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泥鸿爪求真录
——刘增人先生访谈录

◆ 刘增人 刘子凌

雪泥鸿爪求真录

——刘增人先生访谈录

◆ 刘增人 刘子凌

刘子凌

：刘老师您好，《新文学评论》杂志安排我跟您做这个访谈，让我有了向学界前辈致敬、学习的机会，很荣幸，也很感谢您的信任。我们先从您的治学道路开始吧。您1963年从山东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泰安师专函授部，一开始是教古代文学的。第二年才改教现代文学。后来基本上所有的学术活动，就都围绕现代文学展开了。当时这样一个“工作性质”的变动，是完全随机的吗？有什么具体的背景？因为在那个时候，教现代文学似乎是政治上获得认可和接纳的一种标志。您有没有这种感受？那个年代的现代文学教学情况大致是怎样的？

刘增人

：子凌好！很高兴有机会与你这样的青年才俊对话，借此使我也获得某些青春的活力，了解一些时尚的见解，不至于过分闭目塞听，对于我是大有裨益的。《新文学评论》的编辑先生这样的抬爱，更令我感激不尽。

我当年从古代文学课改教现代文学课，完全是领导的安排，与个人的兴趣爱好、优势特长之类，毫无关系，更与政治上的认可与接纳毫不相干。只是因为函授部1964年需要开设该课却恰好没有事先预备的师资，原先准备担任该课的老师幸运地外出进修了，我就成为“填空”的代用品。我们那时的工作安排乃至专业选择，都完全排除了一切个人的因素，绝对出于领导的抉择。

那时的现代文学教学，有两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一是学校的性质和学生的状况，二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氛围。

因为泰安师专是师范类专科学校，学生尤其是函授生，大多数是农村初中教师，少数是县级以下教育局教研室的教研员。他们的学历，大都是中级师范毕业或肄业，少数是高中或初中毕业或肄业。领会课本的内容，掌握教学的方法和要领，都有一定困难。因此我们的教学内容，必须贴近初中语文课本和语文教学的实际，为学生提供现成的“教案”。我记得一年的现代文学教学方案是分为四个板块：“五四”时期，三十年代，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每个时期先讲几句时代背景即文学史框架，主体是按时期排列的中学语文的教材分析与教法研究。每个时段，除去中学语文课本的内容以外，还需要补充一点“名著”作为点缀，例如鲁迅的《阿Q正传》、郭沫若的《凤凰涅槃》、茅盾的《子夜》、曹禺的《雷雨》、老舍的《骆驼祥子》——这样显得比较“高大上”一点，比学生的视野稍稍开阔一点。否则有可能被学生看不起甚至难以下台。我们那时都刚刚毕业，大都比学生年轻，收入不高，穿戴都极其“大众化”，没人有手表这类奢侈品，显得比不少学生还要“寒酸”与稚气。“装”有学问，是维持所谓“师道尊严”必需的程序。

那时的教学内容中的名著，主要是鲁郭茅巴老曹，而且都是节选，不能展开。其他“非主流”作家作品，我们在学校里也大都没有学过，不知道，更不能讲，无法讲。

教学方式，也与现在大不相同。函授教学主要有三个环节：一是面授，由任课教师到有关地区或县的函授站给那里的学生当面授课，解疑释惑；然后是根据课程进度布置作业，学生在本单位自学并完成作业寄交老师批改；最后由师专函授部与各个地县函授站联合举办考试，成绩合格者颁发文凭。我们在出发面授前，首先需要“集体备课”。我们的函授中文组，有一位年轻的党员老师作政治组长，一位年纪较长的老师担任业务组长，我们就在两位组长主持下，集体研究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然后分组到不同的地区、县函授站完成面授任务。即使没有人听课监督，大家的教学内容也一定是大同小异，不会允许什么人独出心裁，越轨开讲。唯一的区别，在于批改学生的书面作业时，我们可以提出不同的修改意见，写上代表自己看法的评语，指引学生业务提升的路径与方法，有时也故意掺杂几句自以为有效的读书方法与“写作经验”。这也是我们和学生互相交流的最佳通道。

刘子凌

：1979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组织全国的现代文学工作者，合作编写多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资料汇编”，这一大型的学术工程功德无量，至今仍泽被学林。您跟冯光廉先生承担了叶圣陶、王统照、臧克家三位作家的研究资料专集的编写任务。当时主事者是出于什么考虑把现代文学作家“分配”给各位编写者的？您跟冯先生为什么选择这三位作家？

刘增人

：这套资料丛书的主持者为什么要把各位作家研究的专集分派到各地各所不同的高校或研究机构，又是按照什么原则“分配”任务，我至今也完全不清楚。因为我在教学中常常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难题，需要向昔日的老师求教。薛绥之、冯光廉就是我求教最多对我也帮助最大最直接的两位恩师。冯老师分得的三种专集，王统照与臧克家是山东籍作家，由山东的高校承担理所当然。叶圣陶的专集为什么分给冯师，就完全不明白其中的缘由矣。冯师那时担任山东师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教学与工作任务特别繁忙，专集又有完成的期限，于是约定我这个老学生“合作”编写。我身处师专这样高校中的“第三世界”，能够参与国家级项目的编写，真心感到不胜荣幸，自然也努力认真地工作，于是逐步取得了冯师的信任和厚爱，指点与提携。那时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颇有几对“双打选手”，例如范伯群与曾华鹏、陈子善与王自立等，都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长期合作的范例。但都不像我们这样的师生关系，他们的工作单位的学术地位以及本身的学术实力也基本持平，而且各自除去编辑有关作家研究资料专辑的任务以外还都有属于自己的研究计划或工作目标；而我是惟老师马首是瞻，不可能也无必要越级开展什么自己的研究，这样就从不出现分歧。

