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宁将军故里考辨

程地宇



甘宁将军故里考辨

程地宇

（重庆三峡学院，重庆 404020）

甘宁坝、甘宁洞、甘宁村之名，载于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其地在“武宁县北三十里”。武宁县本汉巴郡临江县地，唐武德二年改属浦州，即今万州。正因如此，王象之将甘宁分别纳入万州及忠州“人物门”。说甘宁是“忠县人”，是指甘宁故里曾经隶属的武宁县汉时为临江县辖地，而临江县治所在今忠县；说他是“万州人”，是指其故里甘宁坝、甘宁村在今万州甘宁镇。

甘宁；《舆地纪胜》；临江县；武宁县；万州甘宁镇

一

万州有个甘宁坝，甘宁坝上有个甘宁村，皆因三国东吴折冲将军甘宁而得名。文献记载甘宁是此地人，历来人们也这样认定。可是，近年来一种否定甘宁为万州甘宁坝甘宁村（今属甘宁镇）人的说法却悄然兴起，在互联网上广为散播，流传既久，渐成气候。这种说法的代表作是陈仁德先生的《甘宁将军是哪里人？》（以下简称陈文），陈文在网上发布并被多次转发后，由作者本人提交给“重庆市三国文化研究会2013年会暨夔州文化研讨会”，发表在该会会刊《白帝城》总第11期上。

陈文认为甘宁故里在今忠县长江南岸甘家田，“甘宁应该是忠县人”；对甘宁故里为万州甘宁坝的传统说法予以彻底否定，其文曰：

持万州说的人所依据的主要资料是成书于民国后期的《万县志》。《志》载：“甘宁，字兴霸，汉临江人。后周析临江置源阳，隋改源阳为武宁（治今武陵镇），明省武陵入万县，故又称万县人。”①这段短短的文字，几乎没有引起过人们的怀疑，但只要稍加推敲，就会发现其中的明显疑点。首先是从临江到源阳再到武宁（武陵）万县的建置变化的叙述，只是说明了武宁（武陵）原属临江（忠县）后改属万县的建置调整过程，而始终未有只字能说明甘宁是武宁（武陵）人。文中含糊其词地偷换概念，将“临江人”忽然偷换成“临江”，然后一气从临江说到万县，又将概念偷换成“万县人”，给人的感觉是临江人（甘宁）＝源阳人＝武宁（武宁）人＝万县人。其破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应该是临江人（甘宁）≠源阳人≠武宁（武宁）人≠万县人。古代临江的范围那么大，为什么其中一小部分后来划归万县，甘宁就一定“迁到”万县了呢？[1]

在作了这样一番驳难之后，陈文直截了当地说：“甘宁乡被附会为甘宁故里，是民国21年（1932）的事。当时万县县长李某重修甘宁墓，请蜀中才子公孙长子题写一碑树于离墓约300米的河对岸，碑文为‘吴折冲将军西陵太守甘宁故里’，以后众口相传，甘宁乡便成了甘宁故里。”[1]

读罢此文，人们不禁要问：“持万州说的人所依据的主要资料”果真“是成书于民国后期的《万县志》”吗？甘宁乡被认定为甘宁故里，果真“是民国21年（1932）的事”吗？

南宋时期，杰出的地理学家王象之就已在《舆地纪胜》里对甘宁故里在万州作出了明确认定②。《舆地纪胜·夔州路·万州·人物》云：“甘宁，字兴霸，临江人也。按：汉临江县即今武宁县地。今武宁县北三十里有洞有坝，皆以－－（甘宁）名③，详见忠州人物门。武宁、南宾皆汉临江县地，故甘宁亦附见二郡。宁佐吴为折冲将军，开爽有计略，颇读诸子，轻财敬士，事见《吴志》。”[2]卷一七七4601《舆地纪胜·夔州路·万州·古迹》亦云：“甘宁洞，在武宁县甘宁村，有洞曰甘宁洞。”[2]卷一七七4598

《舆地纪胜》中“武宁县北三十里”之“甘宁坝”“甘宁村”“甘宁洞”的记载早于民国《万县志》715年，距今796年。此外，南宋著名地理学家祝穆所著《方舆胜览·万州·人物》也指出④：“甘宁，临江人，即今武宁县地。佐吴为折冲将军，轻财敬士。”[3]卷五九1045

