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营促进发展规模经营惠及城乡（二）

老人旧地重游，却不认识同仁堂了。“大查柜”怎么变成了“活神仙”？“散、乱、小、差”的中药企业大集结，迈开了现代化的步子。“下乡服务队”，给山乡送来了同仁堂的药。

老人听了脸上乐开了花，一个劲儿勉励女儿：“可得好好干，这可是同仁堂。当年给皇上供奉御药，现在可是为咱老百姓开的。”

老人一转眼，又看见几位穿白大褂的大夫，正给人把脉。陪同的人告诉老人说：“现在为了方便群众看病，咱们开设了门诊部，聘请名医坐堂，还开设了简易病房，代病患者煎药，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刚说到这儿，老人指着一位留着白胡子，慈眉善目的老人说：“那位不是宋相如吗？我认得他，他可真是大查柜。”

“对，是宋相如同志。”经理告诉他，“不过，他不是大查柜了，他现在是‘活神仙’。”

“神仙！”老人糊涂了，“他怎么能是神仙呢？我在店里的时候，他就是大查柜。”

这下，陪同的人们都乐了。原来，在老乐家时代，同仁堂的“大查柜”必须是对医、药都有很深造诣的人担任。因此，宋相如不仅能鉴别药材，而且医术很高，再加上他银须长髯，飘逸不群，于是许多患者就称他为“活神仙”。宋相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处处为患者着想，能用一味药治的病绝不开两味, 能用五分钱治的病绝不用六分钱，能用一副药治好的病绝不让患者再买第二副。

店里的领导还告诉老人说：“老宋同志曾经是1956年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代表呢，北京市一共只有17名代表。不简单啊！此外，他还是1957年的北京市劳动模范，光荣啊！”

老人听了连连鼓励自己的女儿，在同仁堂好好干，也要争当劳动模范。他还感叹说，怪不得不认识同仁堂了，同仁堂变化太大了。

刚说完，老人突然又有了重大发现，原来，柜台里竟摆着一批西药。同仁堂是中药店，怎么会卖起了西药呢？

经理看出了他的疑惑，就告诉老人，北京的医药业在公私合营后，经过调整，大栅栏只有同仁堂一家药店了，这就免去了在一条街上唱对台戏的麻烦。一度归百货二场销售的西药，现在也暂时由同仁堂卖。

老人乐了，说：“过去中药铺和西药铺水火不容，现在也合到一起，为老百姓的健康出力了。”

同仁堂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原来，中药虽然在群众中影响深远，有效力好、毒副作用小等特点，但是由于旧中国社会发展水平低下，中药的销售和生产也存在着“散、乱、小、差”的问题。“散”，就是药店的分布散乱无章。在闹市区，往往几家药店挤在一堆，大唱对台戏，购买力平平的地区就很少见到药店，至于广大的农村，尤其是山区，患者要买药就更困难了。所谓“乱”，就是药店各有各的方，各做各的药，有的一药多名，有的一药多方，难免造成混乱。“小”就是生产规模小，那时大多数中药生产厂家都是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有的甚至只有一两间民房，也在生产“秘制膏丹”。“差”就是生产和劳动条件差，许多药厂缺乏必要的卫生和安全设施，更谈不上使用先进的设备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中药生产销售的“散、乱、小、差”，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了。

1955年1月，中国药材公司北京市公司成立了，它的成立，改变了过去中药分散进货，自由定价的状态，改为统一进货，统一定价，保证了质量，促进了中药事业的发展。从此，北京的中药生产开始走上了规范化、标准化生产的道路。1956到1957年，公司利用公私合营后的优势，进行了中药商业网点的调整。调整的结果，大栅栏地区就只留下了同仁堂一个药店，当时同仁堂药店和同仁堂制药厂分了家，各算各的账，各吃各的饭，叫做“厂店分离”。同仁堂药店归大栅栏红旗街道管理；制药厂则由药材公司管理。原料采购和产品批发等业务，也由药材公司负责。

为了形成规模，便于实现机械化、标准化管理，北京市药材公司把大大小小的药店，按照不同地域，来了个大“集结”。宣武区的西鹤年堂、同达堂、瑞德堂、德寿堂被合并成“宣武区药厂”；东庆仁堂、东德寿堂、千芝堂、永仁堂等被合并成“崇文区药厂”；宏仁堂、永安堂、继仁堂等，被合并成东城区药厂；乐仁堂、圣济堂、仁一堂、乾元堂等被合并成西城区药厂。此外，还把一些“小不点儿”级的药厂合并为“联合制药厂”。在这次“大集结”中，同仁堂制药厂被列为北京市药材公司直属药厂。这是因为同仁堂制药厂无论是设备、人员、品种和产量都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具有了规模化生产和自主研发的能力。这一年的八月，同仁堂制药厂的提炼车间又单独划出，成立了由北京市药材公司直属的同仁堂中药提炼厂。

在这种体制下，同仁堂的销售虽然只剩下了大栅栏的“乐家老铺”，成了真正的“独此一家，别无分号”，销售却有了新的发展。过去，同仁堂的药虽然好，但是在广大农村，尤其是边远山区却买不到。那时，中成药在农村的销售主要就是靠卖油盐酱醋，日用百货的商业网点代销。可是农村商业网点本来就寥若晨星，经营中成药的就更少，大一点的代销点，经营的品种不过20来种，小的不过三五种。此外，还有1/5的农村商业网点根本就不卖中成药。

