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艾义英口述自传

2017-11-18 13:28邓雅欣武黎嵩
江淮文史 2017年6期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小孩爸爸

邓雅欣++武黎嵩

南京大屠杀指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淪陷后,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纵火、抢劫等血腥暴行,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条约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无数暴行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罪行之一。战后,中国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其中,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调查判定,日军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有19万;零散屠杀有858案,死亡人数有15万,总计死亡人数达30多万。

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给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留下了终身难以抚平的伤痛和苦难记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那段惨痛历史的“活证”。岁月流逝,在世者已经越来越少,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100多人。艾义英老人就是其中一位。

2014年12月13日,是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7年,纪念南京大屠杀80周年之际,我们选取艾义英老人的口述历史,再现那段腥风血雨的悲惨岁月。勿忘国耻,才能砥砺前行。

“为南京大屠杀设立首个国家公祭日,跟我们这些家属的自发行为有区别,这伤痛不是一两家人的,而是几十万人的,是整个国家的,该有一个仪式去纪念这一切。好让后来的人铭记那段历史,这是我们自家的历史。”

对于国家公祭日,艾义英如是说。

我叫艾义英,今年90岁。

我小时候住在南京市麒麟门底下的许巷村(今属南京市江宁区),爸爸、妈妈靠种田过日子,奶奶大概在我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父亲是小学毕业的,在农村算是很有文化的人。那时候我是老大,我爸爸讲:“你8岁了,给你报名上学,我找个地方给你上学去。”我上的是私人办的村小,老师给我们上课,每家吃一个星期的饭。才上了半年吧,日本人就来到了南京,我的父亲给日本人杀掉了。我的母亲带着我们兄妹3个人过,哪有钱读书啊?旧社会的农村,女娃是不读书的,所以我不认识几个字。

那时候我们村子大着呢,100多户人家。我家住在村子的西头,1937年底的时候,日本人上我们村子,通常是从村西头出入,我们西边有什么事,东头那边得到消息就跑掉了。所以他们东头那边人死得少,我们那个西头死得人最多,大概有二十几口。有一家死了好几个人——不是一天死的就是了。

我那时候小,个子长得也小。我爸爸、妈妈呆在家里,我在外头玩。一个小伙子路过,日本人一枪就把他打倒了,小伙子便睡在那块地上了,日本人见他倒下却还在动,就又拿刺刀在他身上戳上几刀,戳得血直飚、直淌。

然后我就跑回家了,跟我爸爸讲。我那时候不晓得那是日本人,就说是一个穿黄衣服当兵的,把一个小伙子杀死了。我父亲听了说:“真的啊?瞎讲!”我说:“是真的!”过了好一会儿,我爸爸也不敢出来看,我也不敢出来了。杀过人以后,日本人就走掉了,他们一般3个人一起。

日本人走了以后,我爸爸就出门一看,是真的。我姑奶奶就说,这个村你们不能待了,我们那个地方后头有座大山,你们要是稍微听到一点消息的话,就朝后头山上跑。那时候我妈妈怀孕快生了,在家里头,爸爸就跟我妈说:“你不要跟我们走了,你在家里头,那个日本人要来的话你就躲在床底下。”那时候床蛮高的,有桌子这么高的。他还说:“不要紧,你怀着孕,这么大肚子,不会惊动你。”哪个晓得日本人像畜生,怎么可能不惊动啊?我妈那个时候才29岁,日本人看到了肯定要那个啊!爸爸就让我妈呆在家里。

有一天下午,我们到姑奶奶家吃饭,吃过饭爸爸他们就坐在那边聊天。爸爸弟兄3个,还有堂哥和大妈他们一起都坐在那里。这时候一个老头跑来对我们喊:哎呀,别坐着聊啦!日本人马上就要到村了,来不及走了!

我们后头有个破房子,本来是养牛的。没有牛了,我们就躲到空房子里去了。但还有2只公鸡,留着打鸣的,收在房子里头。大概躲到夜里3点多钟吧,那个公鸡叫了,便让日本人听到了。日本兵穿着皮鞋,“砰”的一声把门踢坏了闯进去。男的女的都坐里头呢。日本人要把男的先赶走,我就一边拉着我爸爸一边说;“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不要走!”他正要走,我就哭啊,就拉着他。他和我说:“你不要哭哦,我一会就回来了。”他以为是被拖去当差的,就是日本人想要他帮着拿东西。然后日本人就呵斥我,我爸爸和日本人讲:“你不要吓到孩子!我跟你走就是了。”除了我爸爸以外,我的两个叔叔、一个堂哥也被日本人带走了。

