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探析

2017-11-30 16:42刘泽西
理论导刊 2017年11期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新媒体大学生

刘泽西

摘要: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从新媒体中获得的信息、观点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价值判断,因此,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群体的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了解新媒体作用于意识形态的机理、特征才能够有针对性地发挥新媒体在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的作用。也必须认识到,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并没有一个单一的解决方案,必须依赖思想建设、技术进步和制度保障的协同发展,才能有效维护大学生群体的意识形态安全,避免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危险。

关键词:新媒体;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11-0103-05

在网络化、信息化大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意識形态安全”问题已经超出了主权国家的地域范围而成为了一场发生在虚拟世界中没有硝烟的战争。主权国家捍卫各自主流意识形态的手段也随之更新,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在网络化的时代迎来了新的挑战。2016年12月初,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实现这一要求和目标,就必须确保意识形态教育的质量,坚决贯彻意识形态的一元化。特别是在大众传播手段不断升级的当今社会,网络化、数字化直接推动了信息传播载体、传播方式、传播内容的革新,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媒体,以其信息流通高速、信息传播高效的特点成为影响民众、传递价值的新载体。新媒体的受众中青年群体的占比高、活跃度高,其必然成为对下一代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新阵地。如何正确引导大学生读者、避免意识形态多元化,成为了我们必须正视和思考的问题。

一、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1.意识形态教育的意涵。作为研讨的起点,有必要对“意识形态”加以定义。根据英国政治学家安德鲁·海伍德在《政治学》一书中,也是目前政治学研究中常用的观点,意识形态是一套或多或少内在一致的思想观念,无论目标是维护、修正还是推翻现有的权力关系体系,它都提供了有组织政治行动的基础。[1]相比较而言,马克思在《德意志的意识形态》中赋予了意识形态另一重、也更加具有历史性眼光的定义:“一个阶级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也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那个物质生产工具的阶级,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工具。”[2]这一深刻见解,指出了意识形态的特质:意识形态具有政治性,作为一个反映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的完整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有着鲜明的阶级特征和强大的统摄力,具有同样阶级身份的人在同一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共同维护和巩固对该政权合法性的认同;意识形态具有导向性,作为一个价值认同体系,提供了群体和个人进行道德判断、美学判断等价值决断的基础,直接或间接地导向了人的思维与活动;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居于不同社会阶级的人各自拥有着符合本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因此,在阶级社会中不同意识形态通常是互斥的,不同意识形态相互批驳、不断斗争。

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在人的精神领域内做文章,对受教育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产生导向作用,无论是爱国主义教育还是个体主义教育,在教育行为的背后都在传递价值,都要以意识形态教育为原点以现实环境为背景。因此,意识形态的教育构成了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就当今世界形势而言,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垒最为显著也最为激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意识形态领域是我国能否抵制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重要战场,能否维系符合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的安全,不但事关国家安全大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存亡有关键意义。

2.大学生群体是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对象。大学生群体成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大学生个体成长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从个体的角度而言,随着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身份过渡,年轻一代必将越来越多地以“政治人”的身份介入公共领域的生活当中,稳定的、符合社会要求的意识形态能够导向他们建设性的、积极的行动,这是个体独立进行各项社会活动、承担社会角色的必要条件。在经济高速发展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群体具有视野开阔、探索欲旺盛的特点,他们热心公共事务也能够快速接受变化,但是由于社会经验的缺乏,难以辩证地、全面的看待问题,容易偏激化、情绪化。对他们进行正面的价值引导,是其个人教育经历当中的重要环节,通过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为学生思维、行为的成长提供指导也是育人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国家和社会层面来看,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群体的意识形态安全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动摇,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色。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斗争愈发激烈的当今世界,西方世界通过文化输出、制度输出或明或暗地推销其价值理念、政治观念,试图改变别国的政治生态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特别是借助现代科技的优势,通过互联网等手段,向年轻一代灌输极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在客观上对大学生群体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威胁。如何在纷繁的思潮中引导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保证青年思想不变色是思政教育者必须着力研究解决的问题。

二、新媒体发展对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影响

1.新媒体的概念与特点。当今的互联网早已脱离了web10时代区域性、封闭性的特征,在物理世界之外,搭建了人人都能够以低成本参与的“公共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现实世界的种种特征,尽管这个空间是虚拟的,却越来越在公共生活中凸显影响,网络中民意激荡能够延伸至现实空间,影响现实世界中舆论和事件的走向,产生一种政治性的效果。因此,基于互联网衍生和发展出来的新媒体,无可避免地打上了政治性的烙印,借助新媒体手段进行的信息交换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行为,是发生在公共空间中的人的行动,认同这种政治性的特征,是分析和研究的起点。

