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对照录金宇澄《回望》

王春林

时光对照录金宇澄《回望》

王春林

《对照记——看老照相簿》，是张爱玲的一部晚年力作，作家精选了人生不同阶段的五十四张照片，然后以长短不拘的随性文字一一加以说明，组合在一起，最终构成的，就是作家自己一部别具一格的小型传记，或者也可以被看作充满沧桑感的人生缩影。而金宇澄的这部《回望》，让我们联想到张爱玲的《对照记》，其中穿插有当事人不同时间段的大量照片，以及不少来往信件的影印原件。很大程度上，作家那多达十四万言的叙事文字，也都完全可以被看作这些照片与信件的说明文字。当然，由于时间因素，过去与现在之间生命反差与对照意味的存在，也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我们于是可以把这部《回望》理解为金宇澄的“对照记”。只不过，与张爱玲的《对照记》明显不同的一点是，张爱玲《对照记》的传主明显是她自己，但金宇澄《回望》的传主，却并非金宇澄自己，而是金宇澄具有传奇色彩的父母。假如说张爱玲更多地保持着某种疏离于社会政治之外的个人存在姿态，那么，金宇澄的父亲“程维德”（系父亲当年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化名，后长期以这一姓名行世）和母亲姚云，就毫无疑问属于那种深深地卷入了社会政治运动的所谓“革命者”。也因此，假若说张爱玲在她的《对照记》中只是更多地映照出个人身世的沧桑与苍凉的话，那么，金宇澄的视野与笔触就无疑要开阔许多，就由父母个人命运的跌宕与乖谬而更多地切入到了社会与历史层面的凝视与反思。

按照金宇澄在“我们回望”这一部分中的说法，这部《回望》的前身，不过是2014年发表在《生活月刊》上的短文《一切已归平静》。在初稿于1990年代的那篇文章中，金宇澄颇为隐晦地用“伯父”、“伯母”的称谓来指代自己的父母。一直到父亲在2013年去世之后，他才更改回来，并把这篇文章正式发表。没想到，就是这篇短文，竟然引起了时任《收获》杂志主编李小林的关注，她建议金宇澄继续这个题材的书写。面对着李小林的热切期待，金宇澄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父亲跌宕起伏人生的“回望”之中：“以后的几个月，我走进了本以为清晰，其实相当陌生的地方，远看一个普通的青年人，如何应对他的时代，经历血与牺牲，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历史宿命，面对选择，从青春直到晚年，旁逸斜出，草蛇灰线，实在也是复述的一种周折，我常常瞻前顾后，下笔踟蹰，习惯被七嘴八舌的声音和画面切断……终以《火鸟——时光对照录》，刊于《收获》（2015年第五期专栏‘说吧，记忆’）。”这一次整合为一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出版，添加了父亲的大量书信内容之后，也就自然构成了本书的第二部分。父亲的不幸去世，对母亲的情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或许是为了转移母亲的注意力，金宇澄“请她以这些照片（老相册的那些照片）为序，记下曾经的时间和细节。”于是，母亲便“认真做了起来，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近九十岁的老人，半年内做了两大本剪贴，在梳理记忆的这段日子里，她变得沉静多了，仿佛只有回望，才是生命的价值”。很显然，对金宇澄来说，也只有在完成了以母亲姚云为核心人物的第三部分之后，方才更进一步地明确了“对照”二字的内涵：“摆在面前的图文，记录了一个上海普通女孩的时光之变，也使得本书的前两章，出现了‘未完成’状态，显露了更复杂的对照。”由此可见，所谓的“对照”，除了张爱玲那个层面上的对照之外，也还有文本内部中几个部分互为参照的意思。

