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与当代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

摘要：作为影响治理参与意愿的重要手段，政治传播塑造着基层治理模式变迁的信息基础。以国家权力在农村的“离场”与“返场”为标志，当代中国农村的治理模式经历了“去行政化”时代的国家主导型治理、“去政治化”时代的社会主导型治理和“再政治化”时代的协作型治理三个阶段。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源于农村政治传播的“变”与“常”：最大变化是在国家之外出现了最终能与国家互动的政治传播主体，即社会自身；没有改变的是，国家依然是农村政治传播的主要参与者。在“变”与“常”的共同作用下，当代中国农村政治传播的演变遵循着一条独特的路径，即从政治宣传到国家主导式传播再到双向互动式传播，这既是推动农村治理模式第一次变迁的动力，又是第二次变迁不能持久和第三次变迁随之而来的原因。农村治理的有效实现，需要国家与社会在解决农村公共问题上的协商与合作。作为中国农村治理的未来模式，协作型治理的巩固和发展，有赖于双向互动式传播的完善。

关键词：政治传播；中国农村；治理模式；政治心理；政治信息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12-0038-07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在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建档立卡贫困村以及原中央苏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灾后恢复重建地区等地的村选派“第一书记”，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抓基层、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指示精神。这成为国家权力回归农村的标志，也成为再次改变当代中国农村治理生态和治理模式的转折点。那么，在经历了“去行政化”和“去政治化”后的当代中国农村，为什么要在治理过程中再次引入国家权力呢？换言之，是什么推动当代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呢？对此，已有的研究主要从制度变革和组织变化两个角度进行解释，但除了制度变革和组织变化之外，政治传播的嬗变也影响着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本文就将以政治传播为切入点，寻找阐释当代中国农村治理模式变迁的新理论。

一、政治传播：塑造治理模式变迁的心理基础

作为公共权力运用的一种特殊方式，治理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① 但在治理推行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在参与治理的意愿、范围和力度等方面都会有差异，由此形成了以下三种不同的治理模式：一是国家主导型治理，即相对于参与治理的社会而言，国家不仅具有较强的参与意愿，而且具有较大的参与范围和较高的参与力度；二是社会主导型治理，即相对于参与治理的社会而言，國家不仅表现出较低的参与意愿而且表现出较小的参与范围和较低的参与力度；三是协作型治理，即无论是在参与意愿还是在参与范围和参与力度方面，国家与社会都势均力敌，且能发挥各自的治理优势。治理模式的变迁，受国家制度、组织结构和政治心理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主要从制度变革和组织变化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例如，在对传统农村治理模式变迁的研究中，杜赞奇、费孝通和吴晗等人主要从“士绅”的角度来解释中国传统农村治理机制的发生和变迁，而黄宗智等人则主要从农村基层治理规则的层面来解释中华帝国农村的“集权的简约治理”。②在对当代农村治理模式变迁的研究中，徐勇、于建嵘和吴毅等人主要从“乡政村治”的制度视角来阐释乡村治理的变迁，而贺雪峰等人则主要挖掘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如“混混”、“富人”、“钉子户”和“村干部”等。③

政治传播为何能够影响治理模式的变迁？这是因为，由人所组成的社会并不仅仅是制度和组织的“摆设”，而是具有较强自主意识和自我偏好的共同体，其存在的大量心理活动不仅影响着制度和组织的有效运转，而且影响着公共权力的运用。政治传播对治理模式变迁的影响，恰恰是通过对政治心理的改变或重塑来实现的。所谓政治传播，是指“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④。从本质上讲，政治传播是政治信息的分配方式，能够影响政治信息在不同群体间的分布，而政治信息的存量则是影响政治心理的重要因素。在特定的政治传播模式下，政府与社会获取政治信息的机会并不完全相同，这必然导致政治信息在政府与社会间的差异化分布，进而会影响政府与社会在治理过程中的行为取向。具体来讲，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将通过其掌握的优势信息资源而获得更多的机会，并在治理过程中表现出更多的自信和更强的参与意识，而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将因信息占有的数量不足和质量不高而丧失很多机会，并在治理过程中表现出较少的自信和较弱的参与意识。政治信息占有的这种非对称性，将难以在政府与社会间产生足够的信任，而缺少信任的双方也难以在治理过程中实现分工与合作，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不屑与其他人合作，而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则不敢与其他人合作。相反，政治信息占有的对称性，则能增加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信任存量，并在治理过程中将这种信任存量转化为分工与协作。因此，政治传播能够通过影响政治信息的分布来改变政府与社会参与治理的意愿，进而影响治理模式的变迁。

