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宵酒醒何处
——魏晋酒事断想

⊙ 文 / 石华鹏

——魏晋酒事断想

⊙ 文 / 石华鹏

石华鹏：一九七五年出生于湖北省天门市。在《文艺报》《文学自由谈》《当代作家评论》等报刊发表评论、小说、散文二百余万字。曾获第六届冰心散文理论奖、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现供职于福建某刊物。

一

如果把夏禹时期一个叫仪狄的人酿造的第一壶酒作为中国酒的起源的话，那么，酒在华夏大地上至少走过了四千年的历史，一部酒史几乎逼近于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史籍《吕氏春秋》《战国策》最早有：“仪狄作酒”“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的记载，是为中国酒起源的文字佐证。

无论独享美酒，还是把酒庆祝，无论借酒浇愁，还是因酒祸事，千百年来，酒总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个体内心情感纠缠在一起。但是有一天，酒挣脱了自身的物质属性，逃离了兴奋的个体饮者，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即成为一个时代的群体风尚和生存哲学，成为一个时代的主题词，成为后人进入一个时代的精神通道；那么酒就不仅仅是酒了，那么这个时代也就不仅仅是一个庸常的时代了。

这个与酒结下不解之缘的时代，叫魏晋；因为喝酒纵歌，因为酒醉放浪，因为风流自赏，这个时代诞生了一个专有名词，叫魏晋风度。

历史，有时犹如一部勾魂摄魄的悲情影片，轻轻地落幕却沉沉地敲打在观众的心上。魏晋便是这样一部影片。鲁迅先生说，魏晋的天空“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悲情、悲凉。一个时代为什么会如此？两个字可以概括：乱、愁。

魏晋是指东汉政权瓦解之后，魏到两晋的时期，也就是公元二二〇年到公元四二〇年。短短二百年，便有二十几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也就是说平均每隔六七年便有王朝更替。有王朝更替，便有连绵不绝的战争，有战争便有死亡，有死亡，便有无尽的哀愁。历史学家说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这种说法一点都不夸张，可谓兵荒马乱、灾连祸接。所以，在战乱、哀愁的现实土地上，魏晋天空笼罩着悲情、悲凉的云雾。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任何一个极端都伴生另一个极端。战乱、哀愁的另一面是群雄并起、英雄主义行天下，悲情、悲凉的另一个极端是思想解放、个性张扬。时光总会暗淡哀愁，流年也会老去英雄，当一切走远之时，在魏晋时代夹缝间生存的士人文人们，却用自己的清谈、服药、饮酒等外在行为，成就了内在的率性至真、慷慨任气，追求绝对自由的“魏晋风度”。

魏晋过去将近一千六百年了，在今天，当人们重新回味那段缥缈如烟的历史时，战乱与哀愁的场景很难被再次想象，而心中留存的对“魏晋风度”向往的火焰总在默默燃烧。——这向往，并非因为嗟叹当前现实对魏晋自由精神的缺失，仅仅是因为自身内心的某种朝圣；而这向往的火焰的燃烧，一定是因为那个时代，那些人物，那些清淡，那些药物，那些逸事，当然更重要的是那些酒，做了人们心中的助燃剂。

一千八百年前，一切都曾鲜活地演绎着。

大约在公元二〇〇年，汉帝国大厦开始倾覆，作为国家学说的儒学日益僵化和教条，没有自我蜕变和提升，无法从精神和思想层面去解决国家危机，朝野上下很多人借仁义以行不义，借君臣之节以逞不臣之奸。人们突然发现，除了自身的生生死死之外，过去一直恪守的儒家道德、操守，统统都是假的，人们开始转向道家学派，开始仰慕内在于人的气质、才情、个性和风度。

于是，我们看到魏晋士人一个个粉墨登场：阮籍手持鹿尾，宽衣大袖，嘴角露出讥世的微笑；山涛赤袒上身，抱膝而坐，背倚锦囊，双目前视，表情深沉；刘伶双手捧酒杯，回头做欲吐状，一位侍者手捧唾壶跪接……

他们奇装异服，我行我素，觥筹交错，困酣醉眼，他们毫不掩饰地炫耀自己的才华，他们从容应接明丽澄净的山水。一句话，他们向内发现了自我，向外发现了自然。为了亲近自然，彰显自我，酒成了他们抵达彼岸的载船之河，甚至大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盛唐气概了。酒，与这群人结下了妙不可言的缘分。

被文学史家称为“后英雄时代”的魏晋，英雄主义的冲动与对生死焦虑的超越，像划过空中的一条彩链，穿南北之史。一代枭雄曹孟德，无疑是这条彩链上最令人炫目的链珠。他“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气韵沉雄地吟咏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酒，成为英雄渴求功业与嗟老叹岁的一种意向指归，成为英雄激情蔓延与自我爆发的“点火石”。