日本人把男人带走以后,我姑奶奶就讲:“外面好多兵马,日本人还没走,你们女的要注意哦,说不定他们再来一趟把你们也带走。” 后来我们想着待在这里不行,说不定还来呢?我有个堂姐,她比我大3岁,个子长得比较高。我们一出来,那个日本人就抓住我堂姐,要强奸她。我婶婶就求日本人:“洋先生啊,她年纪小,你不能这样子,她年纪轻啊。太小了,你不能拖她啊。”跪在那里一边喊着“洋先生”,一边哀求,那个时候我们喊日本人叫“洋先生”。堂姐她便哭,赖着不肯被带走。可日本人才不管你小不小呢,他就拖走强奸。我婶婶就不走了,就想着:“我女儿都不走了,我还怕死啊?”

日本人离开后,我们就躲到山上去。我们走的时候是三四更的样子,大半夜的,我们只能在山上睡觉。可哪里睡得着啊,那时候12月份,天气太冷了,冻得人直抖直抖的。

第二天早上,村里的老人就到山上来找我们了。他们说:“姓艾的人躲到哪里去啦?姓艾的男人死掉了,被杀啦!”“啊?”婶婶一听便哭了,我们也不怕了,就到那个打谷场去看了。

我们到那一看,哎呀,人都“睡”在那边。我堂哥才18岁,“睡”在那边也不能动。他的身上被戳了好几刀,一直喊:“救救我,你们来救救我。”还有一个姑爹,他岁数比较大了,就没法儿喊。我们还看到爸爸、叔叔他们死掉了。堂哥还说:“让我死掉算了,我都疼死了,我身上被戳了好多刀,疼死了……我跟我叔叔、伯伯一样,死了就算了!”我大妈只好说:“哎呀儿子啊,不能啊,不能啊!我就你一个儿子啊!你不能死啊!”他身上是一件血衣,我们也没有多余的衣服,就找两个人把他扶起来。我大妈块头大,便想背着他,可哪儿能背得起来呢。就这样把他拖在地上走,堂哥个子又高,也没有鞋子了,就那样在地上拖,一路拖到山上去了。到山上他身上满是血,衣服染得更红了,这样子哪能活下去了呢。

很快,我嫂子就到我家找到我妈妈说:“大婶啊,我叔叔也死掉了,义勇(她的丈夫)重伤,也不能走。”“真的啊?真死了啊?”我妈妈还不相信呢,怀个大肚子也去看,她说:“我要看看死鬼。”到那儿她就看到我爸了,边看边哭,我爸爸还“睡”在那,我们也弄不走、弄不动他啊,怎么办呢?就“睡”那块儿吧。就这样,我们艾家4口人,2个叔叔,我爸爸一个,还有一个堂哥,这4个人就“睡”那边了。

那时候,我们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挖了地洞,本来是用来藏粮食的,听说有日本人来就挖得更深,然后在那里盖上土,还盖上草,就不容易被发现了。

有一天,有个年轻女人也躲到地洞里头,可她带来的小孩在哭。我们就说:“你家那个小孩在那儿哭,日本人听到了,我们一伙人一个活命也不会有,你出去吧,你走吧。”她就走了,而她刚抱着小孩出来,日本人就看见了她,把她强奸了。这个女人被强奸以后,她觉得没脸见人,那个时候水面上那个冰好厚,12月份那个冰厚得很,她就敲了一个洞想投水,结果撞到那个冰窟窿上面,那个小孩就放在冰上。小孩就哭呀。待到她死了好几天,我们白天从那里路过,看到那个小孩“睡”在上面,大人死在冰块底下。这个女人死了,她的男人就把冰敲了埋起来了,也没有棺材,就挖个冰窟窿埋起来了。

我妈那时候还没有临产,过了两天我妈就生了,就生在山上。我们也没有吃的,什么也没有。正好有一个老太太,她儿媳妇也在山上生了小孩。老太太准备了一点红糖啊什么的,她对我妈说:“冲一点给你吃噢,你太可怜了。带着4个孩子,怎么办呢?太可怜了!你吃一点噢,不要管了,也不要急了,死鬼已经死了,你急也急不来了。你不要急噢,自己也要保护身体。”后来有个人告诉我们:“哎,你们要到哪里去啊?是不是那个水泥厂(指江南水泥厂临时难民营)啊,收难民啊!”“哦,真的啊?”我们都高兴坏了,说到那个地方就可以得救,就可以保住性命了。那人还说:“白天还不能走,要到晚上走。”这时候我妈生完小孩还没有3天呢,而我弟弟那个时候才2岁,还带一床被子,走到哪都要带着被子,到山上也要盖被子的,就是睡在草地上也得有个被子盖着的。怎么办呢?他们就对我妈妈说:“乖乖,你还能背小孩啊?”“我不能背也没办法,我不能把小孩(我的弟弟)丢掉了。”后来没辦法,就把那个刚生下来的小孩丢掉了,丢在那个山上活活冻死了。