关于武宁县的历史沿革，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山南东道八·万州》云：“武宁县，本汉巴郡临江县地，后周武帝初分临江县地置源阳县，属南都郡。至建德四年改南都郡为怀德郡，又改源阳县为武宁县，取威武以宁斯地为名。隋开皇三年罢郡，以县属临州，大业二年废临州⑤，以属巴东郡。唐武德二年改属浦州⑥，即今万州是也。”[4]卷一四九2887

《舆地纪胜·夔州路·万州·县沿革》亦云：“武宁县（下）⑦,在州西一百六十里、《图经》云：本汉巴郡临江县，后周为源阳县，又改曰武宁。隋以县属临州；大业初又属巴东郡。唐武德二年置南浦州，又改万川县，皆属焉。”[2]卷一七七4590

南宋历史地理学的权威著作《舆地纪胜》将甘宁列为万州《人物》之首，《方舆胜览》则把甘宁作为万州《人物》唯一人选；二书皆认定甘宁为当时隶属万州的武宁县人，《舆地纪胜》更是白纸黑字地载明“今武宁县北三十里有洞有坝，皆以甘宁名”“甘宁洞，在武宁县甘宁村”。可见“甘宁坝”“甘宁村”“甘宁洞”的地名在《舆地纪胜》成书之前就早已存在了，坝、村、洞皆以甘宁名之，其为甘宁故里无疑，岂是所谓依据“成书于民国后期的《万县志》”!又岂是“民国21年（1932）的事”！武宁县（连同其辖地甘宁坝、甘宁村）隶属万州的始末，北宋《太平寰宇记》、南宋《舆地纪胜》均作了翔实的记载。由于甘宁坝所属的武宁县汉时为临江县地，而临江县治即为宋时的忠州，故王象之将甘宁其人分别列入万州和忠州的《人物》门中，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也是一种圆融通达的记述方法。

《舆地纪胜》中有关忠州的记载已佚，今无从得见，但从《万州·人物》门中有关甘宁的文字来看，在《忠州·人物》门里有关甘宁的文字当与之大同小异。岑建功于1848年据各书所引《舆地纪胜》的原文辑录而成的《舆地纪胜补缺》（卷七）中，对《忠州·人物》门涉及甘宁的辑补文字即全抄《万州·人物》门。

本来，仿效王象之将甘宁分别纳入万州和忠州《人物》门的做法，将甘宁说成“万州人”或“忠县人”均可——说他是“万州人”，是指其故里甘宁坝、甘宁村在今万州甘宁镇；说他是“忠县人”，是指甘宁坝、甘宁村曾经隶属的武宁县汉时为临江县辖地，而临江县治所在今忠县。但陈文却不能接受这种折中变通的说法，否定“甘宁是万州人”而独存“甘宁是忠县人”之说。历史人物故里的属地问题，归根到底是以当下的实际状况为依据的，对于宋代当下，甘宁坝、甘宁村在“今武宁县北三十里”，对于21世纪的当下，其名沿用至今的甘宁坝、甘宁村在重庆市万州区甘宁镇。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和现实存在！

二

陈文指责民国《万县志》“含糊其词地偷换概念，将‘临江人’忽然偷换成‘临江’，然后一气从临江说到万县，又将概念偷换成‘万县人’”。其实，民国《万县志》只不过是沿袭《舆地纪胜》等书的说法，并无别出心裁的文字，因而陈文指责的对象，即所谓“偷换概念”的主体，就不独是民国《万县志》，而是包括《舆地纪胜》等书在内了。那么从《舆地纪胜》等书到民国《万县志》是不是在“偷换概念”？回答是完全否定的。这些著作中关于甘宁“是哪里人”的叙述，前后连贯，概念清晰，逻辑严密，并无“偷换概念”之嫌。

从事理上看，《三国志·吴书·甘宁传》中“甘宁字兴霸，临江人也”，句中的“临江”是个县域大范围，并未指明究竟在“临江”何处。《舆地纪胜》将其指实为“汉临江县即今武宁县地。今武宁县北三十里有洞有坝，皆以甘宁名”则是对其具体位置及其在行政区划演变中的隶属关系所作的陈述，这不仅点明了“甘宁是武宁人”,而且还落实到“甘宁是武宁县甘宁坝人”；而民国《万县志》只不过是综合《舆地纪胜》等书有关叙述而成文罢了。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这一表述是典型的对概念外延的逐级限定。在“甘宁是哪里人”的命题中，将地名与该地人分割开来是荒谬的，因为在此命题里，地名与该地人是统一的，说到某地，事实上指的就是某地人，这是题中已有之义，这也是常识所能判定的。陈文将二者割裂开，并将其对立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偷换概念”。至于陈文中罗列的一系列等式和不等式，则无任何实际意义而显得多余了。

