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形态的转化：访碑背景下的《金石图》书写①

赵成杰（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物质形态的转化：访碑背景下的《金石图》书写①

赵成杰（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褚峻的《金石图》作为清初访碑的典范，延续了明末以来文人访碑的风尚，又开创了石刻摹图之法。在对《金石图》的基本形态、主要内容、编纂特点以及主要贡献论述的基础上，针对褚峻如何访碑及其主要行迹进行梳理，进而总结其在金石寻访、排比、摹图、考订等方面的贡献，重点考察了《金石图》所收汉碑的基本情况。借此论述中国古代石刻如何从“石本”走向“纸本”的物质形态转化历程。

《金石图》；访碑；物质形态；转化

访碑风潮兴起于明末清初，至乾隆达至顶峰，文人访碑乐此不疲。台湾师大卢慧纹女士提出：“探访保存于各地文庙、祠堂或散立在野外、镌刻于山壁的古碑刻是清代金石学家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他们强调走出书斋，实地考查散存各地的碑碣，来厘清因拓手疏忽遗漏、拓工不佳或拓本残缺所造成的版本混乱问题。”[1]清代乾嘉时期的访碑活动推动了当时考据学、金石学、历史学的不断发展，禇峻所摹《金石图》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美国纽约大学曾蓝莹女士曾以《拓印之间：清代褚峻的金石图录》（英文）②Lan-ying Tseng.Between Printing and Rubbing: Chu Jun’s Illustrated Catalogues of Ancient Monument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Chicago: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0.为题，深入探讨了《金石图》的价值、贡献及其影响，曾蓝莹通过褚峻的访碑活动，从物质文化角度揭示了历史遗迹、金石图像与知识传播之间的关系，沟通了古代与现代的学术资源。③从物质文化角度研究古代石刻是最近的一个热点，程章灿先生在《尤物：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古代石刻》中指出“如果我们把对石刻的研究，从文物、文本和文献的角度扩展到文化的角度，就不仅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而且能够加深对石刻文献的理解，也深化对中国古代文献文化的理解。”（《学术研究》2013年第10期）。程先生还有《景物：石刻作为空间景观与文本景观》（《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七辑下卷，凤凰出版社，2015年）、《玩物：晚清士风与碑拓流通》（《学术研究》，2015年第12期）等文章或可参考。

一、由文字到图像：《金石图》成书及特点

作为清初访碑的代表，由褚峻摹图、牛运震补说的《金石图》（Visualized Epigraphy）④《金石图》是以图像的形式展现金石原貌，我们把它称之为金石的可视化，故名“Visualized Epigraphy”。在清初金石学史上举足轻重。褚峻（约1658—1728），字千峰，陕西郃阳人。擅长雕刻，以拓售碑帖为业。乾隆六年（1741）摹成《金石图》四册，为学者所珍视。党晴梵《华云杂记》：“褚氏《金石图》共四册，册高一尺二寸，阔七寸。缩丰碑巨制于尺天寸地中，圭跃花纹，无不历历，洵能手也。不唯文字摹刻极小而致，题跋亦整洁可爱，考据尤精赅详明。”[2]牛运震（1706—1758），字阶平，号空山，兖州人。其家训《诗》《礼》，幼时即显露文才，年二十七荣登进士，曾为官甘肃秦安、微县、两当，山西平番等地。晚年“闭门治经，日与乡先生讲论文义，搜考金石”[3]212，还不惜重金翻刻古籍，如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等，形成了名显一时的空山堂书刻。

《金石图》最初定名《金石经眼录》，后改为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六《金石经眼录》：“书成于乾隆元年，峻自为之序。后运震又即峻此书，增以巴里坤新出《裴岑纪功碑》，改名《金石图》。”[4]743《金石经眼录》成书在1736年前后，由刻工褚峻“跋涉周游四海九州、名山大泽”造访古碑、搜罗拓片而成。书成后，作者携书游历全国，遍访金石学家，褚峻《〈金石图〉序》：“曩余尝挟此图游吴下，良常王吏部澍、徐太史葆光两先生咸相赠以叙，又劝余卒成其事，勤而勿落，他日勒成一书，令后之视今《金石图》，亦犹今之视昔欧、赵集古诸录。”[5]而后作者慨叹《金石经眼录》收碑不足（仅47种），于是“从三国以洎隋唐，择其碑碣之精好者，亦绘圭趺广狭，更摘真迹字样，钩摹其右”增补60种碑文成《金石图》，乾隆八年（1743）初刻。[6]21-22