我有个远房外公,我妈喊他叔叔,这个人在我们那边一直做好事。我们在逃往水泥厂的路上遇到了他,他说:“哎,你现在住什么地方啊?”我妈说住某某村。他就说:“哎,我也住那个地方,我马上回家拿东西给你。”“哦,回家拿东西啊?那请你帮我把这个小孩也带过去。”我妹妹那个时候才5岁。他看看我妹妹,说:“哎哟,你小孩这么大一点,她走得动吗?哎,走不动也不行……好好,那我就带她去了。”这个外公当时七十几岁了,我妹妹就跟着他走了。

我妈带着我,背着我弟弟,往江南水泥厂走。弟弟小时候比较胖,我妈妈还背了一床10多斤重的被子,加起来有20斤。妈妈刚生过小孩才3天啊,就背这么重的东西。而我走在前头、后头都害怕,非要夹在中间走。人家总骂我:“哎呀,你夹在中间走又走不快,影响我们走路啊。”那时候大家都要逃命,也不能怪人家。

到了江南水泥厂一看,什么东西也没有,怎么办呢?我妈妈说,小丫头丢在他外公那边不要紧,我就放心了,小孩的话,日本人也不会管,不会蹂躏她。可长到有十五六岁的小孩就不行了。男娃、女娃都不行。十五六岁的小孩就有一米五六那么高了,日本人看到男娃就要杀,看到女娃就强奸。

那时候,江南水泥厂由德国人担任厂长,工厂前后竖立着德国国旗,成为当时南京最大的难民营。水泥厂周围用铁丝网拦着一圈,日本人就在外面走,不敢进去。我们家没有劳动力,搭不了棚子。那住哪儿呢?有一户姓郝的人家,人还蛮好的,他们那个棚子比较高一点。他们就讲:“怎么办啊,你们孤儿寡母的,怎么办啊?”后来他们说:“你们这样子吧,就挤我们这里吧。你们怕不怕啊?不怕的话就跟我们住一起吧。”那个人心蛮好的,就让我们跟他们住在一起了。一起睡在一个棚子里头。那个棚子才多大啊?只有现在一个房间的三分之一大,桌子那么高,人需要弯腰才能拱进去。那个时候也没有东西用来支撑,只能找些树棍子支一下,再铺些草。

我们喝的水是从一个小池子里舀上来的,那个池子里的水都是黑色的。要喝水或者吃东西的时候,就在外头挖一个小土坑,把小锅放在上面,在外头找点草来烧,烧的半生半熟的就这样吃、这样喝。吃的东西都是从家里带过来的,我们那个村子距离江南水泥厂也有七八十里路,我3个婶婶、我妈,还有一个娘娘(姑妈),晚上天黑了以后,等到日本人不出来的时候,她们5个人就赶回家,跑到家里头拿东西。到家的时候可能要到夜里两三点钟了,她们就赶快搞一点吃的,再赶紧往回跑,跑回到水泥厂弄给我们吃。这一段时间,她们经常要过着这样的生活。她们回家拿的是面粉,那个时候都弄面粉,拿回来炒炒。和面没有热水怎么办呢?热水瓶也没有地方买了,就那样烧一点热水大家凑在一起随便弄弄,做个凉炒面,就给小孩吃,大人饿着。像我妈真是可怜啊,坐月子期间没有一天吃饱肚子的,就是饿肚子。

1938年二三月份的时候,大人们就说,我们在这边保命,可这会儿马上就没有吃的了,家里没有粮食了。我妈说,马上要回家种粮食了,家里有一点田哎。我们就回家去了。

那时候日本人就不大出来了,有时候出来也是三个两个的。日本人的住处靠在汤山底下,那时候汤山那儿有个叫作厂的地方,就在作厂附近。我们村子那时候天天就有一个老人朝那个方向看,要是日本人来的话,远远地就能被看到。他说:“要是日本人来的话,我就告诉你们噢,你们就往山上跑。”日本人不来,我们就下田做事。

我那个时候太小也不能做事,就在家带弟弟、妹妹,能烧个饭就不错的了。人家都说我:“哎呀,还不错噢,还会烧饭噢。”村子上,我那个被强奸的堂姐住着一间房,我家住在东边;还有我那个堂嫂子,她年纪轻,她也和我们住一排。3间房子一家一间,我们几家人住在这边。日本人要来的话,总是在中午11点多左右。那个负责望风的老人就跑到村子里通知,其他老人也跑来通知,我们就找地方躲。

