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价值“两极”的误区
——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内涵

2018-01-23 06:01潘忠宇

哲学分析 2018年2期

潘忠宇于兰

近几年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全球化与文化冲突、价值冲突”的讨论是一个热点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使这一热点问题又有了新的境遇。

一、价值认知、认同与选择的时代困惑

价值认知、认同与选择的困惑是当今世界遍布“道德困惑”的时代难题，也是新时代的老问题。当前，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构成了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粮食安全、人口爆炸、疾病流行、网络攻击、跨国犯罪等成为全球突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这对人类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也对国际秩序提出了严峻挑战。无论信仰如何，无论身在何处，也无论是否愿意，人们实际上已经共处在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之中。

在现今这样一个多样化、多极化而又崇尚民主自由的时代，多元价值冲突加剧，人类似乎反而容易陷入迷茫和混乱之中，往往处于精神上的“群龙无首”、行为上的“莫衷一是”状态。一方面，精神专制主义遭到唾弃，以价值观“优劣”为标准和根据的文化歧视和话语霸权受到越来越多的抵制；另一方面，传统良知也时常会被质疑，甚至被颠覆。价值观上的迷茫使人们面临道义上的普遍焦虑，面对着“怎样做都行，也怎样做都不行”的选择茫然，人们似乎处在一个遍布“公正悖论”和“道德难题”的时代。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从人类历史上看，新的时代和大国崛起需要能引领世界未来的价值理念。综观古往今来的价值观念，人们的价值观念可谓千姿百态，关于价值观的理论也是千变万化。从价值取向看，人们的价值观念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理论。

第一种是价值实在论，又称价值观一元论。根据价值实在论，客观的普遍性价值标准确实存在着，它根植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需要。对于一种观念、一个活动、一个事件，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它，并判断出其是非善恶以及程度如何。

第二种是价值怀疑论，又称价值虚无主义。价值怀疑论认为，各种价值体系彼此之间没有因果联系，它们的存在都是偶然的，也是孤立的，彼此之间既没有发展层次的相关性，也没有发展水平上的连续性。所谓价值不是必然的、普遍的，而是虚无的。按照这种观点，没有什么合理的、客观的价值标准，因此人们可以为所欲为，也无须担心任何道义责任。价值怀疑论的实质是导向价值观上的虚无主义、认识论上的反理性主义和社会观上的无政府主义。

第三种是价值相对论，又称价值相对主义或多元论。价值相对主义认为，普遍性的客观价值标准是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符合全人类根本利益和需要的价值导向也同样是不存在的。然而，每一种价值观体系都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都存在着在某种时间、某种空间范围内的合理性，它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某个特定的民族或某种特定的文化框架内，都有其必然性和不可侵犯性。①沈亚生：《价值观相对主义辨析》，载《人文杂志》2008年第2期。

上述三种最基本的价值理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具有等量的可辩护性。对于价值怀疑论来说，一些精神空虚的人、心智不健全的人、人生严重受挫的人，往往会产生价值的幻灭感，容易采取价值虚无主义的态度。所以价值怀疑论的观点不值得一驳。偏好价值相对论立场者，往往是实践和理论力量上处于弱势地位和状态而又对自我缺乏信心的人，他们试图以此来为自身的存在做合法性辩护。价值相对论的观点虽然最终也导向荒谬，但有着极大的迷惑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处于强势地位和强势状态，并且具有坚定信念的人们，通常会持价值实在论的立场。但是，价值实在论的观点又往往容易走向价值独断主义。

二、价值独断主义的盛行

价值独断主义思想早在古代哲学中就已存在。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认为：“我想凡是由人的理性推理所认识的东西总是真实的，永远不变的。”他把真理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中国西汉时董仲舒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汉书·董仲舒传》），认为封建纲常礼教出于天意，永世不变。中世纪西方一些神学家将宗教教义视为真理的唯一标准，例如托马斯·阿奎那就认为：“一切真理都来自上帝”，“上帝本身不仅是真理，而且还是最高的第一真理”。这是独断论的典型代表。康德是明确使用“独断论”这一概念的思想家，他称当时的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哲学为“独断论”。