以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金石图》为例，可知此书之基本形态及其主要内容。该馆藏有两种不同版本的《金石图》，一函四册，均为乾隆八年（1743）刻本。《金石图》甲、乙本整纸尺寸均为高35厘米，宽22.5厘米；板框高20.7厘米，宽12厘米，四周单边。几篇序文板框高24.8厘米，宽16.8厘米，四周单边，十二行行十八字，中间无界栏，字体大小略有差异。正文板框高15.2厘米，宽11.3厘米，四周单边，十行行二十字。两种本子内容相近，但拓片顺序及清晰程度差距较大。因两种本子都没有明确交代刻印时间，今据序文区分为甲、乙本。甲本刻印品相较好，有乾隆八年牛运震序及乾隆八年褚峻序两篇。乙本刻印品较为粗糙，比甲本多一篇乾隆六年何堂序。[5]甲、乙两本差异较大，主要体现在图片和说解顺序上。甲本《祝其卿及上谷府卿石龛》图版、《鲁孝王石刻》图版及说解不见乙本。乙本编号5196《鲁孝王石刻》及5199《泰山石刻》不见甲本。

《金石图》的主要内容可分两个部分，其一是由褚峻摹图、牛运震补说的《金石经眼录》四十七种；其二是褚峻增补摹图，无牛运震补说的部分。其解说文字除了《焦山鼎》，均为石刻。其中绝大部分已见前人著录，如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但如《陈德碑》《尹公尹君阙》等为褚峻首次发现。《金石图》所收碑刻大部分都是名碑名刻，如《北海相景君碑》《郑固碑》《曹全碑》《张迁碑》等，而且《金石图》的研究在前人基础上也更加深入。如《张迁碑》前人皆以为伪，褚峻从字形、碑体上考察其为先秦法物，未经后人翻刻。《金石经眼录》云：“碑以殡为宾，以中为忠，暨字分为既旦二字，乃当时书碑者误，非重刻也”。在后来刊刻的《金石图》中，牛运震进一步说明，“至若碑以忠为中，以实为殡，以暨为既旦，此则其点画之借，摹刻之讹，益足征古文之简易䟱濶。虽善赝者不能仿其谬，而好事者乃执此以为依托之券验，不亦悖乎？”《金石经眼录》仅明确此碑文字讹误乃当时书碑人之误，并未经后人翻刻。而《金石图》则进一步解释，即“点画之借，摹刻之讹”，从《金石经眼录》到《金石图》的变化，可以说明作者在碑文释读上更加深入。[5]

东北师大图书馆还藏有《金石图说》刘世珩朱笔批本，成书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卷首有刘世珩《〈重刻金石图说〉序》一篇，论述《金石图》的价值及与《金石图说》之关系。前有朱文方印：“镕古铸今斋破铜烂铁”“雷门布鼓”“冶古楼”“冶古楼珍藏书画”“隽僧冶古”“隽僧鉴藏”。本书分甲乙二卷，其中甲之上收碑十四种，甲之下收碑三十种，乙之上收碑三十一种，乙之下收碑二十九种，凡一百零四种。甲卷即《金石经眼录》，仅增入《裴岑纪功碑》一种；乙卷收魏《公卿上尊号奏》等六十种。每碑画出其形制，为之解说。但碑文仅勾摹出数十字，聊存其笔法，不如汉以前碑全摹文字为佳，盖为节省刻印资费而自变其体例。本书下卷既不及上卷体侧完备，而所收又多为常见之碑，故二卷本之《金石图》不及一卷本之《金石经眼录》通行。[7]