那个时候天气渐渐热了,我们跑过去看看我爸爸的尸体——趁着天刚亮,天还黑乎乎的时候去看看。一看,我妈就说,“死鬼呀,你要我怎么办呢?我也弄不动你,我对不起你啊!我也弄不动你,怎么办呢?”后来她找到我爸爸的一个姨爹,也是一个老头。我妈妈就讲,“姨爹啊,人也‘睡在那块很久了,怎么办呢?马上天热要化掉了,怎么办呢?”姨爹说:“哦,你不要烦噢,我去找年纪大的。”还不能找年轻的,年轻的男人被日本人看到就要没命了。他说:“我去找两个年纪大的,跟我一起把他弄到山上,挖一个坑,用席子裹裹,埋在山上。”给爸爸入土了,我妈妈就放心了。

那个时候,我们村子前前后后都有死人。我天天走那过,心里非常害怕。我妈就和我说:“这些个死鬼你不要怕,要怕活鬼。”日本人我们就称呼他们是“活鬼”。村子里的“死鬼”都是活人走这里路过,被日本人打死的,有些还不晓得是什么地方的人呢,也没有人来收尸。到后来村里人被他们杀得差不多了。我从那儿走的时候就朝我妈身边躲,我妈说:“你不要怕不要怕,这是死鬼,不怕,它也不惹人;怕活鬼,现在不怕死鬼怕活鬼。”

那个时候日本人住在汤山作厂养着马,日本人就叫老百姓割草送过去喂马,一下送几百斤。那个时候我妈一个妇女哪能弄得动啊,我们才10来岁,根本就弄不动,送不过去就要罚款。没得东西送的时候,日本当兵的就催促伪保长:“不送就不行了嘛!这个不行,这个一定要送!”再到后来传口令,不送草要罚钱,我们也没有钱罚。万般无奈之下,可怜我妈受苦了,天天去割草。我妈挑着送过去,前后送了几百斤。

后来村子里渐渐平静下来,我在家烧饭带小孩,带我弟弟、妹妹2个人。家里没有猪,田地有七八亩,肥料不够,粮食收上来大概一亩20斤都不到,别人的能收30斤。那个时候,到了春天粮食就会不够吃,新的一季粮食还没成熟。妈妈既要种地,还要去宝华山上砍柴。每天到宝华山上砍一篮子柴,忙活一大早,柴挑到中华门,卖过了以后买苞谷面背回家,就给我们一家姐弟3个人,算上我妈4个人吃。粮食不够就去农场打工,打工挣来一些钱去中华门买粗麦子,粗麦子黑黑的比较脏,但是比较便宜。

我妈妈在的时候常常讲南京大屠杀的事情。她说:“你看看,我们讲日本鬼子哎,日本鬼子到我们南京来,你看我们多受罪啊,那个时候,你们的命都是拾来的哦。要不是我的话,你们还能活命啊?没得活命了。那时候也没得人管你,那时候自己管自己还管不了呢。”我说:“妈妈你是我们恩人,我们一定要对你好。”

1941年,我14岁的时候就勉勉强强的开始打工,我出去打工以后就换成10岁的妹妹在家里做饭带弟弟。农场让我在田地里薅草,一天大概几毛钱。那年过生日的时候,我的姨妈、舅舅们就买了些礼物来看我,买点面条和猪肉,中午吃面条,晚上就搞点好菜,这算是很优厚的生活待遇了。

同年,我订了亲,媒人上门来问问双方的情况。我妈看过了觉得不错,就订个婚。婆婆家就送了些米糕过来,我们家就拿红布包着一点茶叶,一条米糕分成4块,外头插一朵绸布做的花,送给邻居和亲戚,表示自家女儿订了婚。

1945年前后,我18岁了,就该出嫁了。婆婆家租了一顶花轿来接我,抬花轿的来了8个人,去婆婆家有20里路,要换着抬。那个花轿是红色的,还有绣花的罩子在外头,花轿4个角上分别挂着一只红灯笼。我出嫁的时候家里很穷,没有什么可以陪嫁的,只有一个装了些自己做的鞋子和衣服的箱子。我的首饰是婆家给的,银的戒指,出嫁那天穿的是婆家头一天给送过来的衣服,长长的棉袍子,外头一个褂子,底下的花鞋是我们自己家做的。结婚一个多月就过年了,那时候婆婆家一大家子,2个姑子,5个男娃,公公婆婆,还有一个伯伯,一共10多个人一起吃团圆饭。腌点咸鱼、咸肉,灌点香肠就算三样菜了,再买点其他什么东西,马马虎虎的就算过年了。

