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昆汀·塔伦蒂诺电影的后现代美学特征

2017-11-16 02:41刘国立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南焦作454000
电影文学 2017年17期
关键词:昆汀蒂诺文森特

刘国立(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一、后现代语境中的昆汀·塔伦蒂诺及其电影创作

在当今社会,后现代文化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大众文艺的最重要载体,电影也自然而然地融入后现代文化发展的潮流之中,在后现代语境中用光影呈现出一场场后现代视听盛宴,在紧跟时代先锋潮流脚步的同时,满足了观众集体的影视消费心理。后现代语境中的电影创作虽然看似天马行空、不拘一格,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共性。首先,后现代电影的题材选择往往具有边缘化趋势,这些鲜为人知或有悖传统的题材从最初影坛边缘化的地位逐渐走向各大院线,甚至对主流影片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这些曾经被认为是一种“精神贵族的财产”的边缘化题材逐渐成为满足大众猎奇、迷乱审美心理的上佳选择。同时,后现代电影的叙事具有鲜明的碎片化趋势,如果说现代主义的关键词是个体的孤独、苦闷和与世隔绝,那么后现代主义就是个体的消解和失散,而后现代电影正是采用碎片化的叙事方式来呈现这种精神层面的解构。[1]与碎片化叙事结构相契合的是后现代电影杂糅化的叙事风格,许多后现代主义电影人都偏好在同一部影片中多风格杂糅运用。甚至有评论者认为,后现代影片并不关注主题,而是一系列镜头、画面、光线、色彩的交错使用。但事实上,这种多风格的杂糅所呈现出的生活的纷繁复杂正是后现代影片的主要特点之一。

作为后现代电影人中的代表,昆汀·塔伦蒂诺在其从影之路上创作出许多优秀的后现代影片,在颇受观众喜爱的同时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关注。昆汀·塔伦蒂诺于20世纪60年代出生在美国的田纳西州,身为作曲家的继父在昆汀幼年时期便经常让昆汀接触古怪的小众电影,另类文化的滋养为昆汀日后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偏爱提供了最初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昆汀一家迁至洛杉矶居住,在这座影视氛围十分浓厚的城市中,昆汀自幼便十分热爱电影,并在其少年时期就退学习影,在演绎学校学习期间,昆汀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剧本的创作之中,不断地观看探讨各类影片,这段经历为昆汀积累了大量的电影知识和创制技法,为其日后独立创制电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昆汀开始在影片中饰演配角,并一步步发展成为风格独特、备受瞩目的著名编导。[2]总的来说,昆汀的影片都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其中《被解救的姜戈》《无耻混蛋》《低俗小说》等影片荣获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英国电影学院奖和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奖及提名。昆汀·塔伦蒂诺还在第10届华鼎奖上荣获全球最佳导演荣誉称号。从昆汀的成长经历中不难发现,他并不是科班出身的电影人,正是这位出身草根的导演引领了后现代主义暴力美学的风尚,凭借自己不断的自学和过人的悟性成就了美国电影历史上的一段传奇。本文将立足《杀死比尔》系列影片、《低俗小说》《天生杀人狂》等昆汀颇具代表性的影片的分析,从反常规的精神、娱乐化的暴力和非线性的叙事三个方面探讨昆汀·塔伦蒂诺电影的后现代美学特征,以期呈现这位美国影坛后现代电影“教父”的作品的独特魅力。

二、昆汀·塔伦蒂诺电影中的反常规精神

后现代电影边缘化的叙事题材和碎片化的叙事结构赋予其反传统、反常规的特性,事实上,后现代电影虽然以解构主义为哲思基础,但在整体呈现的过程中依然依托于大众审美的需求。用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在后现代电影创作中体现反常规精神也是昆汀·塔伦蒂诺电影的重要美学特征。20世纪80年代,昆汀推出了自己第一部影片《我最好朋友的生日》,然而这部影片却在一次意外中灭失,随后昆汀很快推出了两部影片即《真实的浪漫》和《天生杀人狂》,确立了自己后现代主义的叙事基调。90年代以来,昆汀接连编导影片《落水狗》《低俗小说》《杀出个黎明》《危险关系》等,这些影片不仅获得了各大奖项的认可,也使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观众被昆汀电影独特的艺术魅力所吸引。新世纪以来,昆汀执导拍摄了著名的《杀死比尔》系列影片,成为美国后现代电影发展历程中堪入史册的作品,近年来,影片《无耻混蛋》《被解救的姜戈》《八恶人》也一次次掀起了观影的热潮。

