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源样本:中国工运红色遗产传承、保护和利用的研究设计

2018-01-23 13:48
苏区研究 2018年2期
关键词:工运安源遗产

  

一、任务提出的学术背景

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的问题。对其进行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并积累了许多遗产传承、保护和利用的先进理念和方法理论,如对遗产概念持开放的态度、注重对遗产的法律保护和公民参与的社会化保护等,以及新近发展出的“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和“场所精神”等理论等。

国内现代意义上文化遗产的保护,一般认为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建国后尤其是80年代《文物保护法》的制定以来,中国在遗产保护方面也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已探索并形成了诸如博物馆式、大遗址式、遗产旅游式、城市历史街区式、村落开发式、文化节庆式、主题公园式、物化产品开发式、影视开发式等多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模式。*傅才武、陈庚:《当代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模式》,《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93-98页。

在我国传承、保护和利用的遗产中,有一类遗产近年来引起较为广泛的关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遗留和生成的遗产——红色遗产。当前,国内关于这一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研究,主要是在红色资源、红色文化等视野下展开,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不仅设立了多个国家级红色文化研究基地,而且研究的视角和学科也在不断突破,除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等领域外,来自旅游学、传播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正不断涌现。

当然,红色遗产研究近几年的走红,并非是说这之前我国缺乏对红色遗产的研究,更不是说过去没有对这一遗产进行传承、保护和利用。事实上,红色遗产长期以来便一直在革命传统、革命文化等语境下受到政府和学界持续的关注。但需要指出的是,从遗产传承、保护和利用的角度对待红色遗产还是近几年的事。据考证,红色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概念正式提出,最早还是在2004年国家发展红色旅游的五年规划中。*刘建平、韩燕平:《红色文化遗产相关概念辨析》,《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64-65页。

需要提及的是,近年来西方学者也开始涉足对中国的红色遗产(他们大多称其为“共产主义遗产”)的研究。如美国学者奥克和艾罗等,近年来就相继对江西、上海等地所开展的所谓“红色旅游”的发展状况及其意识形态特征进行过实地考察和研究。*左冰:《红色旅游与政党认同—基于井冈山景区的实证研究》,《旅游学刊》2014年第9期,第60-70页。2010年4月在美国哈佛大学还曾召开了一次主题为“中国红色遗产”的国际学术论坛,并提出了一个关于“红色遗产”的定义,即是指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遗迹和象征,其中涉及人物与制品、文本与场所、政治与资本、个体与集体记忆等方面。

检索和梳理现有国内外关于红色遗产研究的文献及其内容,不难发现,在成绩斐然的同时,在研究涉及的遗产范围方面似乎还存在一个缺憾,这就是当前的研究主要关注的还是中共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遗留的红色遗产,而对其早期在领导工人运动期间遗留和生成的红色遗产的研究则相对偏弱。特别是严格意义上站在文化遗产的视角,采用遗产传承、保护和利用的理念和方法,对此进行专门性、系统性研究的成果尚不甚丰富。

从遗产生成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领导工人运动期间创造的遗产,即中国工运红色遗产,应当说是最早的红色遗产,尤其是这一遗产还与中国近代工业文明产生的中国工业遗产,历史的内在的结合在一起,因而具有极大的学术研究价值。本文拟以安源工运遗产为样本,就如何来开展传承、保护和利用中国工运红色遗产的研究问题作一探讨和设计。

二、安源工运遗产:中国工运红色遗产的典范

对于安源工运红色遗产,我们认为从时空范围来看,应按照红色文化资源的分类,*陈始发、李立娥、齐耀祖:《红色文化资源研究的历史考察》,《理论视野》2014年第8期,第82-84页。分为原生与衍生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1921到193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开展革命运动期间形成并保存至今的实物、遗物、遗址、遗迹等。它们是原生遗产,主要分布在今天的萍乡市,如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员证、俱乐部遗址、小学国语教科书、《劳工记》歌谣、罢工成果《十三条协议》等。

