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古希腊哲学研究方法论刍议
——兼评《流变与持存:亚里士多德质料学说研究》

2018-01-23 06:01喻郭飞
哲学分析 2018年2期
关键词:青云亚里士多德古希腊

喻郭飞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受到我国哲学工作者的关注。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从事古希腊哲学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古希腊罗马哲学大会,此后每两年举办一次。2014年,在浙江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全国古希腊罗马哲学大会上,隶属于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的古希腊罗马哲学学会成立。伴随着这一过程,国内学者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新的论文、专著、译著不断出现,有力地推动了相关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云南大学哲学系曹青云副教授的《流变与持存:亚里士多德质料学说研究》一书自2014年11月出版以来,受到国内古希腊哲学界的关注,并引发了相关学术讨论。笔者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对当代中国学者进行古希腊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产生了一些思考,希望在此和大家分享和讨论。

《流变与持存:亚里士多德质料学说研究》是曹青云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丰富完善而成的一部研究性专著,反映了她对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质料”概念在变化理论中的地位的理解。曹青云博士将这一哲学问题凝练地表述为“质料在实体生灭过程中是否持续”,通过分析和建构相关哲学论证,给出了她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自此书出版以来,已有多篇与其主题内容相关的评论文章出现,本文将侧重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展开讨论。

一、古希腊哲学之于现代人的学术价值

暂时搁置围绕上述问题的具体哲学理论和论证,我所感兴趣的首要问题是:身处21世纪的现代人为什么要研究古希腊哲学?或者说,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的古代哲学对现代人的学术研究具有何种价值?这样的研究是只能作为一种哲学史的梳理,还是另有深意?众所周知,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源头,在人们学习哲学史的过程中,对其进行必要的阐释和重构是不可或缺的训练。但是对于当下的学术研究者而言,哲学史的研究毕竟不等于哲学研究,正如医学史的研究不等于医学研究,法制史的研究也不等于法学研究一样。因此,古希腊哲学研究在当代哲学中的价值和地位就成为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换言之,除了哲学史的价值之外,一位当代的哲学研究者选取古希腊哲学作为其研究对象是否还存在其他价值?而具体到当代中国的哲学工作者,他们还面临着如何跨越语言障碍和文化背景差异的困难。

对于上述问题,曹青云博士具有较为敏锐和清醒的认识,并且在方法论层面进行了充分的思考。她自始至终都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围绕质料问题的讨论置于当代哲学研究的背景下进行考虑,因此,《流变与持存:亚里士多德质料学说研究》一书的开篇就点出了它所讨论的主题在当代哲学研究中的意义。在她看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不仅仅是哲学史上的宝贵遗产,更重要的是,时至今日,那些由他最先提出的重要哲学问题仍旧被大家讨论,具有无法被忽视的价值。由此可以看出,曹青云博士明确地意识到在当代哲学的问题域中重构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必要性,并且希望从对后者的重新阐述中挖掘出回应重要哲学问题的新方式。将当代哲学的研究境遇与古代哲学的宝贵遗产进行相互关照,使得其间的共时意义与历时意义交相辉映,呈现出当下与历史之间的关联和张力,这是当代古希腊哲学研究恰切的学术愿景,也是作者希望通过《流变与持存:亚里士多德质料学说研究》一书进行的一种尝试。

在提出具体的研究主题之前,作者指出,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当代哲学共同关注的:一是人们应当如何解释和描述人类经验世界中发生的变化和运动?二是人们应当如何回答人类经验中的每个事物“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流变”的,而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持存”的①曹青云:《流变与持存:亚里士多德质料学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下文简称《流变与持存》。,亚里士多德的回答与当代哲学家的回答都非常有趣。借助当代哲学家普特南和努斯鲍姆的评论,作者引出了关于上述问题的讨论,她希望将古代哲学的思想置于当代哲学讨论的背景中进行重构,并按照统一的问题意识来贯穿古代哲学与当代哲学。通过这样的问题形式把当代研究与历史思想联系起来,这既是作者在方法论上的一种尝试,也是《流变与持存》之书名的由来——它表明其研究的核心是哲学问题,而不仅仅是哲学史上的某个学说或历史人物。当然,作者并没有在开篇就阐述当代哲学家是如何回答“流变与持存”这一问题的——尽管这个问题与当代形而上学中的实在论、反实在论等争论密切相关。