实际上，金宇澄在这里所特别强调的对照，意指第一、二、三部分若干相关细节表述上的前后不一致。这一方面，最典型不过的，就是关于父亲被捕的那些细节。第一部分说：“某个深夜，父亲与他‘堂兄’——他的单线联系人，几乎同时被捕。”但到了第二部分，就出现了另一种描述：“他们并不是共同被捕的，‘堂兄’也不瘐死于监房，而是在宪兵医院跳楼就义。”而关于父亲的监狱生活，也存在着叙述方面的错讹：“关押父亲的地点，不在提篮桥，是北四川路宪兵监狱（大桥公寓）。1940—1950年代，父亲数度入狱转狱，在母亲回忆的1950年代初，竟然他也在这座著名监狱短暂工作，因此前篇我笔误‘提篮桥’，仿佛就是‘言说与记忆’的某一种梦魇。”问题在于，既然金宇澄已经明确意识到了这些前后叙述不一致的存在，他为什么还要坚持将错就错，不做修订呢？对此，他给出的答案是：“我保留着这些局部不一致的痕迹，保留‘在场感’的某种差池，是保留了‘寻找’的姿态。”事实上，正如同古希腊先哲所谓“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样，作为后来者的我们，也从来都不可能以客观的方式真实再现任何一段既往的历史。更何况，我们在这里读到的，也不过是金宇澄单凭个人之力对于父母往事以及那段历史的还原，其中无可避免地会打上个人鲜明的主观化烙印。

尽管说《回望》中最主要的两个人物肯定是金宇澄的父亲和母亲，但其他一些曾经偶尔被提及的人物，却也一样不仅被作家涂抹得栩栩如生，而且还能够引发我们对于历史与人性复杂性的深入思考。这一方面，最让人过目不忘的，就是那位侵吞了别人财物的吴医生。将吴医生“引狼入室”的，是父亲小学同学沈玄溟的母亲。沈玄溟的母亲：“婚前在上海某知名百货店做事，属‘五四’前上海最时髦的职业女子，平湖人，天足，一次与玄溟父亲沈剑霜邂逅，展开了上海的新式恋爱，双双回镇结婚，生下独子玄溟。”但谁知，就在玄溟出生不久，他母亲就自行做主把自家楼下的厢房租给了一个青年医生做西式诊所：“玄溟的母亲时约三十多岁，青年西医眉清目秀，才二十出头，吴姓，个子不高，态度极为和蔼。”楼下是眉清目秀的青年西医，抬头不见低头见。自家的丈夫，却又远在上海教书。一来二去的，玄溟的母亲就和这位吴医生有了私情。虽然沈剑霜洞悉内情后，已经从上海辞职回家，并且主动提出要与红杏出墙的妻子离婚，但这位妻子却霸道得很：“玄溟母亲极为厉害，一方面坦承了自己与吴医生有染，却绝不应允丈夫离婚，两人经常为离婚之事大吵大闹到深夜，引发了玄溟外婆过世。”即使如此，玄溟的母亲仍然毫不收敛，以至于最终逼迫沈剑霜无奈自杀。但这个家庭的悲剧命运，却并未到此为止。尤其出人意料的是，在沈玄溟服从母亲的强悍意志，与镇西一典型的乡镇小姐结婚之后不久，这位早已经将玄溟母亲勾引到手的吴医生，竟然又盯上了沈宅新的女主人：“就这样，这位沈家大宅里的青年吴医生，逐渐逐渐也就做了玄溟妻子的入幕之宾……”做了沈宅新女主人的“入幕之宾”倒也罢了，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到最后，这位吴医生竟然在席卷了沈家所有金银首饰和钱庄存款之后，携同沈玄溟年轻的妻子私奔了。依照以上的叙述，这位吴医生的确是一位罪不可恕的人间恶魔。但是，且慢，故事到这里并未讲完。按照父亲在笔记中的记载：“抗战期间，黎里镇一位年轻的西医曾经派人通风报信，使中共地下吴嘉工委书记及时转移，传为佳话。令人惊讶的是，做这件好事的，便是这个吴医生。”能够在抗战期间以通风报信的方式救人，当然冒着生命危险，是需要有绝大勇气才可以做得出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称这位吴医生为民族英雄也不过分。但偏偏就是这位吴医生，在日常生活中却又是那样一位侵吞别人财物拐跑别人妻子的恶魔。二者整合的结果，只能够让我们感叹历史的吊诡与人性的深不可测。

