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博物院藏三彩调鸟俑研究

熊丽萍

河南博物院藏有一件唐代三彩调鸟俑，系2014年征集所得。此俑制作精良，调鸟造型较为少见，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本文结合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通过与唐代其他调鸟形象的文物进行对比，对这件三彩调鸟俑进行综合研究。

三彩调鸟俑的介绍及对比

三彩调鸟俑高62.3厘米，立于不规则底座之上，底座长19厘米，宽14.8厘米，俑中空，底座中部有一圆洞。

此俑为一汉人男性形象。头戴圆头分瓣幞头，身着圆领宽袖长袍至脚面。腰中束窄带，右胯部系一鞶囊，右腰系一垂至地面的长绦，脚穿尖头靴子。该俑面部圆润丰肥，呈国字形，剑眉连心，长目，蒜头鼻，膀阔腰圆，体态较胖。身体略向左前方倾斜，两脚张开呈八字形站立于平板之上。左臂屈肘端于身前，左手持一物（物残缺）；右臂下垂，右手外撇，大拇指和食指捏一圆形物，其余手指残缺。俑白色胎，幞头上以红、黑色彩绘卷草纹，发、眼施黑色彩，粉面朱唇，头、面部的彩绘多有脱落。头、面及手部无釉，衣物施绿釉，腰问所系长绦饰如意云纹，施黄、绿釉及白釉，靴子施黄釉，部分地方有流釉现象。这件三彩俑刻画细致，人物形态逼真，连衣服的褶皱处都表现了出来，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目前发现的调鸟造型文物大致分为三彩俑、线刻和壁画三种，调鸟者有男有女，姿势也有所不同。下面分类对其进行介绍。

1.三彩调鸟俑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三彩调鸟俑，为汉人男性形象，头戴分瓣幞头，身穿翻领右衽窄袖长袍，脚穿尖头锦靴，腰系带。该俑上身向左后方倾斜，右臂抬起，右手握拳，手上站立了一只小鸟，左臂下垂，左手张开，双眼凝视手上的小鸟。衣物及小鸟施黄、绿釉。这件陶俑人物姿势、神态刻画得非常传神，其形象既悠闲又潇洒。

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龙门东山南麓发掘了唐定远将军安菩夫妇墓，其中出土了两件三彩伶俑，一件高36厘米，另一件高38厘米。两者皆为汉人男性形象，一件头戴幞头，一件戴高冠，着翻领窄袖长袍，腰中束带，脚穿尖头靴。头戴幞头者上身向左后方倾斜，左臂下垂，右臂屈肘，右手握拳呈持物状，所持之物残缺，眼睛望向右手，面露微笑。戴高冠者亦右臂屈肘，右手握拳持物，所持之物残缺，左臂自然下垂，眼睛正视前方。两俑幞头、高冠施黑彩，衣施黄、绿釉，靴子施黄釉。虽然这两件伶俑手中所持之物残缺，但它们无论是衣着打扮还是动作都与上海博物馆藏三彩调鸟俑颇为类似，因此推测手中所持之物应是小鸟。

除了调鸟男俑，目前还发现有调鸟女俑。如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三彩调鸟女俑，同样为坐姿，头戴鸟形高冠，身着圆领窄袖襦，外罩交领半臂，下束曳地长裙，脚穿翘头履。两臂皆前屈，左手之上立有一只小鸟，右手握拳，正视前方，该俑衣着纹饰华美，色彩鲜艳。美国华盛顿弗利尔艺术博物馆中也藏有一件唐代三彩调鸟女俑，呈坐姿，头梳丫髻，身着窄袖襦，外罩交领半臂，束曳地长裙，足穿云头履。右臂前屈，右手之上站立一只小鸟，左臂下垂，左手握拳置于左膝之上，双目望向右手所持小鸟。

2.调鸟线刻

在唐永泰公主墓、西安南里王村韦洞墓的石椁之上中发现有调鸟线刻。永泰公主墓中的调鸟线刻共有两幅，位于石椁外南面东间，两幅画面内容大致相同，仅花草等细节有所差异。两幅画面中均一前一后站立着两位女子，前者身材高大，后者矮小一些。两人均梳丫髻，身着窄袖襦，外罩半臂，肩披帛，下束曳地长裙，脚穿云头履。站在前面的女性双臂前屈，左手上站有一只长尾小鸟，她用右手逗弄小鸟，后面的侍女则凝神注视小鸟。韦洞墓石椁线刻一站立的女性，头梳丫髻，身着圆领窄袖男式长袍，腰中束带，左胯系鞶囊，足蹬尖头靴。她两手拱于胸前，左手上立有一只长尾小鸟，右手抚摸小鸟羽毛，面部含笑，表情闲适。