陈文说：“据当地人讲，甘宁乡是因为境内有甘宁墓，而不是因为甘宁是当地人而得名。”这是作者“为了搞清楚个中原由，曾于上世纪末数次前往甘宁乡实地考察”获得的资讯。但其可信度如何委实堪疑。“当地人”是谁？何种身份？什么阅历？是一人还是多人，其言论是否经过查证？凡此种种，皆语焉不详，明显带有作者的主观臆断。

陈文将万州甘宁镇的甘宁墓斥为“伪冢”，匪夷所思。陈先生是一位长于古诗词的文化人，理应知道所谓“衣冠冢”在古文化中的普遍性及其意义。万州甘宁镇甘宁墓是“衣冠冢”无疑，它是后人为纪念甘宁所建，并非为了以假乱真，欺世盗名。其实甘宁墓不止万州甘宁镇一处，见诸文献的还有：

《景定建康志·风土志二·古陵》：“吴甘宁墓，在直渎山下（今江苏南京市）。考证：《伏滔记》：吴将甘宁墓，在直渎之下，俗云墓有王气。孙皓恶之，凿其后为直渎。”[5]卷四三第四八九册，534

《湖广通志·陵墓志》：“三国将军甘宁墓：在兴国州（今湖北阳新县）东六十里军山之阳。”[6]卷八一，第五三四册，136

《四川通志·陵墓》：“甘宁墓：在通江县（今四川通江县）西百里露洛溪上，谓之甘谷。宁为吴将，殁归葬于此。”[7]卷二九上，第五六〇册，579

按照陈文的逻辑，只有甘宁真墓所在地才是甘宁故里。且不说陈文所指认的“甘宁故里”（今忠县长江南岸甘家田）并无甘宁“真冢”，连“伪冢”也无！即便在上述几座甘宁墓中，孰者为真，孰者为假？也恐怕难以分辨，甚至有可能皆为衣冠冢，即所谓“伪冢”。如此，岂不甘宁故里根本就不存在？当年万县县长李某重修甘宁墓，并请蜀中才子题写“甘宁故里”碑的行为，用今天的话来说，无非是一种乡土文化建设。这一文化建设持之有故，并非凭空捏造，值得称道，而陈文却据此得出“甘宁乡被附会为甘宁故里，是民国21年（1932）的事”[1]的结论，岂不有悖常理？

陈文说：“细考《三国志》……可以推知甘宁故里应该具备两个特点。一是靠近长江边，二是在县城或者县城附近。”[1]但就其所依据的《三国志》文字而论，殊难“推知”这“两个特点”。陈文据《甘宁传》注文“其出入，步则陈车骑，水则连轻舟……住止常以缯锦维舟”等语就“推知”甘宁不可能“住在远离江边的地方”，因为这样就不能“水则连轻舟……住止常以缯锦维舟……”其实《三国志·甘宁传》的这段注文，不过是举其水陆行止而泛言其行为方式及奢侈习气，并未说甘宁只能在家乡的陆地上车骑打转，而不能跨出其故里轻舟泛波。何况甘宁坝距离长江并非遥不可及。陈文又以《三国志·甘宁传》中“人与相逢及属城长吏接待隆厚者乃与交欢……至二十余年”等语就“推知”：“不可能想象，甘宁是离城很远的地方的人而能常与‘长吏’交欢，至二十余年。”这就奇怪了，如此说来甘宁就只能在故里与“长吏”交欢，而不能走出去入城来与“长吏”交欢⑧！一位纵横四方、随心所欲的游侠，竟然被说成了一个足不出乡里，身不离闾巷的土鳖！这种解读未免牵强附会，更不能作为指认甘家田为“甘宁故里”的证据。