同样令人对历史的复杂与吊诡生出深深叹息的，是金宇澄的父母，是这两位革命者，在号称“革命世纪”的20世纪所遭遇的那种充满跌宕意味的命运起伏。身为一热血青年，父亲程维德的介入革命，很显然与左翼文艺的影响有关：“他一直被初中三年的经济窘境压得喘不过气来，何况高中呢。钦佩进步作家，接受左倾文艺书籍的变化，是在这个阶段开始的。”正所谓，时也运也，就在程维德的思想逐渐左倾的时候，日军突然入侵华北，全面抗战就此爆发。一直胸怀报国之志的程维德，理所当然地不可能置身于汹涌的时代潮流之外。与他思想的左倾有关，他最终选择的报国路径，是参加中共的地下秘密情报系统。面对着程维德的悲剧人生，我常常会想，同样是报国，他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的路径呢？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从他开始参加中共地下秘密情报系统工作的时候，他一生的悲剧命运就已经被铸定了。首先，是地下工作本身的变幻无常：“他常常说，这是一种最讲规则、也最没规则的工作，必须随时随地独自应对突然的变故，常不知所措，不知任何是好。”此种情形的生成，与他明暗反差极大的工作性质有关。明面上的身份，要求他服从自己的上司，但暗中的地下工作却又要求他必须忠实于自己的组织。二者之间一旦发生冲突，他就会陷入无所适从的尴尬状态。然而，与变幻无常相比较，地下工作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恐怕还是危险系数极大。只要稍有疏漏，就可能铸下致命的错误。从这个角度来说，程维德们其实长期过着一种“刀尖上的日子”。对程维德来说，虽然一贯心思缜密的他并没有犯错误，但因为受到别人牵累的缘故，他还是在1942年，被日军逮捕了。事后才知道，他的这次被捕，乃是因为受到日本国内曾经震惊一时的“佐尔格案”影响牵连的结果。被捕入狱后，面对着来自于对手的各种刑讯逼供，除了承认自己在上海从事宣传“和平文化”的工作之外，程维德恪守了一位地下工作者严守组织秘密的底线。而他，之所以要承认自己在从事宣传“和平文化”工作，是因为这种坦白符合地下工作的组织原则：“他承认担任了汪伪刊物编辑，原在桂林、昆明等地做抗战文化工作，宣传抗日，对国民党腐败不满，之后在金华做文化工作，受到当时国民党文人纷纷投向南京、上海参加‘和平运动’的影响，决意脱离金华抗战区来上海做‘和运’工作，编辑宣传‘和平文化’内容——他心里明白，这样的回答，符合‘必须坚持党分配的掩护身份’这一组织原则。”

也正是通过这种对照与反差的内敛式书写，金宇澄在对一部复杂乖谬的历史进行着执著的追问与沉思

但程维德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就在自己多年为之浴血奋斗的社会政治理想实现之后的1955年，他自己也会因为受到潘汉年案的牵连而再度锒铛入狱：“一九五五年，他因涉‘潘汉年案’被隔离审查。直到该年九月始审被捕变节，审理者打开他当年的全部供词，抽取最后的这几句问答，当即认定他‘叛变’。”而且，审讯者认定他被捕后变节的主要依据，还偏偏就是当年他的承认自己从事宣传“和平文化”的工作这一庭审供词。明明是革命的忠诚者，但却偏偏要被诬为革命的背叛者，而且还不容有自我置辩的权利，这就真的不能不让人顿生情何以堪的感受了。从此之后，父亲就开始了自己那漫长的申诉历程，尽管他清楚地知道这样的努力未必会取得理想的结果：“在漫长的申诉过程中，他已清晰地意识到——即使再如何申诉，也未必能有‘实事求是’的结果，只能接受并赓续下去。”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金宇澄关于父亲的相关描写，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古希腊神话中那位无始无终地在“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个忠诚地追求理想的人，到头来反而遭到了所谓理想的无情嘲弄。这就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父母投身革命时曾经的意气风发与踌躇满志：“他们那时年轻，多有神采，凝视前方的人生，仿佛无一丝忧愁。他们是热爱生活的一对。” 将父亲程维德当年投身革命的热情，与他后来不仅被关进自己的监狱，而且还被迫长期处于申诉无门的状态并置对照，细细想来，其中的悲剧况味不容轻易忽略。事实上，也正是通过这种对照与反差的内敛式书写，金宇澄在对一部复杂乖谬的历史进行着执著的追问与沉思。