3.调鸟壁画

除调鸟俑及线刻，在唐韦浩墓、李邕墓中还发现有调鸟壁画。韦浩墓中共发现有两幅调鸟壁画，其中一幅保存较差，画中人物仅残存上半身，头梳丫髻，穿小翻领胡服男装，左手上持一鹦鹉。调鸟者俊眼修眉，丹唇黑发，凝视着手中的鹦鹉，鹦鹉也回头望向她。另一幅也为一男装女性形象，头戴幞头，身着翻领窄袖胡服，腰束细带，脚穿尖头靴，袖口、衣襟处饰有花纹。侍女右手提一篮，左手上举至肩部，手中持有鸟食，左肩上立有一只鸟，鸟体型较大，长尾尖嘴，垂头啄向侍女手中的鸟食。李邕墓中的调鸟壁画出自过洞天井东壁之上，画面中有两位女性，兩人相对而站，均头梳堕髻，肩披帛，穿宽袖襦衫，系曳地长裙，足穿翘头履。其中右者双手举于胸前，右手上站立一只小鸟，两人均望向小鸟。

通过与其他调鸟俑、线刻和壁画进行对比可知，河南博物院藏的这件三彩俑虽左手所持之物缺失，但其动作和上海博物馆及安菩夫妇墓出土的三件调鸟俑非常接近，该俑右手拇指和食指还捏有一黄豆大小的圆形物体，极似喂小鸟的鸟食，因此可以推测，该俑左手缺失的应是所持的小鸟。

三彩调鸟俑研究

1.三彩调鸟俑年代推测

河南博物院藏的这件三彩调鸟俑为征集所得，应是出自墓葬的随葬明器，只是出土地及出土墓葬已不可考。根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材料可知，唐代男子经常佩戴的幞头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因此可以根据这件三彩俑幞头的形态推测其大致年代。

幞头是唐代礼服之常服的首服，上至皇帝，下至庶民均可佩戴。由于唐初开始流行在幞头之内衬以竹篾、粗葛或桐木制成的巾子，巾子形状的变化使得其外包裹的幞头的形制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综合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材料来看，初唐时期流行平头小样巾，《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武德以来，始有巾子，文官名流，上平头小样者。”这时的幞头整体低且平，一般不分瓣。武则天时期，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则天朝贵臣内赐高头巾，呼为武家诸王样。”因为巾子变高，幞头整体较初唐时变高，顶部明显分瓣，中间凹陷。中宗时期，据《新唐书·车服志》记载：“（中宗）赐百官英王踣样巾，其制高而踣，帝在藩时冠也。”踣即向前倾，此时的幞头左右明显分成两瓣，高并向前倾斜，这种样式的幞头在睿宗及玄宗朝也较为流行。到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时，“官样圆头巾子”开始盛行，此时的幞头明显分瓣，上部似大圆球向前倾斜较甚。中晚唐时期，幞头逐渐变尖、变直。

西安市南郊马腾空M24出土一件陶俑，头戴幞头，幞头较高，分瓣，并略向前倾斜，从这件陶俑的幞头形态来看，似乎与流行于中宗时期的“英王踣样”幞头接近，发掘者将该墓的年代定为武则天至玄宗时期。西安王家坟唐代唐安公主墓出土一件陶俑头，其头戴的幞头很高，整体呈一個硕大的圆球形，明显分为两瓣，并向前倾覆盖于头顶之上，接近文献记载的“官样圆头”幞头。根据唐安公主墓出土墓志记载，唐安公主卒于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此时唐王朝已经结束了全盛时期，开始逐渐走向衰落。河南博物院所藏这件调鸟俑，其所戴幞头较高，呈圆球形，明显分瓣，并向前倾斜，较之马腾空M24陶俑的幞头更高、更圆，但与唐安公主墓出土陶俑的幞头相比，其前倾程度不如后者。因此我们推测，这件调鸟俑的年代大致处于中宗之后，中晚唐之前，属于盛唐时期。

2.三彩调乌俑身份推测

目前发现的调鸟者的形象有男有女，身份也有所不同。

本文中的三件调鸟男俑分别出自洛阳龙门安菩夫妇墓及上海博物馆。他们均头戴幞头或冠，身着大翻领窄袖胡服，足蹬尖头靴，衣着总体较为简单朴素，这样的装扮更便于活动，在唐代男性仆人中很常见，并且这三位男性身材均较为瘦削。安菩夫妇墓发掘者推测该墓出土的两件调鸟俑可能是从事训练鸟的职业仆从，从上海博物馆藏调鸟俑的衣着及体态来看，其身份为调鸟仆从的推测也应是成立的。

