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民革 我在民革中央分管参政议政工作的回忆

◎朱培康 口述

我与民革 我在民革中央分管参政议政工作的回忆

◎朱培康 口述

我1937年出生，1984年加入中共，1988年加入民革。相比较民革一些同志，我加入民革的情况可能有些特殊。

我原先是从事工科研究的，1961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学习供热、供煤气及采暖通风专业。这个专业是国家当时新设立的，我和我的同学是这个专业的第一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后，曾任黑龙江建筑工程学校教员，后调到中国建设科学研究院空调研究所工作，从技术员到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我很热爱我的专业。我所在的空调研究所，是一个研究空气里边诸多参数的研究机构。除了研究空气的温度、湿度等常规问题外，我主攻研究空气里边洁净度的问题。大家知道，20世纪60、70年代，世界范围内在发展集成电路。现在咱们手机之所以发展这么快、使用起来愈来愈方便，关键就是那块“芯片”集成电路的硅片在发挥作用。那芯片很小，但上面要有几千个几万个元件，包括导线在内。所以在生产芯片过程中，对于空气洁净度要求非常高。假如空气不洁净，其中一粒灰尘掉在上面，这块芯片就会短路报废。所以我们当时就要研究如何解决空气里边的灰尘问题，说的具体点儿，就是解决十的负6次方米大小的尘粒问题——与现在大家知道的PM2.5相比，我们要解决的对象体积会更小。

当时我们研制成了高效空气过滤器、大规模集成电路局部净化设备生产线、无菌病房。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我所参与的研究填补了国家在这个领域的空白，因此获得过国家科技成果奖；为解决毛主席遗体存放的空调净化问题，曾获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奖励；以及天津市科技成果一等奖等一系列奖项。作为一名专业研究人员，我对自己取得的科研成果感到欣慰。但到1986年的时候，我就“转行”了。

当时，我的父亲朱学范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他年事已高，希望身边有个比较熟悉的人帮助他处理日常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就叫我当了他的秘书。我是1986年离开研究所调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局当父亲秘书的。1988年我参加了民革，以后又调到民革中央，专职从事起民革党务工作，彻底投身到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

因为我是技术人员出身，刚到民革中央工作的时候，就是一个 “门外汉”，行政能力相对弱，许多老领导、老同志都给予我支持与帮助。我最初从副秘书长做起，参与分管行政事务的同时学习党派机关工作，后来当了秘书长，负责机关的行政事务。1997年，我当选民革中央专职副主席，分管参政议政、社会服务工作，一直到2007年换届的时候从领导职务退了下来。从时间看，我在民革工作了将近20年，期间，我有机会参与到很多国家重大政治活动中。比如，我亲身参加过多次高层协商会议，这些会议都是由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亲自主持的，对于国家重大事项在决策之前、决策之中开展协商；我参与多项重要调研任务，并以民革中央名义起草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的书面报告，有不少都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落实，有些还上升为了国家意志，成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可以说，这二十年的生活让我更加难忘。

由于我分管着参政议政工作，所以我着重讲讲这方面的事情。

大家知道，1989年中共中央颁发了14号文件。根据这个文件，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主要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发表见解，主要是通过政治协商来实现的，民主监督又是寓于参政议政中的。所以参政党最主要的工作，最能够发挥主动性开展的工作，主要还是参政议政，以会议座谈、书面建言等多种形式，在政治协商中体现自身的价值。记得2002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顶着风雪走访了包括民革在内的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对民主党派而言倍受鼓舞和激励。此后，温家宝总理提出，要通过多种方式，包括决策前的协商、重大事项通报，考察调研等，真诚地接受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工商联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批评意见。逐渐地，这样的高层政治活动就愈发规范、愈发制度化。对于我们民主党派来说，参政议政的渠道进一步拓宽了，压力也更大了：我们不是有没有机会发挥作用，而是如何把握好机会，参好政、议好政，体现出自身特色，履行好政治责任。

2007年2月，朱培康 （右一）陪同时任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 （左二）、时任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周铁农 （右二）在广州清远考察。

1997年到2007年，整整十年时间，我分管着民革中央参政议政工作，面临的就是这个时代背景。所以，在思考、探索尝试如何开展参政议政工作方面，主要是机制建设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

1999年的时候，当时民革中央在青岛召开了一个关于参政议政工作研讨会，会上形成了一个文件 《关于参政议政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这是规范民革参政议政工作的第一个文件，对民革各级组织开展参政议政工作的内容、领导、运作等都做了规定。此后民革中央及各级组织就按照这个规定开展实践。

2000年，在全国第十九次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在开幕式上说，要大力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特别提出衡量中国政党制度的四条标准。会后，民革中央研究认为，要想参政议政工作获得大的发展，必须首先从机制下手，建立一套完整的参政议政工作机制，使参政议政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只有制度化、规范化，才能够保证我们参政议政工作的质量和数量。

当时，民革全党的参政议政工作强度在不断提升，加之经过长期实践，我们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与形式，为了进一步总结和提高，到2001年，民革中央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新的工作部门：调研部。调研部的任务很明确，就是专门负责民革参政议政工作的归口管理，做好参政议政。民革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对调研部的成立都很重视，对于调研部的组成都给予大力的支持。那时我还分管着社会服务部的工作，但社会服务工作最终还是要落脚到参政议政这个方面。调研部成立以后，我当时就明确了一个制度：所有以民革中央名义发出的关于参政建言方面的书面文件 （不包括机关行政事务文件），都必须经过调研部把关，调研部设有专人负责这个方面的工作。此后，我还提出，不仅民革中央这样，民革的地方组织也要有专人把关地方民革组织参政建言的行文。而调研部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开展的重点调研等，则由民革中央主席办公会讨论决定。