政治传播又是如何影响治理模式的变迁的呢？概言之，政治传播的模式与治理模式是对应的，政治传播模式的变迁将影响治理模式的变革。具体来讲，根据政治信息的流动方向，政治传播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国家主导式传播，即政治信息的流动方向主要是从国家到社会，国家虽然在政治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却离不开社会的被动接受；二是双向互动式传播，即政治信息的流动并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保持双向流动，并有赖于国家与社会的积极参与；三是社会主导式传播，即政治信息的流动方向主要是从社会到国家，社会虽然在政治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样也离不开国家的被动接受。政治信息的不同流向将导致信息分布结构的差异化，国家主导的政治传播将形成国家相对于社会的信息优势，社会主导的政治传播将造就社会相对于国家的信息优势，而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则将促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息均势。由上文可知，差异化的信息占有将最终产生差别化的治理模式，国家占优或社会占优的信息结构将最终形成国家主导或社会主导型治理，而国家与社会的信息均势则将产生协作型治理。这是因为，政治信息是“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无形财富和权力的基础”⑤。综上所述，国家主导或社会主导式传播，将会形成国家或社会在政治信息资源占有上的优势，进而形成国家主导或社会主导的治理模式；双向互动式传播，将会形成国家与社会在政治信息占有上的均势，进而形成国家与社会的协作型治理。endprint

二、国家的“离场”与“返场”：当代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

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制度改革和组织变迁的不断深入，当代中国农村也逐渐开启了治理时代，国家不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唯一依靠，社会自身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治理责任和权力。随着治理理念和实践在当代中国农村的推进，诸如家族组织、宗教组织、黑社会组织和农业合作社等社会组织被激活并迅速壮大，但当代中国农村的复杂性、异质性和流动性使社会组织无法独自完成农村的治理责任，这使国家权力在从农村治理场域中“离场”后又再次“返场”。社会的有限发展和国家的离场与返场，共同勾勒出当代中国农村的三种治理模式，即“去行政化”时期的国家主导型治理、“去政治化”时期的社会主导型治理和“再政治化”时期的协作型治理。

一是在以分田到户为基础的“去行政化”阶段，农村问题的治理经历了从管制到国家主导型治理的转变。在改革开放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制度在全国农村推行，并最终使乡政村治体系取代了人民公社制度。对于这一变迁过程，吴毅称之为乡村的“去政治化”，因为相较于人民公社时期高度政治化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分田到户后的乡村回归到了“讲经济效率”的“社会生活”⑥。但贺雪峰不完全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乡村社会依然保有政治性，因为“乡村作为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征税单位和相对独立的公共品供给单位的属性依然被当时的国家所赋予”⑦。笔者则认为，人民公社制度兼具政治性和行政性，在分田到户后被剥离的仅仅是行政性，而被保留的则是政治性，因此将其称为“去行政化”更恰当。一方面，国家权力退守至乡镇，实行村民自治的农村不再是国家行政链条中的正式组成，但国家依然通过税费的形式参与并主导农村公共资源的再分配；另一方面，农村社会被重新激活和组织起来，并从家庭的狭小空间中走出来，成为完成农村公共资源再分配的执行者，但由于缺少完成任务的必要手段，村民自治组织时常需要接受国家权力的“接济”，或寻找“灰色势力”和“黑色势力”的协助。在“去行政化”的过程中，从农村退出的国家虽然放弃了对农村公共资源分配的直接参与，但却借助于村民自治组织间接实现了对资源的分享，并通过偶尔对农户使用强制手段的方式来维持其在农村治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由此而确立的便是国家主导型治理。

