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HP-Fuzzy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评价研究

殷吉悦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与深化，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成为城市的新生力量，促进了城市更快更好的发展。老一代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长外出务工的频次减少，2016年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截止到2015年全国农民工数量已达到2.77亿人次，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比47.9%［1］，预计到2020年，我国的农民工数量就会达到3亿，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即将成为农民工的中坚力量。所谓新生代农民工就是指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满16周岁的户籍在农村的从事非农生产性工作的人。新生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员工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两者年龄范围一致，都是指80年代以后出生年满16周岁的劳动者；不同之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仍在农村，而新生代员工仅仅对年龄做了限定，未对户籍做界定。成长在农村或城市，所接受的教育、社会资本、生长环境、思维模式有巨大的差异。因此，新生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员工是两个不同的研究对象。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生存发展等方面呈现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高一低”，即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对工作收入期望高、精神追求高、工作稳定性低［2］。由此可见，化解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改善就业状况、促进其高质量就业已成为当前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往对农民工的就业关注更多的集中在就业率这一数量指标上，对于就业质量这一质量指标很少涉及，尽管就业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某区域的劳动力市场供需状况，但这一单一的衡量指标无法全面系统地反映农民工的就业结构、就业层次等复杂的就业市场状况。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新时代城市建设的“泥瓦匠”，为打造现代化新城市添砖加瓦，其就业质量却并未被系统的测量。因此，首先要构建一套全面、系统的就业质量评价体系，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进行客观的评价。

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测度为研究目标，综合考虑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点、劳动关系、个人发展等构成因素，将AHP与模糊综合评判法相结合，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评价模型。其基本思想是：运用AHP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并初步确定各指标权重，根据设立的就业质量指标衡量标准，构建质量评价模型，最后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一、文献综述

现有研究主要从其内涵、指标评价体系等方面对就业质量进行阐述。

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劳工组织已定义了“体面劳动”［3］的内涵，认为男女在自由平等的环境下有尊严的进行体面可持续的工作。Schroeder Fredric K（2007）［4］提出高质量就业概念，指个人在工作环境中获得生活所需薪资的能力。高伟等［5］认为就业质量是在整个就业过程中农民工运用一定的劳动手段，取得报酬的多少的较多掺杂主观因素的多维概念。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是一个包括薪酬、劳动保障、工作稳定性等方面多维度的概念［6］，其实质就是就业者借助工作周围能用的生产资料取得收入的多少［7］。就业质量应该是个人发展、可选择的工作机会、薪酬等各方面满意程度的动态性的概念［8］。就业质量的内涵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进行阐述：通常用一定范围内劳动者工作状况的统计数据，比如劳动报酬、福利待遇、劳动合同签订率等指标来描述就业质量的宏观方面；微观上，用与劳动者相关的一切工作要素如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工作收入等指标来衡量就业质量。本文主要从微观方面着手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通过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发展空间、个人感受6个维度来反映就业质量的优劣程度。

国际劳工组织认为就业质量评价体系［3］应包含工作机会、工作自由性、生产性的工作、工作平等、工作安全、工作尊严指标；Anker（2003）［9］等人认为权利、就业、社会保障及社会对话是体面工作的主要战略目标并分别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刘素华（2005）［10］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前瞻性，该体系把工作条件、社会保障、劳资关系和就业环境等指标作为衡量就业质量的必要指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就业质量整体情况。赖德胜等（2011）［11］建立的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涵盖了工作环境、工作状况、收入、社会保障、劳资关系、就业力6个维度指标。我国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研究起步很晚，尚未建立统一的评价体系，目前主要参考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体面劳动”评价指标体系与国外“工作质量”［12］评价指标体系。彭国胜（2008）［13］认为就业质量评价指标应包括工作稳定性、收入、职业声望、发展机会、对工作的满意程度，并经过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偏低的重要原因是人力资本弱和社会制度存在缺陷。高伟等（2012）［5］从就业满意度、就业保障、就业条件3个维度出发建构了评价体系，并以沈阳市的农民工为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分析。钱芳等（2013）［14］从工作质量、工作稳定性、职业发展、职业前景、社会保障工作质量、劳动权益保障5个维度对我国女性农民工和男性农民工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女性农民工就业质量要低于男性农民工。林竹（2013）［15］从心理感受、工作与家庭和谐、工资收入、获取帮助、就业歧视、参与管理以及健康安全7个方面考察了江苏省八个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状况，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总体不高，房地产业的农民工就业质量显著高于其他行业。汪昕宇等（2016）［16］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就业满意度模型和评价量表对北京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满意度进行评价，数据显示，北京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的就业满意度较低，内部存在代际分化。

