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金宇澄小说《繁花》中的人物悲剧意义

⊙汪如媛［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000］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繁花》由上海本土作家金宇澄先生所写，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这三十多年间上海市以及上海市民发生的深刻转变，塑造了一群形态各异的上海人物形象。

《繁花》作为一部悲剧创作是毋庸置疑的，金宇澄以说书人一般的淡漠语气将一个个人世间的生离死别不动声色地娓娓道来，展示了一幅上海的悲剧群像，文中的所有角色尽是悲剧收尾，无人幸免，所呈现出的似乎是对上海情怀的眷念以及对当下物质主义的批判，但金宇澄却不仅仅局限于此。

一、悲剧群像

金宇澄以寡淡至无物的笔触娓娓道来，以上帝视角俯瞰着上海一众痴男怨女，看着他们以为能够抓住自己的命运，手握的却是一把烂稻草。如书中小毛所说：“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

《繁花》无疑是悲剧性的故事，从金宇澄的人物故事情节可以显而易见：梅瑞机关算尽，却被姆妈和小开背叛，注定落入囹圄；汪小姐千方百计与徐总露水姻缘，以为总算怀得贵胎，可惜“贵胎”终究还是鬼胎；蓓蒂——阿宝的此生最爱变成了黄浦江里的一条鱼，此后阿宝的一生似乎都失去了抓紧爱人的勇气；陶陶为了娶小琴，好不容易和芳妹离了婚，却不想小琴意外坠楼，留下一本解构了爱情的日记；沪生辗转多年，与发妻离了婚，最终还是孑然一人；李李看破一切，放下惨烈的过去和光鲜的现在，出家为尼。

其中，这幅悲剧画的中心，无疑以小毛为首。书中以小毛、沪生、阿宝三人为主线，牵扯出一段段支离破碎的上海情事，若将书中人物分为三六九等，无疑，沪生与阿宝应该算在“上只角”，与他们比较，小毛来自工人阶级，家住沪西大自鸣钟草鞋浜，在上海这座现代化大都市中是隶属“下只角”的底层人民，三餐喝薄粥，视一块钱为“巨款”，为生计奔波操劳。小毛一生悲剧伊始于和银凤的不伦情事，但在这段不堪情事的背后，是师傅的猎奇情爱教育的影响，师傅教小毛熟悉女人的胴体，教小毛看女人洗澡，并告诉小毛这并不是令人羞耻的，反而该因窥探过女人洗澡感到骄傲。在此金宇澄或许埋下了日后小毛、银凤的私情被爷叔窥探的伏笔。小毛一生的悲哀在此进行第一次转折，银凤迫于爷叔的淫威选择与小毛分手，小毛并不了解银凤的委屈，甚至愤而与阿宝、沪生决裂，选择听从母亲的安排，离开家，与只见过一次面的春香结为连理。

与春香的结合是一场美妙的意外，这段日子在小毛一生尘土般灰暗的日子里闪出了耀眼光芒。可贯穿书中那来自命运的恶魔之手再次扼住了小毛的咽喉，春香因病去世，小毛再次陷入了悲剧的深渊，直至故事结尾，小毛因病去世，为《繁花》一书画上了句号。

小毛的悲剧几乎是命运性的，妻子早逝，自己罹癌，一生漂泊无依无靠。但在命运悲剧的表象背后，金宇澄揭示的是上海底层人民在社会大背景下的艰难困苦。小毛没有受过教育，受师傅与亲友的影响撺掇，欲望挣脱了躯壳，爱上银凤，最后被住在隔壁的龌龊爷叔抓住了把柄，害惨了银凤，乃至与银凤分手，与沪生、阿宝决裂。而小毛母亲一手主持的包办婚姻更是封建社会的遗留物，可以从《繁花》一书中看出，上海的底层人民在其时依然保留着旧时封建思维，小毛与银凤得不到救赎，各自走上人生的绝境。

二、悲剧原因

而想要深度分析造成这场悲剧的原因，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全书被分为20世纪60年代与90年代的双线叙事，在不同年代造成悲剧的原因自然是不同的，也应当予以不同的审视。

60年代伊始，小毛、阿宝和沪生尚且年幼，整日忧愁的无非是学业与零用钱等琐碎小事，但“文革”无疑打破了这片平静祥和，尤其对于阿宝和沪生这类资产阶级干部家庭来说。阿宝和沪生被抄家，优渥的生活不再，亲情也被支离破碎，甚至阿宝和沪生迫于现实也无力追求梦想的爱情。最惨痛的无疑是蓓蒂之死，书中将蓓蒂与阿婆的死童话化，“蓓蒂与阿婆变成鱼，被猫叼走了”，无非是对死亡的童话般粉饰，以神话般的写法淡化了死亡带来的阴森气息。如果说60年代的悲剧是社会带来、无可奈何的悲剧，那么90年代饭局上觥筹交错间的刀光剑影，只能被归类于人物自身的性格悲剧。