在《流变与持存》一书的后半部分,人们可以看到作者在古希腊哲学研究方法论上的不断反思,尤其是针对我们之前提出的问题:一个现代人为什么还要研究古代哲学特别是古希腊哲学?曹青云博士通过考察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学说,分析“质料”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及其在变化理论中的作用,论证了我们现代人拥有的“质料”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质料”概念相去甚远,现代人理解的“质料”概念更接近古希腊的原子论,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质料”概念不过是以一种“碎片化”的方式遗传给了我们现代人。在非目的论的、机械论的世界观的强大影响下,现代人继承的只是“质料”这个名字,它的意义已经不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而是依照我们当下的世界观进行刻画。作为现代人,我们在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时预设了当下流行的概念框架,并依此来解读哲学史。因此,曹青云博士认为,研究古代哲学不仅能在历时性的学说梳理中照见当代哲学理论的根基,而且能挖掘一以贯之的、共同的问题意识,以求从广度和深度方面拓展对相关问题的理解。所以,对古代哲学进行重构的任务总是在对当代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完成的,换言之,古代哲学的研究不可能仅仅是纯粹的历史回溯——即没有任何哲学史的研究是“中立”的,而是构成了当代哲学研究活生生的材料和要素,它们在问题意识中是“共时的”。作为一本研究古希腊哲学的专著,《流变与持存》将其置身于当代哲学研究的背景下,对于人们思考如何理解古代哲学以及哲学史的研究富有借鉴意义。

二、现代人应当以何种方式研究古希腊哲学?

我们从方法论角度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当代学者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和视野来研究古希腊哲学?这或许是一个较为宽泛的问题,当代不同的哲学传统偏重于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欧陆的现象学—解释学传统、分析哲学的语言与逻辑分析传统、施特劳斯学派、图宾根学派、女性主义的研究范式,等等。但是,我们在这里主要关注以注释形式为主导的研究方法和以问题形式为主导的两种研究方法。在国内已经出版的古希腊哲学研究文献中,前者较为多见,例如对柏拉图的单篇对话的注释和解读、对亚里士多德的文本注疏等,而按照后面一种方法产生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以注释形式为主导的古希腊哲学研究更接近古典语文学的研究范式,它注重对文本内容的解释和评注。当前国内的古希腊哲学研究者还推出了大量的翻译,其中许多作品附有相当篇幅的文本评注。与此同时,近年来以问题形式为主导的古希腊哲学研究成果也在国内学术界陆续出现,它们以某个或某类问题为线索,使用古典文本作为材料依托和论证基础,在重构古希腊哲学学说的过程中对某些具体的观点进行论证。 《流变与持存》一书就秉承了这样一种研究思路。

曹青云博士在《流变与持存》中选取了一个根植于当代亚里士多德学界中极富争议的重要问题作为其研究对象,即质料在变化中的地位问题。在她看来,当代主流的亚里士多德研究者认为质料在实体生灭过程中持存,因为他们将变化之一般(包括实体生灭)理解为持存的基质从缺失一个形式(或性质)到获得这个形式(或性质)的过程。他们为上述观点提供了大量的文本证据和各种不同版本的论证,而曹青云博士对这种主流观点的恰当性提出了质疑,并给出了相应的论证。如何回答“质料在实体生灭过程中是否持存”这一问题不仅依赖于对亚里士多德的文本解释,而且涉及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基本框架的理解。 《流变与持存》一书的问题意识非常明确,它牵涉到当代的许多重要哲学争论,而通过作者一系列的文本解读,人们可以发现对于上述问题的讨论可以回溯到希腊化时期的亚里士多德评注者,例如菲罗波奴(Philoponus)。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的思考与理解以一种历史的维度在不断深化和推 进。

好的选题是一项学术研究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而想要提出一个富有新意的观点并给出说服力强的论证并非易事。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对不同学者的观点有选择性地提出批评,各打五十大板再进行某种形式的“综合提炼”是一种很常见的做法。但是如何针对具体的观点构造反驳性的论证,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进行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就不那么容易了。曹青云博士在对“质料在实体生灭变化中持存”这一主流解释提出质疑之后,先从三个方面对主流论证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其一,重新解读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一卷第七章,并指出这一文本不支持流行观点;其二,指出从变化的连续性中推不出质料的持存;其三,作者指出“质料”概念和“基体”概念并未预设“质料在实体生灭过程中持存”这一前提。这些针对主流观点的具体反驳构成了《流变与持存》一书的第二章至第四章的主干,作者的反驳是细致而具有说服力的。不过,提出了针对主流观点的反驳并不表明作者自身的观点就一定成立。接下来,作者还需要从正面建构自己的解释,并为其提供有效的和可靠的论证。曹青云博士探究了质料与潜在存在者的关系,即质料的形而上学地位,以及“潜在性”与“现实性”概念的意义,并且发现质料在本体论上是依附于现实者的;她还分析了亚里士多德对变化的定义,即变化的第二模型,并指出质料是变化的主体,它是变化的承载者,在经历这一过程之后自身发生了改变。由此,“质料在实体生灭变化中不持存”这一观点得到了论证。在后来增补的第八章中,作者进一步指出,在实体生灭变化中持存的事物不是质料而是形式,从而更加巩固了其已有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流变与持存》全书的各个章节通过一条以解答问题为目标的清晰线索被组织在一起,从提出一个问题到反驳关于这个问题的主流解释,再到正面建构自己的解释和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个过程构成了研究的逻辑主线。