二是在以税费改革为基础的“去政治化”阶段，农村的治理模式经历了从国家主导型治理向社会主导型治理的转变。在21世纪初完成的税费改革，使农村地区失去了利益再分配的必要，这引发了当代中国农村的“去政治化”。一方面，农业税的取消使国家失去了参与农村公共资源再分配的资格，农村社会则因其所承担的国家税收职责的消失而不再能假借国家名义来进行农村公共资源的再分配；另一方面，农村社会虽然仍有为村民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职责，但与之配套的却是以受益和自愿为基础的“一事一议”制度，后者因缺少必要的强制性而无法应对“搭便车行为”和“钉子户”，无法有效提供村民所需要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如修路、修水渠、通自来水和通电等。“去政治化”导致了当代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再次变迁。从作为国家基层权力代表的乡镇政府来看，“去政治化”不仅使其失去了继续参与当代中国农村治理的依据，而且使其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困境，这使基层乡镇政府不得不在农村之外寻找可替代的财政收入；从农村自身的角度来看，“去政治化”为农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宽松和更为有利的环境，在改革开放前式微或消失的各种组织（如宗教组织、宗族组织和黑社会组织等）又重新活跃起来，并与原有的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和群众组织等一起成为左右农村治理的重要力量。然而，由于无法获得国家强制力的有效支持，而自身又缺少必要的强制手段，由“去政治化”所形塑的社会主导型治理的效果并不理想，反而让当代中国农村陷入了恶性的组织竞争，无法有效提供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产品或服务。

三是在以“资源进村”为基础的“再政治化”阶段，农村的治理模式经历或正在经历从社会主导型治理到协作型治理的转变。在推行税费改革的同时，国家以“直补到户”和公共服务的形式向农村投入大量资源，这种在最初仅为临时性救助的措施逐渐被扩展和充实，并成为当代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农村的国家资源分为以下三类：一是由“制度进村”所带来的各种福利，如粮食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低保”、“新农合”、“新农保”等各种补贴，以及修路、通水、通电、通网络、办学校、提供法律咨询和传统文化保护等各种公共服务；二是由“组织进村”所带来的权力，如网格员、大学生村官、“第一书记”、享受乡镇副科级经济待遇的村干部等；三是由“理论进村”所带来的思想，如湖北省委讲师团在17个“理论热点面对面”示范点开展的理论宣讲活动。由此，被税费改革所弱化的国家开始以资源提供者的身份回归农村，并随着这种身份的强化而重新嵌入当代中国农村的治理实践中。对治理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同时强调，以及业已成长的农村社会组织，都使国家与社会在农村治理中的再次合作兼具必要性和可能性。在這种全新的治理模式中，治理的主体是国家与社会的联合体，治理的方式是协商、妥协与合作，治理的目标是获取合法性和有效性，治理的原则是平等参与，这就是所谓的协作型治理。

三、政治传播的“变”与“常”：当代中国农村治理模式变迁的原因

如前文所述，国家权力在农村治理场域的离场和返场，标志着当代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三次变迁。那么，在经历诸多变革的当代中国农村，为什么要从国家主导型治理转向社会主导型治理，又为什么要从社会主导型治理转向协作型治理呢？换言之，在1978年之后离开农村的国家权力，为什么在当下又要重返农村呢？诚然，制度体系的变革和组织体系的变迁是最直接的原因，但中国农村政治传播的“变”与“常”，却是引发农村治理模式变迁的更深层原因。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收音机、电视、手机和电脑等电子媒介在中国农村的逐渐普及，增强了社会自身在农村政治传播过程中的主动性，使政府不再是农村政治信息的唯一提供者，这就是农村政治传播中的“变”；但是，在政治传播中不断增强能动性的社会，还无法将政府从农村政治传播的过程中驱离，政府依然是农村政治信息的重要提供者，这就是农村政治传播中的“常”。在“变”与“常”的共同作用下，当代中国农村政治传播的演变遵循着一条独特的路径，即从政治宣传到国家主导式传播再到双向互动式传播，这既是推动农村治理模式第一次变迁的动力，又是第二次变迁不能持久和第三次变迁随之而来的原因。endprint