曹操这一吐纳建安风骨的吟咏，揭开了魏晋这一方酒窖的缸盖，从此芳香四溢……

二

其实，远在竹林诸贤之前，名士们就经常“樽中酒不空”了。

“建安七子”之首的孔融，生性好客，家中每日宾客盈门，但他时常慨叹道：“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这口气就是说，家里酒水开销过大，时有“樽空”之愁，事实也是如此。恰好这年，战事频繁，加之农民收成紧缩，天荒兵饥，为了节省谷梗，曹操颁布了禁酒令。

可这位“汉末孔府上”的“奇人”频繁上书，为饮酒辩护，且措辞激昂：“与其说是惜怜谷物，不如说是害怕自己失王为寇。”曹操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积嫌成忌，终落至枉状弃市。孔融后来虽然被曹操加以“败伦乱理”的罪名而杀害，但个中缘由谁又能否认不与这“酒辩”有关呢？

事实上，曹氏父子也是饮酒的。曹操《短歌行》言：“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植《箜篌》引言：“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问题是我们无从知晓，曹氏父子颁布禁酒令时，自己是否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魏晋饮酒之风的盛行虽然始于汉末，但酒真正成为名士们生活的全部或者说生活中最主要的特征，是在竹林诸贤出现之时。他们不仅酒的消耗量大，沉溺的情形弥深，而且流风所被，竟相效法，影响也是很大的。

阮籍作为竹林七贤的杰出人物和精神领袖，不拘礼法，谈玄饮酒，也是出了名的。阮籍母亲刚刚去世不久，一次在晋文王司马昭的座上，饮酒食肉，无所顾忌。司隶校尉何曾在座，很看不惯阮籍的吃相，便对司马昭进言道：“明公当今以孝道治理天下，而阮籍身居重丧，竟敢公然在明公座上饮酒食肉，于礼何有？此人宜遣之流放海外，以正天下风俗教化。”何曾与阮籍有过过节。借礼法进谗言，看来何曾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司马昭听了，不以为然道：“阮嗣宗性本至孝，居丧毁顿如此，君不能与我共为他担忧，怎么还会说出这种话来呢？况且在居丧期间如果患有疾病是允许饮酒食肉的，这本就符合丧礼！”

阮籍好像没有听见何曾与司马昭的对话，饮酒食肉不停，神色闲定自若。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阮籍一次出仕为官步兵校书尉，其理由是闻步兵“厨中有贮酒数百觥”，待厨中贮酒饮完，他也就自卷铺盖谢官逍遥去了。

酒本来是亲朋知己在筵席上为尽兴致的一种欢乐物，可是魏晋饮君子嗜酒的种种行径，却成了他们对抗虚假礼法的隐身符。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不敢要求大臣们尽忠，因为他就是篡夺曹魏的不义之人，只敢要求大臣们尽孝。但如果真要以礼法正天下风俗教化，司马氏又是首犯。在一旁进谗的何曾也不是一个响当当的礼法之士。

阮籍之所以“饮酒食肉不停，神色闲定自若”，是因为他揣摸到了司马昭的这种心理劣势，以饮酒食肉的几分佯狂，故意与礼法对抗。《晋书》上记载：“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更可看出阮籍对伪善的名教予以彻底的嘲弄、示威。

三

当然，我们要谈魏晋的酒文化，是无论如何绕不过这位醉乡的大师——刘伶的。

据说有一次，刘伶酒病发作，人渴得非常厉害，便向妻子讨酒来解渴。妻子见他酒病成这个样子，还索要酒饮，一气之下便把酒泼了，酒器也给砸了。妻子满面泪流地劝刘伶道：“夫君你饮酒太过头了，不是摄生长命之道，一定要把酒戒掉！”

刘伶听后平静地说道：“你说得很对很好。但我自己怕不能自己戒掉，最好是在鬼神面前发个戒酒的重誓方可，你快点替我把祭神的酒、肉准备好。”

妻子听后，深为高兴，回答道：“敬遵君命。”很快便在神前供奉好酒肉，请刘伶自己来神前对神发誓。刘伶恭敬地跪着道：“上天生降我刘伶，因以喝酒为性命。一次喝它一觥酒，五斗喝尽方除病。妇道人家之言语，慎之又慎不可听。”祝誓过后，欣然喝酒食肉，颓然又入醉乡矣！

以好酒与阮籍交厚的刘伶，采用哄骗的手腕骗了妻子一顿酒食，以解酒病，酒对于刘伶来说，俨然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很少写文章，竟然写出了一篇《酒德颂》来颂扬酒之妙处，其中有云：“止则操卮执觚，动则契榼提壶，惟酒是务，焉知其余。”看来，刘伶对酒别有寄托。我们在《世说新语·任诞》篇中看到：“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为何入我裈中’。”

