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花》的底层叙事

岳凯华 刘思含

《路花》的底层叙事

岳凯华 刘思含

《路花》是湖南郴州籍作家资柏成众多观照底层人生的小说中的一部，这部作品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底层叙事，并在寄托人文关怀的同时有所突破，触及了底层文学中提及较少的环卫工人群体，摆脱了审“苦”的情感评价终极目标，突围了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局面，构建了作家自己的底层叙事意义价值。底层叙事；人文关怀；情感评价；自我身份认同

90年代后期开始，改革开放带来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所形成的社会危机以“底层叙事”的方式投射在文学作品当中并逐渐占领文坛的一席之地。21世纪初，当民生问题越来越为大众所关注之时，“底层叙事”更是发展成为了瞩目的文学现象。陈应松、罗伟章、刘庆邦、尤凤伟、王祥夫等大批讲述底层人生存状况的作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还有迟子建、贾平凹等知名作家也对底层景观有所涉及。一时间底层写作成为潮流，作品一部一部接踵而至蔚为大观。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经济的持续发展，“消费文学”以冲击之势袭来，刺激的感官体验取代深沉的价值探寻，对主流纯文学发起挑战。消费文化语境之下的文学商品化必然带来意义深度的削弱，文学的传播以及文学作品的价值评判与互联网媒体的推动直接挂钩，许多小说创作者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创作思路来迎合这样的变化，开始追求作品的商业价值。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底层叙事似乎沉寂了许多，像《那儿》《马嘶岭血案》《高兴》这样能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作品难觅踪迹。此时，湖南郴州籍作家资柏成一直笔耕不缀坚持着自己的底层关怀。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说他是“用良知和道德在文学作品中创作出了一系列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的确，翻阅资柏成的小说，《绑架》《一个出卖母亲的小孩》《西莲寻工记》《二憨中彩》等等，笔触都是对准在命运底层挣扎的人们，其中或有农民工，或有下岗工人，或是那些社会环境压迫下的悲剧形象，还有改编成电影剧本的《城管局长》，描写的对象也是“城管”这样的社会敏感人群。他始终怀着一颗怜悯的心，表现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路花》是他众多反映底层生活小说中的一部，这部长篇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选取了“环卫工人”这样一个新颖的对象。纵观文坛上曾出现过的底层文学作品，孙惠芬《歇马山庄》、李锐《太平风物》里的农民形象；曹征路《那儿》、榛子《且看满城灯火》里的下岗工人形象；刘庆邦《到城里去》、尤凤伟《泥鳅》里的进城打工者形象……作家们在窥探底层的时候，聚焦最多的是这几类人，以环卫工人为主体在笔者的阅读之中这是第一次出现。环卫工人历来是被人瞧不起的职业，毋庸置疑属于弱势群体的范畴。文化素质低是这个职业群体的标签，是但凡有点能耐的人都不想选择的职业。资柏成说：“进入新世纪，环卫工人队伍的年龄、文化节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下岗工人再就业走上了扫大街的队伍，一些大学生因为就业难，为了生计也开始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有了创作的冲动”。这样一群为社会容貌默默做贡献的人于我们而言必不可少，环卫工人内部结构变化所反映出的他们的心里变化需要得到社会的关注。

《路花》以大学生环卫工庄小雅为主线描述了一个环卫工人家庭的点滴生活。庄小雅一家人都从事环卫工作，一家人挤在垃圾场旁边的一个小平房里。挑大粪的父亲为了救一个落入粪坑的小孩而去世，母亲随大妈在扫大街时遭遇车祸截去了双腿，哥哥庄大牙开垃圾车被妻子看不起，垃圾车的老化还酿成了一场事故……一家人生活贫苦负债累累，庄小雅不得不辍学换来学费贴补母亲高额的医疗费用，最后干脆也做起了一名环卫工人，一边工作一边照顾瘫痪的母亲。福克纳说过：作家需要三个条件，经验、观察和想象。资柏成对环卫工人的观察可谓是细致入微，并且是肩负着一种责任意识去洞悉他们的生活，这与他自身的经验和观察分不开，现实主义的底层叙事是不可能光靠想象的。作者曾在城管系统工作了十几年，对城市管理工作必然是有着非常深刻的感触和体会，也自然肩负起了优化城市面貌，体恤工人的责任。环卫工人的劳动、生活都是他非常熟悉的领域，所以这部作品中对环卫工人工作生活的叙述才呈现出一种驾轻就熟的真实感。作者从这一家人的窘况想开去，表现出对这个群体深深的忧思。低收入的环卫工人读不起书生不起病，买菜时都要专挑不新鲜的便宜货；工作不受人尊敬，经常在马路上受到人们的冷眼相对。除了工人本身的境遇，这个行业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没有吸引年轻人入职的优势，导致工作人口老龄化严重；因为资金的缺乏，不能购置先进的机扫设备让环卫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垃圾车超过了报废年限还在使用给工人带来了很多安全隐患……小说就是告诉人们生活比你想象的要复杂，我们在生活中对环卫工人司空见惯，只知道他们工作辛苦收入微薄，背后的辛酸又会有几人去深究？《路花》让它从底层浮出地表展现在读者面前，不仅仅是展示着内心的悲悯情怀，更多的是审视繁荣社会另一面时对社会现实的沉重叩问：他们的挣扎是日复一日的无限循坏还是终将寻到希望的终点？

