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贬谪词之三大情感类型

张 英

(江苏理工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

由于朋党之争、和战之争以及权臣政治等各种复杂的政治原因，宋代产生了大量的贬谪文人。这些文人在贬谪中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不仅表现在诗文当中，更在被称作有宋“一代之文学”的词体里留下了诸多痕迹，成为了宋词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宋代贬谪词，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人士大夫经受仕途挫折复杂的情感表现。本文将宋代贬谪词中的主要情感类型分为感伤缠绵、悲愤执着、旷达平和三大类予以详细解读，并分析其文学渊源。

一、 宋代贬谪词情感类型之一：感伤缠绵

“感伤”作为人的情绪之一种，指“当客体不能符合或满足主体的需要时所产生的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消极的或负面的主观体验。”[1]感伤者往往敏于感受，易由外界事物激发出内心的失落，同时又消极而无所作为，情绪一旦出现便挥之不去，缠绵如缕。“感伤”这种情感普遍地弥漫于宋代贬谪词中，因词人遭遇贬谪的特殊经历，作品中的感伤不再是简单的“闲愁”，而是具有了更深刻也更感人的意蕴。宋代贬谪词中的感伤可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时光流逝之感伤。“逝者如斯夫”式的感叹本是文学的一大母题，在永恒天地间人生短如一瞬，遂有种种不甘与无奈。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文人大多如此。而宋代贬谪词人对时光的叹息却并不同于“无可奈何花落去”式的从容感喟，凋花落木不仅勾起他们青春不再、年华渐老的悲哀，更在今昔对比之中生发出物是人非、往事如梦的恍惚。以秦观贬谪词为例，其《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写于绍圣元年出为杭州通判时，在离京前他故地重游，感慨道：“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风景无异，而一同饮酒赋诗的旧日师友却纷纷被贬，星散四处。“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不为“少年留”的又岂止“韶华”，年少时的欢乐与得意亦与飞絮落花一同凋陨不见。再如《千秋岁》“水边沙外”，作于绍圣二年春秦观贬处州监酒税的次年。[注]关于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和地点学界颇有争议，笔者赞同王水照先生的先作于处州、后在衡阳赠孔平仲一说，见《王水照自选集·元祐党人贬谪心态的缩影——论秦观〈千秋岁〉及苏轼等和韵词》，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628-645页。词人在贬谪中一再回望往昔携手同游的欢乐，“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对比今日“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的现实，发出了“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的叹息。在这里，“春去”不仅是自然的无情，更是命运无常，时事多变的残酷。此外再如欧阳修《临江仙》中“记得金銮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岐路，空负曲江花”、张耒《风流子》中“木叶亭皋下，重阳近，又是捣衣秋。奈愁入庾肠，老侵潘鬓，谩簪黄菊，花也应羞”、晁补之《八六子》中“淡云萦缕，天高群雁南征。正露冷初减兰红，风紧潜凋柳翠，愁人漏长梦惊”、张舜民《江神子》中“秋已半，夜将阑。争教潘鬓不生斑”、李之仪《玉蝴蝶》中“坐久灯花开尽，暗惊风叶，初报霜寒。冉冉年华催暮，颜色非丹”等等，表现的都是这类感伤。

其二，理想成空之感伤。“叹老”与“嗟卑”常如影随形，身处贬谪中而坐叹光阴虚度，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内心中最大的痛苦。屈原在《离骚》中所感慨的“日月忽其不淹兮，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这种悲哀，常流露于宋代贬谪词中。以辛弃疾为例，其早年被称为“青兕”，而南归后却两度罢职，闲废于铅山、飘泉几二十年，“谗摒销沮，白发横生，亦如刘越石陷绝失望，花时中酒，托之陶写，淋漓慷慨，此意何可复道”[2]，在其贬谪词中，处处可见壮志难酬之恨，如“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短灯檠，长剑铗，欲生苔。雕弓挂壁无用，照影落杯清”(《水调歌头》)、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清平乐》)、“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晚清词学家王鹏运曾为之感慨“多少江湖忧乐意,漫呼青兕作词人。”此外再如陆游《诉衷情》中“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时易失，志难成。鬓丝生。平章风月，弹压江山，别是功名。”李纲《念奴娇》中“误缚簪缨遭世故，空有当时胸臆。苒苒流年，春鸿秋燕，来往终何益。”晁补之“儒冠曾把身误。弓刀千骑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君试觑。满青镜、星星鬓影今如许。”苏舜钦《水调歌头》中“丈夫志，当景盛，耻疏闲。壮年何事憔悴，华发改朱颜。”黄庭坚《木兰花》中“功名富贵久寒灰，翰墨文章新讳却”等等，表现的都是对理想与报负不得实现的感伤。