刘子凌

：研究资料的编写开始了您跟冯光廉先生的长期合作。在“单干”居多的人文学科，您跟冯先生几十年的学术友谊，特别让人羡慕、钦佩。我特别想提出来的是您跟冯先生合作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有人统计过，现代文学史已经出版了上千种，而这部依专题设置章节的文学史，仍然有自己的特色，也予人启发。当时是出于什么机缘编写这部文学史的？您自己在编写过程中有什么体会？

刘增人

：在1987年调入青岛大学前，我和冯师的“合作”，完全是老师带学生的关系。冯师的安排，就是我行动的指南。偶尔有点意外的收获，也大多是研究资料的“副产品”，例如《臧克家集外诗集》之类。研究资料的编写，是需要一定数额的经费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提供的经费，冯师大部分都留给我使用，他的研究经费，则是从另外的规范途径获取。

1987年后，我的“角色”有所改变，从冯师的学生“升格”为助手。冯师从济南移师青岛，据我所知，是心怀壮志、雄图在胸的。青岛大学中文系创建伊始，冯师就诚心诚意延请了严家炎、田本相、吴福辉、蓝棣之、王富仁等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大咖”，为我们学科把脉开方，出谋划策，绘制蓝图。大概是参考了诸多先进的意见，冯师规划了一套逐步成熟的发展路径，他叫做“三步走”(后来延伸为“四步走”)：第一步是近代、现代、当代三本研究资料(我因为当时正按照冯师的指示编写《中外文学名著读本》，并以此为契机从事青岛大学非中文专业“大学语文”课的改革，没有参与这套研究资料的编写)；第二步是近代、现代、当代三本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发展史》就是第二步中的一本。当时恰值“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名震一时，我们颇感心仪，也想按照自己的文学史观书写自己理想的文学史。为了区别许许多多文学史著重复出现、陈陈相因的书名，才改称“新文学”并且称为“发展史”。冯师认为既往的文学史，在体例上往往大同小异，鲜有突破。于是经过多次论证，设想出以主题类型为纲的文学史框架，并且成功地约请到近20所高校的朋友“加盟”。这一方面见出冯师的人脉广延，另一方面也证明这种框架不落俗套，饶有新意。该著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也得到学术界若干专家的赞誉。著名现代文学史专家黄修己先生在他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之研究的大著中，以相当篇幅介绍该书。该书还曾经是某些高校现代文学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推荐参考书之一。最近听说黑龙江大学于文秀先生认为，我们这本文学史是诸多文学史著中对于萧红的评价最为公允惬当的一本。但我没有见到原作，这里就无法引用了。

只是可惜该书作为青岛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课教材的寿命只延续了几年。因为不再采用为教材，第二版售罄后就失去了继续修订出版的可能。这本文学史就只遗留在关注文学史史学的同好的书架和心目之中了。好在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著述一直在发展变革，我们的著述能够在一定时段发挥某些作用，承接着过去，联系着未来，正是各种史著大体相似的运命。

冯师的第三步即《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这可是一项开创性的大工程：其一是近百年作为一个整体，打破了原先近代、现代、当代人为割断的格局；二是小说、诗歌、散文、话剧、文学批评五种文体像五条河流分别流淌，各有其自身的文体规范与沿革轨迹——气魄宏大，设想新颖，堪称标新立异、独辟蹊径的大手笔、大举措。但还是由于某种原因，却一开始就走得踉踉跄跄，勉为其难。本来预定二至三年完成的编写任务，一直拖了七年才勉强交卷。其间若干发展向上的契机，都被无缘无故地错失了。预期的学术反响，也未能完全如愿——留在我心底的，一直是一份沉甸甸的遗憾。

第四步是媒体史，即文学期刊史、文学副刊史、文学出版史的有机组合。但除去我承担的文学期刊史一直延展、变革至今外，其他两种，均已无疾而终。同时，冯师领衔组建的学术团队，也从第一步终于“走”到今天。其实这也毫不足怪。因为任何文学社团，都有从兴盛到衰败的可能。一个既不是“211”更不是“985”的省属高校里无博士点的学术团队的起起伏伏，其实完全是合规律的现象。但作为该团队的主要成员之一，我却往往难以完全释怀。长期处于这样的低迷、沉滞情怀中，对于学科曾经赖以繁荣甚至是赖以生存的文学史及其编写，早就失去了思考的可能，更遑论文学史观念的更新与文学史著作的书写了。从《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艰难问世以后，我就完全告别了文学史这一曾经热情参与、积极探索的领域，实在是事出有因。

刘子凌

：根据我的粗浅理解，您的现代文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是特别重视“人”的因素。这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讲：一方面，您比较关注的几个作家，比如王统照、叶圣陶，您都写有传记；另一方面，就像您的名作《论鲁迅的人格范型》、《论曹禺剧作的人物配置艺术》显示的，您好像也喜欢从人的性格和作品的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去观察研究对象。我注意到，您的学术研究，起步于和书新先生一起编辑《鲁迅生平自述辑要》。这恰好是一种传记材料的整理工作。不知道这之间有没有微妙的关联？关于文学史研究文学性和史学性的侧重，历来都有争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增人