以忠县甘家田为“甘宁故里”并非什么新见，而是载于清同治《忠州直隶州志》的旧闻⑨。仿《舆地纪胜》将甘宁分别纳入万州、忠州《人物》门之例，《忠州直隶州志》将甘宁纳入其《人物志》本无可厚非，但该志又将甘家田指认为“甘宁故里”，这显然与《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等历史地理名著相抵牾。当然，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的结论也不是不可触动，但可惜的是《忠州直隶州志》并未提出任何证据。而力主今忠县长江南岸甘家田为“甘宁故里”的陈文，竟连《忠州直隶州志》这一出处也无只字提及。看来，陈文是落入了自己设定的陷阱。因为陈文一口咬定“持万州说的人所依据的主要资料是成书于民国后期的《万县志》”“甘宁乡被附会为甘宁故里，是民国21年（1932）的事”。并且说“公元二十世纪中叶的人在没有明证的情况下去为公元三世纪初已定论为临江人的甘宁作临江人＝万县人的推理，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不足置信的”。因而用晚清的地方志材料来为“今忠州长江南岸甘家田”为“甘宁故里”作证就底气不足了——尽管《忠州直隶州志》成书早于民国《万县志》，但也早不到哪里去，与陈文自己设定的时间（《三国志》成书的年代）⑩相差也实在太远了，从大的时间跨度而论，《忠州直隶州志》与民国《万县志》同样“不足置信”，所以陈文干脆不提，这也算是一种策略吧。

三

甘宁并非完人，没有必要回避或隐瞒其早年的行径。《三国志·吴志·甘宁传》云：“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人也。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眊带铃，民闻铃声，即知是宁。人与相逢，及属城长吏，接待隆厚者乃与交欢；不尔，即放所将夺其资货，于长吏界中有所贼害，作其发负，至二十余年。”[8]卷五五1292

就是这段文字给甘宁留下了污点，以致招来非议乃至詈诟，对甘宁的历史评价亦造成了诸多困扰。然而细读这段文字即可发现，甘宁并非大奸大恶，不过是“轻薄少年”的“渠帅”而已；“夺其资货”“有所贼害”者主要在“长吏界中”。因而称之“游侠”，可谓恰如其分。同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局限于一时一事，而应综合研判其一生的所作所为；更不能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甘宁后来“止不攻劫，颇读诸子”，正因发愤读书，明理向善，终归走上正途。

建安十三年（208）甘宁投奔孙权，开始其建功立业的人生历程，官至西陵太守，封折冲将军。民国《万县志》对甘宁的赫赫战功作了简明而又精彩的概括：“少好游侠，后归吴，见用于孙权，破黄祖，据楚关，攻曹仁，取夷陵，镇益阳，距关羽，守西陵，获朱光，击合肥，退张辽，迭著勋劳。事迹具《三国志》本传。”《三国志·吴志·甘宁传》对甘宁作了这样的评价：“宁虽麄猛好杀，然开爽有计略，轻财敬士，能厚养健儿，健儿亦乐为用命。”[8]卷五五1294孙权则云：“其人虽粗豪，有不如人意时，然其较略大丈夫也。吾亲之者，非私之也。”[8]卷五一1207《三国志·吴志·孙静传》附《孙皎传》又云：“孟德有张辽，孤有兴霸，足相敌也。”[8]卷五五1294在宋人看来，甘宁的地位当与黄忠、赵云辈相侔。程公许云⑪：“蜀将如关、张、庞统，吴将如周瑜、鲁肃，志长命短，天下重惜之。而马超、黄忠、赵云、费祎、吕蒙、程普、步骘、甘宁辈，皆智勇绝伦，足以当一面。”[9]卷一四第一一七六册1049

宋人冯时行有诗咏甘宁庙云⑫：

豪杰自不群，俗眼盖盲瞽。刘表既不识，那复论黄祖。

翻然脱霸衔，渡江得英主。唾手立功勋，雄名诧千古[10]卷六九第四七三册474。

在冯时行看来，像甘宁这样的豪杰，自然倜傥不群，与众不同。不识英雄的俗物有眼无珠，如同盲人。刘表、黄祖者流就是这样的睁眼瞎，而像孙权这样的英明之主则独具慧眼，使甘宁能顺利地建立功勋，英雄威名令千古之人惊诧不已！

司马光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对甘宁也有嘉许之辞，其《寄题李舍人（伟）蒲中新斋》诗云：

