使军事工业上下同心,努力生产,为支援持久抗战和重庆的城市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模式并非完美,在实际的运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一方面是战时体制和战时环境所造成的。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因素即是战时物价的飞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时的生产和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制度本身存在缺陷。一些具体的制度在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考虑得不够周全。比如,成本会计制度的设立本是为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促进兵工企业改进技术,然而“抗战期内,各厂因迁建关系,复工不免耽搁。而以环境难易,机器新旧之不同,如以同一个出品,同一单价相衡,生产环境较次者,未免吃亏,如将效率不高之厂,一概以较高单价贴补,似乎不能鼓励改进”[注]钱昌祥:《兵工事业之我见》,《兵工月刊》1948年第一卷第四期,第3页。。这就使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果,需要权衡利弊,改进相关办法。

另外,战时运行模式完全以满足抗战为中心,对军事工业的长远发展缺乏规划,导致军事工业在布局以及发展上都存在一些问题。就布局而言,缺乏统一规划,兵工企业大都集中在长江和嘉陵江两岸的重庆城区,随着城市的发展,这种工业区过分集中在城市核心地带的情形已经严重制约了重庆城市的发展和规划。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的时候才有所缓解,将集中在主城区的军事工业大都迁到离主城区较远的周边地区。

而发展的问题更为急迫,“军事工业是国防经济的主导,是将经济潜力转化成现实的军事能力和创造军事实力物质要素的工业,它的规模和发达水平最终决定于国家的经济技术状况”[注]张振龙主编:《国防经济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243页。。抗战时期的美国很快就把强大的工业机器转化为兵工生产,“多数的大工厂,已化为高射炮、坦克车和轰炸机的制造所,化学工业厂,机器制造厂,火车头制造厂,电器公司,均被吸收为军事工业之用”[注]源:《民主国家之兵工厂与军需库》,《海军杂志》1942年第十四卷第十期,第120页。。

然而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都比较薄弱,战时体制下,军事工业长期处于低效率膨胀发展,兵工企业数量、员工人数在增加,但是武器产量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反而对其他民营企业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抗战刚刚胜利,兵工企业就面临部分要军事转民用、国防与民生并重的问题。李承干当时就认为:“将来最好只设约而精之示范兵工厂(Lilot Arsenal)以维持社会安宁所需武器之制造,而以其余力从事于轻重基本工业,平时寓武器制造之学术研究于各种工业中,有事则出其所长,以为工业总动员之领导,是则平时无多耗费于军备,一旦有事,亦有所凭藉,不至束手无策矣。”[注]李承干:《抗战中服务兵工回忆录》,重庆档案馆馆藏,档案号:0176-0004-00005,1947年2月12日。他的意见一语中的,然而抗战胜利不久,就爆发内战,军事工业国防与民生并重、注重精尖的长远发展目标再次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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