：难得你如此细心细致，竟在好像是不经意间找到了连我自己都是刚刚品味出的一个学术研究的特征，一个我感觉非常不错的特征。文学史就是人的心灵史，好像早就有国际文学“大咖”发表过类似的论点而受到不少人士的激赏。但我的这一所谓特征，却并非理论的认同，而主要是自我独特生命历程的体悟。

我是遗腹子。还在呱呱坠地之前半年，家父就在和日寇的激战中被飞机炸中头部当场阵亡。之后家母带领我和家姐到处流浪求职，饭碗一旦失掉(那时，对于一个拖儿带女的小学女老师来说，失业真的是家常便饭！)，就只好长街乞讨，冀望有好心人施舍一点残羹冷饭，维持性命。所以从幼小年纪开始，就从未有过对于温饱生活的向往，能够活下去，就是一切。童年时代，我一向不曾心存过年过节的幸福期待，像许许多多朋友那样温馨的记忆，没有，从来没有。和同学比较，和邻里比较，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应该这样生存。人和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天差地远的区别？大学毕业后生活境况有了根本的好转，但突然降临的“文革”，开始使我对于人的疑问，空前地深化而且一直难以完全破解。1966年6月，“文革”的风暴毫无悬念地席卷横扫了我所在的学校。昨天，还安安心心端坐在我讲桌对面的学生，突然变成揪斗批判我的造反派头头，昨天还在一口一个老师谦恭温和地向我问东问西的学生，顿时高喊口号要“彻底打掉”我的“反革命嚣张气焰”——我一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满心里是慌乱，是焦虑，是恐怖，不知道应该如何自我批判，自我革命，以适应运动的革命要求和学生的革命行动。如果说我从高喊口号揪斗批判我的学生脸上看到的还有几丝“革命义愤”，那么，他们把书新先生一脚踹倒、然后一脚跺下去碾起来时那种胜利、示威、震慑等混杂一起的笑容，就使我冷彻心扉，永难忘怀。后来我还曾经遇到过不少挫折和失败，但比较这类心灵的震撼，只不过是“小巫”而已！

一面是恐怖、忧愤，但一面又是探究、追索，两种合力敦促着我从来不愿懈怠地渴望真正地深入地了解人，了解人的心灵。

1973年开始跟随书新老师编纂《鲁迅生平自述辑要》时，这种心愿还只能深深地藏在心底，这非常容易理解。到得我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思和自己寻找到的史料解读、摹写叶圣陶、王统照等具备独特的堪称浑圆厚实的人格魅力的作家时，我就开始毫不隐瞒地宣泄出自己的爱好，自己的钟情，自己的理念。对于臧克家的诗作与诗论，在学术界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意见往往相左，情绪相当激烈——这些我都非常理解；但我要着重写出的，却是臧老在与我的接触中非常自然地流泻出的对于故土的一往情深，对于后辈的提携奖掖，以及对于新老朋友的忆念怀思。这应该是这位世纪诗翁心灵中最柔软的诗窍，也往往是打动我的心灵柔弱处的大吕黄钟。

至于文学史研究文学性和史学性的侧重，究竟应该如何处置的问题，因为我已经放置大约二十年了，现在也依然不愿意旧事重提，再行思考，就径直“交白卷”吧。请你原谅。

刘子凌

：我们把话题转到现代文学期刊研究上来吧——这是您学术贡献最大的领域之一。从扎扎实实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到好评如潮的《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您基本以个人之力(当然也有学界同人的鼎力协助)完成的文学期刊普查，实在是一项了不起的学术成就。《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出版以后，您自称“还并不具备撰写文学期刊史的实力和条件”。那么，《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问世之后，如果请您来写文学期刊史，您打算怎样展开？您对这一时段的文学期刊景观，有何种基本感触？

刘增人

：如果你不太厌烦，我是不是可以从头说起？你知道，我对于文学期刊的兴趣，始于1962年前后。那时我正在山东师院中文系读书。给我们教现代文学史课的是已故薛绥之先生。他是右派，给我们开课前后，是摘帽右派，但课讲得有声有色，与那些只会背教案的老师迥然不同。他讲课时，常常有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某些文学史上的“细节”，当时听来颇觉鲜活的“典故”，一不小心，就从话里话外冒冒失失“蹦”出来，喜欢坐在前排听课的我，每每会心。我曾经与一二也有同好的学兄相约到他的宿舍访问，见到满屋子都是书刊，一只好像久久没有刷过的饭碗，落寞无奈地躲在墙犄角里。我问他为什么心里装得下那么多故事典章？他笑笑后推荐我看看刚刚出版的《书话》，是唐弢先生用“晦庵”的笔名出版的。从《书话》里，我开始看到围绕着书籍和刊物的编辑出版，竟然有那么多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故事，从此就开始特别注意类似的书刊。1963年，书新先生从山东师院中文系调到泰安师专任中文科主任，其接受调动的条件之一，是师专需拿出一宗经费，让他选择、采购建设一座稍稍像样的高校中文系资料室必需的书刊。他上任伊始，就跑到上海，买来一大宗书籍、杂志，大都是三十年代的出版物。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的左联刊物，占据了大宗。《文学》、《观察》、《茶话》、《美丽》等散装的杂志，也排满了大半个书架。但只向专业老师开放，学生是不许阅览的。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书新先生以“贩卖三十年代文艺黑货”等罪名遭到我所见到的最残酷最血腥的批斗与殴打，一次就被用鞋底满是铁钉的黄色翻毛皮靴跺断肋骨两根，事后还打电话不许医院救治……从书新先生的遭际中，我异常真切地感受到围绕着文学期刊所发生的充溢着的鲜血和生命。越是恐惧，就越是急切地探寻这些可能也有鲜血和生命的文学期刊及其背后的故事。幸运的是，这一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大灾大难终于结束了，人们可以正常地生活与工作。恰好我得到恩师冯光廉先生提携，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资料汇编”的编写，有机会大量接触到蕴藏着无穷无尽此类故事的文学期刊，有机会与文学期刊的编辑、作者通过发黄的纸页对话，问询他们的文学观念，探讨他们的编刊模式。由此，我顺带积累了不少关于文学期刊的材料。尽管那时还完全不是自觉的学术行为，记录材料的格式并不规范，所记所录，也完全凭自己的兴趣，不是按照文学史、期刊史书写的需求。例如我还不懂“馆藏记录”的重要性，这一重要内容，就一直失记。再比如我还不懂初版与再版、正版与盗版的区别，以致不能够仔细辨析，详尽注明。后来再行补救，就几乎没有可能了。不过那时各地的图书馆，还没有后来的诸多限制，查阅者大多没有拿来发表、出版求名谋利的可能，图书馆的戒备之心就不像后来那么鲜明强烈，所以收获颇丰，至今还常常自我庆幸。