其三，漂泊无依之感伤。文人在被贬之后谪途漫漫，跋山涉水之间，漂泊之感往往形诸词篇。尤其在北宋新旧党争的中后期，许多文人被一贬再贬，数年之间转涉各地，直如泛梗浮萍一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对归乡的渴望，对亲友的思念，都在贬谪词中有大量的表现。以晁补之为例，他在绍圣元年到元符三年八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知齐州，通判应天府，通判亳州，又贬监处州酒税，监信州盐酒税，其词中多有用“萍”“蓬”“无根”“飘荡”“泛梗”之类的词语表现漂泊感的词句，如“无穷官柳，无情画舸，无根行客”(《忆少年》)、“萍梗孤踪，梦魂浮世”(《水龙吟》) 、 “萍蓬行路。来不多时还遣去”(《减字木兰花》)、“未叹此、浮生飘荡，但伤佳会”(《满江红》)、“暗自想、朱颜并游同醉，官名缰锁，世路蓬萍”(《八六子》)。再如秦观的《如梦令》：“遥夜沉沉如水。风紧驿亭深闭。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无寐，无寐，门外马嘶人起。”如水的暗夜，凄紧的秋风，词人在破陋的居所一夜未眠，而门外传来了马鸣之声，又是新的一天，新的漂泊与无望。再如词人到达郴州贬所后除夕所作的《阮郎归》：“乡梦断，旅魂孤，峥嵘岁又除。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本是合家团圆的节日，词人却孤身一人，而郴州连南飞的大雁都不能到达，家人亦音信无凭。此外再如黄庭坚《醉蓬莱》中“万里投荒，一身吊影，成何欢意。”“尽道黔南，去天尺五，望极神州，万里烟水。”张孝祥《念奴娇》中“家在楚尾吴头，归期犹未，对此惊时节”等等，都属此类。

感伤主义源于宋玉《九辨》。“《九辩》，是文人诗中感伤主义的最早源头和集中表现……只有到了宋玉的《九辩》，感伤主义才成为一种贯穿的基调，并形成作家独特的风格特征。”[3]宋代贬谪词中的感伤，对同样经历过贬谪的宋玉有着明显的继承。此外，“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感伤幽怨的情绪本来用词体表达更为适合，而宋代贬谪词因词人的特殊经历使得其中的感伤更厚重，更深刻。从中国文人的性格来看，他们本具有敏于伤感而弱于抗争的特点。“中国文化培养了中国人对自然的亲和力，对家与国的深厚感情，对乡土的无限眷念，同时也培养了中国文人的感伤情调和脆弱精神。……他们在压抑中很少冲动，没有抗争，只有呻吟与叹惜，就像秋天的寒蝉，总是重复着忧郁凄凉的哀歌，像中国特产的洞箫，总是吹奏着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旋律。”[4]而宋人又格外内敛，与大唐文人的昂扬自信有明显的区别，再加上宋代党争激烈，尤其是新旧党争，几乎将所有文人席卷其中，他们对仕途中的升降无常、身不由己体会尤深，遂形成贬谪词中以感伤缠绵为主调的特点。

二、宋代贬谪词情感类型之二：悲愤执着

“悲愤执着”是宋代贬谪词的另一大情感类型。和“感伤”相比，“悲愤”的情感更加激烈，其悲愈深，其愤愈烈。“悲愤”的主体往往既有向外的愤怒与指责痛斥，也有向内的对自我人格的标榜肯定，更有对理想九死不悔的执着精神。作为以婉曲柔媚的风格表现细腻情思为主的文体来说，宋词并不擅长写“悲愤”，而贬谪词却例外，是词人们在困境中剖白心迹、对抗奸臣与厄运的激越表达，为宋词增添了刚性的美感。宋代贬谪词中“悲愤执着”的情感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对邪佞群小的指责痛斥。宋代文学中激烈的怨怼与怒斥并不多见，在宋代儒学全面复兴的背景下，宋人更推崇中庸平和的情感表达；此外，宋代党争中文字狱频发，文人出于畏祸心理，亦不轻易在文字中有激烈之词。尽管如此，贬谪词中仍然存在一部分愤怒倔强的呼喊，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胡铨。绍兴八年，秦桧再次为相后决意主和，胡铨上疏极言秦桧、王伦、孙近诸臣之奸邪，发出了“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槁街”的痛斥，慷慨激昂，在当时广为流传。秦桧以“狂妄凶悖，鼓众劫持”为名将胡铨除名，编管昭州，后迫于舆论压力，又改为监广州盐仓。绍兴十二年，谏官罗汝楫迎合秦桧之意又以“饰非横议”之名劾奏胡铨，遂又除名，编管新州。胡铨在新州有《好事近》一词：“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风月。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该词虽在艺术上比较简陋，下片两个比喻却将自己敢为天下先的无所畏惧和奸臣当道有似豺狼的险恶表达得十分形象。胡铨随后为这首词付出了巨大代价，根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八，《好事近》流传后，右承议郎知新州张棣“即奏铨不自省循，与见任寄居官往来唱和，毁谤当途，语言不逊，公然怨望朝廷，鼓唱前说，犹要惑众，殊无忌惮。于是送海南编管。”[5]而即便在海南，胡铨依然保持那种倔强、豪迈、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其《鹧鸪天》中有“不因入海求诗句，万里投荒亦岂宜” “崖州险似风波海，海里风波有定时”这样的句子，令人赞佩。