据何堂《〈金石图〉序》可知此书编纂受顾炎武影响，“其所收，则近循顾宁人先生《金石文字记》例，非亲见而手摹者，不著于录。详其在所，断自周秦，以迄季汉，为其尤易残灭也。而审定为重勒者，则逸焉。”[8]38显而易见，《金石图》所收全为作者访碑而来，且“经过书法风格的辨别，大尺寸的图文缩小比例也非常精确。”[9]何堂所见《金石图》还只是初刻本，仅有著录47种，以山东汉碑为主，这也反映初清初金石学的访碑取向。①有关清初访碑活动参见白谦慎著，孙静如、张佳初译《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修订版），三联书店，2015年。其他有关清初金石学情况可见张岂之《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第四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比褚峻稍早的朱彝尊（1629—1709）[9]、林侗（1637—1724）以及杨宾（1650—1720）[10]都对山东碑刻有过研究。如朱彝尊康熙八年（1669）到康熙九年（1670）就曾访碑于曲阜和济宁两地，还与当时的金石学者，如顾炎武、陆元辅、孙承泽等人切磋金石。

[11]512他在《〈唐北岳庙李克用题名碑〉跋》中论及金石文字之意义：“惟金石文字，久而未泐，往往出风霜兵火之余，可以补旧史之阙。此好古之士，穷搜于荒厓破冢之间，而不惮也。”[11]531朱彝尊《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收录汉碑31种，其中山东汉碑17种；《金石图》收录汉碑34种，山东的就有21种，比《金石图》稍后的几种著作也对山东汉碑非常重视，如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收汉碑40种，山东汉碑22种；武亿《授堂金石文字跋》收汉碑46种，山东汉碑22种等。当然，这仅是褚峻《金石图》的收录上的倾向。在乾嘉时期47位金石学家的60种金石著作中，《金石图》是较早的摹录金石专著，对后世的金石摹录起着引领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金石图》中有不少碑并未著录，由褚峻首次访碑发现，如《裴岑记功碑》：“碑在绝域，拓摹者弗能到，好古之士罕觏焉。故自《集古录》以来，诸金石文字皆不载。予窃叹是碑以先汉法刻，超然独立于万里荒徼之外，殊可惜亦可幸也。”[5]此碑的发现，意义非凡，当然黄易《小蓬莱阁金石目》也说：“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铭刻于东汉顺帝永和二年，前人著录所未见。”[12]那是黄易并为留心褚峻著作，黄易所见也只是乾隆时拓本而已。[13]346

又如《陈德碑》：“晚汉古文之卓卓者，《集古录》《金石志》所不载，欧阳公、赵、郑诸君子皆未见之也。此碑在沂州东南数十里田间，郃阳褚峻迹得之，拓数本。再往，则土如埋之矣。”[5]《陈德碑》仅见于《金石图》，《翁同龢日记》（同治五年1866）：“8月4日，见《陈德碑》，刘燕庭物，此碑仅见于褚千峰《访碑录》，云伊访得拓数本即为土人所毁。”[14]503其他如《杨公阙》《竹叶碑》等亦是褚峻首次著录。当然，这一时期金石学的主体地位尚未确定，褚峻与朱彝尊、顾炎武等人的访碑经历，为乾嘉时期金石学的繁荣导夫先路。[15]

二、由石本到纸本：《金石图》摹录及书写

显而易见，由“石本”到“纸本”的转化（conversions）是一种物质形态（material schema）的变化。[16]石刻文献由最初的以石为载体的文章转变为以纸张为载体的文章，在转变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金石图》所收石刻拓本最初由褚峻访碑而来，由石到纸的变化，一方面体现了石本与纸本在署名、内容以及风格上的不同特点，另一方面也可看到不同文献载体在摹录与书写上的差异。

由《金石图》所收碑刻可知，褚峻的主要访碑地点在山东济宁（5通）、曲阜（12通）等地，这一地带也是清初访碑的重要地点。褚峻之前的清初学者在题跋、文字、摹写拓片等方面都有尝试，金石学家朱彝尊曾访《北海相景君碑》《郎中郑固碑》，留有题跋若干；文字学家张弨（1625—？）到访此地，成《济宁州学碑释文》一书；书法家郑簠（1622—1693）曾磨洗椎拓州学汉碑。