截止目前为止,学界对于“新媒体”的概念还存在许多讨论,从物质载体、应用形态和具体特征角度都能够对之做出界定,综合以上几项特性,可以对新媒体做出如下解释:其一,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强调的是“今日之新”,[3]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二,以互联网技术、移动通讯技术的数字化技术为基础,以电脑、移动终端等为物理载体;其三,更新速度快、互动性强,由所有人面向所有人进行传播。可见,新媒体是基于技术进步而形成的新的媒介手段,它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信息的生成和传播方式,改变了舆论的生态环境,也改变了人们的社交习惯和信息获得途径。新媒体重新定义了信息渠道,重新组织了受众的注意力作用方式和获得信息的速度,成为转型社会当中潜在的力量暗涌。endprint

2.新媒体发展对意识形态产生的影响。中国传媒大学陈卫星教授在《新媒体的媒介学问题》一文中引述并解读了法国思想家、媒介学家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提出的公民媒介学的若干命题,用以分析新媒体作为“赋能实体”的特点和价值。[4]其一,“媒体会思考”,媒体越是发达,越是与社会实践联系紧密,就越能够产生价值输出。从受众的角度而言,独立调查得出结论是一个耗时漫长、成效可疑的工作,所以接受媒体提供的观点使人能够享受“免于思考的自由”。随着信息流通速度的加快,人们接受信息并进行思考的时间随之缩短,“结论”取代“事实记叙”,媒体意见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左右人的思考。其二,“最好的媒介是性价比最高的媒介”,从传播的速度快、波及范围广、信息发送的成本低的特征而言,新媒体比传统媒体有更多的优势,特别是以手机等移动终端为物理载体的微博、微信等极大提升了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和即时性,以“赞”“转发”“评论”为手段的意见表达方式降低了参与公共讨论的成本。其三,每个“意识形态”都有其独特的媒介学性能指标,不同的媒介塑造不同的意识形态。根据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信息传播的过程是信息经过若干次解读、加工的过程,由于新媒体的信息来源更加复杂,在编码的过程中,每一次传播都会被加入新的内容和观点;在解码的过程中,受众又会加入自己的观点并通过“转发”的方式为下一轮编码做准备。在这个“编码-解码”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在进行自我确认同时试图影响他人。在这一过程中分别代表不同观点甚至价值取向的“意见领袖群体”形成,进一步影响“众意”,信息的传递的同时,意见、观念也在传递,维护、解构甚至重构着当代价值表达。其四,“一次媒介革命就是一次政治革命”。在西方世界,新媒体已然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的特朗普就善于利用Twitter、Facebook等新媒体手段,自我包装、自我宣传,最终在主流媒体集体唱衰的情况下击败对手入主白宫。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自媒体的成长在事实上使得信息的自由流动成为一个无法逆转的趋势,与此同时,新媒体技术与即时通讯手段的粘连给了更多人参与公共生活、讨论热点事件的机会。信息交互的同时也不可回避地发生着价值交换。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新媒体的支持下意识形态的建构不只是一个技术的后果,更是一种文化实践乃至政治实践的方式。

三、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群体意识形态安全的协同治理路径探析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成长的时空,借助科技的进步,人类的活动边界从物理世界延伸到虚拟世界,而对一代又一代的“新来者”,①统治阶级不止要建立政治意义、军事意义上的国家,更有建立文化意义、伦理意义上的国家,后两者同样关系着统治的合法性和政权的安危,是任何主权国家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在实践中,文化领导权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必然是一个存在着争议和斗争的领域,对于意识形态的捍卫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过程,特别是在网络化高速发展、全球化进一步确立的当今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必将愈加隐蔽也愈加激烈。意识形态安全的捍卫,不能够依靠单一的方法手段,而是一个复合型的过程,需要主权国家以“教育者”的身份介入社会,完成对公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公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思想建设、制度建设、技术建设协同进行。

