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东荪的文化自由主义
——以《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为例

谢琳君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长沙 410006)

试论张东荪的文化自由主义
——以《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为例

谢琳君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长沙 410006)

张东荪受到中西学的双重影响，他的思想主张充满了中庸的色彩。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解散民盟，标志政治自由主义的失败。张东荪对民国的宪政失望至极，不得不放弃政治自由主义。但他继续坚持自由主义，提倡文化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最后因其主张的空想性和不可行性，而宣告破产。

张东荪；文化自由；计划社会；政治自由

张东荪，浙江钱塘县人，中国近代哲学体系的建立者和政治评论家，终生“以哲学兴趣为主，而又不能忘情于政治”，曾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对近代中国的思想界和政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一文发表于1948年2月28日出版的《观察》第4卷第1期。此文集中反映了张东荪在政治自由主义失败后，仍对文化自由主义抱有信心，试图通过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方式推行文化自由主义的观点。因此，笔者拟结合时代背景，以《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为例，探讨张东荪提出调和文化自由主义的具体背景、内容，并对他的主张进行评析。

一、张东荪的思想发展历程

张东荪出生官宦世家，自小便研读四书五经，接受正统儒学教育，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思想对其影响深远。1904年，他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接受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熏陶。当时正值中国社会千疮百孔之时，日俄战争在中国土地上肆意蹂躏，清政府背负着辛丑条约的重担，俨然成为了“洋人的朝廷”，因此张东荪在留学期间矢志探索中国的出路。1911年，张东荪归国后，便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创办《正谊》和《中华杂志》，致力于监督政府、启发民智的政治评论工作。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形势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张东荪的思想也经历了明显的转变过程[1]。

笔者将张东荪的思想历程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五四运动时期。张东荪积极参与文化论战，主张“彻底输入西方文化”。之后，他担心西方学说不符合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会出现水土不服，故而提倡“理智主义”。第二阶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界针对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出现了“全盘西化”与“尊孔读经”两种极端倾向。而张东荪则认为引进西方文化和秉持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矛盾，继续坚持一种折衷态度。第三阶段，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思想界就中国出路问题再次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张东荪致力于通过和平手段建立联合政府，提出折衷主义的中间路线，并在此时倡导保障人民自由才能实现中国的民主，具体而言就是废止一切限制人民自由的法规，裁撤一切限制人民自由的机关，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禁止国民党各级党部直接指挥军警[2]。在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失败后，张东荪正式提出调和文化自由和计划社会。

二、“文化自由主义”的产生背景

自由主义来源于西方，是一个政治概念，与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相对，主张走平和的中间道路，提倡受制度保障的个人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注重社会构建相比，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益。清末，自由主义在严复和梁启超等人的介绍下传入中国；五四时期，经自由主义大师胡适等人宣传，影响更大。三十年代后，国家社会党成立，自由主义遂形成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并于抗战时期达到高潮。

随着自由主义力量的不断壮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逐渐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张东荪等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声明“联合政府这一药方还不失为一剂永久有价值的起死回生汤”[3]，主张以不偏不倚的第三方立场调和国共冲突，企图通过和平方式建立联合政府。1946年，内战的全面爆发标志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平建立联合政府主张的失败，这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陷入深思：中国究竟该走怎样的道路。在这种形势下，张东荪提出“中间路线”，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不同于欧美和苏联的“第三条道路”。然而由于第三条道路严重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注定是走不通的。1947年10月，国民党下令解散民盟，便宣告了“中间路线”的破产，同时也意味着政治自由主义已经失败。

政治自由主义的破产引发了四十年代末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论战源于储安平在1947年《观察》第2卷第2期上发表的《中国的政局》一文。该文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地位，以及应该承担的责任等问题进行了论述。陈衡哲、杨人楩、李孝友、施复亮、朱光潜、张东荪等人积极参与争论。张东荪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一文，即写于这一背景下，于1948年2月28日发表在《观察》第4卷第1期。他在文中提出调和计划经济和文化自由主义的主张，将自由主义的抱负寄托于文化上。

三、“文化自由主义”的具体内容

张东荪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一文中集中表达了对政治自由主义的失望，以及对文化自由主义的理解，提出调和文化自由主义和计划社会的观点。主要包括两部分：

(一)政治自由主义在中国已成过去式

张东荪直截了当地指出民初的宪政论的失败，预示着“政治的自由主义在今天廿世纪已是过去了”。他认为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已经千疮百孔，“民国初年的宪政主义决不足为今天战后立国与建设之方针”[4]。同时，张东荪肯定了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合理性，认为自由主义把西方人民从封建主义中解放出来，于十八世纪建立了个人主义的社会，其历史价值是空前的。但他也声明西方自由主义发展成经济自由主义后，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流弊，例如贫富不均和强权主义。同时，自由主义虽然是西方民主的优秀成果，但在进入中国后被压迫人民的特殊势力控制，与中国社会水土不服，愈发加重了人民的苦难。此外，他认为宪政也不适合中国文化的需要。从历史来看，自海禁开放以来，西方文化一进入中国，便帮助了皇帝政权和官僚政权，除使其对人民更事高压和榨取外，就没有别的了[5]。所以，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中国人要吸取经验教训，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自由主义。张东荪对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的批判，体现了他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和资本主义没落的深深无奈和失望。

(二)调和文化自由主义和计划社会

早在1946年，张东荪在燕京大学的演讲上，就对思想自由主义做了声明，他认为无人有权界定思想的正邪标准，应该道并行而不悖[6]。1948年，张东荪又阐释了文化自由主义的定义，提出文化自由主义不是一种具体的学说，没有固定的内容，而是一种“批评的精神和容忍的态度”。文化自由主义尊重一切有科学依据，言之成理的学说。政治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后，张东荪并不想完全放弃自由主义，于是针对时局提出“中间路线”，提倡调和政治经济平等、发展生产和文化自由的关系。