大概是2001年6月，由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衔召集、“鲁迅全集编辑修订委员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承办的“《鲁迅全集》修订座谈会”在北京西山中宣部干部培训中心召开。会议结束时，约请14人具体承接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修订任务。我被安排担任第4卷。修订工作要求之高与难，只有承担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其中的细致与艰辛。但对于修订者本人却是一件极大的好事。抛开修订《鲁迅全集》这一历史性工程本身的价值与意义不说，至少还有几点我亲身感受到的“实惠”：一是经费充足，完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报销起来不像学校财务处那么抠门。多跑几家图书馆，多复印一些材料，都被无条件允准。二是“鲁迅全集编辑修订委员会”曾经致函各修订者所在单位，要求给修订人充分的工作时间，尽量少安排修订以外的事务。大家真的是心无旁骛地静心工作了几年。三是各地的图书馆听说是为了修订《鲁迅全集》来查阅资料，大都持开放宽容的态度，我们可以比较从容地看到通常难以入目的珍贵资料例如稀见短缺的文学期刊。这一方便，帮助我顺便满足了此前一直想看到原初文学期刊版本以得知真实具体情况的心愿。

2003年初，我退休了，但同时我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获批了，经费8万元。从此，我开始了自己多年梦寐以求的正式的文学期刊研究，从自发的兴趣式的随手抄录，终于转型为逐步学术化的文学期刊调查。拿到经费以后，我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台笔记本电脑，开始了比较系统的文学期刊普查工作。此前我虽然已经涉足这一事业几十年，但完全是手抄，连复印也由于经费限制，极少敢于放手使用。

还在退休前，在孩子们帮助下，我开始自学电脑。没有进过什么学习班，不会十个手指并用，而是“二指禅”的指法。但熟练了一天有时也可以打几千字。当我满怀信心重新走进一些大型图书馆时，却发现情况并不乐观。一是进门就要收费，办证、查阅、复印、拍照，概不例外。二是限制越来越多，新中国成立前特别是抗战前的文学期刊，已经有不少被列入“善本”，非持有高级别介绍信不能查阅。三是馆藏目录与可以借阅的文学期刊不符，目录上赫然书写的，实际上却往往拿不出。询问管理人员，总是得不到合情合理的解答。每次提交三张索书单，能够找到两种，已经是运气不错。有的图书馆规定，每人每次只许提交三张索书单，在完全归还前，不许提交新的。索书单提交后，一般要等待半小时以上，再一批所需期刊才能够见到。实际上，在图书馆里等待的时间往往并不比真正阅览的时间少，一天也就是只有半天多一点可以“干活”。对于本地的阅览者，这也许不是问题，今天看不到，明天可以再来。对于住在每晚300元以上宾馆里的我辈来说，成本实在太高。北京、上海的大型图书馆周边，300元以下的宾馆，往往难以找到。路途太远的，交通费与时间的浪费，就更令人心痛。2005年，该项目终于完成了，已经查到的3000余种文学期刊的信息开列在册。在得到许多同行赞许时，也同时受到温和的批评或严厉的指责。我知道自己的不足，又开始申报项目以取得经费的支持赓续这一已经开始的工作。2007年，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叙录”获批。经过三年努力，可以开列学术信息的文学期刊种类，增加到6000余种。但出版已经没有经费了，这《叙录》颇为无奈地成为“待字闺中”的“剩女”。

经过这几年的历练，我真切地感受到从事文学期刊待查的艰辛，也非常明确地知道我绝对不具备撰写文学期刊史的基本条件。如果把文学期刊史的撰写比作登山运动，那么，我尽管命中注定不能成为冲击主峰的主力，但既然涉足这一队列年深日久，其中的沟沟坎坎，大体知道一二，我又何妨充当后勤人员，把自己历年来辛辛苦苦搜集到的一些关于文学期刊史的信息，按照自己感觉合理并且预测有利于若干读者使用的编排方式梳理、排列起来，静候愿意从中寻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的朋友来浏览，查阅，引用……如果有人觉得有用，也不枉费了我的心力。如果现在没有人需要，也许将来会有人需要。如果一直没有人需要，就让它们静静地躺在图书馆里休息。许多种类的工具书，大都是这样的历史使命。这就是我编著《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的初衷。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出版以后，有不少朋友指出，他们对于文学期刊信息的需求，仅仅是局部的，例如山东人更重视本省的文学期刊的历史，对于其他省区的情况，不一定需要完全详细地知晓。有的朋友主要关注“五四”前后或“左联”时期的文学期刊，有的朋友更希望尽量详尽地掌握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的信息。所以在该书中就排列出按照时间顺序与按照地域顺序两种方式，尽管费去我不少心力，但却节省了某些朋友一一检索的时间和精力。古往今来大多数工具书，岂不大都是这样的命运——即只是为需要它们的读者选择性查询而应运诞生。恐怕没有哪一位工具书的编者会把自己的著述天真地当作“国民必读书”或者“大众热读书”来期待。我也一样。