陇上家声勇气殊，边庭卧鼓欲安居。

非同王翦私求宅，更似甘宁晚好书。

剑倚寒窗风淅沥，门无杂客柳萧疏。

蒲州风土平生爱，为问旁邻地有余。[11]卷六第一〇九四册60

前引各家各书皆对甘宁持正面肯定的态度。而历代民众更是对之爱戴敬重，立庙祭祀，焚香礼拜。《明一统志·重庆府·祠庙》载：“甘宁庙，在巴县。宁，三国吴将。”[10]卷六九第四七三册474今湖北阳新县富池镇也有甘宁庙，当地有祷庙息风的习俗，与云阳张飞庙颇为相似。张邦基《墨庄漫录》云：“沈辽睿达以书得名，楷盘皆妙。尝自湖南泛江北归，舟过富池，值大风，波涛骇怒，舟师失措，几溺者屡矣。富池有吴将甘宁庙，往来者必祭焉。睿达遥望其祠，以诚祷之，风果小息，乃得维岸。乃述宁仕吴之奇谋忠节作赞，以扬灵威而答神之休，自作楷法大轴，以留庙中而去。其后乃为过客好事者取之。是夜神梦于郡守，使还之。明日，守使人讯其事，果得之，复畀庙令掌之。近闻今亦不存矣。”[12]卷九252

甘宁之灵还成为一方保护神。《湖广通志·杂纪二》载：“富池庙,吴将军甘宁祠也。建炎间，巨寇马进自蕲黄渡江，至庙求杯珓⑬，欲攻兴国。神不许，至于再三。进怒曰：‘不问何珓，必屠城!’乃自取掷，坠地不见，珓附著门颊上，去地数尺。进惊惧，不敢屠城。”[6]卷一一九第五三四册934

1985年，湖北阳新县富池镇人民政府兴建了甘宁公园，将甘宁墓迁至园内。园内一座高达5米的甘宁塑像巍然屹立。绕过塑像，有一泓清澈的泉水，名曰“甘泉”。甘宁墓在塑像后200米处，为公园的主体建筑。墓的东北面是十亩桂花，西南面是十亩翠竹，桂竹掩映，肃穆幽静。墓前矗立着仿古六柱青石牌坊，云蒸霞蔚，雄伟壮丽；周边青石围壁上镌刻书画，琳琅满目，气象万千。甘宁公园游人如织。富池镇甘宁公园的兴建，对万州甘宁镇的乡土历史文化建设有着启迪和借鉴作用。

八百多年来⑭，一直以甘宁为家乡之名的万州甘宁坝、甘宁村（今属甘宁镇）人民，任凭风雨晦明、世事沧桑，始终爱戴着这位英雄。他们不仅重修甘宁墓，立甘宁故里碑，还在蜚声海内外的甘宁大瀑布（后改青龙大瀑布、再改万州大瀑布）旁树起了甘宁塑像。在一片如雷的涛声和如梦的虹霓烘托下，甘宁骑着骏马，手提长矛，回到了阔别的故乡。但是，在万州甘宁镇历史文化的建设中，至今仍然受到某些干扰。其中之一就是近年发生的“甘宁究竟是哪里人”的纷争。此外，对甘宁的评价还有一种观点，即“甘宁是蜀军反将，人们早已将他遗忘”；甚至说“万州人过高的抬高甘宁，可能在历史界、文艺界引起混淆，也搅乱了外国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更重要的是闹出不必要的笑话而难以收场，再就是万州人愧对了三国的蜀军将士。”[13]此论调可谓糊涂到家，悖谬不伦。但是，这种观点表露出的蜀汉正统思想以及狭隘本土意识倒是发人深思。

《三国演义》第一回云：“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14]1而三国又是走向新一统的历史阶段。从理论上讲，魏、蜀、吴都有统一中国的可能性；三国之间为夺取天下进行的争战攻伐，从宏观的历史视角看，都是走向统一的进程。当代人对三国纷争的格局，应当具备一种通透的、客观的、科学的唯物史观。但由于《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一种以蜀汉为正统的历史观及其衍生的历史情感深入人心，遂使民众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偏移，亲蜀仇魏排吴成为普遍的社会情态，尤其蜀汉故地表现得特别鲜明，历久不衰。反映在对甘宁的评价上，就出现了所谓“甘宁是蜀军反将”，“万州人愧对了三国的蜀军将士”等论调。把历史道德化，把道德封建正统化，是这种论调的思想内核。这种论调不仅在理论上陈腐贫弱，在实践上于文化遗产的继承、旅游资源的开发百害无一利，也背离了万州人民（尤其是甘宁故里人民）的意愿和权益。广大甘宁坝、甘宁村（今属甘宁镇）人民并没有将甘宁遗忘，而是世世代代不离不弃，珍之惜之。正是甘宁坝、甘宁村跨越时代的存在，甘宁故里人生生不息的绵延，方有幸在巴蜀大地上保留了一种独立不羁的集体人格和超越世俗偏见的历史意识。我想，今天的人们更应该珍惜文化遗产，敬重历史名人，拥有一种大中华的文化情怀和历史大趋势的广阔视界[15]。

[1] 陈仁德.甘宁将军是哪里人？[J].白帝城，第11辑：33-34.

