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何以可能？
——论先验托马斯主义对康德先验方法的批判和推进

李锦程

(华侨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厦门 361021)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形而上学被当作研究“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第一哲学”。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继承了这一看法，并以研究“存在”本身的形而上学为基础建立了他的哲学体系，即托马斯主义。然而，康德从主体性出发对形而上学展开的先验批判，从根本上动摇了包括托马斯主义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如何对先验哲学的形而上学批判作出回应构成新托马斯主义的一大挑战。*新经院主义是天主教会抵制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堡垒，它致力于重建经院哲学，尤其是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体系，故又称“新托马斯主义”。1879年8月4日，教宗利奥十三世(LeoⅫ，1810-1903)发布《永恒之父》通谕，通谕的副标题为“在天主教学校中恢复天使博士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标志着新托马斯主义的正式诞生。20世纪初，在新托马斯主义内部出现一股“先验托马斯主义”(Transcendental Thomism)的思潮，它试图贯通托马斯主义和康德的先验哲学，重新肯定阿奎那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乍看之下，先验哲学的形而上学批判和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托马斯主义应该是水火不容的，先验托马斯主义如何可能？其对形而上学的证明会不会是一种倒退呢？

本文认为，先验托马斯主义重新肯定了阿奎那的形而上学，关键在于其对先验方法的批判和推进。我们知道，先验方法研究一切知识在人类主体中的先验条件，是康德哲学的基本方法，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正是以先验方法为依据的。然而，康德把先验方法限定在知性范畴领域，对“存在”问题存而不论。先验托马斯主义则对康德的先验方法提出批判，并把先验方法推进到了存在论领域，从主体性进路重建了阿奎那的形而上学。本文的论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先验方法的确立及其形而上学批判；第二部分考察马雷夏对康德先验方法的批判及其整合阿奎那的形而上批判和康德的先验批判的尝试；第三部分考察拉纳如何从存在论推进先验方法，对阿奎那的知识形而上学进行认识论阐释，从而重新确立形而上学。

一、 《纯粹理性批判》的方法论革命和形而上学批判

一般认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一部认识论著作。这种观点固然没错，却可能不够切合《纯粹理性批判》的题旨。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序”中，康德明确指出，《纯粹理性批判》 是 “一部关于方法的书”。*②④⑤⑦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页；第25-26页；第3-4页；第19-20页；第52页。康德认为，形而上学是人类最为古老的科学，然而如今却陷于困境，成为各种独断论混战的战场。“独断论就是纯粹理性没有预先批判它自己的能力的独断的处理方式”，这不是个别形而上学家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风气和思维方式。②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则要“按照几何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范例着手一场形而上学的完全革命”，来改变旧形而上学的处理方式，使形而上学走上科学、可靠的道路。*同上，第18页。德语的“科学”(Wissenschaft)直译为“知识学”，包括人类理性研究的一切可称为知识的对象，比现代人惯指的科学(Science)知识范围要宽泛得多。所以，准确地说，《纯粹理性批判》是一部关于形而上学的方法论著作。

旧形而上学假定，人类的知识必须依照对象，几何学和物理学的共性却在于，二者皆依照人类的理性来寻求知识的可能性的根据。由于形而上学同数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都属于理性知识，形而上学可以与之类比和模仿。这样一来，康德就颠倒了旧形而上学的假定，转而根据对象必须依循人类的认识这一新的思维方式来研究形而上学，此即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我所理解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是就一切可以独立于任何经验而追求的知识来说，因而是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进行裁决，对它的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④在这段话中，康德不但指出纯粹理性批判的对象不是经验知识，而是人类理性中独立于经验的先天知识，而且认为正是这种先天知识构成了形而上学之科学性的判准。在先天知识中，康德又区分出一种先验知识，它“与其说是关注于对象，不如说是一般地关注于我们有关对象的、就其应当为先天可能的而言的认识方式的知识”，并把这样一些概念的体系叫做先验哲学。⑤先验知识是关于认识论的知识，指对一切先天知识的一种认识论上的处理方式。*邓晓芒：《康德哲学诸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9页。可见，先验知识本质上是一种从认识主体出发探讨知识何以可能的方法，即我们所说的“先验方法”。如果说，在托马斯主义中，形而上学构成了其他一切知识的基础，那么，经过康德在认识论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便不再是自明的，而需要根据先验方法作出裁决。