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农村政治传播实现了从政治宣传向国家主导式传播的转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从传播媒介的角度来看，由市场经济带来的书籍、报刊、收音机和电视等大众传媒，开始在农村出现并逐步占据重要地位，“传统社会组织的政治教育功能渐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大众传媒无与伦比的社会穿透力”⑧。例如，谭华在2007年的调研中就发现，当时农村的电视机入户率已高达95%以上，有线广播已经沦为“摆设”，92.2%的农民从未主动购买或接触过任何报刊杂志，0.7%的家庭拥有电脑。⑨ 大众媒介在农村的迅速普及，虽然有利于打破组织化媒介对农村话语权的垄断，但却无法改变组织化媒介在农村政治传播中的主导地位。（2）从传播信息的角度来看，在农村流动的诸多信息遵循着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体现“国家意志”的信息主要遵循以建立和维护某种秩序为目的的“政治逻辑”，而满足“社会需求”的信息则主要遵循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资本逻辑”。⑩ 在两种不同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在农村流动的信息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其中，那些反映“社会需求”、遵循“资本逻辑”的信息借助于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的普及，开始在农村出现并逐渐被村民所接受，而体现“国家意志”、遵循“政治逻辑”的信息虽不再是村民唯一和经常性的信息来源，但却仍占有主导地位。（3）从传播方向的角度来看，与政治宣传中信息传递的单向性不同，政治传播在此阶段同时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信息传播方向，但自上而下的传播借助于政府在组织媒介和大众媒介中的影响力而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从21世纪初至今，农村政治传播实现或正在实现从国家主导式传播到双向互动式传播的转变。一方面，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电脑和智能手机等互动式电子媒介在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农村得到了迅速普及，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传播提供了媒介基础。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的资料，2013年和2014年中国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计算机的数量分别为20台和23.5台，拥有移动电话的数量分别为199.5部和215部，这使农村的大众媒介形成了以电脑、智能手机和电视为主的媒介格局。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曾讲过，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而电子媒介的出现则完成了“人类意识的延伸”。 当今中国农村的社会成员正是借助于日益普及的电子媒介，不再仅以信息接受者的身份被动参与政治传播，而且也以信息提供者的身份主动参与政治传播，社会第一次在信息获取和信息传递上获得了与国家对等的机会和条件。 另一方面，电子媒介上所传递的信息，在经历最初的野蛮化生长后出现了诸多乱象，这为增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传播提供了现实需求。为此，中国政府开始增强对政治传播的管理，不仅疏通和强化了以党政组织为主的组织化媒介，而且规范了以电脑和手机为主的大众媒介，使政治传播的信息在满足社会成员需求的同时，符合国家相关法律的要求。例如，习近平2016年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建立良好的网络生态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积极发挥网络在引导舆论、反映民意上的作用，并指出新时期加强网络安全应从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全天候全方位感知网络安全态势、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等方面入手。 作为对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电脑、智能手机等电子媒介挑战的回应，国家对电子媒介的重视和规范，本质上是国家与社会在政治传播领域的一种互动与合作，这在推进网络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能促进国家与社会在信息占有上的互动与平衡。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政治传播的“变”与“常”，推动了中国农村治理的三次变迁。一方面，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政治传播的最大变化是，在政府之外出现了最终能与政府互动的政治传播主体，即社会自身。借助于电子媒介的发展和分散灵活的自身特点，作为政治传播主体的社会打破了政府对农村政治传播的垄断，并使政治信息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布逐渐对称，而存在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政治互信也随之增加。政治互信是政治主体展开分工与合作的基础，其存量与分工合作的程度成正比，即政治互信的存量越高，分工与合作的程度就越高，而政治互信的存量越低，分工与合作的程度就越低。在政治互信的存量由低到高的演变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在农村治理中的分工与合作也逐渐增强，这推动并实现了农村治理由管制向国家主导型治理、由社会主导型治理到协作型治理的两次转变。另一方面，与1978年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农村政治传播所没有改变的是，政府依然是农村政治传播的主要参与者。与作为政治传播主体的社会相比，政府并不具有进行全覆盖和全时段政治传播的资源，但政府在每次传播中所提供的信息量都比較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其自身的相对不足。政府作为农村政治传播主体的现实意味着，政治信息在政府与社会间的分布并不会出现社会占优的情况，社会在农村所能获得的政治信任也不可能超越政府。正因为社会缺少压倒性的政治信任，中国农村的治理才不可能出现社会主导型治理，即便不顾政治现实而强制推行，社会主导型治理也不可能在中国农村长期存在。因此，中国农村在“去政治化”中所确立的社会主导型治理，并没有给中国农村带来稳定和繁荣，在确立不久就不得不在农村“再政治化”过程中走向协作型治理。

