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小说的世情与远思
——对《村路带我回家》《麦秸垛》《笨花》中的“回归”叙事进行讨论

孙金燕

铁凝的小说创作，与同时期先锋小说作家相比，尽管她也关注形式的意义，会着重为其小说寻找合适的表达方式，如在1989年写完《棉花垛》后，她表示即有写作《青草垛》的构思，“迟迟未能动笔，是因为我找不到一种最合适的表达方式，来讲那个名叫‘一早’的主人公的故事。”然而，她的小说写作形式主义趣味并不浓厚，相比于“怎么写”，她更倾斜于“写什么”。同时，与继续追随宏大命题、思考“梦醒后”启蒙者何为的写作者相比，她的创作又隐含着另一股暗流：她企图在微茫的小词里安妥普通人的人生，从而完成对此岸的从容认可，对个人的、平常的素朴人生的再指认与回归，如其所称：“爱遥远的是容易的，理解近在咫尺的是艰难的。可文学实在就是对人生和世界的一种理解和把握；就是对人类命脉的一种摸索。是近的，不是遥远的。”是以，她的小说中常常出现关于“回归”的书写，既是世情，也有远思。

一、《村路带我回家》：一个关于城市主体地位的“反题”

“我，还是愿意回到东高庄区，我愿意守着我的棉花地，守着金召，他就要教会我种棉花了。让我不种棉花，再学别的，我学不会。”

这是铁凝的中篇小说《村路带我回家》中知青乔叶叶选择继续“扎根”农村的理由，这个理由朴素而踏实，懵懂而天性自然。小说的主体故事是知识青年乔叶叶“扎根”农村的历程：她稀里糊涂地下乡到农村，莫名嫁给农村青年盼雨并做起“扎根典型”，最终拒绝当年的知青组长、后来的大学毕业生宋侃的爱情，转而接受农村青年金召。

这篇小说发表于1984年的《长城》杂志。1980年代伊始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曾令李泽厚感慨：“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正是这种 “五四”式的思想局面，使得1980年代前期被命名为“新启蒙时代”。在此一时期的文学叙事中，开始重新为知识正名，知识分子的地位也随之从被改造对象转换为教化大众的启蒙者；与此同时，在“新启蒙”政治修辞与话语感召下，大多数涉及“乡村”及其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叙述，也会类似于五四时代启蒙主义的文学表达，“乡村”继续被视为颓败的载体，扮演着被改造的历史地位。

以此两方面观照小说《村路带我回家》，可以看出尽管它写于1980年代前期，却已然将知青生活融在整个农村生活之中，跳脱了当时大多数同题材小说的一般性叙事模式：首先，它没有采用知青主体视角，将知识青年乔叶叶放置在“文明/愚昧”“进步/落后”这种二元对立结构中的优越地位，并以此阐明和确立知识自身的合法性。比如在农村青年盼雨看来，乔叶叶“好就好在她这人没学生架子，没把他看成一个庄稼人。他活了整整二十五年，还没遇到一个姑娘像乔叶叶这样随和。”其次，小说未建构“城/乡”之间的等级结构，并刻意拉大“城/乡”之间的价值差距，以“城”之现代性优越地位去反观“村”之落后。比如在知识青年乔叶叶看来，城市和乡村是无差异的，因为“天才那么小，才像一个大屋子。人们不都住在这个圆屋子里吗？”

铁凝曾在1996年出版的文集卷首自述过她对“城/乡”的观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血缘离乡村其实都不遥远，对这个事实我们无需躲闪。我对乡村的真正情感源于我插队四年又返回城市之后，地理距离的拉开使我得以经常有机会把这两个领域作相互的从容打量。这种拉开了距离的打量使我体味着两个范畴里的特殊、神秘和平俗，两个范畴里的心智、能力和品格，其实那么不同，其实又那么相像。”这与《村路带我回家》中呈现出的价值判断是一致的，但与其于1982年发表并据此抱得大名的小说《哦，香雪》其实有着很大差异。

《哦，香雪》发表于1982年，基本可以表述为两种生活方式相遇的故事：由于一列“火车”的一分钟停靠，台儿沟所代表的乡村的传统生活方式，开始遭遇首都带来的城市居民及其由发卡、人造革书包、自动铅笔盒等表征的现代生活方式。小说一开始即展示出“城/乡”“富/贫”“进步/落后”二元对峙的状态，为小说的解读带来具有症候意义的意识形态效果：“那绿色的长龙一路呼啸，挟带着来自山外的陌生、新鲜的清风，擦着台儿沟贫弱的脊背匆匆而过。”

