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中的内圣外王之则

2018-01-23 19:15顾曼阳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7年1期
关键词:内圣外王中庸大学

顾曼阳

[摘要]对于儒家而言,内圣外王作为修身立命的境界由来长久,其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然而,对于今人,内圣外王的最为典型的论述和认知则是《大学》《中庸》发出阐明的,所以要理解这一儒家的根本思想则必须理解《大学》《中庸》二篇,而理解《大学》《中庸》二篇又必须对于《礼记》以及朱熹的订正有着一定的了解。故在此将会介绍《礼记》开始,同时探讨《中庸》《大学》二篇在其中的地位,之后对于《大学》《中庸》二篇的内容加以叙述,最终来讨论内圣外王的相对意义。

[关键词]大学;中庸;内圣外王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7)01-0080-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7.01.038 [本刊网址]http://www.hbxb.net

一、引论

内圣外王能成为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与《大学》、《中庸》两篇的介绍分不开的。而通过朱熹的订正选录,《大学》、《中庸》也得以成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二。同时也拥有了初学门径以及圣人之教的地位。那么,要理解内圣外王,就需要理解《大学》、《中庸》,要理解《大学》、《中庸》,就要理解其来源《礼记》以及《四书章句集注》的差别。在此对于这一些问题均作为了简述,在简述完成后阐发了这么一个观点:《大学》偏重于内圣,《中庸》偏重于外王,但是两者均由内圣而外王,这一方法论是相同的。

二、《礼记》内容、作用与地位的介绍

《礼记》作为五经之一,又名《小戴礼记》,成书于西汉时期,一般认为其作者是戴圣。《礼记》一共四十九篇,并非是一本实际意义上的专著,其收录篇目多是关于礼仪的原有著作和当时其他作者的相关作品,关于其来源,一般而言有三个:(1)《仪礼》的直接录入,《礼记》中的不少篇目是对于《仪礼》的直接调用,其中有的篇目虽有《仪礼》有一定的差异,然而仍旧可以看出内容的一致性,而在已有的考证中,这也是被公认的看法。(2)西汉时期作者的写作,由于光是依靠对于先秦的文献进行抄录并不能完全填补西汉时期对于礼仪制定问题的空缺,因此也有部分篇目是依据先秦的礼仪的制度与大略而被西汉时期的作者再创造的,这也占了相当一部分的《礼记》篇幅。(3)流传的杂记的录入,除了《仪礼》之外,《礼记》也广泛采用了其他的相关文献进行编纂,由是丰富文本的同时也增加了可读性。因此,总的而言,《礼记》是由不同来源的文献所组成的杂糅品,然而,其杂糅的程度并不能贬低其客观的史料价值与哲学内涵。在已有的考证中,最为传统的亦是有争议的说法是一般认为《礼记》是精选已有的文献的结果,之前戴圣之叔戴德对于已有的古礼二百四十篇进行了删减,写作了包有八十九篇古礼的《大戴礼记》。对比戴德的删定版《大戴礼记》八十九篇,《小戴礼记》的篇幅仅为一半,而戴圣本人是西汉的礼学专家,因此《小戴礼记》可以看做是一本对于古礼的精简版本,其内容质量自然不言而喻。但是这一说法疑点颇多,纪昀、戴震、陈寿祺、洪业等均加以驳斥。但是这一说的可取之处在于,《礼记》确实有着删减与选择的过程,因此,认为其是对于先秦西汉已有的礼学典籍总结也未尝不可。但是对于此说,仍旧要持一个不偏信的立场。

《礼记》的篇目共四十九篇,其内容复杂,主题并不一致,梁启超曾经将《礼记》各篇分为十类:记述某项礼节、记述某项政令、解释礼经之专篇、专记孔子言论、记孔子及时人杂事、制度之杂记、制度礼节之专门考证、通论礼义意学术、杂记格言、某项事故之专记,以此十种概括《礼记》的内容也并不全然准确,梁启超也往往指一概念为其中篇目中的一部分。因为,往往有单篇之内不同意义的文段,如《檀弓》篇就在此中论述了婚丧嫁娶之礼,然而同时又阐发了女子孝顺公婆之义。当然,粗落地分类篇目的方法也是有的,大体可分为三类,记述礼仪的、孔子语录行事的摘录、儒学通论。故《礼记》并不单纯地是一本礼仪大全,其甚至在部分意义上承担了《论语》的论体,另外,也为《大学》《中庸》这类通义文章以存在地位。《礼记》的重要性不单在于其是五經之一,其值得关注还在于其与论语孟子的联动的地位,尤其是《孟子》,许多文字不但互证,甚至有着相同,如《礼记》的《王制》与孟子的《万章》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与“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日附庸。”这种相同之处。甚至不止一处,又如在《礼记》内则与孟子尽心之中“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十虽得人不暖矣。”与“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排除了年岁的差异,这两段的结构亦是基本一样的。虽然《礼记》抄袭《孟子》的可能性并不太高,然而两者的相似性则更可能在于存在有着一种普遍的观念以及普遍的古文本的存在。由此,四书五经的横向比较对于还原先秦的真实儒家思维内容是非常重要。