四、双向互动传播的完善：当代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巩固

对于当代中国农村的治理而言，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平等合作、协同治理和良性互动将是未来发展的趋势。这既需要保证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又需要充分发挥社会本身的自治功能，以形成“强国家—强社会”的治理格局，即协作型治理。协作型治理在当代中国农村的巩固和发展，除了需要相应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之外，还需要与之相适的政治传播模式（即双向互动传播），且相较于前两者而言，后者对当代中国农村治理的影响可能更大，有助于形塑农村地区协作型治理的心理基础。因此，对于农村的协作型治理而言，完善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是一条重要路径，可以从政治传播的媒介、政治传播的信息和政治传播的方向等三个方面入手。endprint

首先，完善当代中国农村政治传播的媒介。对于大部分农村地区而言，现有的媒介体系有助于双向互动传播的建立，但不足以支撑其长远和持续的发展，媒介体系的完善应着眼于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平台，打通基层政治传播的“最后一公里”，其主要措施包括组织媒介的强化、大众媒介的普及和意见领袖的培养。

（1）组织媒介的强化。利用政党或基层政府组织进行信息沟通，是农村最基本、最直接的政治传播方式，但对农业生产的强调削弱了基层党政组织推进政治传播的兴趣和活力。以恩施市三岔乡三岔口社区为例，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社区虽然建立了由8名村干部和3名老党员组成的“百姓宣讲团”，但8名村干部都要忙于其他工作，并不能进行经常性的信息传播，而3名老党员则因年龄太大（70岁以上）、居住地太集中、身体不好等原因，不能进行大范圍的信息传播。同时，作为湖北省“理论热点面对面”示范点，湖北省委讲师团每年都会不定期向社区派出“专家宣讲团”，但只能为基层群众进行短期的政策宣讲。此外，在“百姓宣讲团”和“专家宣讲团”进行的政治传播中，信息流通大多是单向的，社区群众的意见虽然偶尔能被反映，但大多时候未能被及时、有效地传递，这不仅导致了组织化媒介资源的浪费，也阻碍了农村基层政治传播的实现。因此，组织媒介的强化在于重新激活农村的“神经末梢”，铺设政府信息和群众信息通行的组织化“信息公路”。