“火车”携带来的是“乡村”台儿沟可以参与了解与交易的现代性物象，推动整个故事前进的也正是香雪对“自动铅笔盒”这个现代化产品的欲望。由于启蒙力量的感召，“哦，香雪”这个被叙述的世界被划分出界限分明的等级体系：遥远的大城市首都/经济较为优越的公社/贫穷的台儿沟，它们因“香雪”这位“台儿沟唯一考上初中的人”而被紧密勾连，进而由于对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与进步的追求和渴望而产生碰撞，并得以提示“城/乡”的空间差异、物质差异等等的地位不平衡。所以，那个怀揣着现代性梦想的“香雪”会这样设想台儿沟的“未来”：“台儿沟一定会是‘这样的’：那时，台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火车上的漂亮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火车也会停得久一些，也许三分四分，也许十分八分。它会向台儿沟打开所有的门窗，要是再碰上今晚这种情况，谁都能从从容容地下车。”

由此，返回到上述《村路带我回家》中乔叶叶对离“平易市二百里”的东高庄的人与事的态度，便不难理解何以学者赵园称其为“像是有意提供反题”，因为“乔叶叶返回插队乡村……的理由简单到了不成其为理由：‘我愿守着我的棉花地，守着金召，他就要教会我种棉花了。让我不种棉花，再学别的，我学不会。’作者以极其‘个人’的人物逻辑，使人物的回归、扎根‘非道德化’，与任何意识形态神话、政治豪言、当年誓言等等无干，也以此表达了对当年知青历史的一种理解：那一度的知青生活，不是炼狱不是施洗的圣坛不是净土不是‘意义’、‘主题’的仓库……作者没有指明它‘是’什么，或许‘是’即在不言之中：那是平常人生。”

可以说，这条属于平常人生的回归之路，是一种“无欲无求”的、单纯的生存方式的召唤。尽管在铁凝此前的小说中，如此干净利落的乔叶叶式回归之路实属少见，但可以看出铁凝在努力进行对城市“文明”优越地位的反拨。

二、《麦秸垛》：回归乡村原生生命力的个体性召唤

“杨青常常在街上看女人：城市女人们那薄得不能再薄的衬衫里，包裹着分明是大芝娘那双肥奶。……也有白皙的脖梗、亚麻色的发辫，那便是沈小凤——她生出几分恐惧，胸脯也忽然沉重起来。”

“每天每天，杨青手下都要飘过许多纸。她动作着，有时胸脯无端地沉重起来。看看自己，身上并不是斜大襟褂子。”

这是铁凝的中篇小说《麦秸垛》中知青杨青关于三个女性、两种生命状态的相互参照与思考，以及由此陷入的心灵困境：乡村女性大芝娘作为知青沈小凤生活方式上的镜像，却构成知青杨青的性别自指，指向关于城市女性原生生命力匮乏的困惑与迷茫。

在1980年代后期，铁凝的写作已带有显见的性别话语色彩。《麦秸垛》发表于1986年，这部小说被学者贺绍俊认为是铁凝开始构建自己中心的一个标志，“开辟了探询人性的文化领域”，“她把女性当作一种文化的载体，试图通过一种文化的解读，揭示女性的本原性。”这种本原性，可以理解为通过女性身体及其欲望指示出的一种原生生命力。

从表面上看，小说书写的是一个再通俗不过的两个女知青和一个男知青的三角恋故事，实际上，在下放知青和农民生活的交错叙述和描写中，它呈现的是“原生”的乡村以其生命力对“文明”的城市的吸引与召唤。

正如众多阐释者注意到的，“麦秸垛”在小说中具有明显的象征意味：

“当初，那麦秸垛从喧嚣的地面勃然而起，挺挺地戳在麦场上。垛顶被黄泥压匀，显出柔和的弧线，似一朵硕大的蘑菇。”

“黄昏，大片的麦子都变成了麦个子，麦个子又戳着聚拢起来，堆成一排排麦垛，宛若一个个坚挺的悸动着的乳房。”

“他和她并没有看见那硕大的麦秸垛，却几乎同时撞在了那个沉默着的热团里。沈小凤只觉得心在舌尖上狂跳。忽然，她把手准确地伸给感觉中的他。

那黑沉沉的‘蘑菇’在他们头顶压迫，仿佛正向他们倾倒，又似挟带他们徐徐上升。一切的声音都消失了，只有人的体温，垛的体温。”

“麦秸垛”作为北方乡村常见之物，在以上诸如“喧嚣”“勃然”“坚挺”“悸动”等语词的相互指涉下，不言自明地喷薄出原始生命力性征，终于从“一朵硕大的蘑菇”明确为“乳房”，并与人之肉体的欲望共振。而如同伊格尔顿所言：“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人类的身体决不仅仅具有生物意义，而且拥有强大的反意识形态的作用，肉体的欲望甚至可以对压抑人性的政治、经济、道德秩序构成威胁。