如前所述，康德的先验方法是以几何学和物理学为参照的。几何学和物理学作为科学的可能性是自明的，先验方法要做的是揭示它们作为科学的可能性的先验条件，即：(1)纯粹数学何以可能？(2)纯粹自然科学何以可能？一旦这两个问题得到回答，康德便可以知晓“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从而解答更为根本的问题——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何以可能？

通过先验感性论的考察，康德发现了空间和时间两种先天的直观形式，正是二者为纯粹数学的可能性提供了先验条件。通过先验知性论的考察，康德得出了质、量、关系、模态四种先天的知性概念(范畴)，正是它们构成自然科学之可能性的先验条件。然而，先验知识并非普遍有效的知识。在康德看来，概念和直观共同构成了一切知识的要素，直观接受感性材料，概念负责思维表象，二者虽然并非都来源于经验，却只能存在于经验之中。所以，真正有效的知识必然是经验知识。按照康德的著名说法，思想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经验知识要求感性直观和知性概念的具体统一。⑦然而，感官不能思维，知性不能直观，二者如何结合？在此，直观形式起到中介作用，能够思维的知性通过时空这两种先天直观形式来处理杂乱的直观质料，保证了经验知识的普遍有效性，这便是康德对“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回答。那么，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何以可能？康德认为，形而上学以“理念”为对象，理念不是知性的概念，而是纯粹理性的概念。理念不直接针对经验，而是针对知性，所以人类没有任何可以将纯粹理性概念具体表现出来的经验，我们可以思想它们，却无法认识它们。一旦以知性的范畴对处于超验(transcendent)领域的理念加以规定，就会产生先验幻象。理念缺乏经验知识所必须具备的感性条件，先验方法断定形而上学在认识论领域是不可能的。

以几何学和物理学研究方法为范例，先验方法划定经验知识的有效范围，把形而上学从认识论领域驱逐了出去。尽管先验方法的形而上学批判并非要像现代的逻辑实证主义那样从根本上否定形而上学，但其直接后果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自然也危及了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着力批判了旧形而上学证明上帝存在的三种方式。本体论证明的实质是从对“上帝”这一观念的意义分析推导出上帝存在的结论，其要害在于混淆了逻辑的谓词和实在的谓词。*邓晓芒：《康德哲学诸问题》，第475页。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以安瑟伦为代表，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可以用一个三段论表示：大前提是“上帝是一个被设想为无与伦比的东西”，小前提是“被设想为无与伦比的东西不仅存在于思想之中，而且也在实际上存在”，结论是“上帝在实际上存在”。参见赵敦华：《基督教150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1页。康德论证道：“上帝存在”中的“存在”作为逻辑的谓词，并没有给主词增加任何东西，不过是一种同义反复；而“存在”作为实在的谓词，离不开人们的经验，又根本无法从主词中分析出来，所以本体论证明不成立。另外两种方式是宇宙论证明和自然神学证明，二者试图从经验知识出发证明上帝的存在。其中，以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五路证明最为典型。*详见赵敦华：《基督教1500年》，第272-274页。康德认为，既然作为理念的上帝超出人的经验范围之外，这两种证明方式本质上是行不通的，最后还是回到了本体论证明的老路。*[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496页；第635页。

二、 先验批判和形而上批判的整合

如何回应先验哲学的形而上学批判，成为后康德时代的新托马斯主义者必须面对的问题。起初，天主教会并没有能够对康德的批判作出有力的回答，而是把《纯粹理性批判》列入了“禁书书目”。1879年，教宗利奥十三世( Leo XII，1810-1903)发布《永恒之父》通谕，试图通过托马斯主义的复兴来重建天主教会的意识形态。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先验哲学的信息还是慢慢地进入了新托马斯主义，塑造着新托马斯主义的表达方式。其中，先验托马斯主义的先驱、比利时耶稣会士马雷夏(Joseph Marechal,1878-1944)的工作代表了一种综合托马斯主义和先验哲学的努力。