什么是价值独断主义？价值独断主义是价值实在论的极端形态和变种。在哲学上，康德将“独断主义”视为一种简单、武断的思想做派，即人们对自己的判断能力未加反思和论证就断然下定结论。康德曾经对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哲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它们未对人的理解能力进行批判探讨或研究，就简单、武断地认为它的结论是绝对可靠的，故可被称为独断论。其后，黑格尔则以唯心辩证法立场对独断论进行了深刻批判，把它看成是一种反辩证法的思想方法，认为它所运用的只是静止不变的知性概念。由此可见，“独断主义”既是一种断然下结论并且固执己见的思想信念，也是一套普遍主义、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而“价值独断主义”则是价值观念和价值理论中的独断性思想信念和思维方式，它主要是指人们对自己的价值判断在缺少自省和反思的情况下就断然下结论并且固执己见的思想观念、认识方式和思维习惯。价值观念和行为上的绝对主义、普遍主义和知识主义是价值独断主义的基本表现形态。价值独断主义的产生和存在有着特定的哲学基础，如存在观上的实体主义和分有存在论、认识论上的知识主义和独断主义、主体观上的单一本位论、伦理观上的规范主义等，客观上为价值独断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和养料。价值独断主义通常夸大自己所追求的价值真理，盲目相信自己所获得的价值判断，坚信他们所追求的价值真理和获得的价值判断与现实主体的特定情境无关，自认为它们是对认识对象唯一正确的把握，因而具有真理的性质和客观知识的效力。

客观而论，价值独断主义往往包含着坚定的信念，容易激发很多人的理性意志，调动人们的积极热情，常常可以为日常生活实践提供巨大的动力和能量。①李德顺：《价值独断主义的终结——从“电车难题”看桑德尔的公正论》，载《哲学研究》2017年第2期。正是因为价值独断主义这一特点，从古至今，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它通常被多数宗教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加以自觉维护和积极传播，从而逐渐积累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并且具有了强大的文化影响力，甚至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地域中成为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在西方哲学思想史上，康德在认识论上是坚决反对独断主义的思想家，但是他在价值观上却主张“绝对命令”，实际上又在奉行价值独断主义。由此可见价值独断主义根基之深、影响之大。

从当代社会现实来看，西方中心论是价值极端主义的典型理论。它所奉行的哲学思维是“一元论”思维、“主客二分”思维。它视西方世界为“主”和“中心”，它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唯一的、真正的文明，标榜西方价值是普世性价值，西方标准就是世界标准，标榜西方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实中，西方列强分割世界、主宰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恰恰正是西方中心论价值极端主义逻辑的产物。依照这种逻辑，某些强权国家强推“普世价值”，或者出兵干涉主权国家内政，或者借助武力输出“颜色革命”等，这些闹剧都可以成为名正言顺的“正义之举”。但在事实上，西方中心论蕴含着“排斥”“对立”的价值极端主义基因。这种“排斥”“对立”因素将世界不断切割，国际社会逐渐分裂，形成许多相互排斥、相互冲突、相互对抗的对立体。长此以往，国际社会不断动荡，世界很难安宁，国际秩序很难持续。因此，作为价值极端主义典型代表的西方中心论是导致当今世界困局的理论根源。

价值独断主义的根本弱点，是它总是置身于互不相容的两极对立，经常以排他的方式来对待别人、坚守自己，它无法正视，更无法包容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对于与自己相异的观念、主张和价值判断，它在理论上时常独断地斥之为“多元主义”“相对主义”“信仰主义”等，对其加以批判、讨伐。不仅如此，多种独断主张之间也并非相安无事，而是有着激烈的相互排斥、相互冲突和相互竞争，使世界陷入无休无止的价值观念争执和价值冲突之中。因此，价值极端主义是造成当今世界社会动荡的思想根源。

三、价值相对主义的复兴

在近几年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全球化与价值冲突”这一热点问题的讨论中，许多人极力为价值相对主义的观点进行辩护，价值相对主义思潮在复兴。