首先，张东荪提出“自由和平等必须把生产列为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因素”。他在《增产与革命》一文中说到，自由的实现需要以物质进步为基础，但物质进步不是实现自由的唯一因素。物质生活的幸福是指在社会生产总量提高的前提下，穷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提升，但不把富人的生活水平拉下，而不是指均贫富[7]。社会改革或革命必须以生产为根据，不能促进生产的政治将会被推翻。例如苏联，革命之初的战时共产主义因为不适应生产的需要而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新经济政策，而后，又由于社会主义的需要，实行计划经济。世界各国都在争相发展生产，中国要加入到此趋势中，必须在追求政治自由和经济平等之时特别重视生产。

其次，张东荪指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4]。计划经济没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它的目的是增加生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有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不是进步的，只有用社会主义的原则指导计划经济方能成功。社会主义为计划经济提供制度保障，计划经济使社会主义站得住脚。张东荪对计划经济性质的评价，有其正确的一面。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主张，认为计划经济是手段，不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这和张东荪对计划经济的认识有很大相似性。但是，我们也要对此加以区分，张东荪的主张是在西方自由经济破产的背景下，提倡采用计划经济方式实行中国的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而邓小平是在国内外双重危机下，主张要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思想。

最后，张东荪重点提出在计划社会里，应该保持文化的绝对自由。他声明“经济上的计划性势必影响到社会的其他方面，如政治方面、教育方面等等。所以，就因为经济的计划性必须把全社会亦成为有计划的”，这便是计划的社会。在计划的社会中，“只能有计划以内的自由和计划以内的平等，而断不容有超计划的自由和超计划的平等”。但是“社会的计划只是为了生产，总是有时间性的，一个计划完成之后必须增改”[4]。同时，人们认为奇怪有害的思想，此时觉得奇怪，数十年之后变成为了平常[6]。所以，在计划社会里，需要保留一块“绝对活泼的天地在其旁边”，使计划的社会与自由的文化相配合，便可使自由的种子保留下来，将来可以发芽，出现更加进步的制度。这实际上是张东荪在政治自由主义失败后的妥协，他试图通过调和计划社会和自由文化的关系来推行自由主义。

四、空想性和不可行性

张东荪的调和计划社会和文化自由的主张，也即张东荪自称的“新型民主”，是一种折衷主义论调。“新型民主”有其进步之处，肯定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性，也认识到了计划经济的本质。同时，张东荪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的计划性问题，指出“社会的计划只是为了生产，总是有时间性的，一个计划完成之后必须增改”。

但是，也必须认识到，“新型民主”思想具有明显的空想性和不可行性，无法在中国实现。实际上，“新型民主”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自由失败后的一种妥协与折衷，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垂死”的挣扎。他们一厢情愿地把自由主义的抱负寄托于文化上，但是却忽略了中国的实际和社会发展规律。具体而言，第一，在意识形态领域，当时的中国两大当权政党都无法接受文化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主张马克思主义，国民党则提倡三民主义。而自由主义允许各种文化的出现，且反对主流文化的统治地位，主张对所有言之有理的文化一视同仁。由此可见，国共双方都不具备自由主义的因素，更不会支持自由主义。第二，“新型民主”割裂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必然联系。文化自由主义是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的体现和扩展，没有了政治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将没有制度保障。在当时中国，国民党主张的是国民党专政独裁，共产党主张人民民主专政，两大当权政党的政治主张都不具备政治自由主义的特性。所以，张东荪的文化自由主义势必由于没有制度保障，无法在中国社会立足。第三，由于张东荪等自由主义者多为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居于象牙塔中，看不起下层民众，不致力于联合农民阶级。同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资产阶级不强大，从而使得自由主义者背后没有坚强的后盾。因此，不管是文化自由主义还是政治自由主义都没有实行的社会基础和环境。综上所述，在政治自由主义已经终结的情况下，张东荪折衷主义的“新型民主”，势必也是没有可行性。他晚年的悲剧，也正是这种折衷主义和空想性的体现。

虽然张东荪的调和计划社会和文化自由主义的主张缺乏可行性，但是张东荪作为民主人士，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致力于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事业，他的这份民族责任感和爱国精神仍是值得后人赞赏与学习。

[1] 左玉河.张东荪传[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7-14.

[2] 张东荪.民主的基本条件[J].民主生活,1946(2):4-5.

[3] 张东荪.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J].观察,1947,2(6):4-6.

[4] 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J].观察,1948,4(1):2-4.

[5] 樊弘.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J].观察,1947,3(14):4-7.

[6] 张东荪先生讲思想自由[J].燕大双周刊,1946(22):3.

[7] 张东荪.增产与革命[J].中建(北平版),1948,1(1):2-4.

[责任编辑、校对：梁春燕]

DiscussionaboutZhangDongsun′sCulturalLiberalism——A Case Study ofPoliticalLiberalismandCulturalLiberalism

XIELin-ju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6, China)

Zhang Dongsun was influenced by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his thought was very eclectic, such as combining the cultural liberalism with planned society.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Kuomintang dissolved the Chinese Democratic League, indicating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liberalism. Zhang Dongsun was extremely disappointed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compelled to give up political liberalism. However, he continued to adhere to the liberalism, and advocated the combination of cultural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At last, all his efforts were in vain due to the idealism and infeasibility of his ideas.

Zhang Dongsun; cultural liberalism; planned society; political liberalism

2017-04-14

谢琳君(1992-)，女，湖南怀化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D091.6;K261

：A

：1008-9233(2017)04-004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