马雷夏对先验哲学的关注受到法国哲学家布隆代尔(M.Blondel，1861-1949)行动哲学的影响。布隆代尔接受康德从人的内在主体探寻真理的先验方法，但意识到先验哲学的内在分裂。康德区分了两种形而上学——自然的形而上学和道德的形而上学，前者是纯粹理性的思辨的运用的形而上学，后者是纯粹理性的实践的运用的形而上学。*[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496页；第635页。在思辨理性的自然世界中，人必须服从自然因果律，处于实践理性的道德世界，人拥有行动的自由。因此，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以先验方法否认了自然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同样以先验方法建立了道德的形而上学。然而，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并不是两个理性，而是同一个理性。在先验哲学中，二者只是抽象地统一于先验主体性中。布隆代尔将先验方法运用到对人的行动的研究中。与康德区分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不同，布隆代尔的“行动”概念既是一种实践活动，也是一种认识活动，是理智和意志的生命统一。布隆代尔提倡的行动逻辑学不但试图解答行动的先验原因，而且试图说明：行为的完善是人的先天意向，但人却无法自我完善，除非完善作为一种恩典被给予人类。*卓新平：《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16页。于是，人的理性和意志就与超自然的存在产生了关联。在马雷夏看来，布隆代尔对理智之动力和意志之超自然意欲的强调恰好可以弥补康德先验方法把人的认识能力限制在现象界之不足，为沟通先验哲学和托马斯主义提供了可能。

在代表作著作《形而上学的出发点》(Lepointdedepartdelametaphysique)中，马雷夏将阿奎那和康德的知识论方法分别称作“形而上批判”(metaphysical critique)和“先验批判”(transcendental critique)。前者首先确立认识对象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进而探讨认识主体的认识结构、功能和过程，它所关切的问题是认识对象如何在存在视域下为主体所认识；后者则对认识对象的存在本身采取了存而不论的态度,探讨主体的认识结构如何先验地规范认识对象,它所关切的问题是认识对象如何适应认识主体的先验图式而被认识。*董尚文：《托马斯主义的先验转向——麦利切尔对托马斯主义与康德先验哲学的整合》，载《世界哲学》，2009年第3期，第116-123页。如何关联这两种方法论？马雷夏的策略是，使先验批判成为形而上批判的一个环节。

马雷夏赞同先验哲学从主体出发探讨知识可能性的进路。不过，在马雷夏看来，先验批判本身是一个认识行动，康德只关注主体如何建构知识对象，却忽略了认识行动本身的事实存在及其根据。那么，认识行动是如何可能的呢？依据托马斯主义存在和认识具有原初统一性的形而上学原理，正是存在本身使认识行动得以可能。认识主体先天地向存在视域开放，存在本身构成了认识行动的先验基础。于是，认识主体和存在就有了现象和物自体两个层面的关联：“人类知识的直接对象，根据它的表现要素，乃是现象的(感性或和感性相关的)，根据它的客观的整全的意义，就是物自体的。”*Marechal, A Marechal Reader, Joseph Donceel ed. & trans.,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70, p.123; p.173; p.223.实际上，人只要一有认识行动，就已经对存在作出了肯定，处在形而上学的领域之中。*董尚文：《托马斯主义的先验转向——麦利切尔对托马斯主义与康德先验哲学的整合》，载《世界哲学》，2009年第3期，第116-123页。康德认为物自体不可知，已经是对物自体的某种“知”了。

当然，对存在本身的认识并非理智直观，马雷夏赞同康德的观点，即人没有理智直观的能力去认识存在本身。但是，马雷夏进一步指出，人虽然没有理智直观的能力，在认识行动中却存在一股“理智动力”(intellectual dynamism)。理智动力的天性是不断趋向并认识无限的绝对存在，只要这种意欲得不到满足，理智动力就不会停止活动。*Marechal, A Marechal Reader, Joseph Donceel ed. & trans.,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70, p.123; p.173; p.223.马雷夏批评康德把人的认识能力限制在现象界导致了形而上学的怀疑主义，并强调托马斯主义中认识的“肯定性(affirmation)原则”*阿奎那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存在/上帝的本质也是可以被人的理智活动认识的，参见[意]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一册1集12题1节，高旭东、陈家华译，台南：碧岳学社/中华道明会，2008年，第135-136页。。认识活动中的理智动力蕴含着一种对绝对存在的渴望，正是这种对绝对存在的开放性，使我们对具体事物的认识得以可能。“如果事物同理智的终极目标的关联是我们思维中每一个客体的先验的内在构成性条件，那么，对绝对存在的类比性知识，作为这一关联的上层的、不可言说的条件，便‘隐含地’进入了我们对每个作为客体的对象的直接意识中。”*Marechal, A Marechal Reader, Joseph Donceel ed. & trans.,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70, p.123; p.173; p.223.换言之，形而上的知识在我们对每个客体对象的认识中已经被隐含地肯定了。