《麦秸垛》中大芝娘、沈小凤、杨青这三位女性对爱的不同的索求态度，属于两种相异的欲望，也构成对女性本质的探询与质疑。

如前所述，农村女性大芝娘于两位女知青沈小凤与杨青而言，提供性别上的镜像与自指功能。“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从太阳那里吸收的热量好像格外充足，吸收了又释放着。她身材粗壮，胸脯分外地丰硕，斜大襟褂子兜住口袋似的一双肥奶。每逢猫腰干活儿，胸前便乱颤起来。”这个丰满的女人/曾经的母亲，与想要以身体“占住”所爱之人的知青沈小凤在婚恋生活中有着命运相似性，有研究者称其为“‘令人恐惧的相似之处’，就变成了表层行为和欲望的重复、延续，麦秸垛上重演着性爱故事，沈小凤说着大芝娘的话。”可以说，大芝娘于沈小凤而言，是生命力与生活方式上的“榜样”。

而于知青杨青而言，大芝娘却形成关于性别及由此具有的原生生命力的“困惑”。与沈小凤不同，杨青遵循“文明社会”的伦理、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的规约，她匮乏一种关于肉体与欲望的原生生命力。在这种规约下，陆野明于杨青而言更多的是“驾驭”的对象：“杨青很愉快，因为身在异乡，有一个异性能领略自己的暗示。再说那仅仅是暗示吗？那是驾驭，驾驭是幸福的。”

生命无本质，它只在无穷的选择中开辟道路。这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观点。事实也是如此，“只有介入世界，我们才能发现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不是处在我们的理论和观察彼岸的遥不可及的东西。它就是在我们的实践中所呈现出来的东西，就是当我们试图作用于它时，它所抵制或接纳我们的东西。我们不是以主体表象对象的方式来认识世界的，而是作为行动者来把握、领悟我们借以发现自身的可能性”。所以，杨青时时感叹：“世界是太小了，小得令人生畏。世上的人原本都出自乡村，有人死守着，有人挪动了，太阳却是一个。”活跃在大芝娘、沈小凤身上的原生生命力，对于受文明规训的现代女性杨青而言，具有强大的诱惑力。

据此，铁凝在小说的书写中，或许无意于将这种原生生命力具化为一种实在的渴望，但已经通过杨青的困惑与犹疑，将其表征为一种召唤个体原生生命力回归的“想象的能指”。

三、《笨花》：史传大叙事与乡土中国常态化生活

“有备走出了笨花村，不时回过头来看自己的村子。月色中的笨花终于使他又想到画画的事，他想，槐多没有从这个角度自东向西地画过笨花。他想，等他做完绷带再回笨花时，他要从这个角度画一张笨花村。他却没有想起山牧仁提到的那所美术学校。”

2006年，铁凝以向有备式的“回归”，收束了“笨花”世界的书写。这种结束方式于被称为将“历史巧妙地融于‘凡人凡事’之中”的《笨花》写作而言，意味深长。

在某种程度上，《笨花》是有史传叙事特征的。它的封底推荐语如此表述其书写在大历史与小人物之间的关系：“截取从清末民初到上世纪40年代中期近五十年的那个历史截面，以冀中平原上一个小村子的生活为蓝本，以向氏家族为主线，在朴素、智慧、妙趣盎然的叙事中，将中国那段变幻莫测、跌宕起伏、难以把握的历史巧妙地融于‘凡人凡事’之中。”在实际写作中，铁凝确实征用现实世界的大量史实：人物方面如袁世凯、孙传芳、毛泽东等；史料方面如光绪年间的“招兵告示”“大总统令”、《大公报》对兵变的报道内容、《申报》对时局的报道、毛泽东《对日寇的最后一站》等；时间节点方面，一九〇二年，向喜入伍开拔向保定、编入北洋新编陆军；一九〇三年，向喜被选拔入北洋陆军速成学堂；一九一一年，汉口的战事吃紧；一九二〇年始，向喜先后升任团长、旅长，由少将到中将等等。通过以上种种对现实世界诸元素的征用，《笨花》将自己所讲述的“世界”锚定向了现实历史。

而向氏家族三代男人对“现代文明”之态度，与对乡村生活“回归”之选择，尤可凸显这种“常态”生活的吸引力：原本可以大有作为的向喜，被“孙传芳”指认为“你就离不开你那个笨花”。他可以邀请德国大夫马克为自己的妻子治病，为远在家乡的儿子订购《申报》，买“洋鞋”给将要结婚的儿子做礼物，然而，他最终选择卸职回到保定制粪。儿子向文成自小跟随向喜见过世面，在他开办的世安堂药房要挂地图，“地图虽与世安堂无关，可地图贴在墙上便显出两间小房的与众不同。它使向文成心胸开阔，使他的世安堂早已飞出笨花，宛若与世界同在”，但他对移植西方现代文明有着自己的思考，比如他可以向山牧师分析东西方切脉的不同意义以及在诊断学上中西医学各有的利弊。孙子向有备已经开始学习西医，关心“德国的药强还是日本的药强”，但当其有机会走向北京“京华美专”学画画时，他想的是“等他做完绷带再回笨花时，他要从这个角度画一张笨花村。他却没有想起山牧仁提到的那所美术学校。”