[2] 王象之.舆地纪胜[M].北京：中华书局，1992.

[3] 祝穆.方舆胜览[M].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

[4]乐史.太平寰宇记[M].王文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

[5]周应合.景定建康志[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6]迈柱，夏力恕，等.湖广通志[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7] 黄廷桂，张晋生，等.四川通志[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8]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 程公许.沧州尘缶编[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0] 李贤，彭时，等.明一统志[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1] 司马光.传家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2] 张邦基.墨庄漫录[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13] 余锡万.求证青龙瀑布[J].巴乡村，2001（1）：17.

[14] 罗贯中.三国演义[M].长沙：岳麓书社，2001.

[15] 陈兴贵，李虎.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效果的评价[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1（1）：27-32.

（责任编辑：李朝平）

①这段引文有三处错误：其一，民国《万县志》卷十三《人物志·甘宁》“明省武宁入万县”，陈文将“武宁”错写成“武陵”；其二，民国《万县志》卷十三《人物志·甘宁》“故又为万县人”陈文将“为”字错写成“称”；其三，民国《万县志》卷十三《人物志·甘宁》“少好游侠，后归吴，见用于孙权，破黄祖，据楚关，攻曹仁，取夷陵，镇益阳，距关羽，守西陵，获朱光，击合肥，退张辽，迭著勋劳。事迹具《三国志》本传”一节陈文漏引。这漏引的一节证明民国《万县志》是尊重《三国志》甘宁本传的，并没有否定《三国志》的说法。

②民国《万县志》熊特生序署为“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即成书于1936年8月。《舆地纪胜》成书于南宋嘉定、宝庆间，初稿约于嘉定十四年（1221）完成，至宝庆三年（1227）全书始成。后人以其详赡分明，体例谨严，考证核洽，誉为南宋全国性总志中最善者。书中记载的内容当是发生在此前的既成事实。甘宁坝、甘宁村的存在就是如此。

③文中符号－－，指代前文所列词条，即“甘宁”二字。这是古书的惯例，目的在于减少重复刻字。这种方式一直沿用至今，如《现代汉语词典》的释文中即用符号～代替所释之词条。

④《方舆胜览》约成书于南宋嘉熙三年（1239），直至咸淳二年（1269）始有刻本流传。甘宁坝、甘宁村的存在当在此前。

⑤《太平寰宇记》点校本卷一百四十九《校勘记》注：“隋开皇三年罢郡以县属临州大业二年废临州：‘罢郡以县属临州大业二年’十一字底本（金陵书局本）脱，万本（万廷兰本）、库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同，据宋版（宋椠残本）补。《隋书·地理志》上载云开皇初废怀德郡，大业初废临州，正合本书记载。”（中华书局2007年11月第1版，第2894页）

⑥《太平寰宇记》点校本卷一百四十九《校勘记》注：“唐武德二年改属浦州：按《旧唐书·地理志二》及本书万州总序，唐武德二年于南浦县置南浦州，武宁县属之，八年废南浦州，同年复立浦州，则此‘浦州’应作‘南浦州’，才合。”（中华书局2007年11月第1版，第2894页）

⑦武宁县（下）：“武宁县”三字后的“下”字，表示武宁县为下等县。按：唐时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宋因唐制，县亦分等级。县分等级主要与赋税挂钩，也与县官的品级相关。但划分的标准各代不尽相同。《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户部尚书》：“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二千户已上为中县，一千户已上为中下县，不满一千户皆为下县。”《宋史全文》卷一《宋太祖一》：“诏诸道所具版籍之数升降天下县望，以四千户以上为望，三千户以上为紧，二千户以上为上，千户以上为中，不满千户为中下。”又，“武宁”今写作“武陵”，据清同治《增修万县志·地理志·建置沿革·废县·后周源阳武宁废县》：“愚按：今武陵场即废武宁县理，万县西唯此为大镇，计里与《寰宇记》《方舆纪要》不相远。明有巡检司，今废。‘宁’曰‘陵’，传讹也。”又据民国《万县志·舆地志·古迹》载：“按：今县属之武陵场，盖即废武宁县，曰‘宁’，‘陵’字异，传写致讹。”这就是说，本当作“宁”，因人们在传写中错为“陵”。