在就业质量评价方法方面，学者主要采用随机抽样调查获取数据，结合宏观经济统计数据或者统计指数通过德尔菲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方法借助统计软件做相关的定量检验，对就业质量进行测量。

纵观以上文献，关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研究，仍存在着诸多不足，评价指标设置较为主观，不能客观的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现实情况。对此，文章主要从工作条件、工作环境、劳动关系等6个方面构建了6个维度16项二级指标的评价体系，运用AHP赋予各指标权重，最终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二、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评价模型

（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前，首先需要明确哪些是就业质量的构成因素。系统地梳理文献后发现，多种主观客观因素都能影响到农民工就业的质量，但这些因素并非都是评价就业质量的构成因素，我们把影响因素中的组织可控的那些因素作为构成因素［16］，比如收入、工作条件等，那些组织不可控的因素如受教育水平、社会资本等不在研究范围内。

除采用国内外已有指标体系的关键要素外［10］［14］［15］［17］，将对新生代农民工访谈中的焦点问题进行提炼整合作为衡量指标纳入指标体系。所构建的评价体系与已有的体系相比较能更全面的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遵循维度完整、指标可度量、相互独立的指标设立原则，将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相结合，构建了囊括工作条件、社会保障、个人感受等6个一级指标以及劳动收入、劳动合同、发展空间、对工作的满意度等16个二级指标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就业质量评价指标的内涵进行了解析（见表1）。

表1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标评价体系

（二）设计就业质量指标评价标准

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进行综合分析，要求每一个评价要素有统一的衡量标准，以便于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在相应要素上的优劣程度进行测量统计，进而得出就业质量的总量值［10］。将表1中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每个评价要素都划分为4个等级，并对划分的各个等级进行说明（见表2），最后分别统计每个评价要素在对应的标准中出现的次数即隶属度，用于模糊评价中。

表2 就业质量评价要素等级标准

续表2

（三）AHP-模糊综合评价方法

传统的评价方法是由专业领域比较权威的多个专家根据以往的工作生活经验分别对评价要素进行独立打分，然后将各指标评分进行简单加权平均得到相应的指标权重，这种评价方法，掺杂浓重的个人主观情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评价过程和结果的客观准确性。为了弥补单一评价方法带来的局限性，本文借助于层次分析法对指标进行预处理，确定权重，再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进行测评。选择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评价的原因主要是，就业是一个综合性的范畴，与其相关的内部环境、外部环境、政策等多重因素指标交叉对就业质量形成影响，整个评价过程符合模糊性特征。此外，就业质量指标因评价区域或行业的迥异也具有不确定性，且每个指标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程度也不十分明确，因此，采用模糊综合分析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进行综合评价是合理而有效的。

1.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主要用来解决多目标决策问题，对目标进行定性分析的同时进行定量分析，克服了使用单一分析的弊端。定量分析为所研究问题提供数据的支持，定性界定目标属性和研究范围，从而客观有效的解决多目标决策问题。它的基本思想是：将错综复杂的问题分解为相互关联的元素并构成一个有序的层级结构，然后两两对比元素的相对重要性，构造若干个判断矩阵，紧接着计算每一个层次各个元素的相对重要权值，进而根据各层次间的总排序计算出所有指标在整个层次模型中的相对权重。

2.模糊综合评价法

模糊综合评价法借助模糊数学的一些概念，将一些边界模糊、不易测量的评价因素定量化［18］。其具体评价步骤［19］如下：

首先选定评价等级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构造评语集V＝｛v1，v2，v3，v4｝＝｛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确定指标集，一级指标可以表示为：A＝｛B1，B2，B3，B4，B5，B6｝，其中 A表示就业质量，B1、B2、B3、B4、B5、B6分别表示工作条件、工作环境、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发展空间、个人感受。二级指标集B1＝｛C11，C12，C13，C14，C15｝，B2＝｛C21，C22，C23｝，B3＝｛C31，C32｝，B4＝｛C41｝，B5＝｛C51｝，B6＝｛C61，C62，C63，C64｝，再逐个对被评价元素进行量化，确定对评语集的隶属度，进而得模糊关系矩阵 RK（k＝1，2，3，4，5，6），其中 rkij，表示 k维度第i指标对评价集Vj的 隶属程度。