也正因此，《回望》中与父亲紧密相关的一个细节，才会显得特别耐人寻味。父亲程维德，去世于2013年6月。程维德去世后，被家人很快运送至附近一家医院的太平间。在这家医院的底层，金宇澄意外发现了“门边嵌有一块墨字刻石‘备殓室，民国二十六年立’”。正是这块刻石的意外发现，触动了金宇澄的某种飘忽心思：“父亲生于一九一九年，民国二十六年，即一九三七年，那是他十八岁在二百公里外杭州大营盘军训的时候，也是他得知战争爆发消息的这一年，他应该不会知道，二百公里之遥的远方，新建了这所大房子，勒石铭文，会是七十六年以后，停放他遗体的所在……他晓得这所房子，看见过石上这两行隶字吗？”金宇澄的这种联想与描写，细细琢磨，其实弥漫着某种命中注定的宿命和虚无意味。究其根本，金宇澄之所以会生发出如此一种宿命与虚无的联想来，与他对于父亲程维德错谬人生的深入思考有关。更进一步说，金宇澄其实是在借助于革命者程维德的错谬人生对20世纪的“革命”做出真切深刻的反思。唯其因为曾经制造出无数个类似于父亲程维德这样的“革命”悲剧，所以，我们才必须告别革命。

假若说父亲程维德走过了一条革命者遭遇莫须有的冤屈的人生道路，那么，母亲姚云所走过的，就是一条资本家的阔小姐如何走向革命的道路。只有在读过金宇澄《回望》中的母亲自述那一部分之后，我们方才知晓，金宇澄的母亲，那位资本家的阔小姐姚云，却也曾经和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蒋锡金、朱维基发生过人生牵连。时在1943年，金宇澄的母亲改名为姚云，进入建承中学读书。因蒋、朱二先生正在这个学校任教，所以，姚云便与他们有了一定程度的交往。其中，因为逃避被日军抓捕，母亲姚云曾经决定逃离上海，去根据地参加革命：“最后决定，我和蒋还是去安徽天长的新四军军部，于是找了诗歌‘行列社’成员的老党员沈孟先，请他设法接通关系，办妥组织介绍信等。”“几天后得到消息，到安徽去，一路上要经过几个关卡，路不熟，不如准备一些被褥铺盖，请当地的脚夫挑着走路，才可以走通。至于路费，蒋把匆忙中带出的半部《星象》书稿，给了‘永祥印书馆’的范泉，暂领到一些稿酬。我把手上一枚金戒指换成了现钱，还去附近的‘南京理发店’剪了短发。”但就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姚云的大哥出场，不由分说地把自家妹子拉走，关了差不多一个月。就这样，姚云的第一次“革命”之旅，就此宣告终结。人生固然无法假设，但假若姚云当年跟着蒋锡金先生投奔了根据地，那她此后的人生道路就肯定会面目迥异。实际上，也正是因为错过了投奔革命的机会，姚云方才有缘结识了程维德，并与他结成了百年之好。

关键的问题在于，虽然已经与父亲程维德结成了百年夫妻，但母亲姚云对于程维德的真实生存状况却并不了解。虽然父亲从事地下情报系统工作并由此而入狱，是发生在抗战期间的事情，但很显然，一直到父亲因所谓“叛变”事发而再度入狱的1955年，母亲姚云都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当年的历史。此种情形，若非金宇澄以非虚构的方式言之凿凿地写出，是很难让人相信的。一对日日相对感情很好的夫妻，尽管已经度过了长达五年之久的婚后生活，但父亲却一直对母亲守口如瓶，一直把那段地下工作的经历埋藏在自己心里。此种情形的形成，一方面，固然说明父亲是一个合格的地下工作者，即使已经进入和平年代，即使面对朝夕相处的妻子，他也没有泄漏任何一点相关的秘密。这一生活细节的描写，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写出了革命伦理与人性伦理之间的某种尖锐冲突。此外，虽然并非《回望》的书写主旨所在，但母亲姚云的自述中关于复旦大学当年的若干记忆，却还是能够让我们这些今天的大学教师油然生出某种“虽不能至，但却心向往之”的感觉来：“中文系主任是陈子展，很和善。教授有李青崖、方令孺、周予同、周谷城、赵景深先生等，侧重《昭明文选》、音韵学、训诂学、哲学和中国文学史。上课不点名，学生缺席与否，教授们也不在乎，学生只要考试及格，修满学分就可毕业。教授和学生有些距离，亲近随和的是章靳以先生，他讲‘文学论’，态度和蔼耐心，我经常请教他。”