由叙述苦难寄托人文关怀是底层文学的特点，但《路花》并没有止于此。底层叙事中的苦难叙事曾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震撼：有贫富二元对立造成的苦难故事，如刘继明的《放声歌唱》、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有善恶二元对立造成的苦难故事，如陈应松的《火烧云》、李锐的《太平风物》之《袴镰》；有城乡二元对立造成的苦难故事，如葛水平的《守望》，等等。无穷无尽的苦难像枯藤般交织在底层人的生活之中，让人深深的同情与悲愤，但当对苦难的过分渲染与堆积进而演化为“残酷叙述”“仇恨叙述”时，留给读者的就只剩下麻木与默然，无以言对的审“苦”疲劳，很容易造成底层叙事的僵化。《路花》抛弃了这种专门审“苦”的情感评价倾向，将“审美”视角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情感评价是文学的本质属性和文学创造的必然要求，它作为一定的价值取向，内隐着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宗教和审美等社会性需要与态度，以及由此诸多因素形成的对社会生活的心理体验和判断” ，因此，一部作品的情感评价尤为重要，情感评价倾向对社会生活作出的判定隐含着对读者的精神引导。底层叙事除了叙说苦难批判现实之外，引导大众理解生活，传递乐观进取的价值取向也必不可少。《路花》中的苦难只是庄小雅一家生活中一个平淡的客观事实，没有炼狱般的折磨也没有哭天抢地的悲恸，没有苦难交织下形成的扭曲人格也没有贫困造成的社会悲剧。庄小雅大学辍学之后不顾家人的阻拦自愿选择了环卫工人的工作，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与世俗的目光对抗，通过努力利用大学所学的知识协助政府进行单位改革，让扫大街也变成公司化运作，并最终当起了清扫保洁总公司的负责人，成为了人人皆知、市长亲自接见的“红人”，她以一个大学生环卫工的形象告诉世人这份工作的价值所在，也让更多人理解这份职业。资柏成用底层书写向我们展示了一名环卫工人的奋斗史，没有刻意去营造悲苦的氛围，反而让我们看到了底层人对生活的热情与感激，让我们不得不发出由衷的感叹：处于最底层的人们却具有最坚韧的生命强度！庄小雅是命运的胜利者，在苦难面前，她不仅没有垮掉人格，还用她的坚持影响了他们一家人，影响了环卫工人群体，影响了社会对他们的看法。这样的创作视角把人们从哀叹他们艰辛的同时带入了一种愉悦的审“美”享受中。摆脱了一个比一个惨烈的叙事场景，只能被驱之不散的悲苦所压垮的心理沉重消失了，底层本就具有的温情、感恩、坚韧、正义又在《路花》中回归了大众视野。随大妈出车祸之后，环卫处领导雪中送炭给了他们一笔慰问金，虽然数额不多，但给他们一家送来了温暖的关怀；虽然随大妈事故中的肇事者出事后逃逸，但当庄大牙自己遭遇事故不小心撞伤人之后，没有置之不理，而是想尽办法抢救伤者并最后收留了事故后失忆的男青年；庄小雅在扫大街时捡到了装有十万块钱的垃圾袋，没有产生丝毫邪念，第一时间找到了失主将先进归还。《路花》的审“美”还在于对庄小雅爱情经历的叙述。“底层叙事”中常出现的物质婚姻、买卖婚姻或是婚姻关系中妇女地位低下的状况在《路花》中被颠覆了。刘庆邦《到城里去》中的宋家银，出身农村确一心带着摆脱农民身份的目的想要找一个做工人的丈夫。李锐《太平风物》之《青石碨》中的郑三妹被卖到农村给人当媳妇。王祥夫《尖叫》中的米香被嗜赌成性的丈夫打骂，被逼得走投无路雇凶杀夫……这些底层女性在两性关系中似乎只具有劳作与繁殖的属性，爱情在贫困与生存的压力之下荡然无存，他们不具备拥有美好爱情的精神内核。与这些传统底层文学作品相比，资柏成塑造的主人公不是一个懦弱、自卑的底层人，庄小雅在面对爱情的时候表现出的是一个不卑不亢、勇敢追求的女生形象。大学男友歧视她的工作时，她毅然的与他断绝了关系，并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而去卑微的委曲求全。后来与自己家救助的失忆男青年相爱，尽管最后证实这个青年家世显赫，庄小雅也没有因为觉得配不上他而退缩。主人公的爱情经历并非一帆风顺，并不是没有因家境、身份不同而遇到阻碍，但歧视终究不是无处不在的幽灵，甜美的爱情还是降临在了她这个“小人物”的生命中。这一系列审“美”的书写，让大家认识到底层生活并不是必惨、必悲、必丑、必恶，贫困不一定必然造成人格的扭曲道德的滑落，底层人在奋斗的路途中不一定处处受排挤，时时耍心机，朴素的底层依然存在清贫祥和的生活和不断追求的一代人。