（2）大众媒介的普及。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由互联网所引发的传媒革命，这场革命的影响也开始波及广大农村，并重塑了农村地区的大众传媒格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电脑和智能手机成为除电视之外的第二大传媒，并成为一种时髦的信息传递手段和社会组织方式，“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传播格局或传播手段，它更是一种新社会组织与结构方式，是构造整个社会的操作系统”。正因如此，推动基层互联网的建设一直是农村政治传播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扶贫办于2016年10月联合下发了《网络扶贫行动计划》，并于同年11月29日联合其他部委召开了全国网络扶贫工作现场推进会，提出要在农村贫困地区建立网络扶贫信息服务体系，并将其纳入国家精准扶贫计划体系。然而，网络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的完善，并不意味着网络政治传播的自动实现。相反，网络政治传播在农村地区的实现，还有赖于基层网络信息通道的建设和完善，例如，建立以村民为基本单位的QQ群、微博、微信公众号和APP等网上平台，以实现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网上交流。

（3）意见领袖的培养。在当代中国的农村地区，组织媒介的存量不足与大众媒介的成本较高，意味着并非所有的村民都能进入政治传播的网络中，而弥补这一缺陷的方法只能在党政组织和大众媒介之外寻找，其中最理想的就是培育农村中的意见领袖。所谓意见领袖，主要是指“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其在政治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作用，信息经由他们传递给其他受众，并由此形成信息的“两级传播”。 在当代中国的农村地区，意见领袖主要从有文化、有技术和有威望的人群中产生，如农村中的教师、电工、医生、民间艺人、年长者和富人等，他们不仅能从组织媒介或者大众媒介中捕捉到信息，并以村民信服的方式向村民传递，而且能将村民的意见或意愿以恰当的方式反映给乡村干部。农村日益加剧的空心化和老龄化要求，意见领袖的培育应考虑地域分布、年龄结构和驻村时间等因素。其中，意见领袖在地域上的合理分布可以避免地理位置相近家庭对媒介资源的浪费，意见领袖在年龄结构上的合理分布可以增强政治传播的活力，意见领袖在驻村时间上的保证则可以保障政治传播的长效。

其次，优化农村地区政治传播的信息。在当代中国的农村地区，政治传播的信息在总量和结构上都存在缺陷，前者体现为政治信息相对于经济信息、社会信息和文化信息的数量不足，后者则体现为政治信息在地域上的差别化分布和社会服务类信息与政治引领类信息的比例失调。因此，政治传播信息的优化既要提高政治信息的总量，也要优化政治信息的地域分布和结构分布。

（1）提高政治信息的总量。在当代中国的农村地区，政治信息在所供给的信息总量中占比是有限的，且有限的政治信息要与经济信息、社会信息和文化信息等展开竞争，但面对后三种信息在数量上的优势，政治信息在竞争过程中往往失败，成为村民随时可以舍弃或者替代的对象。因此，提高政治信息的竞争力首先要增加政治信息的供给总量，尤其是增加与农村居民生产和生活相关的信息，例如，“三农”政策、精准扶贫信息、民主选举信息、政务公开信息、财务公开信息等，而且这些信息的供给应保持连续性，不能随意中断或推延。

（2）推进政治信息在地域分布上的均等化。在当代中国的大多数农村地区，政治信息在空间上的分布往往呈现出“差序格局”，即以各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为原点，政治信息的存量由内到外依次降低，直至村庄的边缘消失，这导致了政治信息在地域分布上同时存在相对不足和相对过剩问题。要推进政治信息在地域分布上的合理化，就必须将更多的政治信息资源投入到村庄的边缘。那些居住在村庄边缘的居民因为较差的经济条件和文化基础而无法获得或传递政治信息，其结果是其对村干部缺少信任，在面对矛盾或纠纷时往往采取诸如上访或暴力等过激行为。因此，关注村庄边缘群体对政治信息的需求，促进政治信息在地域分布上的均等化，应成为未来中国农村政治传播的重要议题。