纵观昆汀·塔伦蒂诺所编导的影片,无论是血腥的复仇故事,还是亚文化群体的癫狂,抑或是邪恶聚集的世界,都体现了一种与常规生活迥然不同的风貌,这些反常规、反传统的叙事无疑是后现代主义的个性化呈现。但值得注意的是,昆汀的后现代影片并没有单纯采用天马行空式的反叛,而是在反叛之中迎合了当代大众审美趣味。在《天生杀人狂》及《杀死比尔》系列影片中,昆汀选择了能够充分满足观众好奇心理的凶杀题材。在《天生杀人狂》中,昆汀讲述了两个受伤心灵相遇后的“狂欢”之行,一路旅行一路杀人的“在路上”方式吸引了许多观众的眼球,使观众释放内心切身感受一场边缘而迷乱的狂欢。在《杀死比尔》系列影片中,昆汀从女性角度出发,延续凶杀故事的讲述,危险女性形象的塑造和血腥屠杀场面所带来的视听刺激都成为该系列影片的吸睛之处,可以说“复仇”一直是颇受欢迎的题材之一,在《杀死比尔》系列影片中,昆汀就将复仇故事置于后现代语境下进行呈现,将传统复仇题材与后现代风格完美融合,满足了大众观影期待的同时带来了一场新鲜的审美盛宴。在昆汀最著名的影片之一《低俗小说》中,风格的杂糅使整部影片彰显着鲜明的后现代主义反常规精神,这部影片融合了犯罪影片、惊悚影片、恐怖影片的风格,甚至融入了科教片、美术片的创作元素,并且在具体叙事的过程中,不同意象物之间的乱序组合也使影片呈现出陌生化的审美体验,构建了一个虚实难辨的世界。

三、昆汀·塔伦蒂诺电影中的娱乐化暴力

提到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暴力美学,关于昆汀·塔伦蒂诺电影暴力美学的研究也不在少数。总的来说,昆汀·塔伦蒂诺电影中的暴力美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娱乐化和游戏性,在血腥四溅的真实暴力画面中呈现黑色幽默。《杀死比尔》系列影片的第一部上映于2003年,由乌玛·瑟曼担任主演,依托女主人公“黑曼巴蛇”的复仇故事呈现了一场场娱乐化的暴力狂欢。“黑曼巴蛇”曾是毒蛇暗杀小组的一员,在厌倦了终日血腥杀戮的生活后,已怀有身孕的“黑曼巴蛇”决定步入婚姻并与毒蛇暗杀小组断绝联系。然而,就在影片女主人公婚礼当日,毒蛇暗杀小组的老板比尔冲入婚礼现场,“杀死”了“黑曼巴蛇”和她腹中未出世的孩子,将“黑曼巴蛇”的新生活毁于一旦。在枪口下死里逃生的“黑曼巴蛇”在苏醒后便开始了自己的复仇之旅,辗转在美国、墨西哥和东京等地追杀比尔。在《杀死比尔》广受好评的第二年,昆汀推出了该片的续集《杀死比尔2》。《杀死比尔2》继续由乌玛·瑟曼担任主演,延续着《杀死比尔》的故事情节。在续集中,“黑曼巴蛇”与毒蛇暗杀小组的成员“水腹蛇”“响尾蛇”“加利福尼亚蛇”遭遇,在几经波折后终于找到了幕后黑手比尔,然而就在她将枪口对准比尔时,一个小女孩却出现在“黑曼巴蛇”的面前,这个小女孩竟然是“黑曼巴蛇”和比尔的孩子,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后,“黑曼巴蛇”终于杀死了比尔完成了复仇心愿,并带着女儿开始了新的生活。在《杀死比尔》系列影片中,女主人公“黑曼巴蛇”一直生活在比尔的控制之中,在黑暗力量的笼罩下完全丧失自我,在她试图追寻新生活时,却遭遇了灭顶之灾。可以说,这是一个关于女性复仇的沉重题材,也是一部充斥着暴力和血腥的限制级影片。尽管如此,导演昆汀还是为这一系列的影片注入了大量的黑色幽默,使影片中随处可见的暴力呈现出娱乐化的倾向。比如“黑曼巴蛇”在青叶屋中遭遇围攻时,原本紧张的氛围和血腥的场面中却被安置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物形象——一个要与“黑曼巴蛇”决斗的胖男孩,而“黑曼巴蛇”则在欢快的背景音乐中将胖男孩手中的剑打掉,并拎起胖男孩的衣领将他扔到一边,并用一种教导的口吻告诫胖男孩远离黑道。