该书中保存了1500余幅文学期刊的封面图片，我以为是该书的重要贡献之一。我一向敬重的现代文学史料专家刘福春先生指出，纸质媒体的自然寿命，大概也就是六十年左右。他把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报纸、期刊、书籍，称为“即将消失的历史”，是真实可信的判断，也是充满惋惜与沉痛的呼吁。就是在现在，若干图书馆已经把大量文学期刊做了数字化处理，一般读者，往往难以看到“原生态”的期刊面目，更难以得到文学期刊封面的照片。现在有这么多相当精美的封面照片提供给读者，大家可以随意摩挲书页，联翩浮想，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浏览，翻拍，使用，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完善，甚至由此开拓出某些研究的路径或著述的思路……想来也应该是读书界的一件赏心悦目的好事情吧？

上述说明，主要在于借机会请关心文学期刊研究的朋友注意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对于文学期刊的“普查”，是一件异常艰苦的工作，如果没有足够的思想与经费的储备，最好不要轻易搭上这艘“贼船”。因为你如果没有做好几年甚至十几年出不了“成果”，无法填报上级布置的统计科研成果的表格，并且因此影响职称评定、职衔升级等对于个人和家庭都至关重要的事宜，那就有可能后悔不已，心情不爽。

至于撰写文学期刊史，愚意以为目前还不具备成熟的条件。不仅我写不好，其他朋友面临的困难，也难以逾越。首先就是文学期刊馆藏极其分散，没有哪一家图书馆，能够完整地提供现存文学期刊的半数左右，即5000种左右。所以当务之急，是首先建立一个比较完备的文学期刊全文数据库，尽量完备地收罗、整理并免费为研究者提供已知的绝大多数文学期刊的全貌，包括正文、封面、封底、目录、版权页、题图、尾花、插画、广告、编辑按语、编后记、约稿函、读者来信等，确实是原汁原味的未经删改的原初的文学期刊。让所有希望看到的人，都能够免费看到，免费进入文学期刊发生发展的历史现场。让所有希望参与撰写文学期刊史的人，都能够坐在自己的电脑旁，随意查阅任何一种、任何一期、任何一篇作品的文本及其相互连带的按语、栏目、编后记、题图、尾花、“左邻右舍”的文本等。这是撰写文学期刊史的必备前提。

即使这种文学期刊全文数据库已经建设成功，也还要一批“志愿者”合理分工，分头写作，然后才能“组装”、连缀成一体的文学期刊史。因为在我看来，在具备撰写文学期刊史的基本能力(含史德、史识、史才等储备，以及基本过关的文字表达能力等)后，还必须通读至少数千种文学期刊，才有可能开始构思框架，设计体例。而这一阅读量，是不少朋友不愿或者不能达到的一个太过遥远的目标。单是一种《小说月报》(后期)，就整整发行了十年，每年12期，16开本，每期几十万字。还有三大本厚厚的增刊。《文学周报》、《红》杂志等动辄上百期甚至数百期。《甲寅》、《青鹤》等还完全用文言写成。当下的青年甚至中年现代文学学者，又有几位能够不借助词典等工具书大体读懂文言期刊？自然，没有读过一定数量的文学期刊也可以“撰写”文学期刊史，在当下学术界，恐怕也不是非常罕见的特例。但那不在你我的讨论范围内，姑且不予讨论吧。所以组建一个由“志愿者”自愿结合，同时由真正的专家负责协调，让大家在基本统一的框架、体例中分时间段撰写，例如晚清部分，民国初年，“五四”前后……北京大学同仁曾经编写出版过一套“百年中国文学总系”(钱理群先生撰写《天地玄黄》影响颇大)，那种“生产方式”，我觉得适合于未来的“中国文学期刊史”的路数。非常可惜，我恐怕已经难以看到那值得隆重庆祝的盛大节日了。

刘子凌

：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里，您使用了“准”文学期刊的概念，到了《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您又使用了“涉文学期刊”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演进背后，有何种考虑？根据您的编著体验，您觉得文学大致在何种情况下会被期刊“涉及”？进一步说，您觉得文学在这一时段以哪些形态存在？这些存在形态对于我们理解文学有何启示？