第二部分是衍生遗产,主要是指建国后为再现和宣传安源工运历史而采集、加工和创造所生成的文化遗产。其分布就不再局限于萍乡,而是流布于全国各地。如各地建立的涉及安源工运和秋收起义的纪念馆、纪念碑以及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刘少奇同志与安源矿工》和电影《燎原》等艺术作品。

就遗产属性而言,安源工运红色遗产,既有物质性文化遗产,如俱乐部遗址、纪念馆、纪念碑等;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当时教育鼓动工人的演讲稿、教材、歌谣,后来创作的被认定为文物遗产的一些文学艺术作品以及“安源精神”等。另外,基于安源工人运动发生于中国近代工业文明萌芽和成长的背景下,其遗产亦应涵盖一些相关的工业遗产,如安源煤矿的总平巷矿井、洗煤台、炼焦炉、锅炉房以及铁路机车等。换言之,这一遗产应属于一种包含了中国近代工业文明遗产的红色遗产。

之所以选择安源工运红色遗产来考察中国工运红色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问题,主要是基于安源是公认的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之一和秋收起义的主要爆发地,同时还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其遗留和生成的大量历史文化遗产蕴藏着极高的传承、保护和利用价值。

例如,在这里就诞生了中共第一个产业工人党组织,中共安源地委也是当时全国最大、产业工人最多的地方党部;在这里中共成功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人教育的先河,催生了中共第一所党校的诞生,为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在这里中共创建了一个被共产国际誉为“模范工会”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铸就了一个享誉中外的中国现代工会品牌,它组织的1922年9月安源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次壮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在这里,中共开创了领导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开展劳资合作的成功范例,并进行了中国工人阶级管理企业的最初尝试,为中共后来确立正确的劳资政策提供了最早的经验;在这里,中共还领导创办了国内第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开始了中共领导工会经营企业的最早探索,也开启了中共在革命和建设中重视和运用合作社经济的历史传统。

在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成长史上,安源也占有一席之地。当时的安源煤矿“萃西欧各名厂之新机,开东亚数千年之宿蕴”,被誉为“中国第一之实业”、“东亚有数之大煤矿”。

这些众多开创性的历史活动遗留和生成的文化遗产,无疑弥足珍贵,其中许多就属于“国家遗产”。当前安源就拥有4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馆藏的国家一级文物就达53件,二级文物62件,三级文物247件。该纪念馆还被国家定为“百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一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萍乡秋收起义纪念碑也被评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因而可以说,安源工运遗产是研究中国工运红色遗产传承、保护和利用问题的经典性样本。

三、安源工运红色遗产传承、保护和利用的演进历程

以安源工运红色遗产为样本,展开对中国工运红色遗产传承、保护和利用的研究,有必要对以往安源工运红色遗产在这方面的工作进程和研究现状做一考察和评估。

对安源工运红色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最早可追溯到运动期间,当时许多工人领袖和报刊媒体都对安源工运进行过系统总结和广泛报道。这种研究和传播亦应视为一种遗产传承、保护和利用的方式,如刘少奇等就专门撰写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等。另一位中国工运领袖邓中夏1930年撰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也用大量篇幅对安源工运进行了评述,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延安时期,安源工运历史还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刘少奇1937年一封关于总结安源工运中左倾错误教训的信,就曾以《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为标题,列入了当时的整风文件进行学习和研究。*郏颖丽:《中共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的创建与发展》,《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153-159页。

建国以后,对安源工运历史的宣传和研究正式拉开序幕,1956年兴建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当时也曾专门组织人员搜集资料,着手准备编写安源工运史专著;1959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红色安源》一书,1961年拍摄了当时轰动一时后来引起广泛争议的电影《燎原》,这期间还创作了《刘少奇同志与安源矿工》等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美术作品。