或许有人会担心这种以问题为主导的哲学研究、特别是涉及哲学史的研究会将研究者的视野局限于对问题的分析与解答,而忽视了哲学史料和哲学家的原始文本之重要性。曹青云博士在《流变与持存》一书中恰当地处理了哲学问题的分析与哲学史的梳理之间的关系。尽管作者是以问题线索来组织全书的内容,但其论证的每一个环节都紧紧依靠亚里士多德的文献,充分利用文本来支持相关的具体论证。作者的哲学分析既是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重构和阐释,也传达了她希望表达的新观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哲学界关于古希腊哲学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皓首穷经亦难以窥其全貌,因此,如何选取二手文献对于中国学者从事古希腊哲学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曹青云博士对亚里士多德的原始文献进行了充分的解释和评注,在二手文献的理解和运用上也相当成熟。我们可以看到,《流变与持存》一书中所涉及的二手文献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并未使作者迷失在关于研究文献的复述之中,而是在充分消化理解材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吸收和运用,并借此论证自己的新观点。例如,在《流变与持存》一书的第二章中,作者和她的对手都依赖于亚里士多德的相同文本,即《物理学》第一卷的第七章,在充分梳理了当前流行的解释之后,她提出了新的文本解释,并且借此论证“质料在实体生灭中持存”这一主流解释缺乏充分的文本证据。作者所提供的相关文本解释读起来令人耳目一新,并且在文本的内在证据上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同样,在正面建构自己的论证时,作者充分运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方面的文献,尤其是在探讨质料的形而上学地位时涉及“潜在性”和“现实性”概念解释的关键文本——《形而上学》第九卷第六章。在当代的古希腊哲学界,如何解读这一章的内容存在相当多的争议,作者通过细致的文本梳理,在处理一些关键段落的时候提出了“最小解释”的策略,即充分利用和尊重文本的内在证据,对紧密相关的文本给出一致的解释,避免进行过度诠释。①曹青云:《流变与持存》,第140页。这一方面体现了作者对文本解释的重视,将文本证据作为立论的根本依据,也反映出她对于文本解释之限度的自觉,以哲学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能够使得文本解释变得更加深入和系统 化。

《流变与持存》以重要的哲学问题为研究导向,通过丰富的文本证据和详实的文本解释对作者的观点进行论证。无论是针对现有研究者的观点和论证的批评与反驳,还是从正面论证自己的观点,作者都非常注重对论证的分析、评估和建构。她在第五、六、七章中以小结的方式给出了对“质料在实体生灭中不持存”的四个论证,并将这些论证形式化和精确化。可以说,《流变与持存》一书深受分析哲学传统的影响,在行文过程中也有意识地使用了分析哲学的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仅仅是对亚里士多德学说进行语言和逻辑分析,她的这项研究工作的最终落脚点是回答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面临的根本问题以及思考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的当代命运。

三、当代中国学者应当如何研究古希腊哲学?

最后,我想尝试考察的第三个问题是:当代中国学者应当通过何种方式研究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古代哲学?“西学东渐”已逾百年,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思想的研究也因时代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热潮。最近一些年,古希腊哲学、西方古典学在国内形成一股新的研究热潮,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陆续开办了西方古典学专业。各种西方古典学、中国古典学和西方古典学比较研究的会议以及相关的学术团体方兴未艾。在笔者看来,中国学者在研究古希腊哲学以及西方古代哲学的时候,不能仅仅遵循“拿来主义”,更需要提高方法论的自觉。一方面,我们与当代西方世界的差异是明显的,无论是语言训练、文献获取还是研究传统的连续性上都不能与其同日而语;另一方面,我们与古代西方世界的差异亦是巨大的,古希腊的思想和古代中国先贤的思想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亦不可同日而语。如何贴近西方古代思想?如何掌握乃至创造性地重构它们?如何将它们整合到当代中国人的思想系统和话语系统的构建过程?这些都是当代中国学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有人说当代西方与古代西方的思想差异远远超出东方与西方的差异,这种说法也许过于笼统。众所周知,西方人对其古代哲学有着相当久远的评注传统,西方古典学是对这种传统的继承,而西方当代思想亦是从其古代传统中浸润和生发出来的。因此,当代中国学术界与古希腊哲学的距离不仅是东西方思想的距离,还包括历史时空的距离。这样的距离可能是中国学者研究古希腊哲学的优势——即我们没有像许多当代西方思想家在诠释古代思想时受到的局限和束缚,但这也是中国学者从事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屏障,即我们不是处于一个同质和连续的思想传统之中。

因此,当代中国古希腊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是开放性的,亟待通过一代代学人的研究实践进行回答。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现在国内许多从事古希腊哲学或中世纪哲学研究的学者已经充分意识到方法论的重要性,他们的工作已不止于翻译和评注,而是围绕具体的哲学问题,借助古典学、分析哲学、现象学等多种研究方法,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不同维度揭示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当代意义和价值。《流变与持存》可被看作上述研究愿景的一种有益尝试。我也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学者沿着这样的路径将中国的古希腊哲学研究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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