这或许就是铁凝虽称《笨花》“与自己的任何一部作品均无可比性”，却再一次选择以“回归”来收束书写的原因。

四、铁凝小说“回归”书写的意义

世事变迁，当下的读者已难以从赵树理们的乡村描写中唤起记忆。即使是世外桃源式乡土中国的曾经记忆者如贾平凹们，或先锋小说家如格非们，也已选择从另外的视角去接近乡村真相。

贾平凹的《秦腔》（2005）关于乡村之叙述，与其之前的作品赋予乡土“不如归去”的恋恋不舍感情相比，已经开始引入某种犹疑与不确定的基调，对于社会文化之传统与现代的此消彼长，它呈现出一种“不知道”应该持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两年后的《高兴》（2007），转向关注离开故土向城市寻求活路的农民的命运。《带灯》（2013）更是以“由城入乡”的反向视角，来掂量现代与传统的是与非。那个毕业后追随男友来到秦岭深处的樱镇镇政府工作的女大专生萤，以一个携带着文明气息的非乡下人的独特身份，进入了乡村。然而，这个企图在乡间的山风树谷中寻找安宁的理想主义者，却在芜杂的乡村现实中日渐消耗殆尽。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2004，《山河入梦》2007，《春尽江南》2011）以逐渐写实的笔法，回望江南，处理几代人的乡村记忆。虽然锚定的时间历经晚清至民国、建国后及当下中国，但是由于在近现代中国一个世纪的革命、战争与建设中，掩藏的一直是现代化的主题。随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应环境的“演化”（evolution）观，逐渐在语词逻辑中滑移为“天演—进化—进步—历史—伦理”。在“落后”与“挨打”间建立联系的国人，逐步让“进化观”成为了自己的思想主识，进而对“进化”的合法性空间做出争取：既然“进化”是顺应历史的，也就必然是符合伦理道德的，那么，如果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对此还不能认可，就只能是对这种伦理道德、价值体系本身进行改造。故而，“江南三部曲”中不同人群对现实的不同选择与作为，其实反映的是近现代中国一百年来，人心在乌托邦与革命语境下的“变动”，讨论的是精神“纯洁化”在物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

所以，铁凝坚持以“回归”式书写，表达她关于“没有这些机械文明的入侵，贫苦的香雪将永远清纯透顶的可爱”的回拨的意图。

知青乔叶叶从城市走向乡村的“回归”，更多出于天性选择，在她身上缺乏文明规训的常规形态：“她和哥哥姐姐去北京舅舅家过暑假，回来后哥哥姐姐每人写了一本书家日记，描述北海、颐和园的优美风景。她的日记本一页都没写满，雪白的纸上才有两行字：‘走累了，坐在小亭子里挺凉快，因为有风’……”回城的杨青，常常关注城里女性身上如同乡下女人“大芝娘”一样的生理表征，无论是出于一种身份困惑，“生出几分恐惧，胸脯也忽然沉重起来”；还是出于一种身份的间离，“看看自己，身上并不是斜大襟褂子”，其实都源于她深知生命的力量与土地的关系：“那精力似从脚下新地中注入，又像是被四周那些只在黄昏才散放的各种气味所熏染。又仿佛，是因了大芝娘那体态的施放。那实在就是因了不远处那些坚挺的新麦个儿……杨青身心内那从未苏醒过的部分醒了。胸中正膨胀着渴望，渴望着得到，又渴望着给予。”可以说，城市青年杨青身上在场却缺席的生命力，唯有在无邪、赤裸、丰饶的土地中，才得以被召唤。

而《笨花》中向家三代男人向乡村的“回归”，旨于说明无论现世如何“兵荒马乱”地偏执“前进”，唯有慢慢悠悠的、世俗的、充满结实细节的“常态化”人生，才能打捞散落一地的属于个体的生命时间，走向心灵回归，而非短暂将歇。

以上这些，应是铁凝的小说在数十年间不断涉及“回归”书写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铁凝：《写在卷首》，《铁凝文集1·青草垛》，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②铁凝：《就这样走着 劳作着》，《铁凝文集5·女人的白夜》，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

③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中心，1987年版，第209页。

④铁凝：《写在卷首》，《铁凝文集2·埋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⑤赵园：《地之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

⑥⑦贺绍俊：《铁凝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88页。

⑧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⑨王力平：《徘徊在此岸与彼岸之间》，《文汇报》，1988年10月25日。

⑩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盛晓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