褚峻总结前人经验，在《金石图》中撰写题跋、摹录文字、缩印拓片，成《金石经眼录》，“憾余生晚，捃摭垂三十年，凡得碑碣千余种矣。计前诸君子所未见与见之而未悉者，余皆一一默识详考，能名其地而道其所自出。”[5]牛运震《金石图序》亦云：“垂三十年，盖尝缘高岭、剔深谷、刷峭崖、磨峻阙，索奇探异，无幽不极，综其所为，拂拭而丹墨之者凡千余种矣。”[5]叶昌炽《语石》卷十：“前人彝器著录，必图其形制，如《宣和博古图》是也。以此例求之，石刻惟牛空山《金石图》，每一碑节临数十字，摹其款式，详其尺寸，皆褚千峰为之奏刀。”[17]561褚峻精选前人未见或较少提及的47种，手绘各碑形状，摹写字形，并勾勒石刻剥蚀残缺，缩印于纸上。[1]

序号 名称 时代 书体 尺寸 地点1 王稚子墓阙 东汉（时间不详）隶书 高一丈五尺,阔三尺五寸,字径三寸五分四川新都2 太室石阙 西汉（时间不详）隶书 高八尺,阔六尺,厚一尺,有六寸 河南嵩山3 少室石阙 东汉（时间不详）篆书 高八尺五寸,阔五尺五寸,厚一尺八寸河南嵩山4 开母石阙 西汉（时间不详）篆书 高七寸五分,阔二尺三寸,字径一寸五分河南嵩山5 鲁孝王泮石石刻西汉五凤二年（5 6）篆隶 高一尺又一寸,阔一尺九寸,厚一尺,字径一寸五分曲阜孔庙［1 8］6 鲁王墓石人题刻西汉（时间不详）篆书 高五尺,腰围七尺,字径四寸一;高五尺五,腰围七尺五寸,字径三寸曲阜张屈庄西鲁王墓前7 祝其卿、上谷府卿坟坛刻石西汉居摄二年（7）篆书 高一尺,广二尺,厚一尺五分,字径一寸一分曲阜孔庙

表1 《金石图》所收汉碑①《金石图》著录47通碑刻，收录汉碑34通。除本表所列汉碑，还收有《石鼓文》《焦山鼎》《泰山刻石》等周秦金石，碑刻排列以《金石图》原文所排为序。

褚峻不但摹写碑刻、缩印拓片，亦一一指出碑刻行款尺寸及所在位置。如《鲁峻碑》：高八尺五寸，阔三尺，厚七寸，字径一寸二分，额字径二寸二分，阴字径八分。在济宁州孔子庙戟门东侧，西向。《景君碑》：高六尺，阔二尺二寸，厚五寸五分，字径九分，额字径一寸六分，阴字径七寸。在济宁州孔子庙戟门东侧，西向。《郑季宣碑》：高四尺，阔三尺，厚七寸，字径一寸二分，阴字径亦如之，阴有横额，额字径一寸五分。在济宁州孔子庙戟门东侧，碑附墙，阳面东向，阴面西向。当然，《金石图》的著录也不尽准确，所拓亦有缺漏，如《鲁峻碑》翁方纲嘱黄易到济宁宫学《鲁峻碑》下，发现此碑高度是五尺八寸，非八尺五寸。[19]372而《郑季宣碑》则立于济宁学宫之东侧，因碑阳向壁，碑阴朝外，拓此碑殊为不易，《金石图》也留有一行无法拓及。[20]87

将碑刻全文影写在纸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类似褚峻《金石图》、冯云鹏《金石索》等将碑刻全图影写，亦称翻刻法（reprint method），即按照原拓本重刻。这样的好处是保存了拓本原貌，正如褚峻《〈金石经眼录〉序》所言：“俾人一见了然，而且历历如睹原碑完缺之形状。”[5]章钜《〈金石索〉序》：“凭吊古迹，网罗浸广，遂相与图形写象，心摹手追，钩玄索隐，间以题咏。”[21]这种形式的摹图最大可能地还原碑刻原貌（prototype），回到“物”（material）的表现上。缺点是占用纸张空间，有些碑刻仅存数行，却要将整页全部附上，既占用空间，又不美观，而且不方便刻工排印，于是产生了另一种摹写法（facsimiles method）。[22]