其二，对自我高洁人格的标榜肯定。贬谪本应针对有罪之人，但在宋代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许多正人君子无辜被贬，并被冠以“奸邪小人”之类的恶名。在困境中能保有一份对自我的认可与坚持，难能可贵。黄庭坚的贬谪词中就出现了许多菊花意象，并常与“白发”相映成趣，有明显的自我标榜色彩，如“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洗眼看”(《鹧鸪天》)，既有对自我的肯定，又有一种倔强之气，表现出对“时人”的指责与不屑。再如“黄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鹧鸪天》)、“莫笑插花和事老，摧颓。却向人间耐盛衰”(《南乡子》)、“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南乡子》)，都有以菊花象征高洁人格的意味。晁补之贬谪中作有七首梅花词，“开时似雪，谢时似雪，花中奇绝。香非在蕊，香非在萼，骨中香彻”的梅花也是晁补之自我人格精神的写照。苏轼贬谪黄州后做《卜算子》，中有“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之语，亦让人想到东坡在新旧党争之中坚持政见，既批评王安石新法之扰民亦不苟同于全盘颠覆新法的司马光的清醒冷静。张孝祥曾被人称为“出入二相之门”，其罢职后过洞庭湖作《念奴娇》词，中有“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之句，剖白心迹，超尘拔俗。另一首《水调歌头》中，“唤起九歌忠愤，拂拭三闾文字，还与日争光”，更以屈原为榜样，再次表现出对自己人格品行的自信。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其三，对理想、志向九死不悔的执着。宋朝立国之初便先天不足，在内有吏治、兵制、经济方面的“三冗”之弊，在外有西夏、辽、金、蒙古等异族政权群雄虎视，由此宋代士大夫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其忠君爱国情怀也格外浓厚，即便在贬谪之中亦往往不改初衷。如苏轼一生屡遭贬谪，最后竟贬于“岛边天外”，但仍然表明“君命重，臣节在”(《千秋岁》)，当遇朝廷赦免年迈北归时仍在感慨“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胡铨因《好事近》一词贬谪海南，被召回后孝宗问：“朕无事时,思卿赴贬之时,心思如何？”胡铨答曰：“只是办着一片至诚心去，自有许多好处。”[6]这“一片至诚心”，便是对国家、君主的忠诚之心、无悔之心。这种“至诚心”尤其在南宋表现得特别明显，许多文人在被贬或罢官后内心中仍充满对国事的关心和期望。如李纲罢官闲居福州之后作《永遇乐》，中有“五陵萧瑟，中原杳杳，但有满襟清泪。”张孝祥的《水调歌头》“雪洗虏尘静”、《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木兰花》“拥貔貅万骑”等词，皆“读之使人奋然有禽灭仇虏，扫清中原之意”(朱熹《书张伯和诗词后》)。其门生谢尧仁说：“先生之雄略远志，其欲扫开河、洛氛祲，荡洙、泗之腥膻者，未尝一日而忘胸中。”而辛弃疾更是一有机会便勉励尚有机会作为的同道，如赠给汤朝美的《水调歌头》：“见君谏书频上，谈笑挽天回。” 送信守郑舜举被召而作的《满江红》 ：“此老自当兵十万，长安正在天西北。”《满江红·送李正之提刑入蜀》：“东北看惊诸葛表，西南更草相如檄。把功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笔。”《江神子·和陈仁和韵》： “却笑将军三羽箭，何日去，定天山？”《水龙吟》：“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