文革期间,对安源工运历史的宣传和研究走向了一个高潮也是极端,安源也由此进入一个声名鹊起并远播海内外的时期。刘春华1967年创作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是当时这方面最有影响的宣传品,也创造了一个迄今为止尚未被打破的美术作品传播神话,其本身也已成为新的安源工运红色遗产(2003年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被学术界认为开启今天中国红色旅游源头的“红色朝圣”活动,文革期间在安源更是开展得非常火爆,安源纪念馆一度改名并扩建为“纪念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动纪念馆”。但这一时期,也是安源工运历史研究和宣传,陷入极度扭曲和混乱的极端化和政治化阶段,正如有的历史学家所评论的,这一时期的研究“搞乱了历史真相”。*丁守和、方孔木:《关于党史研究中的问题》,《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53-56页。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80年刘少奇、李立三正式平反之后,对安源工运历史的研究和宣传,开始逐步回归和恢复到正轨上,并取得了较大进展。

首先是对史料进行了重新搜集整理。其中较为全面的是中共萍乡市委历时五年组编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上、下册,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也先后多次对文物陈列和展示解说系统进行了改造和重建。

其次学术研究也渐次展开和深入。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学术论文和论著,代表性的有:《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刘善文,1993)、《从和平斗争到武装起义——二十世纪20年代安源工人运动新探》(陆华东,2007)、《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新论》(黄仂,2011)、《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研究》(中共萍乡市党史学会,2013)、《论安源精神》(杨桂香,2014)等。

再次是利用文学艺术手段宣传和传播安源工运历史及其文化精神的活动也再度兴起。这期间就先后创作了多部小说和散文如《安源往事》、《东方惊雷》等,也拍摄了一批电影、电视作品如《毛泽东去安源》、《铁色高原》、《大清洋矿》等。2007年还以安源工运为题材,制作了江西省第一部红色动漫片《安源小子》。

近年来,随着旅游产业的兴起和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关于安源工运历史的研究路向出现了新变化,开始了对安源工运红色遗产包括工业遗产的开发利用以及对建国后形成的衍生遗产方面的研究。

例如,近年来萍乡本地的一些学者,就围绕萍乡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安源工运特色数据库和主题图书馆的建立、安源红色文化题材的美术创作、赣西红色遗产的微信传承平台以及新形势下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建设等问题,展开了一些实证性或可行性研究。

再如,在安源工业遗产的研究方面,吕少俊和李晓勇就首度对安源煤矿矿业遗迹的特色与资源价值进行了探讨;*吕少俊、李晓勇:《江西萍乡安源煤矿矿业遗迹特色与资源价值》,《科技资讯》2012年第11期,第236-238页。田燕等则专门研究了萍乡煤矿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问题,*田燕、候雷、张一恒:《萍乡煤矿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华中建筑》2012年第12期,第152-155页。不仅分析了这一工业遗产的多方面价值,而且提出了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的具体思路和模式。

又如,出现了对建国后为宣传安源工运而创作,且今天仍被奉为“红色经典”的一些艺术作品的研究。这当中,不仅出现了一批回忆性和考证性文章,同时,一些学者也注意到这些作品实际上提供了“一个研究意识形态与艺术如何结合的完美样本”,因而也开始了对这些衍生遗产的发掘性和解读性研究,如文云峰对油画《毛主席去安源》通俗化创作路线的探析,*文云峰:《走通俗化路线的油画个案浅析》,中国美术学院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沈伟棠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对该画系列史料之间的文本差异研究,*沈伟棠:《论新中国美术史写作中的史料运用和建设问题》,《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57-162页。以及贺旻旻对1961-1969年美术作品中的刘少奇形象的图像政治解读等。*贺旻旻:《图像政治》,中国艺术研究院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朱家山路与长江大堤平行,月亮湾路则起于长江大堤下,从几乎与江堤成垂直的角度向腹地延伸,两条路相交的地方就是月半湾的位置。