自然，母亲的回忆自述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父亲在1955年的悄然“失踪”。早在六月七日，父亲就突然隐身不见了：“六月七日这天下班时分，我在楼下遇见维徳，他穿着藏青色中山装，正要去主席室，有些匆忙，我没在意。晚饭后听报告，回家已经九点多了，抬头望望三楼没有灯光，这么晚他还没回？上楼到房里，看到他留得字条，称有要事出差。没写去哪里。婆婆说，有人陪他一同来，拿了换洗的衣物，急匆匆走了，像是去北京，大约十天半个月就可回家。”谁知道，一直等到6月28日，父亲方才托一位陌生人给家里带来了一封信。“信不邮寄，托人带来，我有一丝不安，到底是什么紧急任务？保密，也不告诉地址。组织纪律提醒我，不能随便问，虽心中有这些疑虑，我还是很高兴。”就这样，在和平时代，两位革命者竟然以如此一种“地下”的方式开始了他们的家庭通信。谜底最后终于在这一年的7月16日晚揭晓。在日记中，姚云清楚地记下了自己终身难忘的这一天：“临走时那人冷冷地说了句：‘你爱人涉及潘汉年案。’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当晚翻来覆去没有睡好。今天报纸公布‘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有关文章，明确提到7月16日经全国人大批准，已将潘汉年、胡风两代表逮捕审判。我震惊，深感意外，潘汉年是副市长，当年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为革命出生入死奋斗数十年的老党员，怎么会是内奸、反革命？和维徳又有什么关系？十分惊诧不解。”作为后来者的我们，简直无法想象，革命者父亲的突然变身为反革命这一事件，对于母亲所造成的精神打击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压力究竟会有多么严重：“美好向往是一个个肥皂泡，飘在空中，飘在阳光下，不久就被击碎，我跌入漆黑的深渊。”“10月8日这天，宣传部长找我谈话，对我宣布，维徳是‘潘案’成员，已被正式逮捕，并开除党籍。工资停发。天崩地裂的消息，令我全身发冷，四个多月的日思夜盼，等来的却是这个结果，我有生以来最大的痛苦和遭遇。”尤其严重的是，这个时候的姚云，不仅有三个年幼的孩子，还有年老体弱的婆婆要抚养。不必说政治上的歧视与冷眼，单只是一家六口人的生活重担，就足以让姚云这样一位年仅二十八岁的曾经的资本家阔小姐备觉生活压力的沉重：“在当时的形势下，人人对政治高度敏感，一切服从党，相信组织，任何人都不会同情我，没人相信我的眼泪，经历了一场狂风暴雨，人人都对我关上了大门，为了家庭和孩子，多给自己勇气，否则怎么生活下去！坚强才是唯一的出路。”所幸，女性的生存能力的确是非常坚韧的。尽管非常艰难，但姚云却还是凭借自身的力量挺过了来自于生活的尖锐挑战。

但也正如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所言：“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也正是在丈夫程维德被打入政治另册之后，姚云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比如，在这一年11月2日的日记中，姚云不无痛楚地写到：“得知曾引为知己的×××，去京参加政法学习班已经回沪，我去电话请她来陕西南路，向她倾诉近来的遭遇，期待她的慰藉。我实在是过于天真了，她的态度完全变了，冷漠至极，让我伤心不已。我们同窗多年，她父母早亡，家境贫寒，高一辍学即肩负生活的重担，我父母非常同情她的境遇，一直帮助她，包括为她弟弟当学徒做铺保，我也曾多次拿出压岁钱助她弟妹上学，1949年我妹妹发展她入党……”没想到的是，“在我最痛苦、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她避之不及，急于和我划清界线。为此我非常痛苦懊悔，并下了决心，不能妨碍她，不要让她为难，从此一刀两断吧……”无独有偶的是姚云在建承高中就读时的一位女同学××，她的姿态与前边提及的那位同学如出一辙：“一天在楼下食堂吃饭，看见建承高中的女同学××，读书时她比我高一年级，我们曾经非常要好，她家在北四川路桥堍开一个单开间西装店，我去过她家。一九四三年秋她要去根据地，我去看望她，临走前送她一双银筷以做纪念。这年冬天，突然传来她牺牲的消息，我悲痛万分，特意写了一篇文章悼念她，谁知她并没牺牲。多年后竟在此见到。”正所谓“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与高中密友的意外相逢，让姚云端的是喜出望外。但谁知，同学对此的反应却是一种截然相反的冷漠：“一次我就上楼找她，本以为见面时她一定像我那样惊喜，但我又错了，她极其冷淡，连声敷衍，我仿佛当头被浇了一盆冷水，这是我没汲取以前的教训，我的心又被重击了一次，久愈的伤口又开始流血。”满怀期待地去见自己的老友，没想到到头来却是如此一种极端的冷遇，母亲姚云内心的悲凉，的确可以想见。好在人心并没有完全沦落，在很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也的确还有人古道热肠地给予着必要的帮助。比如，时任建工局副局长的范达夫：“他非常关心地安慰我说：‘你心里别难过，老金的事，最后总会解决的，组织上一定会调查清楚的，你要耐心，要好好照顾孩子，当心老金的身体……’听到这几句温暖话语，我如沐春风，不觉流下了热泪。在那些灰暗的日子里，总以为人心已死，事实告诉我，人间自有真情在，我们有这样一位真正的朋友。”某种意义上，程维德的不幸被划入另册，就如同一块试金石。在这块试金石面前，人性的善恶可以说立见分明。

