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什么样的思想引领办学？

魏永生

要用思想引领办学，这已成为不存异议的共识。但是，要用什么样的思想引领办学呢？这恐怕就见仁见智了。

这些年来，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新提法、新主张可谓层出不穷。它们大都来自西方，随课程改革等大势进入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管理、教学各层面，令人耳目一新，带给人新思维、新视角、新方法，促成了一系列在其指导下的新探索、新实践。教育改革已呈现出崭新面貌，成效是有目共睹的。社会的发展有其规律，教育亦如此。西方思想与教育界的先期研究與实践提供给我们弥足珍贵的经验与借鉴，使我们的视野更开阔，研究目标更明确，可学习的内容、取舍选择的余地更大。

但是，我们也不可能不意识到、不看到在我们学习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理论的过程中，存在着生吞活剥、食而难化的现象，缺少必不可少的选择、改造、批判、扬弃的过程。因此，针对这种情况，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不要一味学习西方，要重新审视、研究、总结本土经典的教育思想理论，重新审视、研究经过实践检验但被我们忽略的教育思想理论。于是，扫除历史与时光的封尘，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理论方法重新出现于人们的视域，带给几十年后的教育人再一次的思考、再一次的启发、再一次的认识。

陶行知先生接受教育的经历是以传统为基，博涉中西，并融会贯通的。他是在家乡的万安私塾以“四书五经”启蒙并打上人生底色，之后就读于徽州府崇一学堂，杭州的广济学堂，南京的金陵大学，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受到西洋化的教育。从陶行知先生三改名字，最后定名陶行知也足可见他深受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等我国传统思想的影响。由于知识与视野中西打通，古今打通，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都是他反对“沿袭陈法”的传统教育和“仪型他国”的洋化教育，融汇中西精华，植根当时我国教育实际的结果。所以，陶行知教育思想是中西文明文化、中西思想融合的结晶。

陶行知先生留学美国，受教于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门下，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与实用教育理论的影响。但是，回国后在积极倡导乡村教育，创办晓庄师范，支持举办湘湖师范和新安小学等实践过程中，陶行知却把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翻了个筋斗”，改造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中心内容的生活教育理论，强烈呼吁教育与社会生活要紧密联系。

陶行知先生初名文浚，后受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影响改名“知行”。进入中年，广涉博学又有新悟，把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翻了过来，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正式宣布改名“知行”为“行知”。陶行知先生作为学生，对老师杜威西洋化教育观点的批判继承与以改名体现出的对我国传统思想的批判继承，无不代表他不迷信权威，不盲从成说，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与主张的辩证思想，深刻体现出他立足于中国现实，敢于变革创新的精神。

陶行知先生在进行初期的教育实践之后，倡导普及教育，推行国难教育，实施战时教育，提倡民主教育。在这期间发起的“科学下嫁”运动，创办山海工学团，创办《生活教育》期刊，推行“小先生制”，组建“新安旅行团”，创建育才学校，改《生活教育》为《战时教育》，创办社会大学，改《战时教育》为《民主教育》，等等，所有这些，无不把办学与我国社会生活、社会形势、国家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无不以为国家、为社会、为民众服务为宗旨，对“生活即教育”理论进行了丰富的、卓有成效的实践。

今天，我国的教育事业正面临着前所未遇的新形势、新变化与新任务。教育如何为社会发展服务，为人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服务，是每一个教育人都不能回避而且是必须面对必须回答的大问题。此际，我们重新学习与研究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思想理论，其深层次意义自不待言。至于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高洁情怀和伟大品质，我们的心灵受到一次次洗涤与一次次震撼，更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与无价财富。

■ 编辑/李莉E-mail：lili79928@163.com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