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晖:闯入西方乐坛的华裔指挥家

2018-01-27 19:41邢大军
北广人物 2017年33期
关键词:东方人指挥家乐坛

上世纪60年代,一批亚洲指挥家崭露头角,出现在世界乐坛。其中朱晖是绕不开的名字,他与祖宾·梅塔、小泽征尔并称“亚裔三杰”,但他在盛名之下异常低调,所以大师光环多了几分朴实和含蓄。

日前,记者走进天津交响乐团排练厅。指挥台上朱晖的背影,一点儿不像八十多岁的人。他带着温和的笑意上场,手臂有力地挥舞,富于力度又精确潇洒。在休息室,这位八旬老人谈起音乐,仍充满激情和活力。

他触摸到了音乐的灵魂

上世纪60年代,一批亚洲指挥家崭露头角,出现在世界乐坛。其中朱晖是绕不开的名字,他与祖宾·梅塔、小泽征尔并称“亚裔三杰”,但他在盛名之下异常低调,所以大师光环多了几分朴实和含蓄。

朱晖出生在一个沉浸于东方伦理的华人家庭,对东方优良传统价值观刻骨铭心。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使他树立了音乐理想,养成了勤奋、好学、谦虚、敢于拼搏的性格。他又吸收古今中外的哲学、社会科学、文学、历史等知识,融汇到音乐中,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指挥风格。当被问及为何如此低调时,朱晖说自己一向是实干派,实力够了,名气会随之而来。1955年,他毕业于英国伦敦皇家音乐学院,曾赢得该院两项指挥大奖。之后游历世界各地,声名远播欧、美、亚乐坛。1979年,他应新加坡政府之邀创建新加坡交响乐团,任音乐总监。经过他多年辛勤培育和苦心经营,新加坡交响乐团终于成长为亚洲一流、享誉世界的杰出乐团。曾有伦敦媒体对他的指挥艺术评论说:“他触摸到了音乐的灵魂。”

朱晖的普通话带着些许福建口音,说到专业词汇时会穿插些英文。这得益于在英国读书时,父亲要求他每周用中文写一封信回家,坚持下来,中文丝毫没有退步。朱晖的妻子叫阿历珊达,是希腊一所大学的考古学家。对于妻子,朱晖充满感激,直言“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人”。现在演出之余,这对恩爱夫妻有时会到英国看看孙子,有时在雅典乡下家中欣赏爱琴海,享受夏日暖阳,过着神仙眷侣的日子。“妻子一直让我把人生经历写成书,但这些事对我而言好像上辈子的事。你们愿意听,我也乐于分享,但不会主动说。如果人生重新来过,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仍会选择生在这样的家庭,无怨无悔地投入指挥事业。”

生活并非享受而是奋斗

对于自己的音乐生涯,朱晖说:“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巨港,祖籍广东省澄海县。我的父母都是中学教员,一个教英文,一个教中文。母亲弹得一手好钢琴,父亲对外国古典音乐、中国民间音乐都有相当修养。每当播放外国古典音乐时,他会利用中外历史知识为我作讲解。他以中国古典诗词对照外国古典音乐,肖邦作品中凄婉浪漫的情感,很像李后主的‘亡国之音哀以思,都有一种生死之恋、国破家亡的伤感;莫扎特作品描写大自然的雄伟气势,很像李白的山水诗;舒伯特作品中流露的感情常有陶渊明作品中追求的‘采菊东篱下那种悠然自得。这些话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五六岁时,妈妈带我到朋友家欣赏家庭三重奏音乐会。回家后,我从椰树叶做的扫把上抽出几根棍当小提琴,模仿大人拉琴的姿势,边拉边唱。妈妈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不久,父亲从新加坡出差回来,给我带回一把儿童小提琴。当时巨港很难找到提琴教师,父亲买来一本自学小提琴的英文书,按照书本指导我。

“为了测验我的听觉,父亲别出心裁,将我的眼睛蒙住,让我听汽车喇叭的声音来辨别汽车行驶的路线。为了鼓励我,父亲还在房间里挂了六位伟大音乐家的相片,加深我对音乐大师们的敬仰。11岁时,家人把我送到新加坡读华侨中学。16岁时,我通过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海外学生评鉴,获得第八级(最高级)文凭。父母又节衣缩食送我去英国学习。我深知父母付出的艰辛,所以给自己立下人生座右铭——生活并非享受,而是奋斗。”

环境恶劣更要作出成绩

28岁时,朱晖就指挥过英国、比利时、法国、丹麦、西班牙、挪威、瑞士、德国等欧洲一流的管弦乐团。

谈及当年,朱晖说:“1957年,27岁的我去了比利时,一面在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深造,一面寻找机会。1958年,比利时国家交响乐团同意让我指挥。我邀请比利时最权威的经纪人格里尔出席我首次登台指挥的音乐会。因为只有得到他的认可,我才有可能在欧洲站稳脚。但格里尔脾气古怪,而且对指挥家要求严格,甚至苛刻。明白我的来意后,他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说:“指挥是很艰难的职业,对东方人来说更是如此。”我说:“格里尔先生,东方人创造的奇迹并不少。”在我的再三恳求下,他答应观看我的首场演出。

演出开始时,作品的第一部分演奏完,在听众热烈的掌声中,格里尔径直朝舞台走来,高兴地和我握手,说下半场他还想听。演出结束后他找到我:“很抱歉,今年的任务排满了,明年一定给你安排。你完全有资格得到这个荣誉。”几天后,格里尔又找到我,告诉我比利时国家管弦乐队的西班牙指挥家阿陶尔福·阿根塔突然去世,问我敢不敢代替他。这是难得的机会,但我面临重重困难,一是离排练演出只有三天了;二是节目单上有三分之一节目于我比较生疏。我跟格里尔商量,建议换一些节目,因原来的指挥家是西班牙人,当然会以西班牙乐曲为主。格里尔同意了,他把我新换的节目单给对方看,对方欣然应允。格里尔又问我要多少报酬,我写信征求父母的意见。父亲回信说:“士为知己者用。切不可收入家分文,要竭尽所能执行任务。”我不折不扣地遵照父命回复了格里尔。演奏会的巨大成功,使我被聘为1959年3月至1960年3月的比利时国家管弦乐队的指挥,成为当时欧洲各国国家乐队中最年轻的指挥。

环境愈恶劣,想作出成绩的欲望就愈强。我父亲告诉我,如果欧洲人能做好,那么我要做得更好,這样才不会被别人瞧不起。我跑遍了欧洲各地的名山大川,了解当地民风。每个国家的音乐都融入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西班牙音乐热情奔放,法国音乐浪漫多情,德国音乐坚毅刚强。在指挥不同国家的音乐时,总能感觉到自己的血液与音乐融为一体,或奔放,或浪漫,或狂野。东方人完全可以探索西方音乐的奥秘,可以更客观地对待西方各民族的音乐。好的音乐根本没有国界和古今中外之分,任何旋律只要能够陶冶性情,使人达到和平安详的境界,就是至高无上的音乐。

我不赞成把交响乐说成“外来音乐”。交响乐不应是西方国家专有,东方人不应甘心输给西方。东方人完全可以探索交响乐的奥妙,而且可以超脱西方的一些偏见,更客观地对待欧洲几个民族的音乐,加以吸收、改造并有所创新。只要培养得法,东方有的是人才。在音乐方面,不能提倡一样,否定一样,不应该仿古。中国的民族音乐和乐器值得发展,但也要有创新,不能因强调传统而停滞不前,否则会使音乐窒息。 邢大军据《天津日报》整理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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