价值相对主义思潮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普罗泰戈拉关于“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在《泰阿泰德篇》中，柏拉图对“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作了这样的解释：“事物对于你就是它向你显现的那样，对于我就是它向我显现的那样，而你和我都是人。”①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的意蕴表明，衡量万物的尺度，不是客观的存在，也不是真理性的认识，而是被归结为个人的感觉。据此分析，尽管每个人的感知可以是确定的，但是每一个人的感觉却是因人而异、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如此一来，万事万物就没有了普遍的、确定的、统一的价值标准和评判尺度，对待同一个事物的认知和评价，可以形成各不相同的意见、主张和解释，甚至相互对立的理论，每个人的认知、感觉都可以是正确的。这种倾向就是价值相对主义思想的早期源头。从理论上说，“价值相对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理论观点，它表现为“片面夸大价值相对性，拒斥价值的确定性，最终否定普遍价值、普遍价值观念和普遍价值标准”。②李江凌：《价值与兴趣：培里价值本质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价值相对主义主要有四种具体的理论形态：一是“文化相对主义”。它由人类学家维特斯马克、梅尔赫尔斯科维茨、本尼迪克特、博厄斯等人提出，主要强调文化社会价值的相对性，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他们认为，各种文化中的文化类型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人的心理特征和社会性的多样性，决定了道德或价值信仰的多样性。所以，它要求尊重差别并相互尊重，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二是“价值规范相对主义”。它由美国社会学家卡尔敦克等人提出，认为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正确的标准依赖于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感觉，取决于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社会情感或价值信仰。三是“价值方法相对主义”。它的重要特征是以哲学思维方法表现出来的。这种观点认为，无论是形成价值观点的方法，还是形成价值判断命题的方法，都有特定的条件和场景，都具有相对性，因而不存在既合乎理性又具有普适性的价值方法。四是“情感主义价值论”。它以罗素、石里克、艾耶尔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价值观点和价值判断命题既不能够被证实，也不能够被证伪，所谓价值的形成实际上是个人情感的宣泄和表达。总之，价值相对主义的这几种理论形态虽然观点不尽相同，论述的角度各异，但是它们理论的基本倾向却具有一致性，即都强调价值的自主性、个人性、相对性，否定价值的普遍性、一般性。①张永聚：《价值相对主义及其问题》，载《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主张包容和宽容每一种价值，实际上是赋予其无须证明的绝对性和至上性。综观价值相对主义的理论，它存在五大认识方法误区。一是概念混淆误区。文化中既具有价值观内容的因素，如政治、伦理等，也有其他无价值观内容的因素，如自然特点、语言文字、日常生活习惯，传统习俗等。价值相对主义者混淆了文化中价值因素文化和非价值因素文化的区别，这是语义学中的混淆概念。二是逻辑推论误区。相对主义者常常从个别问题价值观差异的合理性前提中，推论出一般的价值体系差异合理性的结论。这是逻辑上的以偏概全。三是夸大认识差异误区。事物相互之间既存在差异性、区别性，也存在同一性、统一性，相对主义者常常将一些价值判断的差异性、区别性加以夸大，忽视这些现象差异背后的同一性、统一性，以及深层次的价值观上可能的同质性。②沈亚生：《价值观相对主义辨析》，载《人文杂志》2008年第2期。四是现状合理误区。价值观相对主义还把现存、现实与合理的概念混同起来，把现存说成是现实，再进一步说成是合理的。但是按照黑格尔在《小逻辑》中的说法，现存绝不等于现实，现实必须包含着合理性，包含着变革和进步。③参见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6页。五是自相矛盾误区。许多为价值相对主义辩护的人，他们一方面在自己处于弱势状态时呼吁为价值多元化留下空间，论证自己的价值体系的独立性、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在自己处于强势状态时极力维护自己独断的绝对价值，强调绝对的同一和统一，排斥差异和区别，陷入自相矛盾。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走出价值“两极”困境的中国方案

如此来看，价值独断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均在理论上存在致命的内在缺陷，也难解当今世界困局。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独断主义所显露出的理论失误和实践危害，警示人们去克服其局限性。在当代，多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治理乏力，西方中心论面临危机，历史终结论濒临破产，世界发展需要走出价值“两极”困境，人类发展呼唤新的文明理论。

走出价值“两极”困境要着眼于整体性。价值是关于世界上各种事物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可以是血缘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但本质联系或核心联系是利益联系，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本质上就是价值作用。社会事物的运动与变化都是以一定的利益追求或价值追求为基本驱动力。在价值与评价中，必须以实践为基点，从整体性上去理解价值的本质，形成合理的价值判断，实现价值的和谐共存。

走出价值“两极”困境要坚持辩证思维。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独断主义都割裂了价值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也割裂了价值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价值相对主义的错误在于，它只讲价值的相对性和主观性，否认普遍价值和价值一般；而价值独断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它否认两点论，孤立地、静止地、绝对地看待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它作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不承认调查研究、尊重客观事实的必要性。

走出价值“两极”困境要坚守价值信仰。要合理确立普遍价值，兼顾不同层次价值主体的共利性。在全球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趋势下，我们需要认真面对价值规范的主体性特质，深入把握多元主体间的层次结构，突破传统思维的局限，克服极端性，寻求互利性，以形成适应时代的道德和法律等价值思维和理念，坚持交流、对话、合作、共享。

当今世界，人类面临一系列全球性难题，如经济长期低迷、金融危机加剧、环境恶化、资源枯竭、贫富差距拉大、战争危险加剧、军备竞赛升级、恐怖事件频发等，这些问题困扰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全球190多个国家、约70亿人口，我们因何而紧密相连？为何不能一意孤行？未来又将走向何方？这是一个需要理论的时代，一个需要思想的时代。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就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与世界都需要的礼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承载着这一使命，这就是中国领导人基于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入思考而提出的“中国方案”，是中国对事关人类最基本问题的响亮回答，是在新时代开辟出的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是提供给中国与世界的一份珍贵“礼物”。①韩庆祥、陈远章：《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新文明》，载《学习时报》2017年6月26日。它回答了在新时代条件下，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这些最基本的问题。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理论意义重要，而且实践意义重大，它不仅是我国的一个外交理念，也是一个文化理念，更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如果否认人类有共同的价值观，那么“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无从谈起。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民族，不同肤色的人，乃至地球上的所有人，在生衍、发展过程中，既有价值观不同的一面，也可以有价值观相同的一面，那就是都想吃得饱，住得好，都想过上幸福的好日子，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人类这种共同价值观理念是客观存在的，它是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基点。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立足于世界现实的需要，更着眼于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愿景。其价值内涵至少包括以下九个要点。