马雷夏在新托马斯主义中引入先验方法，使之成为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起点，这具有开创性意义：一方面，通过与先验哲学的对话，马雷夏突破了僵化的托马斯主义，赋予了托马斯主义以现代意义；另一方面，通过对理智动力的肯定，马雷夏重新开启了先验哲学所关闭的通往形而上学的知识之门。然而，马雷夏对先验批判和形而上批判的整合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先验”关涉知识的条件，“超验”则指向超出范畴知识的现象客体，在马雷夏的使用中，二者往往是混淆在一起的。*卓新平：《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第30页。准确地说，康德谈论知性层面上的范畴知识，阿奎那谈论关于绝对存在的类比性知识，马雷夏区分了两种知识，并将后者肯定为前者的先验条件。但是，马雷夏并未探讨关于绝对存在的类比性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即认识主体如何向存在视域开放的先验逻辑。这个问题得不到回答，形而上批判和先验批判之整合的有效性便是可疑的。遵循先验方法的主体性进路，存在之知的可能性问题无法直接诉诸认识和存在具有统一性的形而上学原理，相反，必须事先揭示出该形而上学原理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先验条件。在先验托马斯主义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德国天主教神哲学家卡尔·拉纳(Karl Rahner，1904-1984)的工作中，这个任务以先验方法推进到存在论(ontology)的形式得以完成。

三、 先验方法的存在论推进和有限性的知识形而上学

马雷夏的工作极大地影响了拉纳的哲学进路，拉纳说道：“我要把我的最基本的、决定性的哲学指引事实上更多地归功于那位比利时哲学家和耶稣会修士约瑟夫·马雷夏。他的哲学已经超出了传统上的新经院主义。”*Rahner, “Karl Rahner at 75 Years of Age: Interview with Leo O’Donovan for America Magazine,” Karl Rahner in Dialogue: Conversations and Interviews, 1965-1982, Paul Imhof, and Hubert Biallowons ed., New York: Crossroad, 1986, p.190.在《在世之精神》(GeistinWelt)中，拉纳接续马雷夏未完成的工作，并借鉴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和现象学方法改造康德的先验方法，对阿奎那的形而上学进行了认识论的解读。

拉纳集中关注《神学大全》(SummaTheologiae)1集84题7节，因为在拉纳看来，这里是阿奎那论述人类知识的可能性和限度的最重要文本，处于知识形而上学的核心。*Karl Rahner, Spirit in the World, William Dych trans., New York:Herder and Herder,1969, p.16-17; p.54.《神学大全》1集84题7节的题目是：“理智能否靠在己内的理解形式现实地领悟，而不需求助于感观表象？”*[意]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三册1集84题7节，第157页。译文略有调整，“species intelligibiles”原译作“理象”，现译作“理解形式”；“phantasmata”原译作“心象”，现译作“感官表象”。阿奎那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阿奎认为人是物质和灵魂构成的有形实体，人的理智只能通过感官和想象来认识有形事物。不过，阿奎那接着指出，人的理智可以“通过这类有形物之性质，以进而获得一些有关非形体物的知识”*同上，第158页。。拉纳认为，阿奎那在1集84题7节中要说的乃是：超越有形物达致形而上的知识，只会在转向感官表象时发生，而这种形而上的知识，其实是关于世界的知识的真理条件。*Karl Rahner, Spirit in the World, William Dych trans., New York:Herder and Herder,1969, p.16-17; p.54.拉纳称之为“转向感官表象”(conversio ad phantasma)原则，并且要揭示形而上知识的先验条件。在此，拉纳提出一个典型的康德式问题：知识形而上学何以可能？即：在转向感官表象时，理智何以可能超出有形物而认识绝对存在？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通过先验反思，康德对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然而，康德的先验方法是以自然科学为范例的，并不足以囊括一切知识形态。海德格尔批评道：康德把现实性等同于知觉，知性范畴停留在对象性的认识领域，从而遗忘了现实性的存在论根基。*[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88-89页。拉纳赞同海德格尔对康德的批评，认为彻底的先验反思应该从知性范畴推进到存在论，先验方法不仅要研究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法则，更要研究有关人类的生存结构的先天知识。*康德研究人何以可能认识对象，海德格尔则研究人何以可能追问存在问题，二者同样都是探寻认识可能性的先天条件，但海德格尔把问题从认识对象转移到存在本身，这是拉纳有可能借用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重塑先验方法的内在逻辑。