（3）合理分配社会服务类信息和政治引领类信息的比例。在当代中国的农村地区，被供给的政治信息大多是社会服务类信息，如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社会保障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和安全生产政策等，缺少诸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和“四个全面”等政治引领类信息。例如，在恩施市三岔乡的12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中，仅有三岔口社区和莲花池村在政治传播过程中引入了政治引领类信息，但这种引入是在省级或市级主管部门的干预下才实现的，前者是湖北省委讲师团确立的17个“理论热点面对面”示范点之一，后者则是恩施市确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点。在缺少外部力量干预的其他11个行政村，政治传播过程中的信息主要是社会服务类信息，例如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政策、精准扶贫惠民政策、精准扶贫“雨露计划”、农村低保政策、城乡医疗救助政策、临时救助政策和农村消防安全政策等等。这样的政治信息结构造成了农村的认同错位，作出巨大贡献的党和政府并没有得到村民的高度认同，而没有或很少作出贡献的其他团体则受到村民的赞扬。其原因正是源于社会服务类信息和政治引领类信息的比例严重失调，以致村民只关注自己的利益，而漠视谁给自己带来了利益。endprint

最后，强化农村地区政治传播的互动。在对农村地区的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村干部与村民在政治传播过程中表现出两种极端，要么是没有交流与互动，要么就是激烈冲突，两种现象反映了农村地区的政治传播缺少有效互动。理想的政治传播应经过发表意见、问题聚焦、协商讨论和形成共识等几个阶段，但现实的政治传播则往往会从发表意见迅速演变为争吵或上访。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源于政治传播的双方缺少足够的政治信任，而政治信任是支持彼此展开持续对话与合作的基础。“它引导人们在其社区发挥积极作用、端正行事及合作妥协。那些信任别人的人不会轻易拒绝他们不同意的意见。当他们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时，他们愿意倾听另一方的意见”。政治信任在农村政治传播中的存量不足，恰恰源于政治传播过程中交流与互动的缺失，没有交集的政治传播将不会产生接受者信任的传播者，村干部将村民的诉求视为无理取闹，而村民则将村干部的解释视为拖延推诿。因此，对于农村地区的政治传播而言，除了完善政治传播的媒介体系和信息结构外，最重要的是让村干部和村民持续展开对话，并在对话中生成足以支撑继续进行对话的信任存量。

结语

治理方式的变迁应以政治传播方式的改变为前提和基础。在影响当代中国农村治理方式变迁的三种因素中，治理制度的完善是为了解决“怎样治理”的问题，治理组织的完备是为了解决“谁来治理”的问题，而政治传播的变迁则是为了解决“治理意愿”的问题，缺少治理意愿的制度和组织都将难以为继。从当代中国农村的治理发展来看，以国家与社会的分工与合作为主要特征的协作型治理将是其未来的主要模式，而为其提供治理意愿的则是双向互动式传播。双向互动式传播的建立和完善，虽然并不能有效解决农村治理过程中的所有矛盾，但却能让解决所有矛盾的方式得到普遍认同。因此，对于当代中国农村政治传播的未来发展，媒介体系的完善和信息结构的优化仅仅是基础和前提，最重要的是要形成通过对话来解决矛盾的传统。

注释：

① 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9页。

② 参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费孝通、吴晗：《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2006年版；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

③ 参见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与运作》，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于建嵘：《岳村政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④ 荆学民、苏颖：《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⑤[美]E·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页。

⑥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页。

⑦ 贺雪峰：《乡村的去政治化及其后果——关于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个初步讨论》，《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⑧ 谢岳：《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

⑨ 谭华：《大众传媒在民族地区农村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学术论坛》2007年第12期。

⑩ 张燚：《宣传与政党领导的合法性建构——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页。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页。

李社亮：《从无序到有序：新媒体时代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态势和正确引导》，《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4月26日，第2版。

2016年11月23日，喻国明教授在汕头大学新闻学院举办的题为“‘互联网+时代的传媒转型”的讲座中提出了这一观点。

Paul F. Lazarsfeld， The Peoples Choice： 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8， p.151.

[美]馬克·E·沃伦：《民主与信任》，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