（1）在价值取向上人类生存发展的至上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理想、愿景，它为各国及世界发展指出了一个方向性的选择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的是人类命运。相对于物，它更看重人；相对于人的个体，它更看重人的“类”。“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超越国家身份，体现天下担当；命运：升级合作共赢，体现命运与共；共同体：超越地球村，树立大家庭意识，塑造共同身份。”①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载《求是》2013年第4期。因此，人类的生存发展的至上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重要价值取向。

（2）在价值主体上的多主体性。所谓共同体，一般来说，是指不同个体的集合，它是一个集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一个集合体，组成它的基本单元是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结合而成的共同体。近代社会以及现当代社会的发展，表现出全球化趋势和个体性趋势同时增强的状态，表明国家个体的独立性在不断加强，国家个体化的趋势也在不断增强。国家存在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并没有因为全球化而改变，在一定意义上反而是增加了。国际社会成员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建构主体的多元性仍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基础性条件。

（3）在价值目标上的超越性。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的理想、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价值目标上具有超越性特征。这不仅源自其旨在推动人类进步和世界发展的自身目的的崇高性，更主要的是它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要超越现实的羁绊。这既包括它对意识形态冲突与制度模式偏见的超越，也包括它对西方“普世主义”文明观的超越，还包括它对绝对国家主义的超越。②曹峰旗：《宽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底蕴》，载《理论与改革》2017年第2期。

（4）在价值结构关系上的利益相关性。人类共同价值有其现实的根据，它是人类追求的共同利益的体现。人类利益具有交互性。经济全球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劲动力之一。冷战结束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世界上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联系的关系格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国家间的利益相关性关系日趋显现。对共同命运的自觉，对利益相关性的意识，对共同体共存的意愿，对共同体的认同，国家主体之间的平等，不同国家之间在共同体之中的相互保护、相互支持、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这些方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内在逻辑。

（5）在价值取向上的未来发展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人类利益共同体和人类责任共同体思想的发展和升华。它的要旨就是，立足于当代世界现实而更着眼于未来的人类社会发展。各国应该共同维护共同利益，共同掌握世界命运，共同书写国际规则，共同促进世界发展，共同治理全球事务，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6）在价值构建上的自觉自愿性。当代世界的发展表明，西方“普世价值”曾经被奉为圭臬，但在今天已不适用，西方霸权主义价值观的致命性缺陷在今天也显露无遗。长久持续的经济低迷与此起彼伏的地区冲突，在客观上呼唤新的价值观和全球治理观，促使人们自觉意识到人类命运的共同体性质，自愿构建和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强制的，它在价值构建上是自觉自愿的。

（7）在价值行为主体意识上的宽容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是一个富有弹性并充满活力的组织网络，在结构上有着明显的松散性。从行为主体层面看，个人、社会、国家、国际组织等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同层次的行为主体。培养主体的国际视野、宽容意识和参与能力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宽容主体的存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前提和存在载体。“各个国家如何在培养具有爱国情感与民族认同‘国家公民’的同时，培养出具有国际意识及包容不同文化的胸怀的‘世界公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一个基础而艰巨的任务。”①曹峰旗：《宽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底蕴》。

（8）在价值主体行为文化上的交流互鉴性。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的重要特征。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恰恰是世界差异性、矛盾性、复杂性的外在表现，而异质文化间的对话、沟通、互鉴和融合，则是人类理性的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通过对话、沟通来消除对抗，化解分歧，寻求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实现合作与共赢。所以，从行为文化层面看，交流互鉴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9）在人类共性问题治理上的相互协调性。国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单元，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对国家个体主义的一种扬弃，是国际社会国家成员的集体主义意识。在当今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类”存在的共同体，它的构建并不是一种虚置的理想，而是有其现实的必然性需要。当今世界，面对全球性问题的凸显，各个国家、地区、组织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的利益共同体和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组织都不能置身事外，也难以冷眼旁观。解决全球性问题必须依靠各个国家、地区、组织的共同努力，寻找利益的共同点和契合点，避免零和博弈，进行综合治理。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需要治理上的相互协调，需要各个国家、地区、组织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