我的丈夫比我大4岁,18岁就在南京打工,在南京城里资本家的修理厂当学徒。结婚4年多,那时候我还没有生孩子。我的丈夫家里大儿子、二儿子、2个小姑子陆续成家,他们成家以后,家里人口越来越少,我们就另起炉灶。我的丈夫在城里上班,我就到市区去住了。搬到城里的时候,恰好是解放军刚来,那个时候国民政府还在造谣,说是敌人来了,你们烫头发的会给你烧了,穿旗袍的也会被赶走。那时候我在家就是穿旗袍。我的丈夫他爸爸就讲了,你们赶快逃走吧!后来我们就真的逃走了,逃到什么地方去呢?就是现在的中山门那个地方,是国民党的兵工处,这个房子全是楼房。那儿本应该住的是国民党的头儿,可他们都逃到台湾去了,逃掉了那些房子就是空的了。人家逃跑都是往山上去,我们往城里跑。我的婆婆有个妹妹住中华门那块地方,就和我们说,中华门那里有好多空房子,我们一家就一起搬过去了,我们就住那幢楼房的楼上。我们头天晚上去的,第二天早上就看见那些解放军穿着乱七八糟的衣裳,没有统一的服装。那些解放军也很苦,有的是黄衣裳,有的是黑衣裳,鞋子都是布鞋子,甚至还有草鞋。我们就在那里看,有的小孩儿在外头玩儿,解放军也不惊动小孩子。有的人家买菜的,老头老太慢慢地走,他们也不惊动。我一开始有点害怕又很好奇,就站在窗户里面看,这些兵到底是什么人啊?有的人就喊“号外!号外!”很快报纸登出来了,解放军进城了。我的丈夫看过报纸说,哎呀,这是好人,救了我们的命哦。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有个飞机场,后来又有坏人造谣,说马上要来炸飞机场了,你们住这块儿一起要炸光光。那怎么办呢?我的丈夫那时候在外头摆摊子,卖点旧货,比如钳子啦、扳手啦这些东西。我们就搬个铺盖、搬个被子,东西也不要了,就搬到新街口去了。他有个同事住在新街口,他房子大,我们就住到那里去了。结果哪里有人来炸,这不是造谣吗?后来没得事干了,我和丈夫又回到乡下。

回到郊区大概一年多,1950年公交公司要收人,我的丈夫就又去工作了。我在城里沒事干,1953年生了我家大儿子。我的丈夫是初中毕业文化水平,考高中的时候要做校服,钱都交掉了,可日本人也来了,后来就不读书了。

很多年以来,没人知道我的过去。有一次居委会发东西,我去拿东西,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说你签个字,我说:“哎呀,我签不好啊,写得歪歪斜斜的。”他说只要签一下就行了。他还问我:“你没读过书啊?”我说:“没读过书哎!”“为什么不读书啊?”讲着讲着就讲到南京大屠杀这个事情了,我说:“我阿爸那个时候被日本人杀掉了,我妈那个时候哪有本事给我读书啊?要花钱的。”“啊?你爸爸是被日本人杀掉的啊?哎哟,那你还是幸存者和见证人呢!”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正在寻找幸存者,我就主动去找馆长。

我是头一天去的,第二天几个人就到我家来采访了。后来,我们家领了个证,就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明。

2014年的时候,日本的一个民间组织邀请我们这些幸存者到日本去,讲当时所经历的南京大屠杀的过程。日本民间一些人还是很理性的。可是,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日本人那么狠,我们这一辈人曾经受过的那种罪,我们能不记得吗?这个历史我们还是要记得的!2017年是纪念南京大屠杀80周年,这个80年前的屈辱历史我们是要记得的,况且怎么能不记得呢?那个纪念墙(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上面那些死难者的名字,我父亲名字就在上面。姓艾的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排在前面,那个墙上面第一个到第十几个全都是姓艾的,就是在江宁许巷村那边被屠杀的老百姓。

我还带日本记者去看过村子。我跟他们讲,我就住在许巷村。他们说:“哦,在哪里?”我说:“去麒麟门。”反正他开车子,过了麒麟门,一问许巷村在哪块,人家就告诉我们了。后来,有一次我回去,他们年轻的喊着我:“大娘,他们说你是幸存者啊!日本人到我们村里来了解过,看来的确有这个事。”我说:“没有这个事我还会瞎讲吗?这个事不能瞎讲的,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段历史。”

[本文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南京大学口述历史协会采集整理,整理者为邓雅欣、秋香、马思千、武黎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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