首先，拉纳对存在和认识具有原初统一性的形而上学原理进行了存在论解读。拉纳继承海德格尔的做法，把人对存在(being)的询问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7-11页；第58页。任何发问总要以存在问题为基底，因为作为总体性的存在(being in its totality)问题是人所无法回避的唯一问题。*[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7-11页；第58页。人对存在发问显示出存在问题的悖论，人发问意味着人对存在有所认识，但问的又是未知的东西，这是人类认识的基本处境。人们对作为总体性的存在发问总是以某种对存在的先天领悟为前提，这种存在和认识的关系又不能通过对象性的认识来把握，足以说明存在和认识的统一必然是比知性范畴中认识和对象的“统一”更为原初性的。阿奎那说“存在的自我呈现可能性的等级决定了存在的强度(intensity)”，这意味着认识乃是存在的自我呈现为存在(being-present-to-self)。可见，认识乃是存在本身的主体性，而存在本身就是那个原初的、能够将存在和认识在被知中统一起来的统一性。*Karl Rahner, Spirit in the World, p.68; p.77; p.81; p.142; p.395.换言之，在存在论层面上，认识、被认识者和存在原初统一于存在本身中。

既然存在是自我呈现的，那么为什么存在总是一个问题呢？因为发问的存在者是有限的。阿奎那认为，知识的强度与存在的强度平行，这意味着人对存在和认识的先天统一的认识限度为人的存在强度所限制。纯物质是不能自我呈现的，非物质的存在才能在知识中自我呈现为存在，而人是由肉体和灵魂构成的有形实体，人的自我呈现可能性处于纯物质和非物质存在之间的等级。因此，人的存在对自身总是个问题，人对存在本身的承纳性认识只能通过转向感官表象在与他者的在世共在中发生。*Karl Rahner, Spirit in the World, p.68; p.77; p.81; p.142; p.395.至此，拉纳初步说明了，形而上知识的可能性先天蕴含在人作为能够对存在问题发问的存在者的本性中。

进一步地，拉纳具体展示了人的认识的超越本质。与《纯粹理性批判》相似又不同的是，康德区分感性、知性和理性，拉纳则区分感性和抽象。感性意味着人对存在的承纳性认识是物质性的。*Karl Rahner, Spirit in the World, p.68; p.77; p.81; p.142; p.395.人不具有天使的理智直观能力，人对自我的认识只能通过在物质世界之中与他者的相遇达到。物质性的承纳性认识如何可能？主体从与他者相遇到返归自身的能力要求认识者能够从特殊的个别对象中提取普遍的“形式”，在阿奎那那里，这种抽象能力是“主动理智”(intellectus agens)所具有的。于是，主动理智的“形式”便构成了认识个别事物的先验条件。进而，拉纳要追问的是形式作为一种先天知识如何可能？形式是一种界限，然而只有事先超出了形式的界限，对可能对象的整个视野有所把握，才会把形式作为界限来认识。*Karl Rahner, Spirit in the World, p.68; p.77; p.81; p.142; p.395.因此，某种“在先把握”(Vorgriff)构成了形式可能性的先验条件。那么，主动理智“在先把握”到的究竟为何物呢？拉纳认为，“在先把握”达到的不是“虚无”，而是“更多”。康德把这种“更多”的范围限制在时空的直观形式中，拉纳则赞同阿奎那的观点，把“更多”理解为无限的绝对存在，因为有限的存在对象总是以无限的存在视域为参照。因此，“在先把握”乃是精神朝向无限的绝对存在的一种超越运动。