1956年8月，北京市药材公司组织起23人的下乡服务队，还专门编印了中成药下乡宣传手册，协助批发、供销部门扩大代销点，补充增添品种，传授药品知识。农村的医药销售网点迅速扩大。那时的报纸上披露过这样一件事。延庆县五里坡一带有7个自然村，方圆50里，过去是革命老区，可是这里就连个卖药的也没有。农民要看病就要翻山越岭。开展中成药下乡工作后，这个地区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成药销售网点，受到了农民的欢迎。有了这样的销售体制，同仁堂的药也能够为山区的农民服务了。

1957年春季，北京、上海、贵州、洛阳、张家口等地爆发了严重的流行性感冒，其规模之大、来势之猛，震惊世界。有资料称，当时北京有200万人患了感冒（包括部分风寒感冒患者），占当时北京人口的40%～50%，甚至出现了学校停课，工厂停产的情况。这次流行性感冒与1918年和1968年的两次流行性感冒，并称为世界三大流行感冒，又有人称为“亚洲流感”。这种流感蔓延极快，据当年的小患者回忆，吃完中午饭，几个小同学还活蹦乱跳地玩“打游击”，到午后要上课了，就觉得嗓子巨痛，接着就是发烧。第二天，一个班的学生就病倒了1/3，后来竟有一半以上的学生上不了课，根本说不清楚是谁传染了谁，学校只好放假。小学如此，大学也同样，清华大学当时的8700名师生职工中，竟有4200人感染上流感。更为严重的是，这次流感殃及全国多处地方，仅上海市，发病率就高达54%。最后，这“妖孽”竟穿越国界，扑向了多个国家。至今，人们对这次“亚洲大流感”记忆犹新。它其实就是“甲2(H2N2)亚型流感”。然而在当时，治疗和预防它的办法不多，抗病防病的主力就是中医中药，大多数病人都是靠中药治愈的，经历过那场大流感的人，决不会怀疑中药的功效。而同仁堂的药，特别是银翘解毒片等，又非常受欢迎，商店里常常卖到脱销，同仁堂就动员全体职工全力以赴地组织生产，以满足对抗疾病的需要。

同仁堂药店设立了代客煎药的服务，药店职工正在为顾客煎药。

在这种非常时刻，药材公司遍及城乡的销售网点就起了作用，同仁堂的药凭借着它，被送往全国各地城乡患者的手中，为对抗这场流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同仁堂药店也设立了抗感冒药专柜，并且主动为学校、厂矿、幼儿园等单位送药上门。有的单位负责人对前来送药的职工说：“你们才是真正的药王爷呢。神话里的药王就知道在庙里等人供奉香火，你们可是急人所急，送药上门啊！”

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大流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虽然爆发迅猛，波及面广，可是死亡率并不高。其原因，除了这次感冒的特点外，中药的功效确实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

经过这次大流感，也证明了乐松生、郑启栋在彭真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对中药进行改革是多么必要。如果没有这一改革，在这次对抗流感的大战中，就会缺少“银翘解毒片”等药效好，便于生产、便于运输、便于服用的“主力军”。对抗感冒的药物，无论是品种还是数量，都会大打折扣，这场大战的结果也肯定会受到很大影响。经过这次大流感，同仁堂推陈出新的银翘解毒片、牛黄解毒片等等，成了老少皆知的名药，其中牛黄解毒片已经成了同仁堂产销量最大的品种，年产值达5000万元。通过这次对抗流感，同仁堂名声大振，祖国医药名声大振。

此后，同仁堂的药又在60年代初的抗击肝炎大规模传染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为人民的健康作出了新的贡献。

就在同仁堂的声誉日盛、为社会、为广大群众作的贡献越来越大时，一场持续10年的浩劫突然降临到这家经历了近300年风雨的老店上……

第二章、十年浩劫

第一节：起风波，强毁老匾 叹无知，乱改药名

1966年，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深印记的一年……

北京同仁堂这个297年的老店，在这一年转成了国营企业。国家给私人工商业者的定息，不仅按当初的约定付到规定期限，而且又延长了3年，至1966年9月全部支付完毕。本来，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因为它说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改造顺利地走完了全过程。乐家各房昆季和那些不再拿定息的民族工商业者一样，都应当被视为普通劳动者了。然而，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4个月了，这个消息淹没在铺天盖地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标语口号中，以致许多人到现在还误以为同仁堂是被强行收为国有的。

同仁堂和乐松生都未能逃出这场历时10年的大劫难。1966年8月20日，一群年轻人闯进同仁堂，声称要“破四旧”，并且说“同仁堂”就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产物，他们不容分说，将同仁堂药店前庭悬挂的老匾拆下，丢在熊熊烈火之中。这块康熙年立下的，见证过八国联军之乱和日寇侵华暴行的老匾，无辜且无奈地被一把无知更无情的火焰化作了灰烬。

在当时的情况下，同仁堂的职工无法抗争，但是他们心中却愤愤不平，有人就说：“既然他们砸同仁堂的老匾，说同仁堂是‘封资修’，那他们得了伤风感冒，惊风不语，为什么还吃同仁堂的药？”

有的说，“同仁堂要真的是封建主义的产物，就是砸了匾也没有用啊！”

不光是老匾被砸了，就连近300年的店名也被改了，“同仁堂”被迫改为“北京中药店”，同仁堂制药厂和提炼厂分别被改名为“北京中药一厂”和“北京中药六厂”。许多传统药品的名称，都被扣上“封资修”的大帽子，强迫改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