除了在暴力叙事中融入黑色幽默之外,昆汀电影娱乐化的暴力还体现在暴力的突然性上。影片《低俗小说》由六个看似独立却相互关联的故事构成,文森特和黑帮老大的情人米娅、混迹于社会底层的拳击手等人之间通过一系列的戏剧性事件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极具后现代风情的影片。在《低俗小说》中,男主人公文森特在车上与同行人谈论着自己的生活,就在交谈甚欢之际,文森特突然失手打死了后座上的马文,突如其来的血腥使影片的画风突转,这种毫无征兆和缘由的暴力情节在很大程度上给影片的暴力叙事增添了娱乐化的色彩。[3]

四、昆汀·塔伦蒂诺电影中的非线性叙事

自千年以前,亚里士多德便开启了最为传统的线性叙事。米勒曾言,线性叙事是对于叙事的一种象形比喻,顾名思义,就是像一条线那样,按照时间顺序不间断地进行叙事。基于线性叙事的界定,非线性叙事就是叙事过程中包含两条及以上的线索,或不再按照传统的时间顺序进行叙事,而是呈现出不同主线的共时性,是对空间叙事的一种实践,也是后现代叙事的重要特征之一。纵观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非线性叙事已是一种常态,多线并行的故事、支离破碎的情节、交叉断裂的时空都是其电影叙事的重要特征。

正如上文所述,影片《低俗小说》由多个看似独立又交互相连的故事构成,不同故事的交互推进就是典型的多线并行的叙事,文森特和朱尔斯拿钱杀人、地痞谋划抢劫餐馆、文森特与黑帮大哥的情人纠缠不清、布奇与金表的纠葛、文森特失手打死马文等故事被昆汀打乱了时间顺序融合在一部电影中,并将这些看似毫无关系的故事通过巧妙的情节设置关联到了一起。比如地痞谋划抢劫餐馆出现在影片的第一部分,而在文森特等人的故事推进后才呈现出文森特与两个地痞的关联,失手打死马文后文森特等人着力解决这一糟糕的状况,在几经波折后来到餐馆吃早餐,遇到了正要抢劫的地痞,并狠狠地教训了他们。在《杀死比尔》系列影片中,昆汀将“黑曼巴蛇”的复仇进程划分为不同的阶段,而不同阶段的代表就是“黑曼巴蛇”不同的复仇对象,但这些复仇对象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出场,比如第一个复仇对象就出现在《杀死比尔》的最后一部分,而第二个复仇对象却出现在影片伊始。总的来说,以不同复仇对象为标志的不同段落比较容易区分,而昆汀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带领观众重组排列“黑曼巴蛇”复仇的全过程。《低俗小说》及《杀死比尔》系列影片中这种打破时间局限和空间局限的多线叙事完全取代了传统的线性叙事,将影片整体的故事分割为不同的段落并在最终将所有故事贯通起来的叙事方式无疑为观众带来了新鲜的观影体验。[4]

反传统又大众化的影片创制精神、娱乐化和游戏性的暴力以及打破空间局限的非线性叙事无疑是昆汀·塔伦蒂诺电影的重要标签,这些令人过目难忘并带给观众新鲜刺激观影体验的具有后现代美学特征的影片无疑证明了昆汀·塔伦蒂诺在美国影坛后现代电影人之代表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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