⑧请注意《三国志》卷五十五《吴志·甘宁传》里“人与相逢，及属城长吏，接待隆厚者乃与交欢”等句中“接待隆厚者”一语。既言“接待”，当然是相逢之人或地方官员们接待甘宁，自然是甘宁前往与之“交欢”。

⑨《忠州直隶州志》，[清]侯若源、庆征总纂，柳福培纂修，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该书卷之首《方舆志第一·古迹九》载：“甘将军故里：在治南二十里，俗名甘家田，为蜀汉吴将甘宁故里。”

⑩《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三书方合为一书。

⑪程公许（？—1251），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一说叙州宣化（今四川宜宾西北）人。字季与，一字希颖，号沧洲。宋嘉定进士。历官著作郎、起居郎，数论劾史嵩之。后迁中书舍人，进礼部侍郎，又论劾郑清之。屡遭排挤，官终权刑部尚书。有文才，今存《沧洲尘缶编》。

⑫冯时行（1100—1163）：字当可，号缙云，祖籍浙江诸暨（诸暨紫岩乡祝家坞人），宋徽宗宣和六年恩科状元，历官奉节尉、江原县丞、左朝奉议郎等。后因力主抗金被贬，于重庆结庐授课，坐废十七年后方重新起用，官至成都府路提刑，辞世于四川雅安。著有《缙云文集》四十三卷，《易伦》二卷。

⑬杯珓：占卜用具，即俗称“打卦”。程大昌《演繁露·卜教》：“后世问卜于神有器名杯珓者，以两蚌壳投空掷地，观其俯仰，以断休咎……或以竹，或以木，略斫削使如蛤形，而中分为二，有仰有俯，故亦名杯珓。”

⑭《舆地纪胜》成书于1221年。“甘宁坝”“甘宁村”“甘宁洞”之名首见于此书，距今已有796年。但其名之存在必定早于《舆地纪胜》成书之时间，取其整数，故称800年，考虑到或许更早，故加一“多”字；究竟早到何时？尚待新材料之发现。

A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Hometown of General Ganning

CHENG Diyu

The names of Ganning plain, Ganning cave and Ganning village were first recorded inby Wang Xiangzhi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was described as “thirty miles northern from Wuning county”. Wuning county was firstly called Linjiang county which belonged to Han-Ba shire but then was included in Puzhou in the Tang dynasty, which is Wanzhou nowadays. For this reason, Wang Xiangzhi recorded General Ganning in both Wanzhou Biography and Zhongzhou Biography. Therefore, the saying of General Ganning was Zhongxian people refers to his hometown Wuning county was once called Linjiang county, which belongs to Zhongxian nowadays; while the saying of he was Wanzhou people refers to his home town was Ganning plain in Ganning village which now belongs to Wanzhou district.

Ganning;; Linjiang county; Wuning county; Ganning town in Wanzhou

K878.2

A

1009-8135（2017）05-0001-07

2017-06-15

程地宇（1945—），男，重庆万州人，重庆三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文艺美学、文化学。

三峡研究 栏目主持人：滕新才

主持人语：“鼙鼓声喧震地来，吴师到处鬼神哀！百翎直贯曹家寨，尽说甘宁虎将才。”三国名将甘宁（？—220）故里何处？重庆市三峡文化研究会首任会长程地宇教授以古稀之龄，跋涉书海，甄淘文献，确认甘宁将军籍贯之临江并非县治所在地今重庆忠县，而是今万州区甘宁镇，既有南宋地理名著《舆地纪胜》明文记载为依据，又有甘宁坝、甘宁洞、甘宁村等古迹为依托，言之凿凿，考辨精详，所谓“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是也。李俊教授深挖白居易忠州刺史任内所著诗文，无论勤政恤民的恪于职守，还是闲暇时光的种草赏花，都是其“外服儒风，内宗梵行”人格的真实反映，折射出一代诗人羁縻僻乡的心路历程。“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为学亦当如此恬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