为传承、保护和利用安源工运红色遗产,萍乡当地政府、高校和一些企业,近年来也专门设立了传承保护基地和学术研究机构,如江西省“安源国家矿山公园”、萍乡学院“安源红色文化研究中心”、江西萍矿集团公司“安源精神研究会”等。2015年底,萍乡市市委、市政府还专门制发文件,要求相关政府部门和文化教育机构,在未来几年内组织实施一批加强包括安源工运、安源精神在内的历史文化研究与宣传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与利用等文化工程。

国外对于安源工运历史遗产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对其本体性历史价值的梳理和挖掘方面。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裴宜理教授,她曾多次来过安源实地考察,并于2011年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重拾中国革命》一文。而她的专著《安源:发掘中国革命的传统》(香港大学出版社,2014)以及相关访谈,则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这一论著中,裴宜理不仅从历史自身的逻辑出发,展现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变异,以及关于这一革命的历史记忆的争夺、修改和更替过程;*唐小兵:《何种革命?谁的传统?——裴宜理《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读后》,《开放时代》2015年第5期,第221-225页。而且认为安源为审视中国革命的起源和演变提供了“最真实的起点”,安源工运中展现了一种与地方精英合作的非暴力革命范式,并将其概括为“安源经验”,并认为它展示了中国革命的“另一种可能”。这在很大程度上挑战和颠覆了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研究中国革命固守的“暴力革命路径依赖”的研究传统,也为我们研究和发掘安源工运历史遗产提供了一个新参照。

回顾以往对安源工运红色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历程,应当说尽管历经波折和艰难,但总体上仍然取得了较大成效,无论是遗产本体性价值的认知和挖掘,还是对遗产资源性的开发和运用,抑或遗产传承保护研究队伍和机构的建设,都已初具规模,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相应的学术研究也获得了长足性的进步,研究的深度、广度都在不断深化和拓展。

然而,当前对安源工运红色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及其研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各地红色遗产传承、保护和利用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这里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如遗产保护认识不到位、传承保护人才短缺、现代传播技术应用不充分等。

就学术研究而言,则首先是研究的影响力不大,与安源工运本应具有的国内外影响和历史地位相称的学术研究格局尚未形成,本地学者的许多学术观点未能在学术界得到广泛回应和认同。

其次是研究的系统性不强,即将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加以关照的研究明显偏弱。目前主要还是偏重于遗产本体性研究,而保护性和开发性研究严重不足。与此相应的是研究方法也过于单一,主要还局限于历史学领域,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加盟和集成研究并不多见,存在一定程度的学科偏狭性养成的学科“洞穴假象”。

再次是遗产视野的研究范式并未完全确立。现有研究主要还是着眼于安源工运红色遗产的旅游资源的开发以及红色文化的教育功能,多为实用性研究。真正运用遗产传承、保护和利用的理论和方法对安源工运红色遗产进行研究的成果并不多,对于这一红色遗产承载的的政治、社会、文化等议题也较少关注。

总之,安源工运红色遗产,这样一个对于发掘中国工运乃至中国革命和建设遗产极富价值的经典性研究样本,当前依然存在诸多被遮蔽的地方,而仍处于一种尚未被充分开发利用的状态。毫无疑问,无论是实践运作,还是学术研究,其影响力、系统性和成熟度均存在不足,也必然会影响我们对于安源工运和中国工运红色遗产的全面认识、传承以及保护、利用。

四、中国工运红色遗产传承、保护和利用的“安源样本”研究设计

这样的研究不仅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学术价值方面,一是可以拓展关于红色遗产研究的题材范围,将被现有研究忽视的以工运为主题的红色遗产纳入研究的视野;二是可以进一步夯实当前红色遗产的研究基础,为红色遗产的研究确立一个遗产传承、保护和利用视野下的研究框架,这一框架将三个环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系统构建;三是可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安源工运历史及其遗产的研究,发掘那些可增强这份红色遗产传承、保护和利用的价值。