图1

图2

第二种则是以双钩法（double hook method）将全文重新摹写，顾炎武《求古录》、陈奕禧《金石遗文录》、吴玉搢《金石存》、王昶《金石萃编》等皆是此类。以《金石萃编》为例，为了避免原拓失真，《金石萃编》采用原字体摹写模式，如《散氏铜盘铭》按金文字形摹写、《峄山刻石》按小篆字形摹写、《泰山都尉孔宙碑》按隶书字形摹写、《始兴忠武王碑》按楷书字形摹写，如遇不识之字或阙文以“囗”代之，凡文散见多处者，采用旁注以记其全，篆隶及古文别体字，都摹其点画，加以训诂，题于额阴两侧。《金石萃编》以原字体摹写，很好地避免了原拓失真，并且节省空间、方便编排。虽然清初学者如王澍、吴玉搢、金农等人已使用双钩法摹写，但并未普及，仍以翻刻法为主。双钩摹碑法一般认为在清中叶开始流行，以翁方纲、黄易等人为中心，如《淳于长夏承碑》《李翕西狭颂》《博陵太守孔彪碑》等均是用此法勾摹，直到晚清石印术传入中国用此法勾摹碑刻方才绝迹。

褚峻对碑刻的复原活动，一方面保存了大量石刻遗迹，另一方面也掀起了诸如李鲲（生卒年不详）、李东琪（生卒年不详）[23]228、黄易（1744—1802）、翁方纲（1733—1818）等学者对山东汉碑的探访热潮。《金石图》的出现，带动了清代金石学中记录金石的新形式。

从石本到纸本，《金石图》经历了物质形态的转化。褚峻在前人的访碑痕迹下，“周游四海九州，名山大泽，遇峭崖深谷，荒林败冢。”[5]亲自搜访碑刻，一一摹录。这里的“碑”主要是石碑，其作用是为纪念（commemoration）逝者功绩和重大历史事件。如褚峻发现的《裴岑记功碑》就记录了裴岑率领本郡三千兵马出击北匈奴，斩杀呼衍王的事件。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石碑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而由石碑转化成的拓片则“转换为类似印刷文本的物质形态。”[24]88拓片同样具有物质属性，对传统金石学者而言，拓片并不是靠材质和技术区分，“最为要紧的是拓文质量”。[24]93《金石图》所收《曹全碑》历来为金石学家所重，此碑出土于褚峻家乡陕西郃阳，有明拓本传世，褚峻云：“碑出于明万历中……汉人碑如《鲁峻》《孔彪》等，皆大㮣缺灭。而是碑独以后出特完，不可谓不幸也。”[5]故宫博物院藏《曹全碑》明拓本，有翁方纲、梁启超跋，有钤有“彝斋”“梁”“竹垞”“子孙后世家传之宝”“翁方纲”“汉筹之印”“文渊阁校理翁方纲藏”“苏斋金石文”“饮冰室藏”“叶志诜审定记”“朱彝尊印”“李彦章印”等印，可知此书亦经朱彝尊、翁方纲、叶志诜、李彦章等名家之手。[25]87《曹全碑》明拓本经多位收藏家、金石学家题跋、钤印，大大提高了拓片的历史价值，依照这些印章，拓片的收藏和观赏史一目了然。

结论

作为清初金石学的代表，《金石图》总结了前人的访碑经验，开创了摹图之法。褚峻手绘各碑形状，摹写字形，缩印于纸上，最大可能地还原了碑刻原貌。后世金石学者或效仿其摹图之法，或改良其法，推动了清代金石学（The Epigraphy in the Qing Dynasty）在金石摹图方面的发展。《金石图》由石本摹录到纸本记录的过程，可见物质形态的一种转化。这种转化源于金石学者的古董主义（antiquarianism）[26]倾向。一方面，金石学家通过金石载体重构古代史实，尽可能追溯到人物或历史的原始生存空间；另一方面，物质形态在转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损坏，不同历史时期的拓片亦不完全相同，由此形成的多个版本或系统构筑成了石刻文本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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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 田）

J292

A

1008-9675（2017）05-0028-05

2017-06-15

赵成杰（1987-），男，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金石文献及传统文字学。

陕西省“十二五”古籍整理重大项目《陕西古代文献集成》（初编）子课题“《金石图》整理”（SG13001·史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