当时的名教用一副伦理的僵壳把人性的自由禁锢起来，把有血有肉的人变成一种非人的伦理的抽象物。而阮籍、刘伶辈用纵酒裸露的行为朝向礼法之士虚伪苍白的面孔，期图以个体的行为“越名教而任自然”。

酒之所以悲剧性地成为仕人们礼法的工具，实质上，是社会情势所逼。当时政治腐化，社会混乱，道德沦丧，正如王瑶先生所说的，一个名士，一个士大夫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如何晏、夏侯玄似的为魏室来力挽颓残的局面，一条是如贾充、王沈似的为晋做伏命功臣，建立新贵的地位。这两条路，竹林诸人心知肚明，二者皆不可为，为了免于政治上的迫害而又独尊自由个性，只有韬晦沉湎于酒中，麻醉自己，终日酣畅，不问世事。

说到魏晋时期酒兼有远祸避害的功能，使人想起《晋书·阮籍传》所记载的一则趣事：当司马昭为司马炎向阮籍提亲时，阮籍不同意这门亲事，但真的拒绝又容易招来祸害。于是阮籍便大醉六十天，使司马昭一直没有开口的机会，只好作罢。

酒犹如一层烟雾，蒙住了司马氏的眼睛，虽然保全了阮籍等人的性命，但他们内心的痛苦却是无法比拟的。纵酒是一种挥霍行为，既是挥霍对象酒，也是挥霍饮酒者自身，自我失去了对自身的控制，已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自我被酒销蚀掉了。

从原始人类到今天，人们的一切活动，归根到底无不是为了争得更长久的生存时间与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这大概也是人类心理世界中一种最基本的本能意识。在政治风云如此突变、价值体系如此荒废的魏晋，阮籍、刘伶哪里还能争得长久的生存时间和宽广的生存空间？渴求自由的理想如绚丽的泡影幻灭之后，剩下的只是对生命长短的焦虑和对主体缺失的懊恼。

四

刘伶去世约一百年后，历史演进到晋宋变易的时候，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就是陶渊明，田园诗的创始人。就所处的外在社会政治环境和内在思想境况，陶渊明与阮籍有相同之处，二人对酒的嗜好，也可算一知己。

顺带说一句，我在华中师大读书时，我的古代文学老师戴建业在业内素有“陶渊明研究专家”之称，他对陶渊明的解读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尤其让我沉醉的，是他对陶渊明饮酒的分析，他认为在魏晋饮者中只有陶渊明才深得酒中真趣，这真趣是，畅饮时的真性情与淡然生死的生命境界融为一体。我对陶渊明饮酒的看法均来自于我的老师戴建业先生。

陶渊明自称“性嗜酒”，他把酒抬高到了和自己生命等同的地位：“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生前他以“家贫不能常得”酒而遗憾，还断言自己死后也会因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而抱恨。据说在彭泽做县令时，他将“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尝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为种粳”。

有人做过统计，他现存一百四十二篇诗文中，有近六十篇直接或间接涉及饮酒。难怪那位梁太子萧统说“陶渊明诗，篇篇有酒”了，虽说夸张了点，但也不无道理。

写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在孔融、阮籍、刘伶那里，酒只和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关系，他们饮酒所得的境界只能见于他们放纵任达的行为，虽然这种行为会影响到诗文，但毕竟是间接的。而陶渊明却把酒和诗直接联系起来了，酒中有诗，诗中有酒，酒不仅成了他艺术生命的催化液，而且成了他艺术创作的题材来源之一。我只想掬取他诗歌创作大海中的一抹浪花：“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陶渊明饮酒与阮籍、刘伶等饮客是有所不同的。陶著《五柳先生传》中有这样一节：“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所，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陶渊明饮、醉、去、留的行为绝不是对自己思想和感情的掩饰，而恰好是自己生命真性的坦露与揭示，从内心到外表都晶莹剔透，有如山涧透明无碍的清泉，他的饮酒就不同于阮籍、刘伶辈饮酒时的烦躁与荒放。陶渊明从内心到外表所抵达的澄明之境，是以对生命的豁达为前提的，也就是说陶渊明的饮酒已经超越了对生死的恐惧和焦虑了，他从酒与诗融结的艺术生命中，统一了生存的自由时间与广阔空间，抵达到无我无旁的境界。

我们不禁会问，魏晋酒事到陶渊明这里，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平静而悠远无穷呢？鲁迅先生为我们做了精妙的解释，鲁迅先生说：“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里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毫无疑问，魏晋酒文化，发展到陶渊明这里，渐进极致，掀起了整个中国酒文化的第一个高潮。

一个“后英雄”竞逐的时代，诞生了一群令人咀嚼不尽的奇人，隐匿了一方深埋一千六百年的酒窖。这，就是魏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