宋代贬谪词中“悲愤执着”的情感表达除了时代的因素之外，实受到屈原精神莫大沾概。词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奸邪群小的痛斥、对自我高洁的肯定、对国家命运九死不悔的执着关切，莫不源自屈原。在屈原的作品中，他犀利地斥责“群小”：“唯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即便是对楚王，他也极言不满：“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以齌怒。”“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同时一再强调自己内外兼修的优秀品质：“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离骚》)，“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而其“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忠君爱国之情特别得到了南宋文人的敬佩，并由此原谅其表达上的激切狂放：“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其英烈之气，岂与身俱亡哉！”[7]宋代贬谪词尤其是南宋贬谪词当中，多有楚辞元素，这一点也是受屈原影响之明证，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三、 宋代贬谪词情感类型之三：旷达平和

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这样描述“旷达”：“生者百岁，相去几何。欢乐苦短，忧愁实多。何如尊酒，日往烟萝。花覆茅檐，疏雨相过。倒酒既尽，杖藜行歌。孰不有古，南山峨峨。”[8]由此可见，“旷达”并非天性，它是建立在忧愁之上的超越，是经过理性反思后摆脱外在纷扰而所达到的平和安稳、不喜不惧的情感状态，是一种难得的“内心强大”。宋代贬谪词人中亦有在感伤、悲愤之余臻于此境者，为宋词增添了理性的光辉，也为困境中挣扎的众生指出了解脱之径。宋代贬谪词中的“旷达平和”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乐山乐水，聊以消忧。钱钟书曾说：“失志违时，遂悦山乐水。”[9]贬谪地虽然远离政治中心，却往往具有山川之胜，贬谪文人在孤寂中正可静下心来与之相对，将一己的悲苦缩小淡化，在自然的怀抱里获得心灵的宁静。以苏轼为例，其历经数番贬谪，却流连于每一处山水，“苏子瞻初谪黄州，布衣芒蹻，出入阡陌。多挟弹击江水，与客为娱乐。每数日必一泛舟江上，听其所往；乘兴或入旁郡界，经宿不返，为守者极病之。晚贬岭南，无一日不游山。”[10]其圆融通达的宇宙观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源于贬谪地的“山川之助”，《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人生如梦”的感悟正是面对“大江东去”而念及“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结果。宋代复杂的政治斗争还产生了一类罢废闲居的特殊贬谪文人，他们在被贬后往往精心建造家园，打造出一片宁静自足的人文山水，如北宋苏舜钦的苏州沧浪亭，王安石的江宁半山园，晁补之的金乡归来园，南宋向子諲的芗林别墅，李弥逊的连江筠溪山庄、福州横山阁等等。他们在田园山水中得到心灵的平静，在其贬谪词中多有表现，如吕本中《满江红》“东里先生”中，先描绘了田园风光“对一川平野，数间茅屋。昨夜冈头新雨过，门前流水清如玉。抱小桥、回合柳参天，摇新绿。”由此下片发出“叹古今得失，是非荣辱。须信人生归去好，世间万事何时足”这样的感慨。再如李弥逊《永遇乐·初夏独坐西山钓台新亭》，亦是上片写景，“苍晚色，临渊小立，引首暮鸥飞堕。悄无人，一溪山影，可惜被渠分破。”下片抒发了“百年似梦，一身如寄，南北去留皆可”这样的通达之感，这样的例子在南宋尤多。

其二，佛道交杂，以济人生。宋代儒释道有了进一步的融合，很多文人在贬谪之后都会借助佛道思想来消解烦恼，在他们的贬谪词中留下了很多这方面的印记。以旷达为词风特点的苏轼便与佛教渊源颇深，在禅宗灯录中，苏轼还被列为黄龙派黄龙慧南弟子东林常总的法嗣。[11]其贬谪词中频频出现“人生如梦”之句，如《念奴娇》中有“人生如梦”，《十拍子》中有“身外傥来都似梦，醉里无何即是乡”，《渔家傲》中有“腰跨金鱼旌旆拥。将何用，只堪妆点浮生梦”，《行香子》中有“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等等。这种“如梦”的人生观正来自佛教，如《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12]《维摩经》中亦云：“是身如梦，为虚妄见。”[13]“人生如梦”的虚幻感是苏轼经由贬谪之磨难达到内心旷达平和的基础，使其放下那些身外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珍视自我的澄澈本心。道家思想也是文人在贬谪之后常借以自我安慰的手段，道家的求仙、养生之术既可让贬谪文人精神上超越苦难，也可强身健体，对抗贬谪地的严峻气候。北宋陈瓘在其《满庭芳》中便借有道家色彩的传奇人物“刘山老”表现了其贬谪中的通脱态度：“年华，留不住，饥飡困寝，触处为家。这一轮明月，本自无瑕。随分冬裘夏葛，都不会、赤水黄芽。谁知我，春风一拐，谈笑有丹砂。”南宋的李光贬谪到海南岛上，其《水调歌头·昌化郡长桥词》中有“晚遇玉霄仙子，授我王屋奇书，归路指蓬邱。不用乘风御，八极可神游”之句，是其借道家养生术调养身心的印证。