通过先验还原，拉纳开启了人的认识行动的存在视域；通过先验演绎，拉纳指示出认识行动的超越结构。要言之，人的灵魂对于绝对存在有一种“在先把握”，但灵肉一体的人对于自我呈现而言只是一种潜在，这种自我呈现必须在与事物的遭遇中才有可能变为现实。理智只有变成感性才能实现其存在的潜在性，这就是为何理智要转向感官表象。然而，灵魂的目标是绝对存在，于是在展露在感性的过程中，灵魂的超越性仍然继续自我呈现。因此，人的认识乃是“在世之精神”的一种辩证关系，只有藉着转向感官表象，灵魂才能达到其超越的鹄的。*详细论述请参见王新生：《卡尔·拉纳神哲学思想探析》，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110-118页。有论者指出，拉纳的先验方法“从经验层面的认识行为肯定本体，再从本体理解认识行为活动的结构，一套完整的知识论于焉确立”*黄锦文：《匿名基督徒的救赎》，见《拉内的基督论及神学人观：拉内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台北：光启文化，2004年，第210页。。其实，先验方法并未就此止步，它尚需进入第三个环节——解构。化用海德格尔的说法，先验方法的解构步骤是对绝对存在的还原性建构。*[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第26页。

我们知道，对阿奎那而言，上帝就是绝对存在，故形而上学本质上就是要认识上帝。阿奎那认为：“我们认识上帝……用超越和否定之法则……或靠与形体物之比较。”*[意]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三册1集84题7节，第159页。Karl Rahner, Spirit in the World, p.394.拉纳解读道：“如果形而上学的根据只有在其将自身显示为世界知识的可能性的条件这个事实中得到揭示，如果这个揭示是通过转向感官表象达成的，这就说明，超越(excessus)、否定(negation)和比较(comparison)必须以作为世界知识的可能性的条件的方式成为形而上学的根基。”*Karl Rahner, Spirit in the World, p.68; p.77; p.81; p.142; p.395.换言之，否定和比较在超越的内在时刻出现，人对上帝的知识是无法主题化的，而只能通过先验反思，在人认识世界的同时得到隐然肯定。上帝是可知的，人作为在世之精神的每一个认识行动都肯定了这一点；上帝又是未知的，“对上帝的最高知识是无知的黑暗”*Karl Rahner, Spirit in the World, p.401.。因此，阿奎那的形而上学是有限性的知识形而上学。

通过研究人的认识行动来捍卫形而上的可能性是先验托马斯主义者的共同目标，“就先验托马斯主义像康德哲学一样探究理解和认识的条件而言，它是一种先验的哲学；但是就它认识到人心中有一种明显的性质，所以人不断地超出自身而言，它又是一种关于超越的哲学，这种超越的趋势之所往，就是上帝”*[英]麦奎利：《二十世纪宗教思想》，高师宁、何光沪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87页。。通过对先验方法的存在论推进，拉纳真正打通了康德在经验和“超验”之间作出的区隔，从而有力地证明了形而上的知识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因为它就蕴含在人作为在世之精神的超越(transcendent)本性中。*在康德之前，德文“transzendental”和“transdentanz”几乎同义，且“transzendental”并无“先验的”之意，二者皆源自拉丁语动词“transcendere”，有“超越的”之意；自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约1200-1280)的经院哲学以来，“transcendental”之物一直被视作形而上学的真正对象，与“诸范畴”(Kategorialen)的概念相对，就是说，“transcendental”之物乃跨越了诸范畴的界限。参见文炳：《康德哲学中的Transcendental的中译论争史考察——兼及对a priori、transcendent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第9-10页。很明显，拉纳对先验方法的存在论推进在吸收了康德赋予“transzendental”的“先验的”含义时，又从主体的角度恢复了其原有的“超越的”之意。可以说，先验托马斯主义在拉纳这里实现了其重建形而上学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