90年代的上海已经彻底摆脱了曾经的创伤与不安，这个瞬息万变的十里洋场周身散发出国家化大都市的气息。同是物欲横流、纸醉金迷，与张爱玲、王安忆、郭敬明笔下的大上海不同，金宇澄的上海依旧是那一拨人，沪生、小毛与阿宝，领着他们美艳的女伴穿梭于一场又一场的饭局中，从“至真园”到“夜东京”，格局不大，但方寸之地却刻画出一位位在市场经济时代，由过度物质崇拜造成的悲剧人物形象。

以书中的梅瑞为例，梅瑞一开始以沪生的前女友形象出现，在沪生的回忆中道出了二人的分手原因——梅瑞看上了沪生那风流倜傥的朋友宝总，可惜宝总并不将梅瑞放在心上，梅瑞那不为人知的小心思便落了空，其后嫁了有房的北四川路男人，又与已有家室的康总暧昧不清。随后梅瑞将其家事向康总娓娓道来，引出了她那放荡不羁的母亲与母亲的姘头——小开，并为后来梅瑞与小开之间的龌龊事和梅瑞一生的祸事埋下了伏笔。

显而易见，《繁花》中的梅瑞是将某个女性群体极端化描写的代表，梅瑞貌美且多情，但是富有心机又极其贪婪，这种女性悲剧来源于人物自身的性格缺陷与不合理的现实追求。这种悲剧虽然也带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因子，但人物性格的走向与发展，决定了其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值得注意的是，金宇澄将这类女性的 “性格悲剧”安置在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背景下，人性深处的贪婪、对情欲和物欲的无底线追求，成为她们悲剧命运的主因。

金宇澄对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塑造是以当下物质崇拜的社会为背景的，通过人际关系以及情感纠葛引出她们的性格特质并加以一定的神话描写，以汪小姐的“魔胎”为代表。女性对爱欲和物欲的追求，不仅仅是围绕个体命运展开，而是她们利用自己的青春美貌在其依附的男性个体层面，获取更大的现实利益。与梅瑞和汪小姐类似的，还有小琴等女性人物，她们个个费尽心机，最终无一善终。《繁花》的此类女性刻画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上海都市图景——“熙熙攘攘皆为利往”。基于性格深处的自私和贪婪，所导致的必然是她们对物欲和情欲的追求。失去内心操守，灵魂开始腐败，是这类人物走向个体毁灭不可忽略的内在因素。

三、写作意图

金宇澄说自己在创作《繁花》时，以“苏州说书先生”的方式放弃了“心理层面的幽冥”，“企图绕开1949年后的普通话语境，连接民初‘鸳鸯蝴蝶派’一脉言情小说种种叙事样式”，同时规避“译文气息的跟从”。尽管金宇澄试图站在上帝的视角，尽量地避免主观观点的介入，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作者的观念不可能从文本中隔绝，在《繁花》中也不例外。这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或有原型，或有艺术加工，可是再独立的人物角色，最终都是由写作者从角色背后进行声音的表达，也就是说，每个人物背后，我们都能遇到作者。于是，一个鲜明的共性可以浮现出来——对人生的悲剧意识。正如金宇澄自己说的，“讲得有荤有素，其实是悲的”。

金宇澄内心的这种人生悲剧意识在文中借许多人物之口说出，如“小琴说，我以前一直认为，人等于是一棵树，以后晓得，其实，人只是一片树叶子，到了秋天，就落下来了，一般就寻不到了，每一次我心里不开心，想一想乡下过年，想想上海朋友的聚会，就开心一点，因为眼睛一霎，大家总要散的，树叶，总是要落下来”。这些悲的人生观即是作者话语通过人物角色之口说出来的。这种悲不是人生巨大起伏的不幸遭遇，也不是捶胸顿足的控诉不公，而是顺其自然、必将降临的悲凉，一种“向死而生”的悲观意识笼罩了《繁花》，乃至金宇澄笔下所有文字。

这也能够从作者的生命历程中找到蛛丝马迹。金宇澄一生浮沉，家父因潘杨案而受牵连。经历过荣极，也经历过衰极，这种“繁花落尽”的悲凉感从自己的人生境遇中抒发，诠释了金宇澄的悲剧美学。

金宇澄在《繁花》中塑造的一个个鲜活的上海市民形象，也正是一个个他结合自己在上海多年的生活经验和所见、所闻、所感的综合体，在这样一些半是真实半是虚拟的人物形象身上，既寄托了金宇澄一生推崇和憧憬的叔本华式的悲剧美学，也表达了他对上海这个既充满希望又充满绝望，既温柔缱绻又纸醉金迷的矛盾体的怀念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