刘增人

：当初设计“准文学期刊”时，是感觉这样一大批文学期刊，历来不被看做标准的正宗的文学期刊，若干关于文学期刊的目录性著作，往往不把它们列入研究的视野，所以要有意把它们“抬举”到文学期刊的序列之中，但又似乎“底气”不足，担心受到普遍的“质疑”。《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出版以后，不少朋友致函本人或撰写书评，对此充分肯定，这给我不少勇气和胆量。自忖“准”字还不能更准确地表达我对于此类文学期刊的认知。“准”毕竟好像还是“差”了一个档次，即不够完备、品格稍差等等。于是想用“涉”字规定此类文学期刊与所谓“纯文学期刊”的区别。“纯”指没有非文学成分掺入；“涉”指涉及文学但并非仅属文学。“纯”与“涉”的界限不好划分，我于是以《青年》杂志(次年改称《新青年》)为入选与否的标准。《新青年》影响极大，几乎所有关于文学期刊的叙述、目录，全都毫无保留地肯定其文学期刊的资格，那么，与其类似的大量“涉文学期刊”进入文学期刊研究的视野，就顺理成章，毫无悬念了。从“准”到“涉”，显示了我对于文学期刊内涵与外延的一种再认识，一种再体验。这一看似仅是名称的改变，不过是一字之差，却大面积地恢复了中国文学期刊本来的“疆域版图”。我们的文学前辈在非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披荆斩棘开疆拓土的历史功业，不再被埋没了。学术界同仁的某种认可，更是体现出接纳新知、开放包容的优良心态。

其实关于文学期刊的入围尺度与标准，早就有学者关注。2005年4月天津师大举办“回顾与展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我在发言时谈到发掘、叙述现代文学期刊，应该持“宁滥勿缺”的心态。因为时代与地域不同，每人的文学观念不同，自己认为不是文学期刊的，未必大家都认为不是，更不是永远被认为不是，应该采取的便是“宁滥勿缺”。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王世家先生听错了，马上起而“反驳”：“不对！宁缺毋滥是错的，我们必须要宁滥勿缺！”与会一众哄然大笑，笑的看似是世家先生的误听，实际上是对他的强调的会心与认可。

文学“遭遇”期刊所“涉”于是形成“涉文学期刊”，原因与形态颇为复杂。但主要的情况有两种：党派的组织需要，商业利益的驱使，由此形成党派性文学期刊、商业性文学期刊。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始终伴随着党派之间的激烈斗争，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了取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执政地位与支配权力，话语的控制与舆论的掌握是一切党派共同的追求，党派性期刊(由政党及政治性派别直接或间接创办)的应运而生，就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从后期《新青年》到左联期刊系列，从根据地到解放区面向工农兵读者大众的期刊系列，有的是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理论刊物，有的是在共产党支持下或由共产党人主办的刊物，大都是作为共产党反抗压迫、争取解放(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的喉舌和武器而出现的，其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党派立场都是举世公认的。北洋军阀政府似乎没有来得及出版属于自己的党派性刊物，章士钊的《甲寅》在比重上也是学术文艺远远大于政治。20年代末特别是30年代，国民党当局开始重视期刊这一大有作为、值得争夺的阵地，不惜充斥巨资、网罗人才，以自办刊物作为绞杀左翼的、进步的刊物的重要配套措施。于是，人们开始看到《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旗帜鲜明的当局立场的刊物相继问世。白纸好墨，印刷精良，可惜读者稀少，卖点可怜，也是期刊史上不可多得的颇具研究价值的个案。这类期刊，往往有党派的依托，甚至享有政府财政拨款的特殊优惠条件，基本上或局部地避免了销售数额的困扰，希望有更多的读者，但不必为印数多寡发愁，所以它们往往对读者采取宣传、教育、俯视的姿态。其中品格不高的部类，则往往由于生硬灌输的方式而可能疏离若干读者。

由出版商创办或控制、以商业利润为办刊主要目的的商业性期刊，从近代以来就屡见不鲜。晚清一大批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期刊，可谓其典型代表。为了商业利润，他们曲意迎合购买可能性最大的读者群落，用心堪称良苦，招数不断翻新。但总是受到新文学的大力贬斥，不能堂皇地在文学的道路上登堂入室，常常怀持自惭形秽又不甘人后的心态。随着时代演进，商业性期刊的面貌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有的礼聘新文学家主持笔政，使刊物面目彻底一新，有的仅在栏目、文体上推陈出新，有限度地增加吸引新式读者的内容，有的采取两套内容并置、互不伤害的方针，使新旧读者各有所得，刊物也就变得新旧兼容起来……商业性期刊的基本经济来源也即生存之道，就是读者的订购。这是老板赢利的基本渠道，也是发放编辑费、稿酬的根本来源。失去读者，就等于自绝生路。因此它们一般不大可能不对读者采取曲意逢迎的姿态。选择最大多数的读者，想方设法扩大刊物的销路，大致是这类期刊的宗旨。这也就使之常常因骨气不足媚态有余屡受诟病。

我们既往的文学期刊研究，注意力多集中在对期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的评价，是一种期刊文学研究，还不是规范的文学期刊研究。要进行认真的文学期刊研究，就应该把期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其经济运作的情况充分地纳入视野。文学期刊，是现代文学诞生的母体，又是现代文学发展的温床；是介绍世界文学—文化潮流、催生现代文学的主要渠道，又是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整理民族文化遗产的主要阵地——是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化背景以及民族文化母体紧密联系的纽带；是现代作家的主要舞台，是现代文学思潮在论争中传布的主要渠道，是现代文学社团、流派滋生、蔓延的基础，生存、嬗变的标志；文学期刊，体现着现代文学的地域性、时代性、变异性特征；是建设现代文学语言、丰富现代文学文体的主要阵地；文学期刊，执行着现代文学开展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乃至政治批判的功能，已经形成一种现代社会的准“公共空间”。李欧梵先生曾对《申报·自由谈》作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就这一副刊指出中国尚无西方式的“公共空间”。如果仅就《申报·自由谈》立论，也许是可信的；如果把视野定位于现代文学期刊的整体、全局，就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因为这里事实上存在着一块文人们月旦时政、臧否人物、控制舆论、制导话语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话语阵地。