其三，随遇而安、无往不适。山水之乐与佛道思想是贬谪文人在困境中的救赎手段，最终所能够到达的“化境”，便是随遇而安、无往不适的境界。北宋陈瓘因得罪蔡京等人，被祸甚惨，宋史中记载：“瓘平生论京、卞，皆披擿其处心，发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祸最酷，不使一日少安。”[注]以上陈瓘贬谪事迹根据《宋史》卷三四五《陈瓘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其贬谪词虽成就不高，但却表现出非常难得的宠辱不惊之境。其《卜算子》词云：“身如一叶舟，万事潮头起。水涨船高一任伊，来往洪涛里。潮落又潮生，今古长如此。后夜开樽独酌时，月满人千里。”词人看透古往今来的潮起潮落，身如轻舟，任意东西，悠游自得。当然，表现这种“随遇而安”之境最为典型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苏轼。他有着浓厚的“归乡情结”，却又贬谪各地，始终未能圆其心愿。但漂泊之间，他却战胜了物质与精神上的种种窘境，达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无处不可安歇”的化境。在黄州，他说：“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与赵晦之》)其《江神子》“梦中了了醉中醒”描写东坡的晴雨变换，雪堂周围的溪山胜景，充满欢欣之情。其《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有着诗情画意，“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拥有如此良好的睡眠，足见其豁达心胸。在惠州，他说：“但譬如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与程正辅书》)苏轼在惠州大啖鲜荔枝，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其词中也频咏荔枝，如《减字木兰花·西湖食荔枝》《南乡子·双荔枝》。及至海南，苏轼又把自己当做了海南土著，“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其《减字木兰花·乙卯儋耳春词》饶有兴味地吟咏海南的春天，《减字木兰花·以大琉璃杯劝王仲翁》则写出了他对“海南奇宝”的大琉璃杯孩童般的好奇心以及两位老人相对酌饮时的痴顽之态，此时的东坡已然返璞归真，令人赞佩！这种随遇而安之情在其他词人如黄庭坚、张元干、向子諲、冯似道、高登等词人的词作当中也多有表现。

宋代贬谪词中“旷达平和”这类情感的出现有多种因素，其中陶渊明对宋代文人的影响是重要原因之一。陶渊明虽是主动归隐而并非贬谪，但其恬然自得的人生态度成为宋代贬谪文人的精神偶像。在宋代贬谪文人笔下，有大量的“陶渊明元素”，包括作品中直接提到陶渊明、化用陶诗、使用陶诗意象等等，是宋人效仿陶渊明的明证，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举例。除此之外，苏轼作为旷达词风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陶渊明的大力推崇者，因其人格魅力和在文学上的影响力，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同时代以及之后贬谪文人的榜样，是宋代贬谪词中“旷达平和”这类情感大量出现的更直接的源头。

四、结语

宋代贬谪词的三种情感类型，并没有严格的作者群和时代的区分。同一个贬谪词人笔下往往既有感伤缠绵的一面，也有悲愤执着的一面，亦存在旷达平和的词作，这可以印证于上文所举各例。不过，三种情感类型亦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感伤缠绵”是宋代贬谪词的底色，但突出的代表是北宋贬谪词，这是因为在北宋“无容游骑无归”的党争中，很多文人被卷入其中成为牺牲品，他们并没有为政治理想而献身的崇高感和悲剧感，发出的往往是身不由己的哀叹，关注的主要是个人命运；“悲愤执着”的情感则较为集中地出现于南渡前后，这时由于中原沦陷而在士人中迸发出忧国之情与黍离之悲；“旷达平和”的情感虽在北宋苏轼笔下有突出表现，但更普遍地表现于南宋贬谪词中，这是由于南宋贬谪词人在贬谪的程度上总体来说没有北宋那样残酷，许多词人被贬是以放废闲居、罢官奉祠的方式进行，而且贬后的物质生活也较为优越。宋玉、屈原、陶渊明三人对宋代贬谪文人影响巨大，分别可视为三种情感类型的文学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