三、四书章句与《礼记》中的《中庸》《大学》

《礼记》所收录的《大学》《中庸》两篇被宋儒单独列出,视作是孔氏门人的必读之书,在原版中,《大学》为第四十二篇,《中庸》为第三十一篇。属于较后的篇目,相比于篇幅较长的《曲礼》、《檀弓》,两篇的长度并不显著,然而由于其不同于其余诸篇,其阐发义理的高度要较之其余诸篇显然为高,故从中单拿出作为孔氏经典亦是较为合理的。

一般而言,古人认为《大学》作者为曾子,《中庸》作者为子思,对此,程子分别对于《大学》与《中庸》的内容作了点评,“《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人德之门也”、“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则认为,《大学》“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而《中庸》“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由此可以得出,宋儒认为《大学》《中庸》均是研读儒学之必学的入门之径,因此其重要性不证自明。endprint

然而,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一般而言,在章句之中《大学》的顺序在《中庸》之前,《礼记》中而《中庸》在《大学》之前,这里是否有差?这里可以明白的是首先在《礼记》中并不存在先后差异之分,更多的只是一种汇编,除了明显的有字数压倒性优势的两篇在前之外,其余的排序并无顶规,这是其一。而在朱熹看来,《大学》是超越了小学诸篇之后的入门门径“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中庸》则更多地是“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因此,一篇是入门之用,另一篇是终生教导,由此看来,《大学》《中庸》在章句中的排序更符合宋儒的态度,也合乎于情理。

四、在《大学》与《中庸》的格局中的内圣外王之道

内圣外王作为儒家为学的口号,并不是明确地写在两篇之中的。而这一口号的总结特别是有赖于对于两篇的布局释读,接下来在研讨两篇布局的前提下,对于内圣外王的思维做一阐明:

(一)《大学》的内圣外王

基本上所有了解儒学的人都了解三纲八目这一《大学》的总论,实际上,《大学》的布局也是八目的一种连环展现。《大学》开篇首提三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止于至善”。第二段总括八目,之后即是八目的具体论述,由是表达内圣外王的观念。

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朱熹对于三纲特别看重,甚至为此而修正了原版《礼记》中八目的第一论述目诚意的格局,将从“康诰日:克明德”开始直到“此谓知本”这一原有的内容直接从诚其意的段落上提至第二段,作为三纲的特别论述而出现。从内容来看,这一作为是可取的,因为确实对于三纲的相关论述被放在八目之中是不合适的,当然,如果要尊重原文的话,《礼记》仍旧保留了原来的样式。

在《大学》看来,八目之间是严格的递进关系。在《大学》的结构中,八目的每一段句式都以对于后一段的前提是本段来开头(排除诚其意),同时在述毕内容后又用近似句子来结尾。当然,八目并非是完整的八段,但是,这一句式的反复运用至少暗示了作者的写作思路的连贯与一致,其支撑的内容即是对于八目的理论联系的一贯的态度。

在八目的连贯理证中,内圣而至外王的思路不断展开,在此,有一个主要的一组供参考,即诚意、正心、修身三个为一层为修身,以齐家作为中介,达致治国平天下这一彼端的这一辩证组的存在。众所周知,《大学》以诚其意作始,末段终结于国“以义为利”,由此,可以将前三者看作是重点在于修身的三目,最后一段看作是重点在于治国并隐指平天下的一目,中间的齐家则是一种必要的过渡,古人家国一体,因此将齐家看作是治国的小试身手也未尝不行。

在前三目中,诚意、正心、修身各有一组主题,诚意的主题为不自欺——慎独,正心的主题为,心正——受视,修身的主题为他人——自我。以下:

根据章句版本,在移除了不相关的内容后,诚意的篇幅精简了许多,由此也可以看出诚意的主题在于,从“勿自欺也”直到“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一论证。所谓诚意不自欺,其所作用的目的就在于达到外内一致,而外内不一致的原因即在于不慎其独在之时,因此有了自欺的行为,故“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最终才会“待见君子而后厌然”。然而,“人之视己若见其肺肝”。所以,所谓诚其意者,其本质在于不自欺,而其行动标准在于慎其独。