杂与专的对立统一，一向是杂志必须面对必须回答的课题。期刊的综合性与专业性的矛盾统一，也永远是困扰着办刊人的核心问题。杂，则内容丰富，涵盖广泛，适应性强，有利于吸纳方方面面的读者，扩大刊物的销路；专，有利于把刊物办出特色，办出趣味，能够更好地吸引某些层面的特定读者。专业性期刊一般不以读者面的广泛取胜，而往往以读者层的稳定见长；综合性期刊的追求，则往往相反。综合与专业又是相对的，从社会全局来看属于专业性的期刊，在自己的门类内部，又有变成综合性的刊物的可能。从读者方面看来，他们的需求又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兴趣广泛，有的需求单一，有的注重知识的探求，有的注重信息的搜罗，多数读者则把订购期刊作为娱乐消闲的主要途径。不同读者的不同需求又是在各种条件下互相影响变动不居的。刊物发行的风险，迫使对刊物销量负有责任的办刊人，必须尽量掌握自己期待的那部分读者的心态与情绪，或者亦步亦趋，常办常新，以变动求生存求发展，或者努力提高自己的办刊水平，巩固特色，吸引、培养自己稳定的读者群落。谁能摸清读者的需求，成为最大范围的读者的良师益友，谁就有可能在社会、经济两个领域里获得“双赢”。显然，旧中国并不是文化事业比较发达、读书求知的氛围较为浓厚、文学期刊拥有大量读者的国度。但某些经营有方的编辑家、出版家，却在一块相对贫瘠的文化土壤上，创造过堪称辉煌的奇迹：商务印书馆所出的八九种杂志，一般都能印两万份左右。其中的《东方杂志》最多印到八万。林语堂办的《论语》，每期印到二三万份，后来编的《宇宙风》每期达到四万五千份。老资格的《良友》画报一期可印四万份。最惊人的是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1931年印数由每期八万剧增至十二万，到了1932年竟增至十五万五千份。一般说来，适应多层次读者需求的综合性刊物，发行量较大，文图并茂、可读性强的期刊，容易得到大多数读者的认同，有故事有悬念且能煽情亦稍有文采的普及读物，在中等左右文化水平读者中享有长盛不衰的阅读兴趣，前进而不激进的中性刊物，不易招至反动当局的绞杀却容易受到爱国向上但思想意识尚不超前的读者层面的拥戴。

刘子凌

：北京鲁迅博物馆与青岛大学联合筹建的鲁迅研究中心2002年成立以后，由您牵头，连续多年编辑出版了《鲁迅研究年鉴》。这种工作对于研究者把握、感知学界动向，很有价值。能否说说您在编辑中的有关体会？

刘增人

：还在1998年前后，冯师确立了第四步战略部署，我分工领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的编写任务不久，冯师突然异常郑重地找我谈话，要我暂时放下《文学期刊史》的编写，因为他意外得到山东省教师基金项目的资助，要开始巨著《多维视野中的鲁迅》的撰写。项目来之不易，绝对不可轻言放弃。我马上领悟出这是冯师“四步走”战略受挫以后寻机突围力图另辟蹊径的壮举，是一条放弃文学史但依然可以再次取胜的阳关大道。但我当时却毫不犹豫地谢绝了。一是因为该书所涉及的内容，大多是我连边缘都从未触及的大学问，例如美学与鲁迅研究、哲学与鲁迅研究、文化学与鲁迅研究、文化史与鲁迅研究、伦理学与鲁迅研究、思维学与鲁迅研究、心理学与鲁迅研究、人格学与鲁迅研究、接受美学与鲁迅研究、编辑学与鲁迅研究等。其中任何一个选题都足够我几年的钻研。要在两三年里完成这样一部多学科的综合性鲁迅研究的大书，实在力所难及。何况我那时已经近六十岁，平素理论素养就非常薄弱，补课无论如何都来不及。二是我的文学期刊史刚刚上手，兴趣正浓，从心底也不忍撤出。冯师听我说得在情在理，也就不再勉强。但过了两天，又强调此事非我莫属，因为他不能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山东省教师基金项目确实难以成功获批)，一旦放弃，我们团队乃至学校都可能失信于人，以后再申请任何项目都会阻力重重。如果我感到为难，他可以请湖南师大谭桂林与我一同协助他主编。谭桂林对于我不熟悉的新学问，大都研究有素，而且那些用新理论、新学说武装起来的青年学者，他都比较熟悉，我只要负责一些相对“传统”的章节就可以。一面是任务重于泰山，一面是恩师恩重如山，我难过了一周，几乎夜夜难以成寐，终于情胜于理，只好违心地答应了恩师的重托。此后大约三年，我除去近似发疯一样地购买我负责撰写的“人格学”一章的参考书，复印、“啃读”有关文章外，就是心惊肉跳地拜读我几乎完全看不懂的新锐论文。那时一些撰稿先生，有的还不习惯使用电子邮件，我们之间的联系，主要依靠长途电话和书信。其难度和成本，都与现在的情况无法比拟。2002年，这部100多万字的大书，终于完成了。学术界与宣传部门都给以非同寻常的评价，冯师的突围，获得了成功！在为老师再创辉煌真心高兴的同时，有时也不免暗暗地思忖，在学术研究的选题领域里，是应该依从情还是应该服膺理？也没有谁告诉我，这种完全超越自我能力底线的贸然承诺，是对还是错？