1.思想建设路径。就实际情况而言,过去以权威为基础,简单灌输、说服已经不能够胜任“引领青年思想的任务”,特别是在新媒体的背景下对知识基础好、视野开阔的当代大学生而言,单纯的说教效果更加有限。要进行有效的意识形态建设,则必须检视目前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薄弱之处:在学理研究中,承担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任务的人文社科学科未能给教育实践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尽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指导并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但是从相关研究的情况来看,宏观指向性研究多,中观、微观层面的操作指南少,理论无法指导实践,方法论上的不足使理论在复杂的现实面前显得空洞、说服力差。在实践中,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手段和载体过于单一,依赖灌输和宣讲,久而久之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价值传递”功能、教育功能严重弱化。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在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上更加符合我国当代的文化环境和人民的实际需求,让意识形态教育回归人本内涵的同时不断拓展和更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宣教途径。

所谓意识形态的人本内涵,指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必须建立在承认“理性人”“社会人”的基础上,用现实主义的眼光看待人对自身利益的合宜追求,并对之加以合理引导,从而实现马克思所言“全面的人”的目标。必须首先正视和认同“人”的存在,才能实现对人的教育。能够直接接触和影响大学生的思政工作者们必须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广泛认可的现实面前,帮助和指导学生实现个人的成长,更能够促使他们将个人的发展与祖国的发展联系起来,促使他们将个人的理想与社会主义事业的理想结合起来。其次,要明确宣传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宣传必须也应当为政治服务,任何媒介都可以成为统治阶级传递声音的通道,因此要抢占先机利用好包括新媒体的在內的宣传手段。根据新媒体信息更新快、传播快、易获取、受众分散的特点,结合大学生的身心特点和成长环境特点,在利用新媒体向他们进行宣传时应当主动回避传统媒体擅长的宏大叙事,更多将目光投向个体、投向小事。让他们觉得亲切、有感触,甚至进一步有反省、有思考,意识形态的教育就能够在“润物细无声”当中完成。

2.技术建设路径。作为技术进步的产物,新媒体提供的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空领域。在意识形态安全的视阈之内,技术手段的不断更新犹如一把双刃剑,只有为我所用,才能成为捍卫国家思想、伦理边界的利器。从技术的角度而言,有两个方向可以为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建设提供参考。

首先,必须认识到在新媒体时代把控网络舆情的重要性,增强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对网络舆情的把握。正如上文所述,新媒体强大的互动性特征,使之成为了一个虚拟的公共事务论坛,各式观点交织构成了“众意”汇聚的复杂生态,并且愈发具有影响现实生活的能力。多数时候,对于参与公共讨论的大学生们来说,发表言论、提出观点的过程与其说是独立思考后得出结论的过程,不如说是在众多已有观点中选择自己认可的,通过“赞”“转发”等方式进行“认同申明”的过程。对于虚拟社会中原子化的个体,表达观点的过程毋宁说是个体寻找群体、寻找认同的过程,最终形成类似“亚文化群体”的集群,并获得摄入现实社会的能力。通过大数据手段能够及时掌握网络舆情的变化情况,及时评估舆情可能产生的现实影响,对负面舆情进行有针对性的疏导。大数据技术正在迅速的发展、成熟,以前被认为不可能实现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已经成为现实,作为意识形态的传递者,有必要认识到这种技术的潜能并积极加以运用。endprint

其次,教育者应当主动适应新媒体传播带来的话语技术变革,在话语权、表达方式上都要积极更新。新媒体带来了话语权的变化,与以往意识形态教育使用的规范化语言不同,新媒体视阈内广泛传播的语言往往具有去权威化、去严肃化的特点。由于信息发布方式的改变,以往意识形态教育当中教育者先于受教育者获得信息的情形发生了变化,受教育者可能同时甚至先于教育者接收到最新的信息,曾经因为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教育者的权威”正在被弱化,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话语平权”。要在这个新的浪潮中,重新找到意识形态教育的主动权,就必须明确什么样的话语方式是有效的,结合上文分析过的新媒体的特征,有以下指征可以作为参考:有效的话语是务实的,尽管意识形态是形而上的产物,但是必须寻找到适宜的表达,特别是要解答年轻人真正关心的问题才能让他们产生兴趣进而产生关注;有效的话语是快速响应的,新媒体的特点之一就是消息传播的快速,有效的意识形态教育不能是被动回应而是主动出击,特别是针对大学生群体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倾向性问题更应该在第一时间找准实质,力求迅速发声;有效的话语是讲求互动的,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上意见相左是常态,双方可以本着开放、包容的态度进行讨论,但是作为教育者必须具有更高的理论水平、更强的表达能力、更强的感染力,才能实现真正的教育和说服;有效的表达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全球化进程对意识形态安全形成威胁是一个客观事实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并无益处。教育者应该主动用好全球化资源,拓宽眼界,从与其他民族的对话当中不断寻找建设自身的材料。