女性调鸟的形象既有三彩俑，也出现在线刻和壁画中。美国弗利尔艺术馆藏调鸟女俑头梳丫髻，从穿着打扮看应为侍女，故宫博物院藏的调鸟女俑头戴华美鸟冠，衣着鲜艳华丽，更似一位贵妇的形象。目前发现的调鸟女性线刻及壁画均出自唐代较高规格的墓葬之中，这些墓葬的主人或为唐皇室成员，或为高官、外戚，出现在他们墓葬中的调鸟女性衣着打扮各不相同。韦浩墓、韦洞墓的持鸟女性均着男装，梳丫髻，从其装扮来看应该是专门为墓主人喂养鸟儿的侍女。永泰公主墓中持鸟女性的整体装扮更像侍女，但其中持鸟的女性身材较另一观看的女性更高大，因此即使同为侍女，两者的地位也有高低之分。李邕墓中的持鸟女性穿着宽袖襦衫，曳地长裙，肩披帛，衣带飘扬，不似便于劳作的侍女装扮，可能为贵妇或高级侍女形象。

河南博物院藏的这件三彩调鸟俑，人物形象丰满圆润，膀阔腰圆，粉面朱唇，穿着宽袖长袍，有别于以往发现的仆从形象的男俑，俨然一副富家子弟的模样。右手捏有一颗鸟食，似乎正准备逗弄左手所持的小鸟，神态动作闲适而放松，十分生动。这件三彩俑有别于以往发现的男性调鸟俑仆人（驯鸟人）身份，将唐代富家子弟休闲逗鸟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出来。

3.唐代饲养鸟类宠物的社会风气

鸟类羽毛华美，能够展翅飞翔，其形象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就已经出现，石家河文化中就出土有鸟形泥塑。商周时期，青铜器上常以鸟纹作为装饰。在唐代，鸟类更频繁地出现于人们的生活中，壁画、书画、诗歌、铜镜上，都常能寻觅到鸟类的形象。此时人们驯养鸟类主要有两种用途：其一，驯养鹰、鹞等猛禽，可用作狩猎。如《新唐书·百官志二》记载：“闲厩使押五坊，以供时狩。一曰雕坊，二曰鹘坊，三曰鹞坊，四曰鹰坊，五曰狗坊。”其二，驯养性情温顺、羽毛亮丽的小型鸟类作为宠物。诗词及野史中记载了很多唐人养鸟作为宠物的情形，如唐代诗人王建《宫词》之七十六：“鹦鹉谁教转舌关，内人手里养来奸。语多更觉承恩泽，数对君王忆陇山。”描写的就是宫中驯鹦鹉的情况。敦煌曲子词记一女子“年二八久锁香闺，爱引狷儿鹦鹉戏”，唐人郑处诲的《明皇杂录》还记载了关于杨贵妃的爱宠——岭南进献的白鹦鹉雪衣娘的故事。由此可见，有唐一代饲养鸟类作为宠物是非常盛行的。此外，在文献中多有关于国内及外邦为宫廷进贡鸟类，尤其是鹦鹉的记载，如《旧唐书》记载：“丙寅，诃陵国遣使献僧祗僮及五色鹦鹉、频伽鸟并异香名宝。”这些进贡的美丽鸟儿，极有可能成为皇室成员的爱宠。

调鸟俑、调鸟线刻及壁画的发现，印证了文献中关于唐代社会流行饲养鸟类为宠物的记载，真实反映出唐代社会，尤其是上层统治阶层有饲养鸟类宠物的风气。养鸟者也并不局限深居闺中的女性，男性尤其是一些官宦子弟及富家公子也有养鸟的爱好，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

从文献中看，唐人似乎更偏爱饲养鹦鹉一类的鸟，除因为鹦鹉羽毛色泽艳丽、外形美丽，大概是因其经过训练能够说话，能够更好地为主人消暇解闷。从流传至今的调鸟俑、线刻及壁画来看，所养宠物鸟并不局限于鹦鹉，永泰公主墓、韦洞墓及李邕墓出土的小鸟，尾巴细而长，嘴直而尖，可能不是鹦鹉，而是其他外表美丽、性情柔顺的鸟类。

综上所述，藏于河南博物院的这件三彩调鸟俑题材较少见，其年代大致属于盛唐时期，该俑制作精美，将一位唐代富家公子闲暇之时逗弄宠物鸟的神态形象地塑造出来，反映出了唐代上层社会盛行饲养鸟类作为宠物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