虽然说一直到2012年《繁花》发表后，金宇澄的名字才广为人知，但其实他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小说创作，创作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或许与他从事多年的小说创作有关，有敏感的论者从非虚构的《回望》中也洞悉发现了某些小说因素的存在：“以小说家笔法来构筑非虚构，我们所读到的，就不是感情的习惯性分泌，而是做了充分的文学化的表达。它才会独立成为一种文学的参照物，比个体的生命存在更长久。”说《回望》存在着小说性因素，是毫无疑问的一种事实。关键在于，这种小说性因素究竟因何而来。在我看来，这种小说性因素的具备，并非金宇澄刻意经营的一种结果，而是因为父母亲那跌宕起伏的命运故事本身就充满着小说的意味。小说性因素之外，《回望》的叙述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尤其是与《繁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虽然在具体的叙事过程中也有着诸多“不响”，但就总体的叙述风格来说，《繁花》的确称得上是如同长江大河一般地滔滔不绝，格外铺张。假如说《繁花》的风格是铺张的，那么，《回望》的叙述风格就很显然是内敛的。在很多时候，金宇澄只是点到为止，绝不在某一处做过多的留恋。质而言之，一部《回望》，就是在以一种格外冷静、内敛的笔触凝望并沉思着一部复杂诡异的20世纪“革命”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部分中关于父亲阅读《廿四史》的细节设定，就无疑有着突出的象征意味：“在晚饭前的那段平静黄昏中，父亲开了灯，伏在《廿四史》缩字本前，用放大镜看那些小字。他已经八十岁了，他聪敏、沉着、自尊，在漫长的人生中，已无法再一次寻找他年轻时代的神秘未来，只能在放大镜下，观看密密麻麻的过去。”父亲在回望遥远异常的《廿四史》，而我们，则伴随着金宇澄的笔触，凝视回望着父母的历史。我们注意到，1987年，父亲程维德曾经在《日瓦戈医生》封三的白页上写道：“……反映当时的动荡，饥饿、破坏、逮捕、投机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沮丧，都是事实，但作家的任务是什么呢？知识分子绝不是沮丧和黑暗的。”父亲不是作家，儿子金宇澄是作家。父亲这段话的微言大义究竟何在呢？是寄希望于金宇澄写出别样真实的知识分子形象吗？又或者，父亲在自己的回望历史中，是否已经有特别的体悟与发现呢？因了父亲的去世，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已经找不到确切的答案：“万语千言，人只归于自己，甚至看不清自己。”究其根本，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希望能够从这种“回望”中，发现更真切的生命体悟与历史启示。从这一点上说，金宇澄的“回望”书写，其深层的价值当然不容怀疑：“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它们在静然生发的同时，迅速脱落与枯萎，随风消失，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

❶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53页，同心出版社2014年5月版。

❷ 钟红明，《回望，及存在的证明——读金宇澄非虚构叙事集〈回望〉》，载《新民晚报》2017年1月6日。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ZD122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