应用价值方面,这个研究除了能像所有关于红色遗产的研究一样,有助于藉此增强和坚定国人对中国共产党构建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自信,以及落实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重要讲话精神等外,还具有以下几点独特价值:一是可以为像萍乡这样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如何传承、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遗产提供借鉴。这是这类城市转型升级必须妥善处理的一个重大课题;二是可以为设区的市立法保护、开发历史文化遗产提供参考。这是2015年新修订的《立法法》赋予这类城市今后文化建设的一项新任务;三是可以为江西省优化红色文化产业赣西区域布局和进一步提升其品质的政策完善提供建议。

为实现上述研究目标和任务,整个研究将按照一个“确定对象—发现问题—寻找经验—应用探索—理论构建”的基本框架思路来进行。具体来说:

首先是本体性研究,即明确对象。主要是为传承、保护和利用安源工运红色遗产设置范围,同时揭示这项工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需要具体研究的问题主要是:(1)什么是安源工运红色遗产?她是怎样生成的?(2)哪些属于安源工运红色遗产?有哪些类型和特征?(3)这份遗产具有哪些独特的传承、保护和利用的价值?

其次是现状性研究,即发现问题。主要是以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为中心,兼顾其他地方,通过实地调查、问卷调查以及会议座谈等途径,摸清当前中国工运红色遗产传承、保护和利用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主要研究以下几个问题:(1)该馆在传承、保护和利用安源工运红色遗产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当前又存在哪些问题?(2)中国工运红色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当前又面临哪些困境和挑战?

再次是经验性研究,即寻找依据。主要是通过文献查阅、专家咨询和实地考察等形式,从国内与国外、历史与现实、本地与他处等方面,总结关于红色遗产传承、保护和利用的一般理论和先进经验,为传承、保护和利用中国工运红色遗产探寻指导理论和借鉴经验,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研究:(1)国外遗产传承、保护和利用的理论与经验;(2)中国共产党传承、保护和利用自身遗产的历史经验;(3)当前国内各地红色遗产传承、保护和利用的典型做法。

复次是应用性研究,即应用探索。主要是以安源为个案,依据遗产保护利用的相关理论、法律和技艺展开,探寻安源工运红色遗产传承、保护和利用的具体路径和措施手段。具体的研究问题主要是:(1)如何应用各种遗产保护利用理论等来创新安源工运红色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工作?(2)如何运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来传承、保护和利用这一遗产?(3)如何评价和发挥文学艺术创作在这一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中的作用?(4)萍乡市如何根据本地实际,通过地方立法,利用知识产权等法律来传承、保护和利用这一遗产?

最后是建构性研究,即理论构建。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从个案到一般,通过深化、整合和抽象,从理论上构建一个中国工运红色遗产传承、保护和利用三位一体的“安源模式”,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需要具体研究的问题主要是:(1)如何整合和抽象上述研究,来构建一个中国工运红色遗产传承、保护和利用的理论模型即“安源模式”?(2)这一模式对于萍乡市和国内其他留存有工运红色遗产的地方将提供哪些可资参考和借鉴的政策建议?

五、“安源模式”:一个值得期待的中国工运红色遗产传承、保护和利用模式

以中国工运为主题的红色遗产是当前红色遗产研究领域亟待加强的一个薄弱环节,安源工运红色遗产则是中国工运红色遗产的一个经典性样本,而目前对这一红色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研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以此为样本,开展中国工运红色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研究,具有多重价值和意义。该项研究将致力于将国内外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安源工运红色遗产传承、保护和利用的创新实践,以探寻和揭示中国工运为主题的红色遗产传承、保护和利用的特有规律和有效路径,构建一个可为萍乡市和国内其他具有工运红色遗产的地方,提供参考和借鉴的中国工运红色遗产传承、保护和利用的“安源模式”,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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