2002年，学校决定申报现代文学博士点，这是青岛大学申报的第一个人文学科的博士点。我被任命为带头人，其实就是责任人。我没有推辞，因为深知此举关系到学科乃至学校的发展大局。但我们自己的力量毕竟有限，想到河南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申报获得成功的先例，就在全国寻找可能与我们联合的国家级科研机构。想来想去，唯有北京鲁迅博物馆才是最理想的合作单位。那时孙郁先生要出任馆长的消息已经传开，我于是拜托多年的老朋友张杰先生转达我们恳切的愿望，对方也高高兴兴应允下来。这年末，青岛大学校长率领我和一干人员，直飞北京，与孙郁先生及馆里的书记张全国先生愉快地谈妥了一应事宜。有关合同，回来后加盖公章，互相换文，我们迅速地“订交”，组建了我国第一所“鲁迅研究中心”，约请了郑欣淼、温儒敏、刘勇、吴福辉、张中良、张福贵、谭桂林等鲁迅研究专家，组成“中心”的学术委员会。

当时我与孙郁先生拟议编写三种书系：鲁迅研究年鉴书系、鲁迅作品解读书系、鲁迅研究新锐书系。作品解读书系是想约请鲁迅研究的大家，专门为一般文化水平的读者撰写解读鲁迅《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五种创作的小书，每种约10万字。寓提高于普及，希望鲁迅和他的作品能够像润物细雨般地渗透进并常驻在中等文化水平特别是中学生和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阅读视野。我先和王富仁先生谈及该计划，他非常赞同，但不想写关于小说的了，因为关于鲁迅小说他已经说得太多，倒是想写《朝花夕拾》。《野草》自然非孙玉石先生莫属。其他三本，初步酝酿的是冯光廉、王得后、孙郁。新锐书系的“开篇”之作是孙郁先生推荐的高远东先生的新作，他认为这是当时最前卫但又极深至的新著。年鉴就由郑欣淼、孙郁和我联合主编，他们两位完全信任我，我编就后他们只审读全稿即可。

设想非常完备，前景不可谓不“光明”，但后果却并不乐观。前两种书系当时就未获批准，理由非常简单明确：作者大多不是本校，我们为什么花自己的钱给别人出书？唯有年鉴，还在一本一本编下去，出下去，尽管非常艰难。但是经费却在逐年缩水，从开始的每年15万，到8万，到4万……2008年，学校“资金链”断裂，鲁迅研究中心的经费告罄，年鉴只好暂时“休刊”。再加上孙郁先生奉调到人民大学任文学院院长，鲁博那边领导更换人选，年鉴于是奄奄一息。到2010年，挣扎着又出了一期。这时学校推出财务新政——退休人员不许借支经费，我无法按照出版合同在付排前向出版社付费，出版社当然也就不可能将没有付费的书稿发排，这是有过出版非“畅销书”经历的中国人都心知肚明的现实。于是，我的鲁迅研究中心的主任以及《鲁迅研究年鉴》的主编，就此正式“谢幕”。从此，我也就再也无颜进入鲁迅研究的队列。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是当下一些网友比较时髦的调侃用语。但从我自己的感受出发，却觉得是那么中肯、切实、准确、精炼，非但毫不可笑，倒是沉痛有加，简直好像就是为我这类人的经历与境遇量身定做的评语。

刘子凌

：最后一个问题。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资深学者，您对本学科和年青一代的学人有何种期许？

刘增人

：按照冯师和他的女儿冯济平老师的界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以年龄和经历自然地划分为几代学人：王瑶、李何林、唐弢、田仲济他们是第一代；严家炎、张伯海、范伯群、曾华鹏、冯光廉、朱德发、黄修己等三十年代出生的就算第二代；吴福辉、钱理群、王富仁等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出生的应该是第三代。“资深学者”肯定不敢当，但从年龄论起，我大概属于第三代了。

和你们这一代学人比较，我有着非常突出明显的短板：第一是不懂外文，无法直接读到国外新进的书刊，无法直接与世界各地的学者对话，从来没有机会到国外访学、阅览、研讨，从未置身那种异质文化的境界中体验、对比。二是理论素养极差，极其不善于抽象思维，对于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出奇，既没有能力，更没有奢望。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薄弱，只有皮毛的认知，缺乏系统的学养。四是由于从来没有著名高等学府或研究机构学习与工作的经历，自卑的心态比较严重，不相信自己会有重大的理论建树。再加之年事已高，根本上改善知识结构已经没有可能，连“朋友圈”都不想扩大了。因循守旧，暮气沉沉，退场谢幕的思路，日益成熟并且固化。

对于你们除去羡慕以外，也还有希望：一是希望你们不再受到经费之类的困扰。二是希望你们珍视、敬畏前辈和他人的建树，在评价他们的功业和失误时，多一些学术的历史的宽容，少一点居高临下的指责甚至嘲讽。三是希望你们在考虑自己的建树时也适当顾及团队的发展。没有一个像样的平台，个体的独自进展，有可能会困难重重。四是希望你们在文字表达上还要多下点苦功夫。汉语是我们的母语，从牙牙学语时就人人“会”用。但真正学会用汉语把文章写得文通字顺，还需要下点真功夫。从经典的短篇作品的“细读”开始，字词语句的运用，布局谋篇的艺术，一一研读，像我们当年教“作品选讲”一样“备课”。谙读五十篇，文字的功底极可能大有长进。

青岛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