调研部成立后当年，民革中央在德阳召开了一个会议，我们后来称这次会议叫 “德阳会议”，专门研究民革全党参政议政工作机制建设问题。

民革作为一个政党，也有着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组织体系，除了西藏、港澳台地区之外，各省 （区、直辖市）都有我们的地方组织。相比较中央 “接天线”，地方组织的优势在于 “接地气”，了解地方的情况。在此之前，由于缺少沟通机制、联系机制，大家力量比较分散，中央搞中央的，地方搞地方的。如何上下形成合力呢？所以在德阳会议上，大家围绕制度建设各抒己见，最后达成了共识。我们提出了四步走：第一步是召开会议，提出要求，做出部署；第二步，要开展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第三步，要建立规章制度；第四步，要组建专委会，集中我们的优势资源。

具体来说，一方面我们明确了当时的工作重点，那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祖统工作、“三农”、西部大开发作为重点。这些领域都是国家重中之重的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又跟我们民革的传统特色相结合。另一方面，我们要形成一个机制，每年要开一次关于参政议政的成果汇报会，把当年度民革中央及地方组织（副省级以上的民革组织）的提案、发言、社情民意，大家做个交流，互通有无，集思广益，之后进行梳理。提案内容相近的，可以吸取彼此的精华；已经完善成形的，又带有普遍性的，有的可以通过中央在全国政协等高层会议上发言，有的则成为兄弟省市组织之间互相参考借鉴的资料。涉及到一些不宜公开的内容，我们可以经过中共中央统战部报送给高层领导。通过这样的机制，民革全党的智慧得到集中，实现资源共享。此外，在会议上，针对不同时期的形势及任务，以及需要开展调研研究的任务，我们基本上也在这个会议上进行了明确，大家能够有的放矢。这个会议上讨论出的成果现在已经成为了民革参政议政的工作惯例。

之后，我们又紧接着着手制订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包括调研制度、奖励制度、汇报制度，白纸黑字，都一份份形成明文规定。有了制度，大家也就有了遵循。比如，课题制订了以后，一定要有专门的领导同志亲自负责。有的课题由民革中央副主席带队进行，我自己就亲自多次带队，有的课题由民革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或各专委会的主任负责，还有的课题则是要邀请何鲁丽主席、周铁农常务副主席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带队主抓，他们具备的优势能够确保民革中央拿出高质量的参政议政成果，像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关于大力推进社区建设的建议》这样非常有影响的高层建言就是当时分别由何鲁丽主席、周铁农常务副主席亲自带队调研主抓的成果。

此外，我们还成立了民革中央的专门委员会，又叫 “专委会”。在1999年那个 《关于参政议政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于 “专委会”有过明确规定，地市级以上的民革组织设立专家学者为主的专门委员会，发挥参政议政 “助手”“参谋”作用。就中央这层来说，20世纪50年代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致力于祖国统一事业。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参政议政，民革中央在2003年又相继成立了经济委员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两个专委会，集中了党内100多位同志。这些人大都是 “术业有专攻”的专业人士，且思想政治素质高、参政议政能力强。记得在两个委员会第一次联席会议上，我用王勃 《滕王阁序》里那句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来形容当时人才济济的场景，并用孙中山先生 “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来勉励他们积极投身于参政议政的工作中，投身于国家的社会发展这一崇高、神圣的事业中。要知道，这些专委会的成员，都是兼职从事专委会的工作，民革中央是不给他们发工资的。在其后的参政议政中，专委会的同志们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地出谋划策、提出选题，发表见解，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有见地的建议，民革中央参政议政的水平和质量明显得到提升。比如， “非典”期间，民革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的有关意见和建议，在京医务界的专委会委员就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除了征询，我们在调研中也会邀请专委会的成员一同参加。我做过一段时间组织部长的工作，对民革党内人才情况有些了解，谁的专业成就如何，谁对经济工作熟悉，谁对股市熟悉，谁对农村、农业熟悉，我心中大致有数，可以根据调研题目邀请他们参加，请他们提供专业支持，进行专业分析。此外，我还尝试邀请一些国务院部委领导参加我们民革的调研，他们长期在一线开展某一个领域的工作，能够为我们的调研提供政策支持。

这样的机制建设成效是很明显的，民革中央提交的调研报告、书面提案明显有了 “分量”。那期间，我们民革在 “三农”问题、扶贫问题、文化建设等多个领域，都提出了有价值的见地，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的肯定与批示。

我举个例子。在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有一个我国最早的核武器研制基地。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设启用，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就是在这里孕育的。20世纪90年代，基地退役后移交给地方政府，命名为西海镇，成为自治州的首府。当时，青海民革提出，这个地方能不能保护下来，作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好地宣传“两弹”精神，教育后人。这个建议我们认为非常好，我马上带着民革中央调研组去实地调查研究。调研回来以后，我们又请专家研讨，请相关方面人士咨询政策，之后起草了相关报告报给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有关领导很快对报告作出批示，国家为此批了几千万元用以基地的保护和建设。2001年，这座基地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了2005年11月，又被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新华网还专门为此报道过。几年后，我又专门去实地调研过一回，看了以后很受教育、很受感动，真正感觉到为中国人长志气。

通过这样的工作方式与机制建设，从民革中央到地方民革组织，参政议政工作开展逐渐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道路，工作内容更扎实、更实在，为以后民革参政议政工作的开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回顾我这一生，从一名技术人员到一名从事参政议政的党派领导同志，这样的转变 “跨度”很大，但也因此让我的人生更加充实、更有价值、意义非凡。希望通过我的讲述，大家可以借此了解民主党派工作的开展情况，并以此为契机，更好地研究了解我们国家的政党制度，探究其中的独特的政治优势和价值，为我们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以上资料由团结出版社采集提供/责编金绮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