式中，m表示第 k维度指标个数，n＝4，j＝1，2，3，4。

比如，第六维度个人感受 B6的 4个指标 C61、C62、C63、C64，每个评价要素 C61、C62、C63、C64对应评语集分别求隶属度，r611表示第六维度第一个评价要素评价为优秀的次数与总评价次数的比值即人职匹配指标被评价为优秀的隶属度。同理，r612第六维度第一个评价要素评价为良好的隶属度，C61的评价结果可以写成向量形式 R61＝（r611，r612，r613，r614），可以将 R61、R62、R63、R64写出矩阵形式，即：

R6为第六维度个人感受的模糊关系矩阵，同样可以得出其他五个维度R1、R2、R3、R4、R5的模糊关系矩阵。接着求各项指标的评价结果，Bk的评价结果为Qk：

这表明，该地区有q1的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觉得第k维度指标是优秀的，有q2的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是良好的，有q3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认为是合格的，其余的认为不合格。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选q1、q2、q3、q4中最大的值来说明该地区第 k维度的整体状况。根据这种计算方式可以求得 Q1、Q2、Q3、Q4、Q5、Q6，最后，利用加权平均型的合成算子将AHP法求得的权向量W与Qk合成，得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向量Q。模糊综合评价的模型为：

该综合评价模型表明，在被测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觉得就业质量优秀、良好、合格的分别占比q′1、q′2、q′3其余的认为不合格，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选 q′1、q′2、q′3、q′4中最大的值来说明该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整体就业质量的优劣。综合评价阶段，如果对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分别赋值为90、75、60、45，组成一个分值向量 S，S＝( 90，75，60，45)T，从而可以计算出该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总体得分T：

同理，可以求出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发展空间、个人感受六个维度对应的分数。

制造业的改造升级、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工程的实施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新生代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力量，他们能不能顺利就业，能不能改善就业质量关系到城市发展的进程。因此，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充分就业、提升其就业质量成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客观要求。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探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现状，并根据评价结果（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提出有针对性的、可行性的提升路径，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统筹城乡发展提供参照。

［1］ 国家统计局.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28＿1349713.html.

［2］ 赵蒙成，李丹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调查研究——苏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案例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11）.

［3］ ILO.Decent work，report of the director general［J］.Geneva，1999（06）.

［4］ SCHROEDER Fredric K.Workplace issues and placement：what is high quality employment？［J］.Work，2007，29（4）：357-358.

［5］ 高伟，张广胜，等.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农民工就业质量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以沈阳市农民工为例［J］.中国集体经济，2012（06）：86-88.

［6］ 谢勇.基于就业主体视角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财贸研究，2009（5）.

［7］ 刘素华.就业质量：概念、内容及其对就业数量的影响［J］.人口与计划生育，2005（7）.

［8］ 李军峰.就业质量的性别比较分析［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3，9（6）.

［9］ RICHARD Anker，LGOR Chernyshev，PHILIPPE Egger，et al.Measuring decent work with statistical indicators［J］.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2003，142（2）：147-177.

［10］ 刘素华.建立我国就业质量量化评价体系的步骤与方法［J］.人口与经济，2005（6）.

［11］ 赖德胜，石丹淅.我国就业质量状况研究：基于问卷数据的分析［J］.中国经济问题，2013，9（5）.

［12］ CLARK，ANDREWE.Your money or your life：changing job quality in OECD countries［J］.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2005，43（3）：377-400.

［13］ 彭国胜.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南省长沙市的实证调查［J］.青年探索，2008（2）.

［14］ 钱芳，陈东有，等.农民工就业质量测算指标体系的构建［J］.江西社会科学，2013（9）.

［15］ 林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测量与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3（1）.

［16］ 汪昕宇，等.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满意度评价及其比较分析——以北京市为例［J］.人口与经济，2016（5）.

［17］ 赖德胜，苏丽锋，等.中国各地区就业质量测算与评价［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11）.

［18］ 陈起雄，丁宗银，等.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的高校高层次人才评价［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19］ 潘琰，毛腾飞.就业质量的组合评价研究［J］.东南学术，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