在能够达到诚意之后,才能谈到正其心,正心的主题正是心正,心如果有所不正,自然会反映在学问的为学之中,故其受视也是不正的,旁人看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这也是不可取的。

正心的原理比较简单,之后的修身就稍微复杂一点,修身的重点就在于修己身与他身的影响关系,修身不是独修己身,要在他身之中发现己身的可能的邪僻。因此,人之其亲爱、贱恶、敬畏、哀矜、傲惰均是需要辟避的。不止于此,还要能够阐发自身,发觉自身之恶,因为“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

在完成了这三目的炼造后,才可能谈到最后一目的问题:治国。最后一节内容最为杂乱,大抵可以分为这六件事情,掣炬、重民、聚贤、大道、生财、务国。除了第一节与后五节略有脱节外,其余五节更多的是思路的连贯所完成的。第一节掣炬之道直接就是其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的翻版。之后从各个方面论述了治国的各个要务。即民众与贤者的招募、修身之道的掣炬、财用与国家的关系。其中最为紧要的还是这一句,“好人之所恶人之所好,是为拂人之性”在其中处于文章内,直接相当于再次点明了掣炬之道与修身之本源。

由是可以看出,《大学》的构造思路是从内生而外王而来,也是分为严密的。

(二)《中庸》的内圣外王

与《大学》不同,《中庸》的结构殊为散乱,由此而言,即使连宋儒都认为《中庸》是一种“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的存在。因此,对与《中庸》的结构整理的难度要明显高于《大学》,在这里提出一个分析,以供讨论,《中庸》的行文思路如下:

《中庸》之德转入君子之道,君子之道转入文武典故,文武典故转入为政之道,之后是诚者自诚上升到圣王之为,以散议诗经断片结束。

初看起來,这一结构是很为散乱的,但是实际上仍旧可以归为两条非常简单的线索,线索就是内圣和外王。

内圣包括《中庸》之德、君子之道、诚者自诚。外王则是古圣典故、为政之道、圣王之为。散诗最后论述。

《中庸》之德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开始到“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紧接着就是君子之道,从“君子之道费而隐”直到“夫微之显,诚之不可已,至矣”。诚者自诚则是从“自明诚谓之性,自诚明谓之教。”到“盖日,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古圣典故(这里的古圣包括了多人,甚至有太王王季二人的存在可能)从“舜其大孝也与”到“明乎郊社之礼,柿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结束。为政之道从“哀公问政”到“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结束。圣王之为从“大哉圣人之道!”到“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这样的整理后,可以看出,《中庸》一文的内圣与外王是相互穿梭其内的,而在具体的行文中,是否也有潜在的排列?从内圣的顺序看,并不明确,尤其是诚的问题,即有作为本体论的“不诚无物”“故至诚无息。”这两段,也有论述个人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所以很难操作于某一位置。但是外王的论述则可以有一个顺序,掌史、为政、圣王。因此,可以看出,《中庸》线索较为散乱,但是仍旧是有内圣外王两条线路的。

最后论述诗,这些诗的内容,既有内圣“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曰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铁钺”,也有外王的“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铁钺。”因此可以视作是对于上文的补遗与注释。

五、观点与结论

在了解了以上内容后,可以看出,《大学》一书的笔墨偏重于诚意正心,而其被后人所关注的也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内容之陈列,因此,在内圣外王中重点在于内圣,《中庸》则在阐述中庸之德的同时,也大量阐述了施政观点,例如文武之道、为天下国家九经、舜文王武王周公之治理。因此更多的是外王。但是从行文思路上,两者都以内圣为先,外王为后。所以可以认为,两篇的内圣外王的思路是一致的,侧重是不同的。这也给人以借鉴:《大学》、《中庸》之所以能人选四书,与其一致的行文思路可以互为对应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而侧重不同,又可以互相佐证。因此,《大学》不可与《中庸》分割,反之亦是。内圣而外王的思路,在《大学》、《中庸》的作者看来是相同的,即先致力于自身的诚意正心之工夫,到了一定程度后,自然能获知圣人之道进而兼济天下。

(责任编辑:封丽萍)endprint

猜你喜欢
内圣外王中庸大学
中庸自明
《大学》
48岁的她,跨越千里再读大学
朱子《中庸章句》的诠释特点与道统意识——以郑玄《中庸注》为参照
“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追求
《中庸》:裹藏人生大智慧
ntheImportanceofCulturalFactorsinOralEnglishStudying
内圣外王与中庸之道
内圣外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