语言是我们解读客观世界的途径,但它解读的仅仅是世界的剖面,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事件或者现象进行解释,形成独特的侧面,例如对“民主”的解读就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西方大肆鼓吹的以“多党竞争和普遍直选”为特征的西方式民主固然是西方社会在长期的历史实践当中得出的符合西方社会需求和特质的社会制度,但它并不具有普世性,也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解,更不可能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与之相比,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才是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符合人民历史选择的民主路径。在意识形态的教育中,类似的无法回避的问题还有许多,如何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何说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阶段性,都是教育者应当深耕的领域。做好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强基固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培养具有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的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但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相契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特质,使之更加能够指导当今社会的现实;如何在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之下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机和活力,都是需要继续探讨的话题。在新媒体背景下,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表达,才能够解决当前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滞后性问题,打牢意识形态安全的根基。

3.制度建设路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离不开制度的支持,无论是高校的管理制度还是人才培养制度,都要与时俱进适应网络化、新媒体的新局面。2016年12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指出:要重视对学生的历史观教育,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重视教工队伍建设,重视工作方法的探索完善,从民族发展复兴的高度,帮助学生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自觉把握科学规律、社会规律,为学生点亮理想的灯、照亮前行的路。

就管理制度而言,我国高校的管理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基础,在管理体系当中,党委无疑对意识形态建设起到领导作用,统领意识形态教育的全局、协同各方,掌握意识形态教育的话语权。新媒体给传统的意识形态教育模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适应新媒体环境首先要抢占宣传的高地,从资金保障、技术升级、人才储备等角度支持新媒体领域内思政教育平台的建立和完善;其次是要发挥纠偏的功能,高校作为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各类思潮涌动、百家争鸣是学术研究的常态,也是高校为社会贡献知识财富的必然需求。然而,高校也同时承担着为社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责任,如果高校课堂在“学术自由”的遮幕之下,成为宣传资本主义文化、大谈“普世价值”的场所,大学生也自然地会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迷茫甚至动摇,这就背离了大学人才培养的初衷。必须从课堂入手,规范教师言行,所谓“学术研究无禁区,教学宣传有纪律”,只有把好意识形态教育的第一道防线,才能保证大学生群体的意识形态安全。

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理论宣传最终都会落实于人的工作与实践。目前来看,高校中直接对学生开展意识形态教育的主体力量主要有两支,其一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队伍;其二是大学辅导员队伍。他们作用不同但各有所长:思政教师队伍具有较为深厚的的学理基础,能够从理论的高度对学生进行引导,利用课堂时间高效率地传递信息,达到理论育人的目的。思政教师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又是这些理论的传播者,两者在实践中相互促进,相互补充。辅导员队伍则天然地具有与学生的亲近感,与他们的日常学习生活互动最为密切,对学生个性特点有较好的把握,能够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从而达到实践育人的目的。理论和实践教育的结合,能够指导学生建立起知行合一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体系。形成一支理论水平高、政治素质过硬的意识形态教育队伍是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重要环节。为适应时代的发展,新时期的教育者既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信仰、有钻研,更要善于表达、敢于发声。作为教育者,要不断学习,适应网络环境的特点,掌握网络語言的表达方式同时更要对党的教育事业保持忠诚,必须坚持学术观点和政治见解的两分方法,严守教学纪律,将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教育好、培养好。

[JP2]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谈到:“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入侵,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入侵,”[5]尽管这种观点颇具有唯心主义的特点,但是也提示了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潜在风险。意识形态斗争超出主权国家地理边界的现实和上世纪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都在提醒着我们:形而上学的斗争从未停止也必将继续。教育的本质,是对知识、文化的传承,更是对信仰的传递,对民族精神的承袭。通过推动教育思想、技术手段、相关制度的革新和进步,不断完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不断引领青年一代,特别是大学生群体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巩固,才能真正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传承下去。

注释:

① [ZK(]“新来者”是美籍德裔哲学家阿伦特提出的概念,指每一代学习和适应所在社会的年轻人,他们的存在使得社会具有了发展的延续性,具有了历史和未来。

参考文献:

[1][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M].张立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44-56.

[2][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1-24.

[3]匡文波.“新媒体”概念辨析[J].国际新闻界,2008,(6).

[4]陈卫星.新媒体的媒介学问题[J].南京社会科学,2016,(2).

[5][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41.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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