《路花》的底层叙事之所以没有落入悲剧命运的俗套，很关键的一点在于主人公庄小雅的自我身份认同。自我认同是“个体依据其经历所反思而理解到的自我” ，这种反思和理解与周遭的环境的影响密不可分。底层人在社会中方方面面都处于劣势，若是对外界的消极感知不能加以正确的理解，就很容易堕入一种沮丧、自卑的自我认同危机中。贾平凹《高兴》中的刘高兴，虽然能说出“挣了城市的钱，就要爱城市，就是城市里的人”这样的话，但他还是只能在城边的剩楼里与另一群农民工艰难的讨生活，不能在城市中获得真正的身份认同使乐观高兴的他最终也无法摆脱生存的无奈。《路花》里的职业困境、社会歧视对环卫工人来说是最为沉重的心理压迫，但庄小雅多次表示“当一名环卫清扫工有什么不好”“大学生就不能扫大街吗”“一个人不论作什么工作，只要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就可以”“能把大街扫好，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首先在内心深处肯定了这一职业，加上不断努力所收获的外界正面的回馈，使她在简单的工作中发挥了并证实了自己最大的价值。自我构建的人生理想获得了积极的肯定，在这种认同感中建立的自信与尊严让她从身份认同的危机中突围，呈现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底层人物形象。

《路花》这部作品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底层叙事，并在用文学观照底层人生的同时有所突破，触及了底层文学中提及较少的社会群体，摆脱了审“苦”的情感评价终极目标，突围了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局面，构建了作家自己的底层叙事意义价值。但这部作品也存在一些不足，资伯成在故事情节“一以贯之”的努力之下，让所有的巧合都发生在了环卫工人一家人身上：庄小雅初恋男友的妈妈恰巧是随大妈失散的亲姐妹，庄小雅后又偶然发现自己并非随大妈亲生；被庄大牙撞伤后收留并最后与庄小雅相爱的男青年当初就在撞伤随大妈的肇事逃逸小车的副驾驶座，而且他也是出于巧合才迟迟没有自首；环卫清扫小组的同事恰巧是庄小雅的老邻居，善解人意温柔贤淑并一直深爱她的哥哥庄大牙，在哥哥与飞扬跋扈不可理喻的老婆离婚后和他们生活在了一起……这些情节都是表现人物性格的关键点，但杂糅起来全部放在这一家人的身上，总让人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生硬之感，缺乏自然的铺垫和合理的过渡。另外，小说中主人公庄小雅对于扫大街这份职业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豪感，虽说她自愿选择是因为这份工作没有年轻人愿意做才导致年老的母亲被返聘从而招致车祸，但这也只能表现出她的责任与担当，真正发自内心的职业认同以及从一开始就很强烈的自豪还是应该有一个深刻的原因。在社会的确是普遍轻视这个职业的现状中，作者没有去探究这个深刻的原因，只是灌输式的借助庄小雅表达出“大学生如果连扫大街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好，那还能做成大事吗”这样的心灵鸡汤。

1.资柏成：《路花》，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6月版。

2.李江梅：《当代底层叙事的情感评价》，载《保山师专学报》2009年第28卷第1期。

3.曹庆红：《作家要有一颗怜悯的心——资柏成访谈录》，载《现场》。

4.李新：《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叙事》，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作 者：

岳凯华，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戏剧影视文学。刘思含，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